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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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皇帝及其大臣将和素所鄙视的“外夷”发生经常的来往关系，对其统治 威信将有严重的损害，对于隔绝人民和外人之间的接触交往更将产生不利的 影响。此外，他还顾虑“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恃”④，而尤怕他们同 当时的革命势力相结合，危害他的统治。
　　对英国侵略者来说，这三项要求也正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所追求的主要 目标。长江和内地的开放将为他们的商品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而公使驻京尤 其具有深远的政治用心。第一，公使驻京是为了迫使清政府接受和外国侵略 者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放弃其传统的排外自大的思想，以消除清朝闭关 政策在心理上的最后残余。这是侵略者要使清政府成为其驯服工具的必要前 提。额尔金曾说，北京驻使是影响各通商口岸对待外人情况的一种手段，① 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北京皇帝承认和接待了外国公使，各地官员和人民对 外都会变得更为驯服。第二，驻使可以便于对清政府经常施加压力，进行勒 索。1856 年英公使包令给英外相克拉兰敦的报告中曾这样供认：“在北京取 得了一个立足点，便可以为谈商那些不能不认为是和我们同中国贸易密切有 关的问题，打开了门径。”②第三，侵略者更大的阴谋是企图通过驻京公使行 使对清政府的监督和控制，作为支持清政权的条件。额尔金事后曾供认说： “清朝的政权应予以支持，支持方法之一，就是这个条约(指 1858 年《天津 条约》)所提供的——在京城的一种外交保护制。”③此外，英国和沙俄勾心 斗角，争夺对清政府的控制权。沙俄长期以来在北京有“俄罗斯馆”的设置， 和使节、商队、留学生、僧侣的经常派遣，所以英国为了同沙俄竞争和抵制 沙俄势力在中国北方的发展，对北京驻使，更为重视。总之，这个问题在英 国侵略者看来，是其侵略要求中首要的一项。额尔金在《天津条约》订立后 甚至曾这样说：“这个条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北京驻使，没有这一项， 这个条约是一文不值的。”④
在三事中，清政府对长江航行和内地游历两事终于认可，条件是外人不
得进入太平军区，长江的开放须待内战结束后再办。最后只有驻使一事成为 双方僵持不下的问题。但在英国代表普鲁斯以谈判决裂相威胁的情况下，桂 良和花沙纳也终于屈服。他们在签约后向清帝力陈驻使的无害，对清帝所顾 虑的外人“勾结匪类”的问题，他们说：“纵恐日久结匪，祸生不测，不知 都城虽大，严为稽查，奸宄无由混跡”，一面又强调“国家内匪未尽，外患 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如果投降议和则“关税日充，兵饷有出。” 当时天津人民纷纷要求组织团练抗敌卫国，而桂良等却以“天津民情汹汹， 数日不和，必将内变”①来向清帝恫吓。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从镇压国内人民 的观点来看，接受侵略者的条件是有益无害的。清帝在他们的劝说之下，也 只得表示“权允”，但他实在心有不甘，仍要桂良等和英法约定条件，作为 加添条款。这些条件是：“来时只准带人若干，到京后只准暂住若干时，一




④ 同上书，第 26 卷，第 24 页。
① 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 年》（英文版），第 283 页。
② 同上书，第 196 页。
③ 同上书，第 269 页。
④ 米契：《阿礼国传》（1900 年英文版），第 1 卷，第 332 页。
① 以上引文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27 卷，第 2 页。

