知识分子受虐心态的艺术表现——解读彭燕郊的诗《爱》

知识分子受虐心态的艺术表现
——解读彭燕郊的诗《爱》
王福湘
爱
爱是人生理想的实体。
——摘自手记
爱是这样的，是比憎还要锐利的，
以锐利的剑锋，刀刀见血地镂刻着，
雕凿着，为了想要完成一个最完美的形象
爱者的利刃是残酷的。
激荡的漩流，不安宁的浪涛，
比呼救的信号灯还要焦急，深情的双眼闪烁着，
找寻那堤坝的缺口，急于进行一次爆炸式的溃决，
爱者，用洪水淹没我吧，我要尝尝没顶的极乐！
去，站到吹刮着狂飚的旷野上去，
站到倾泻而下的哗哗大雨里面去，
爱者，狠起心不顾一切地冲刷我，
更加，更加猛烈地摇撼我，让我感动幸福！
而且执拗地纠缠我，盘曲的蛇一样
紧紧地，狂野地抓牢我，
以冲击一只小船的滔天巨浪的威力，
以那比大海还要粗暴的威力，震动我！
不是心灵休息的地方，不是的。
爱者呵，从你这里，我所取得的不止是鼓舞和抚慰；
这里，往往少一点平静，多一点骚乱，
爱者，你的铁手的抚摸是使人战慄的。
心灵撞击心灵，于是火花迸射，
随着热泪而来的，是沉痛的倾诉。
爱是这样地在揪心的痛苦里行进的，
在那里，在爱者的伴随着长叹的鞭挞里。
安宁吗？平静吗？不！池塘有一泓碧水
澄清地照出一天灿烂的云霞。
但那只是云霞，云霞的绚丽，云霞的瑰奇，
而澄清的池塘失去了它自己。
而沐着阳光的晶莹的心灵
却以其结晶体的多棱角的闪动，
以千万道颤抖的光芒的跳跃，迎接着光和热，
爱者心辉的交映就应该是这样的。
多么苛刻，多么严峻而且固执，
只想成为彼此理想的体现，爱者和被爱者
是以如此迫不及待的心情
奔向对方，去为自己的理想找寻见证的。
而他们也都终于看到了并且得到了
捧在彼此手上的那个血淋淋的生命，
那突突地跳着的，暖烘烘的理想
赫然在目，这生和死都无法限量的爱的实体！
一九四八年春，桂林红庙狱中
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奇诗。诗中所写的是一种怎样奇特的“爱”啊！古今中外，可曾有过像这样写“爱”的诗么？至少在国内公开的出版物上是非常罕见的。品味这样的诗，不仅能获得一种特殊的阅读快感，而且会产生索解其深层意蕴的渴望和思考的乐趣。事实上，近年来它已经受到现代新诗的读者和评论者的关注。
这首诗是著名七月派诗人彭燕郊1948年春在桂林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时秘密写成的。当时诗人在狱中写下了一组诗：《给早霞》、《人》、《尤加利树》、《爱》，抒发自己作为革命者的人格力量和人生理想。他把这次牢狱之灾看作对个体生命的严峻考验，诗中充满着无比庄严崇高的自豪感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也饱含着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信念。被囚的处境和对现代诗艺的追求，使这一组诗多采用隐喻的手法，而《爱》则是其中最富艺术魅力又较难真正读懂的一首。湖南《三湘都市报》的编者兼研究中国新诗史的年轻学者龚旭东先生在《彭燕郊诗选英译本题记》里高度评价了这组狱中诗的重要价值，说：诗中“那种因爱的痛苦而幸福、因生命的受难而骄傲的本体性感悟，使我们的心灵为之激荡；这是诗人身处炼狱而神飞天界的瑰丽曳光！它们将与冯雪峰的狱中诗《真实之歌》一起成为中国新诗中最动人心弦的乐章之一。”这个总的评价十分正确，兼具审美的和历史的眼光。然而对《爱》这一首诗的评说却似乎不够确切：“在一般人心目中，爱是温馨而柔润的，彭燕郊却将他的爱化作心灵的炼狱之火，冶炼从人生理想中获得了生命意识的自我”，“彭燕郊一生都在追求完成一个最完美的形象，这使他兴奋，使他苦恼，使他不知疲倦地、痛苦而又幸福地冶炼着他那颗大爱者的受难之心。这个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啊！”（《新创作》1996年第4期）这样解读诚然不错，也很精彩，但总觉得有点空泛，尤其是“我”与“爱者”的关系没有分析到位。与此相反，另有一位业余的诗歌爱好者在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为《认识彭燕郊》的小册子里，把这首诗所写的“爱者”和“被爱者”都理解为狱中的人，书中写道：“在狱中的人爱与被爱是十分重要的，彭燕郊此时的爱是雕凿出来的‘人生理想的实体’，是深刻的，真挚、充实属于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被现代使命意识浇注的爱”；“这里的爱真挚、热烈，但一点也不温柔，一点也不鲜艳多姿，这里的爱是严峻时刻的爱，有完美的形象却没有完美的形体，它坚实，像岩石一样；它真挚，胀满了鲜血；它具有力量，比大海里的滔天巨浪还要有威力；‘铁手的抚摸’使人颤怵，这样的爱灿烂、热烈，但是苛刻、严峻而且固执，为了爱，在彼此手上捧起了‘血淋淋的生命’ 、‘赫然在目’，连生和死也无法限量的爱是多么让人震动。”（《认识彭燕郊》，76－77页）具体倒是具体，却是大谬不然。此书作者虽然认识到“几乎难以找到一个诗人像彭燕郊这样写过爱”，但根本认识不到这首诗的真正意义。也难怪，这个“爱”确实太特殊了，望文生义的表面文章是无法揭示其奥秘的。
