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耍流氓的时代

李海鹏：互相耍流氓的时代

李海鹏：2000年跟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这种混沌的状态比以前重了好多倍。当时没有那么混沌，少数人还是清楚的。当然也可能许知远刚才说到的当年的意气风发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确定无疑，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都没有把握，对于这个时代的将来更有信心。现在比以前差得多了，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其实你要问我怎么理解这个时代，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不好理解，都难理解。

另外，从一个很个人化的角度来讲，头一段时间《GQ》杂志给我做了一个小采访，里面有个问题，后来他们没有发表，就是问我最近感受最深的新闻是什么？因为当时最热的新闻是广东电视台不再说粤语。政协提案提出来之后，很快的，老百姓反对，这个提议就作废了。

我当时就给采访回了邮件，说那次采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互相耍流氓的时代。

许知远：我还是认真对待的，所以总被人嘲笑。过去常想这个问题，从2008年到现在两年时间，这种无力感的增强特别明确。2008年的时候，民族主义开始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用充满了愤怒的情绪去表达，有一种欲望要澄清个人情感和集体情感的一种区域性差别。今年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已经确实没有兴趣再去重复这部分东西，但这里面就是我最近可能最感兴趣的话，你怎么面对这种无力感和荒诞感？

海鹏说2000年是相对清晰的时候，现在好像是混沌的时候。这可能跟过去十年里面中国社会特别明显的两个变化有关，一个是速度上的变化，一个是数量上的变化。速度上的变化是说我们在整个社会运转的速度。之前可能是一些报纸，是电视这样一个传播速度，突然它们是以一天记，一周记，最后一小时记。在现在的10年之后，我们对整个的生活平台，都是搭建在以分钟记，以秒计的一个平台上。当微博出现之后更是。这种速度上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加上中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已经修建好了，而这时候整个全球化也向中国涌进来了。十年前，出国旅行仍然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规模的事件了，这种速度上的变化明显了改变了我们认知的方式。另一个是数量上的变化，这种速度变化带来了流动性的迅速增强。十年前坐飞机的时候飞机场仍然是一个相对冷清的地方，也是相对有空间的一个地方。现在你去飞机场是一个像当年火车站一样的地方，整个流通速度的加强带来了你周围充满了这样的数量，我们接触的资讯、人、物都在呈几何数量的增加。这两个变化使我们对眼前的事物变成一种特别、莫名其妙的感受了。

这个时代很多限制使你对这种复杂性无法进行特别深入的追究和理解，所以这使所有的复杂性都堆积在一起，造成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感受里怎么样重新确立你对世界、对时代理解的意义，包括你自己的意义就非常困扰我。这几年来，我偶尔去大学里跟年轻人交流，在公开场合聊天的时候，总是会听到特别多的这种问题，他们充满了时代的信息碎片，试图询问我。我们没有信仰怎么办？我们的尊严怎么办？无穷的问题。你感觉到每个人的思维都是破碎的，他们可能今天早上看到了消息，下午想问你，需要知道答案。在这个破碎的背后，他们又急于知道一个明确的答案，好像所有人都处在一个“我们要怎么办？”这么一个状态，一个巨大的焦急感之中。

这种无力感，焦虑感和急切感都混杂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就是某种危险的前兆。我最近一段时间在读关于晚清的一些记载，当然把现代跟晚清比较是一个特别陈词滥调的比较，不一定非常有价值，但是有一点可能非常类似，就是人不能面对一个所有的旧秩序崩溃的年代。旧秩序崩溃和新信息迅速迎来的这种双重夹击，是旧世界已经坍塌了，但新世界以杂乱无章的形态滚到面前。这个时候其实整个社会会给人非常复杂的信号，我们对世界无法理解，对时代难以理解，他们今天给你的正反的信号，实际上明天就会给互反的信号了。就像我对互联网的理解一样，它带来非常多的坏的影响，但是你会马上看到它们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连接力量，同时又会给某种被压迫的声音某种反抗的机会，同时它们也会造成新的压迫，所有的信号都是这样综合在一起的。

每当我思维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喜欢做类比，这是特别偷懒的一个方式。我这两天在看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东西，从1901年新政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的十年，我关注的一个人是吴趼人，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这么一个人，他写过很多奇怪的东西，包括他写过一个幻想小说叫《新石头记》，讲的是贾宝玉在1901年复活了，来到上海。他面对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上海要去学会吃西餐，坐轮船，然后学英语，读梁启超的《时务报》。这么一个新世界对贾宝玉来说很新奇，但是又很焦虑，他的民族主义开始上升，为什么都是西方人的好？

同时他第二部分是幻想中国已经最终取得了胜利，创造了乌托邦。中国比全世界都更强大，科技更文明。吴趼人处在这么一个焦虑的世界，他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受到过去系统的教育，但他没有办法再进入科举了。因为他家道中落，就去上海参加了当年传教士办的江南制造局的艺术馆，成为翻译了。他在里面学英语，学轮船制造，全都是崭新的事物。到30多岁了，他开始写小说。写小说一直是一个比较低级的人员才干的事情，是一个无专业人才干的事情，没有社会地位的，但这种职业在上海可以给他提供生存空间，他可以通过写连载小说来获取一个不错的生活。

因为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都在全面崩溃的一个时代里面，他面对的是这么一个时代，所以他写的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基本上不太有小说的技巧和艺术，很像现在的微博和社会新闻的汇编，一张一张的，每天遇到各种奇怪的事情。当周围的世界都在坍塌的时候，他试图抓住唯一的一点就是他在道德上面强调，反对传统道德的一种强烈的欲望，这是他的生活世界里面的一种感受。

所以我经常想，荒诞感也是他那个时代最明确的感受，你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包括《新石头记》也好，包括他的好多本小说全都是面对这个问题。一个旧的道德秩序崩溃，缺乏人性的金钱逻辑开始涌入，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政治上无限的黑暗，全都是笑话，文化上开始衰落。中国昔日的文明优越感开始消失，野蛮人反成为了新文明的一个代表。他生活在这么一个紧张的关系里面，面对这么一个世界，最终他是非常无力的，找不到新的情感方式。荒诞本身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荒诞意味着人生的一切都是可能的。李宁的口号是这个意思，意识到一切皆可能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的规则被打破，意味着所有的禁忌被打破，所有我们二十世纪看到集权主义，看到的一切可怕的征兆，都是建立在一切皆有可能的这个基础之上的。

整个秩序崩溃，会需要一个常规秩序的出现，大家会渴望这样一个新的常规秩序的出现。在面临那么碎片化的时代，那么一个情感的四分五裂的年代，人被蛊惑的年代，大家都渴望这种所谓捷径的，强有力的，统一的一种生命，他会赋予大家意义。

我一开始找书看，重新找到阿尔贝·加缪了，又变成《西西弗的神话》。我意识到原来大学时代看过，什么也没看懂，可能是因为今天下午看的太快了，我好像也没太看懂。似乎中间也没有什么特明确的解决答案，最重要的是你要为自身创造意义，为你自身和这个时代创造意义。你和世界的关系肯定有某种更深层的意义存在着，只有这种意义真正的被建立起来，被寻找发现了之后，你才有可能把这种无序的东西纳入到一种统一的情感，就是你自身统一的情感里面。怎么重新建立中间这座桥梁，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对我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