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必须更易中国衣冠。”②但桂良 等怕坏了和局，未敢把这些条件向侵略者提出，所以驻使问题在天津谈判中 实际上并未解决。
　　1858 年 6 月 26 日、27 日，清政府先后和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其 主要内容如下：
　　(1)建立中外来往的体制。英约第三款规定，英国公使可在北京“长行居 住，或能随时往来”，并规定觐见清帝时所行礼节应同于觐见欧洲各国君主。 第五款规定，清帝应派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英国公使办理“文移、会唔 各等事务”。第七款又规定，各口英国领事其地位应同于道台，副领事翻译 官应同于知府。英约第五十款和法约第三款又分别规定，今后对条约文词如 有争论，都应分别以英文、法文本为准。这些规定总的精神都在迫使清政府 放弃其传统的“天朝”自大的思想，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在和中国政府交 往中的地位，以便于它们今后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和控制。
　　(2)扩大在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范围。英约第九款规定，英人得持照往内 地各处游历通商。这样，广大的内地便对外国侵略者实行开放，他们的侵略 活动从此遍及中国各个角落。英约第十款规定，开长江三口(后来定为汉口、 九江、镇江三处)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第十一款规定，加开牛庄、 登州(后来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潮州，琼州为通商口岸；法约第六款中 又增加淡水和江宁两处。这样北自辽宁，南至海南岛，西至汉口，都有了外 人得以行使特权的“通商口岸”；而长江三口的开放又是通商口岸制度自沿 海伸入内地的开端，也是中国内河航行权被外人侵夺的滥觞。内河航行权是 一国的领土主权，允许外国商船行驶内河便会使本国航业的发展受到压制。 不但如此，由于外国侵略者在条约中(英约第五十二款、法约第二十九款)还 取得了在各通商口岸停泊军舰的特权，所以外国的武力从此也侵入到中国的 内河，更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国防安全。
(3)税则的削减。英约第二十六款规定，旧定税则“今已较重，拟将旧则
重修”。这样就确定了后来在上海谈判修改税则在原则上必须是减低。第二 十八款规定，进出口货的子口税为货值的 2.5％，英商一次交纳后，即可“毫 不另征”。这一规定使洋商运洋货入内地或运土货出口，都要比中国商人贩 运土货或洋货更为便宜，所以不仅是有利于洋货向内地倾销，而且有利于外 商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英约第二十九款规定，商船 150 吨以上，每吨纳 钞银自原来的五钱减至四钱；原来每次进口可课征一次，现则规定每 4 个月 一次。船钞(吨税)原是保护本国航业的一种关税，经过这样的削减和限制后， 它的保护作用大为削弱。
　　这些都是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所加于中国独立主权的新的严重损害。 条约的这些内容同时也说明了，侵略者发动战争的中心目的在于进一步摧毁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此外，条约还规定了赔偿英国军费 200 万两、侨民损失
200 万两，赔偿法国军费和损失 200 万两。 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前，沙俄和美国已先后和清政府订立
了新的条约，实现了它们各自的侵略目的。1858 年 5 月 28 日，正当英法联 军进攻天津的时候，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莫拉维也夫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 订《瑷珲条约》，按照沙俄的意图，修改了 1689 年《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



② 同上书，第 27 卷，第 6—7 页。

中俄边界，沙俄借此取得了黑龙江北岸大片领土，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 带则由中俄两国共管。1858 年 6 月 13 日，在奕山的报告到达清廷的前一日， 俄使普提雅廷已和桂良、花沙纳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在条约中，清政 府已同意俄方的要求，准备派员会同俄方查勘边界，补入此次条约，所以在 接到奕山的报告后，当日立即予以批准。沙俄不仅达到了扩张领土的目的， 而且还在《天津条约》中取得了片面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从而得以同样享 受英法侵略者所攫取的各项特权。
　　继沙俄之后，1858 年 6 月 18 日，美国公使列维廉也和清方代表订立了 中美《天津条约》。这个条约虽不及中英条约那样详尽，却包含了一些特色， 足以说明美国侵略者的虚伪险诈。(1)中美《天津条约》第一款申明中美“和 平友好”，“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 处，以示友谊关切”。这是美国侵略者用“友谊”的外衣来掩饰其侵略实质 的惯技。(2)第三十款中关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较其他各国所订的条约中同样 条款，更为周密，更为明确，证明了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借刀杀人坐收渔利的 卑鄙方针。
　　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抗议。广东人 民听到侵略者向清政府勒索赔偿 600 万两，始行交还省城，更是义愤填膺。 自广州沦陷后，广东人民从未停止和侵略者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1858 年 初，三元里附近 103 乡的人民即联合南海、番禺两县的人民在广州西南的佛 山镇成立团练局，组织了几万人民，实行坚壁清野，禁绝汉奸，并且宣布要 反攻广州，但是后来由于傀儡巡抚柏贵的破坏和阻挠，没有实现。广东人民 还以经济封锁和罢工的手段同侵略者作斗争。广州人民拒绝和侵略者作生 意，不供给侵略者以食物，迫使他们不得不从香港运牛到广州来，以供应肉 食。1858 年 4 月间，团练局发动了一次大罢工，号召香港、澳门等地的人民 不替洋人办事和做工，不到一个月就有 2 万多人罢工归来，使香港商务陷于 停顿。此外，广东人民还不断出击敌人，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例如，1858
年 7 月 5 日，乡勇投书向侵略军挑战，英国领事巴夏礼率兵出战，为伏兵袭
击，死伤数百人。7 月 24 日，为抗议《天津条约》的签订，更有广勇 7000 人反攻广州的壮举。这场战争进行了三昼夜，义兵驾云梯登城，猛勇进攻， 而城内的清军竟帮助英法军作战，结果广勇败退，死伤约 300 人。这一轰轰 烈烈的行动，再度表示了中国人民和清朝统治者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对外路 线，人民群众反对向外国侵略者投降，坚持武装斗争。
在清朝统治者方面，清帝对《天津条约》虽也不满，但决非因为国家主
权和人民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是因为条约中的某些条款严重危害了他的统洽 利益。避战求和即是他的基本方针，所以《天津条约》签订后，他虽心有未 甘，但也只不过企图在这个根本方针下，谋求其他的妥协方案。按照中英《天 津条约》第二十六款的规定，1858 年 10 月清政府派代表到上海和侵略者继 续关于修订税则的谈判。清帝抓住了这个机会，认为是“夷务一大转关”， 拿出了他的“内定之办法”，密令谈判代表向英方提出一个所谓“一劳永逸 之计”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企图以完全豁免洋货进口税和鸦片弛禁①