值得一提的是《诗探索》2003年3－4辑辟有“彭燕郊研究小辑”，在更高层次上肯定了彭燕郊的诗坛地位，在我和赵树勤教授合作撰写的全面评述彭燕郊创作道路的专文《生命的悲歌、战歌与欢歌》里，特意评论了这首诗，说：若从美学的观点看，《爱》可谓一首奇诗，很像是现代派，极端的反传统。被爱者的“我”呼唤、请求、渴望爱者“深情”而“粗暴”地对待“我”，“让我感到幸福！”这是怎样一种“使人颤慄”的、超乎虐恋类似宗教的特别的“爱”啊！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里的“爱”的所指只能解读为革命的“爱”，“人生理想”就是“完成一个最完美的形象”，即诗人在同一时期另一首诗中所说的，“成为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和人民一起，“在北方晨星的指引下”，“站在同一面大旗下”，“沉醉在人民中间”，“沉醉到不能把自己分别出来”（《叫喊的石块》）。七月派诗人彭燕郊当时就希望完成这样的形象。我们把诗中“我”与“爱者”的关系解释为诗人和人民的关系，亦即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关系，诗所表达的是那个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在革命斗争的痛苦磨炼中彻底改造自己，把自己的生命与革命人民结合在一起，彼此在革命的爱与被爱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可惜限于篇幅，只能点到即止，实在意犹未尽。无论对诗人还是对读者，这首奇诗都有必要单独提出来细细解读，它当之无愧地应该列入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名篇。
解读《爱》的关键是破译诗中“我”与“爱者”的意义及关系。虽然以隐喻为主的表现方法给阅读带来一定难度，但诗前“摘自手记”的小序“爱是人生理想的实体”和诗后注明的时间地点以及诗人的新四军经历与七月派身份合起来，就已经提供了解密的钥匙。这正是我们在上述论文里如此解释“我”与“爱者”的社会历史的和传记学的根据。但这也许还不够，如果能懂得一点性心理学的知识，解读这首诗就会容易得多。诗中“我”与“爱者”之间进行的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爱”，简直就如同性心理学上描述的“虐恋”：作为“被爱者”的“我”是受虐者，“爱者”是施虐者，然而“爱者”对“我”的施虐乃是“我”强烈要求的，心甘情愿的，所以“我”在这场虐恋中并不是完全的被动者，双方都很主动，在施虐与受虐中得到了对方，完成了自己，实现了爱的理想。不过彭燕郊诗中的被爱者即受虐者“我”所呼唤所追求的爱者即施虐者并不是具体的单个人，而是整体的亦即抽象的人民，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从事革命的政党和领袖；“我”则是一个热爱人民、信仰共产主义、决心献身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或曰一群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这位抒情主人公的受虐心态乃是经过四十年代整风运动批判教育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他们以苦——革命斗争的苦难和思想改造的痛苦——为乐，在受苦中感到爱和被爱的幸福。当然，这和性心理学的虐恋有本质区别，虐恋在本质上是一种超常的性爱，而这首诗所写的是革命的“爱”，正如鲁迅所说，“革命的爱在大众”，本质上绝不含性的意味，字句上丝毫不涉及虐恋文学中常有的色情。若从爱的抽象性本质比较，彭燕郊诗中“我”对“爱者”的狂热的爱倒更类似和接近宗教徒对神的虔诚的敬爱和信仰，感情和语言都很圣洁。但从受虐者一方渴望所爱者对自己施虐且以虐为爱以苦为乐的心态来说，两种爱——虐恋的爱和革命的爱——却颇为相似，它们有着相通的心理学基础为动因，爱的对象和内容本质不同，受虐心态的模式却如出一辙。故曰，《爱》这首诗是那个时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受虐心态的艺术表现。