① 1858 年 10 月 13 日“上谕”说：“本日据惠亲王等呈递桂良等所致信函，竟云免税无裨大局，弛禁之说
亦属无裨??”（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31 卷，第 22 页）；又同年 10 月 19 日两江总督何桂 清在力陈反对免税理由的奏章中有：“至鸦片烟之弛禁与否，利害全在于我，于夷酋夷商，皆无出入??”

两项条件，换取侵略者的同意，取消《天津条约》。但是，以两江总督何桂 清为首的上海官员们坚决反对免税，因为一则他们认为关税收入是军饷来 源，全免进口税后军饷无出，镇压太平革命的军事将受影响；二则他们还怕 “免税后无可沾润”②。同时，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等也认为，“欲其罢弃 全约，势必不行”③，主张只争所谓“第一要事”的驻使问题。但清帝希望至 少须做到消弭四事，这四件事就是：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历和赔交 兵费后方退还广东省城。事实上，在谈判过程中，桂良等始终未将清帝的方 案向英方提出，他们只争驻使一事，向英方表示此事“对中国的害处，有许 多方面，非我们言语所尽能表达，使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眼中，失去威信”④。 英使额尔金在原则上毫不让步，只表示愿意向英政府建议，如果明年英使到 北京来换约，中国方面好事招待，而且对津约的其它各款都完全照办的话， 那么英使不妨在北京之外，择地居住，只在公务有需要时才到北京来。清帝 的原来打算完全落了空，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英国侵略者从上海谈判中签 订的通商章程中，却又攫得了许多好处。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于 1858 年 11 月 8 日在上海签字。 接着美法两国也如法炮制，和清政府签订了内容相同的通商章程。美国侵略 者还勒索银 50 万两，作为对美商损失的赔偿。这些通商章程是《天津条约》 的补充和继续。据此，外国侵略者又获得了如下的重要特权和利益：
(1)进出口税则的降低和值百抽五税率的确立。新订税则中进口税三十八
项削减，十五项略有增加；出口税二十二项削减，十六项略有增加。①这些修 改完全为了适应侵略者扩大其商品侵略的要求。不但如此，通商章程第一款 还规定：“倘有货物名目，进出口税则均未赅载，又不在免税之列者，应核 估时价，照值百抽五例征税。”这是值百抽五的原则初见于条约的明文规定。 (2)免税货物的规定。通商章程第二款规定，许多外国消费品，如烟、酒、 食品、化妆品等都得免交进口税，其“理由”是这些物品都只供外侨使用， 实际的结果却是便利了这些奢侈品在中国上层社会内的推销，造成了中国政 府税收的巨大损失。这一极不合理的情况，一直维持了 44 年，到 1902 年才
有改变，将这些项目列入税则。
　　(3)海关聘用外人的规定。通商章程第十款规定各口收税要“划一办理”， 并“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这样，就把自 1854 年在上海江海关所实 行的聘用外人管理海关的办法，推行到其他通商口岸，确立了外国税务司统 治中国海关的制度，从此中国国家的一项重要税源便完全为外国侵略者所把 持，使侵略者得借此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4)鸦片的正式开禁。在新订税则中，鸦片公然列在药材项下，以“洋药” 的名义，成为合法商品，每百斤征税 30 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公使列维廉 在上海谈判中曾予英方代表多方的鼓励和支持。在英美侵略者的合伙阴谋 下，清政府终于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实际上早已存在的鸦片公开贩运的情 况，正式予以认可，从此鸦片的毒害更普遍深入地流布于全国。



语（同上书，第 32 卷，第 35 页）。据此可见，鸦片弛禁也为原定交换条件之一。
② 咸丰帝语，见同上书，第 30 卷，第 46 页。
③ 同上书，第 31 卷，第 30 页。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 1 卷，第 636 页。
① 莱特：《中国关税自主沿革史》（英文版），第 68 页。


三 侵略战争第二阶段中的交涉和《北京条约》


　　上海谈判的结果，清帝大为失望，他的态度因此又开始在和战之间游移 不定。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何桂清曾提出“候其来年赴北换约之时，聚而歼 之”①的建议。一向主张妥协投降的何桂清所以提出如此主张，原不过是在签 约前迎合皇帝心理的一种表示，但清帝却颇为所动，认为这个奏折中的建议， “颇有关系”，并说“朕思迟则有变，莫若先发以制”②。上海谈判结束后， 他一方面虚张声势，下令练水师，筑炮台，加紧在津沽一带设防，另一方面 极力设法阻止外国公使到北京来，希望他们即在上海进行换约并消弭四事。 他提出将负责交涉的钦差大臣从广州移在上海，作为“阻其进京及赴天津之 计”，并决定以天津设防来吓唬侵略者，警告他们“若再前往，必启兵端”
③。1859 年 1 月 29 日，他最后明令两江总督何桂清接替两广总督黄宗汉为
钦差大臣办理各国商务，认为这样则“进京一层，不但长驻不能允准，即随 时往来，亦可不必”④。
　　在英法侵略者方面，他们决心要以武力贯彻他们的意图。1859 年年初， 英、法政府分别任命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英国政府在给普鲁斯的 训令中指令他要排斥一切阻止他前往北京的企图，并在北上时要带领一支“足 够的海军力量”，显然决心不惜再一次挑起侵略战争。
清帝在接到英国政府派普鲁斯来华换约的消息后，一面下令说“总使该
夷在沪换约方为妥协”①，一面频频发出调集各路军队的谕旨，好似准备一战， 其实仍只是虚张声势，骨子里已经开始软化。1859 年 3 月 29 日，清帝已提 出所谓“万不得已之下策”作为退步：“倘该夷坚持不肯，务须剀切言明， 议定由海口进京时，所带人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 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驻。”②
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后于 1859 年 6 月 6 日、7 日到达
上海，美使华若翰已先他们到达。这时清廷早已派桂良、花沙纳候在上海， 企图作最后的努力，阻止三国公使北上。但三国公使立即通知他们，在换约 前不讨论任何有关条约的问题，并拒绝与清政府的代表会见。清帝见阻止不 成，只得又退而要求兵船到大沽不可驶入澜江沙，公使须由北塘登陆入京。 其所以要指定进京路线，一则因大沽河口已有障碍物的设置，二则因北塘一 路为向来的“贡道”，外使由此入京，可以稍杀他们的威风，保持一些“天 朝”的尊严。从 1859 年 6 月 18 日军机处给顺天府为各使准备住所的咨文中 所说的，“应照各夷朝贡之例，给予馆驿”③一语，可以看出清政府的这种意 图。这固然是清政府既不敢战又不甘降的矛眉心理的表现，然而，指定外国 公使晋京的路线原是一个主权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事，在外国公使方面是没有 理由拒绝接受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32 卷，第 8 页。
② 同上。
④ 同上书，第 33 卷，第 16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34 卷，第 32 页。
② 同上书，第 36 卷，第 14 页。
③ 同上书，第 38 卷，第 21 页。