全诗共十节，紧紧围绕题旨，节节写这种虐恋式的爱，但前六节和后四节各有一个重心，也可以说构成两个大的层次。前一层运用一组隐喻抒发诗人盼望受虐的急切心情和受虐时的幸福感。首节就以施虐—受虐的最极端的方式描写爱的残酷：爱者以利刃“刀刀见血地镂刻着”被爱者，而双方的爱心是“为了想要完成一个最完美的形象”。接下来的三节都是抒情主人公对施虐者的热切呼唤：“淹没我”，“冲刷我”，“摇撼我”，“纠缠我”，“抓牢我”，“震动我”，而且要“狠起心不顾一切地”，“更加，更加猛烈地”，“执拗地”，“紧紧地，狂野地”。洪水、狂飙、倾泻的大雨、滔天的巨浪，都是爱者的化身，它们“以那比大海还要粗暴的威力”虐待“我”，而同时“深情的双眼闪烁着”，“比呼救的信号灯还要焦急”，“我”则在受虐中尝到了“极乐”，感到了“幸福”。不难推想，这里隐喻的是知识分子希望经受革命斗争的风浪。五、六两节写相爱者在施受虐中“心灵撞击心灵”，迸射爱的火花，重点仍在写“我”的受虐心态：爱者的“铁手的抚摸”和“伴随着长叹的鞭挞”使我激动得“战慄”，爱在“揪心的痛苦”里行进。这里隐喻的是革命队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趣的是，这六节诗所描写的隐喻，和虐恋中施受的惩罚如此相像或对应。施虐恋者用手足和器具对受虐恋者进行压迫、束缚、击打等种种不同程度的肉体惩罚，甚至使之皮破血流，最常用的则是鞭笞，这类性爱游戏虐恋文学作品中写得很多，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在《虐恋亚文化》一书中有所介绍。而革命的文人多喜欢用鞭打比喻心灵的斗争，彭诗之外，七月派核心人物胡风的一句名言可说是最好的例证：“承认以至承受了这自我斗争，那么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而是创作实践里面的一下鞭子一条血痕的斗争。”（《胡风评论集》下册21页）肉体也好，心灵也好，不同性质的受虐者都喜爱鞭打，可谓人同此心，真是不亦乐乎。
诗的后一层改用第三人称抒写方式，七、八两节一反一正两个隐喻，最后两节议论、描写和抒情融为一体，凸显诗人对革命的互爱的理想：心辉交映而不失自我，迫不及待地互相需要，那么苛刻、严峻而且固执，彼此追寻、体现而且忠诚，终于在超越生死的革命之爱中相互得到了自己理想的见证——这血淋淋的、暖烘烘的以生命互证的爱的实体。多么惊心动魄！何等的理想主义！然而，如同虐恋中施虐者和受虐者的爱并不平等一样，在彭诗所表现的革命之爱中，被爱者和爱者也是不平等的，被爱者固然不像“澄清的池塘失去了它自己”，但他动荡不安骚乱不宁的心灵，即使“以其结晶体的多棱角的闪动”，也只能“迎接着光和热”，他“沐着阳光”，自身却发不出光和热来。实际上，抒情主人公是在一相情愿地描绘着互爱的幻想，这种互爱幻想和受虐心态的矛盾使这首诗极富艺术的张力，也留下了青春岁月思想幼稚的痕迹。诗人不愿也没有失去自己，就不可能被幻想的“爱者”雕凿成“最完美的形象”，因为在这种关系中，施虐者和受虐者心目中的“完美”本来就不一样，前者对后者的爱有极大保留，受虐者其实在单相思。所幸彭燕郊终于摆脱了受虐心态，抛弃了互爱幻想，恢复了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革命的七月派在革命胜利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诗人再次被囚禁，“爱”的美梦彻底破灭。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而《爱》则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记录，中国现代新诗中一块诱人的宝石，永保其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更新，越来越灿烂地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奇异光芒。
（此文经《名作欣赏》编辑删节刊登于2005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