　　但是，侵略者已蓄意挑衅，他们对清政府这一要求断然拒绝。英海军提 督贺布于 1859 年 6 月 17 日带领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后，即要求清政府撤除河 口的木筏，铁戗等障碍物，并强横表示“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在清政府 方面，虽不甘放弃原议，但仍极力避战，并无决心抗阻；所以清帝一再强调 “勿令官兵轻举妄动”，“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①英、法、美三国公使
于 1859 年 6 月 20 日到达大沽口，6 月 24 日竟向大沽守军提出“让路”的最 后通牒，第二天英法联军便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炮台守军在大沽人民热烈 的支持下，坚决回击。英法联军兵舰 13 艘中，6 艘受重创，4 艘被击沉，侵 略军被毙伤 400 余人，英舰队司令贺布也身负重伤。大沽一带人民在战斗中 “欢欣鼓舞，馈送饼面食物，于矢石交下之时，运送营盘，络绎不绝”②。人 民抗敌情绪的高涨，使直隶总督恒福也不得不承认，“民情可用，于此益信”
③。
　　在大沽战役中，美国侵略者再度暴露了帮凶的面目。随同英法侵略军一 起北来的三艘美国兵舰，起初犹伪装中立，但当英舰队司令贺布受伤，英法 侵略军形势十分危急时，美国舰队司令却喊出了“血比水浓”(意即同种的关 系总比外人亲密)的口号，鼓励美国士兵帮助英法作战，而美国政府事后还无 耻地硬说，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维持了“中立”。美国公使华若翰在英法战败 后，才伪装“和好”，同意由北塘进京换约；进京后因跪拜礼仪问题，没有 见到皇帝，又折回北塘换约。
英法公使于大沽战败后被迫退回到上海。大沽冲突的责任，完全在侵略
者方面。马克思当时即指出：“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一款条文允准英国 人和法国人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 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方面，预先就决意要在换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 了。”①但是，英国政府却借口大沽事件大肆叫嚣，要扩大侵华战争。首相
巴麦尊在给外相罗素的信中说：“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攻占北京，
赶走中国皇帝??”②伦敦《每日电讯报》也狂吠：“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 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华人重视英人，英人高出 于华人之上，英人应成为华人底主人翁??”③，充分显露了侵略者的狰狞面 目。1860 年 2 月，英法政府决定再派额尔金和葛罗为特使，率领大军到中国 来进行战争。
在清政府方面，大沽一役的胜利并未改变它的妥协求和的基本方针。虽
然 1859 年 8 月 1 日“上谕”中也有“所有上年在津条约作为罢论”，并要在 取消赔款之外还向英法“索赔若干万”，和另立条约在上海互换一些表面强 硬的话，④但事实上清帝仍急于求和。他对统兵大臣们申诫“不得见敌辄先开 炮，致碍和局”⑤，并留下北塘一口不予设防，作为“通使议和地”。后来听 到英法又派兵前来，他更步步退让，对改约事只求消弭四事，赔款只求将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38 卷，第 18、31 页。
② 同上书，第 39 卷，第 19 页。
③ 同上。
② 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 年》（英文版），第 296 页。
③ 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 106 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41 卷，第 9—10 页。
⑤ 薛福成：《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 78 页。

费 200 万取消，来京换约只要“减从”认为也“当属可行”。1859 年 5 月 8 日英军占领定海，他的态度更为软化，5 月 13 日谕旨中再度表明求和之意： “若一意决战，亦必激彼无一退步，再战不休，致岁岁决战，终须归于抚局。”
⑥这时他所希望的只在取消公使驻京和长江航行两事，对于其余各条，则表示 “不妨略予通融”①。1859 年 7 月 28 日英法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后，8 月 2 日 他犹谆谆告诫直隶总督恒福：“尤当仰体朕心，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 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②但英法侵略军已于 8 月 1 日发动进攻， 在北塘强行登陆，8 月 24 日占领了天津。同日，清廷赶派桂良赴津会同恒福 向敌人求和。当然，在那样的形势下根本就谈不到改约问题了，问题只是如 何应付侵略者新的勒索。侵略者提出了加开天津为商埠，增加对英法赔款各
800 万两，并要求先付现银 200 万两，英法各带兵 1000 人进京换约。清帝对 增加赔款和带兵换约两事表示决不能允，特别是对带兵换约一事，顾虑尤大。 他曾接获谎报说侵略军中有太平军，深怕侵略者将“煽惑依附之匪类，虽严 示而不能禁，大患切肤，一决即内溃于心??”因此，他又表示要和侵略者 一战，并说“决战宜早不宜迟”③。1859 年 9 月 9 日，清帝宣布“亲统六师， 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④，但同时却又下令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 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去通州议和，说是“杜其进兵之计”⑤。天津谈判停顿后， 英法侵略军于 9 月 11 日自天津继续内犯，直逼通州。在这种形势下，清帝态 度再度软化。9 月 14 日他宣布取消亲征；15 日又授权载垣、穆荫“便宜行事， 办理条款章程”；16 日批准了赔偿现银和带兵换约两件事。但载垣和穆荫与 英方代表在通州的谈判，最后又因侵略者坚持进京后要面见皇帝亲递国书的 问题而告决裂。清帝认为这是“国体所存，万难允许??如欲亲递国书，必 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为仪，方可允行”。①这是封建统治者维持其统治威严 的最后一道关。谈判决裂后，载恒等把英方代表巴夏礼扣押为质，妄想以此 要挟英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于是侵略军更疯狂地继续进攻。1859 年 10
月 6 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西郊圆明园，大肆抢掠并纵火焚烧，综合中西建
筑艺术，聚集古今珍品的壮丽宫殿庭园，就这样遭到毁灭，造成无可估量的 损失。1859 年 10 月 13 日北京沦陷，清帝早于 9 月 22 日逃往热河，行前任 命了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为议和代表，并指示他“总期抚局速成，朕亦不为 遥制”②。
联军占领北京后，即提出条款，找奕出来签字。这时俄国公使伊格那
替业福正在北京要求清政府和俄国重订东北边界，乘机出来佯充“调停”， 以便事后借口索酬。实际上，英法所提条件，未经任何谈判，奕即全部予 以接受。1860 年 10 月 24 日、25 日，奕代表清政府和英法侵略者分别交换 了《天津条约》，并另订立了中英、中法《继增条约》(即《北京条约》)。



⑥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50 卷，第 20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16 页。
② 同上书，第 55 卷，第 3 页。
③ 同上书，第 60 卷，第 7 页。
④ 同上书，第 60 卷，第 30 页。
⑤ 同上书，第 60 卷，第 32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62 卷，第 15 页。
② 同上书，第 63 卷，第 26 页。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对英法赔款都增至 800 万两。(在条约规定之外，英法侵略者还分别 勒索得“务卹金”30 万两和 20 万两。)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香港对岸九龙司地方一处(即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的地区)给
英国。
　　(4)准许中国人与英法人立约，赴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作工。于是，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的掠卖华工的罪恶勾 当，竟得到了“合法化”外衣的掩护，从此无数的中国劳动人民成批地被公 开拐骗到海外，为外国资本家做奴隶，服苦役，受尽虐待，以至于死。
　　(5)《中法条约》第六款规定赔还以前所没收的天主教教堂、学堂、塋坟、 田土、房廊等。充当法方译员的法国神甫还在中文约本上私自加入“并任法 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语。此后外国传教士竟利用这一款， 在内地兼并土地，欺压人民，他们在外国侨民中形成了一种特殊阶层，凭借 着内地游历、保护传教和内地置产这些所谓“条约权利”，侵入到广大内地 的每个角落，事实上已不是游历而是长期居留，以从事他们的侵略活动，为 他们本国的侵略利益服务。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福以“调停有功”，
强迫奕于 1860 年 11 月 14 日订立中俄《北京继增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 大片土地划归沙俄所有。条约第二款还对新疆西部的疆界，作了如下的规定： “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即 在要隘之处所设的岗哨)等处??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后来，俄方在勘界中 便利用“常驻”二字，坚持将原属中国的土地，划于界外。此外，条约并给 予沙俄在陆路通商方面更多的特权，包括北方数千里边界上的贸易免税权。
《北京条约》的订立标志着清朝闭关政策的彻底破产。外国侵略者终于
以武力迫使清政府接受了他们的全部要求，从而使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在制度 上进一步瓦解。不但如此，清政府既已完全屈服投降，外国侵略者也开始积 极地以行动来表明他们对清政府的支持，这样就逐渐解除了清朝统治者的疑 虑，使他们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不但不会支持革命人民来推翻清朝的统治， 相反地他们是愿意支持清朝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所以，对清政府来说，继续 维持闭关政策不仅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也是不必要的了。从此它的对外关系 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外反动势力逐步地结合在一起来共同与中国人民 为敌。

第三节 中外反动势力对太 平天国的联合镇压 (1860—1864 年)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随着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的要求的步步退 让一再屈服，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1858 年《天 津条约》的订立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起点。《天津条约》给了外国侵略者以广 泛的侵略权益，满足了他们当时对中国的全部侵略要求，因此保障这一条约 的充分实施便成为他们此后一个时期内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支持签订这 个条约的清朝政权使其能继续统治中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天 津条约》中的某些具体规定，实质上等于宣露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内战的意 向。例如，驻使问题，其重要含义上文中已加分析。这里只须指出一点：当 中国内战方酣，清朝政权正受到严重的震撼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和 这一在风雨飘摇中的政权建立更为“正规化”的外交关系，这事实上就是它 们决心支持清政权的表现。此外，条约中关于内地游历和长江航行两项重要 特权的规定，都明白地附有须待内战结束后才能充分行使的条件，在这里外 国侵略者又无异宣告了他们的侵略利益已和清政府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太平天国怎样对待《天津条约》的问题。
所以，《天津条约》订立后，外国侵略者急于要探明太平天国的态度。1858
年 11 月 8 日，英使额尔金在上海通商章程甫经签订的当日，即匆匆率领一支 由兵舰四艘、炮艇二艘组成的实力不小的舰队，上驶长江，名义上是为了“视 察”沿江各口岸，以便选定《天津条约》中所规定开放的三个口岸，实际上 则是为了对太平天国进行威胁，试探太平天国对待英船航行长江的态度。太 平军对这些侵入中国内河的外国军舰，实行了正当的防卫，在南京和安庆都 先后开炮迎击，表明了他们不承认清政府所签订的《天津条约》，也不怕外 国侵略者武力威胁。所以额尔金于 1859 年初返回上海后对人表示，此行对太 平军印象十分恶劣，认为太平军终必失败，其对太平军的敌意已经十分露骨。
1859 年 3 月，英国政府在给新任公使普鲁斯的训令中，更明白地表示了准备
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倾向。训令中说，如果清政府提出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 问题，他可以对这个问题予以仔细的考虑①。
但是，《天津条约》订立后，清帝对外人的猜疑仍未消除。他接到了关
于额尔金上驶长江的报告，甚为不安，认为“不滋事，必至勾通”②；后来又 据报额尔金在南京和太平军有所接触，更为震动，说“该夷已与中国议定通 商，忽又勾通叛逆，其包藏祸心，殊属匝测”③。1859 年 7 月大沽冲突后， 他据负责指挥军事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的奏报，更怕“该夷授意金陵逆匪， 互相勾结，使粤捻两逆，并力北来，以图牵制”④。因此，直到《北京条约》 订立前，他对投降派大吏们，如两江总督何桂清、浙江巡抚王有龄、两淮监 运使乔松年、江苏巡抚徐有壬等所提出的“借兵助剿”的主张，都一概予以 驳斥，认为“断难允行”。同时，清政府在《天津条约》订立后的种种改约



① 马土：《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 1 卷，第 57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32 卷，第 17 页。
③ 同上书，第 35 卷，第 10 页。
④ 同上书，第 40 卷，第 38 页。

企图也使侵略者认识到，清朝统治者还没有完全驯服，因此，对侵略者来说， 帮助清朝对太平天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时机也尚未成熟。
　　虽然如此，中外反动派之间局部的公开勾结却已在上海开始。1860 年 5 月，当英法军队麇集在上海，准备北上和清政府作战时，太平军正击溃了清 军的江南大营，向苏州进军。两江总督何桂清自常州赶到上海，请求英法侵 略军派兵救援。法国方面当即表示，如英国拨 500 人，法国可拨 1500 人，但 英使普鲁斯深怕 2000 人兵力不足，如果被迫后退，影响不利，再要增援，又 怕妨碍在北方对清政府的军事进攻，所以终未采取行动。①1860 年 5 月 26 日， 英法公使联名公告要“保卫”上海。同年 6 月，美国流氓华尔在上海富商、 地主、官僚的赞助和美英官方的支持下，募集了一些外国亡命之徒，组织了 一支“洋枪队”，以协助清军阻击太平军的进攻。1860 年 8 月中旬，与英法 联军在北方进攻津沽一带的同时，英法留沪的军队却公然协助清军阻击忠王 李秀成军的进攻。外国侵略者一方面在北方和清军作战，另一方面在南方又 协助清军进攻太平军，这种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实则正是说明了，他们既要 压迫清政府对他们完全驯服，又要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以保障他们既得的侵 略利益。
　　1860 年《北京条约》的订立标志着清政府对外的完全屈服。外国侵略者 在历史上第一次用武装力量占据了清朝的都城，迫使清朝皇帝从北京逃走， 在清朝统治者面前证明他们有推翻这个王朝的力量。这样，他们不但迫使清 朝统治者接受了他们的一切条件，并且也使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外态度发生 了重要的变化，从此畏外媚外的投降主张在统治阶级中越来越占上风，投降 派的势力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完全屈服后，中外反动派暂时缓和了他们之间的
矛盾。侵略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保障和巩固他们既得的权益上去，而当前 的问题便是首先必须支持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权，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北 京条约》签订后，法俄首先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助剿”。美国这时适在内战 爆发前夕，暂时无力顾到中国。关键在于在中国侵略势力最大的英国的态度， 而英国当时对于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还有些犹豫和顾虑。因此，当恭亲王 奕向英使馆汉文秘书威妥玛提出援助的请求时，威妥玛的回答是：“武装 干涉内战有个困难，就是既进入干涉，便难以退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我们， 这类援助通常都要引起占领，占领产生吞并，而这乃是我们国家所强烈反对 的(？)。”①这些话表明英国暂时还不打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同时它还 恫吓清政府不要接受法俄的“助剿”建议，以防法俄借机从清政府取得额外 报酬。直到 1861 年 7、8 月间，英外相罗素仍一再训令驻华公使普鲁斯保持 “中立”。
　　英国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从当时在华英国外交人员的通信中可以得到 一些说明。威妥玛在 1861 年 1 月 20 日向英使普鲁斯报告恭亲王提出请援的 信中说：“这个山穷水尽的王朝，不独不值得我们用行动来拉长它的寿命，




① 黑克：《太平起义大事记》（1891 年英文版），第 155—156 页。
① 1861 年 1 月 20 日威妥玛给英使普鲁斯的报告，转引自严中平：《1861 年北京政变前中英反革命的勾结》， 见《历史教学》1952 年 4 月号。此段谈话，也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1 卷，第 5 页，但内容 微有不同。

就连说一句话都不值得了。”②这是对于清政府的统治力量完全缺乏信心的表 示。1861 年 2 月 19 日，上海英领事密迪乐致书英外相罗素说，太平军优待 外人，英国如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实为不智，有害英国的商业利益。
①这是反对干涉的另一理由。英使普鲁斯在 1861 年 6 月 16 日给英海军司令贺 布的信上说：“女王政府目前不应积极援助满清政府，一方面因为我们已向 叛军保证遵守中立，另一方面则因为这种干涉将导致严重的无限的后果。”② 但他接着却又说：“政府无疑地愿意倾听你的意见，我们是否可以只用海军 的力量去攻击南京而获得成功。”③贺布在 1861 年 7 月 21 日致普鲁斯信中也 表示了和密迪乐一致的意见。从以上这些英国侵略分子所表示的意见中，可 见当时英国之所以没有立即实行大规模武装干涉，主要是由于它对清政府缺 乏信心，对干涉的前途没有把握，同时为了眼前的商务利益，不愿和太平军 发生冲突。不但如此，根据后来英国态度发生变化的情况来看，它在《北京 条约》订立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内所采取的“中立”，还包含了对清政府和 对太平天国继续实行敲诈要挟的投机作用。
　　在《北京条约》订立后的一年内，英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频频进行敲诈 要挟。1861 年 3 月 1 日，贺布命令英国舰长雅龄在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英舰 停泊天京、准许英国商船通过天京上驶长江、英人在岸上犯法由英人处理等 八项要求。太平天国对这些要求都一一复允。1861 年 3 月 13 日，天王且下 诏，申告保护外国商人，并命外务丞相英人罗孝全总理一切外国商人事务， 各国可派遣领事官协同办理，并选派一公正裁判官，由天王任命与罗孝全会 审外人犯罪案件，但仍由天王作最后裁判。3 月 22 日，英领事巴夏礼自汉口 视察归途中，和英王陈玉成会晤，提出太平军不得进攻汉口的要求，陈玉成 也表示接受。3 月 28 日，贺布自岳州返抵天京，再命雅龄照会太平天国要求 太平军不得侵入上海、吴淞近百里(30 英里)以内的地区，天王最初表示拒 绝，后来同意在一年之内不进攻上海。太平天国当局对侵略者这一系列的妥 协让步，无疑地是由于对侵略者的认识不足，幻想借此阻止他们对革命进行 干涉。太平天国自 1856 年杨韦内讧后，力量日趋涣散，军事接连失利，武昌 先失，九江又陷，安庆成为天京最后的一道屏障和生命线。1860—1861 年冬 春之交，太平天国进行着从长江南北两路会师攻取武昌解救安庆的大战役， 因此，它对于外国侵略者不得不采取暂时妥协的策略，以便防止他们的干涉， 完成这一重要战略计划。但是，英国侵略者误以为太平天国是可以威胁利诱 的，于是竟想实现向太平天国进一步讹诈的更大阴谋。
1861 年冬，贺布和巴夏礼到天京见天王，向天王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
倒清朝，平分中国”的建议。洪秀全当予拒绝。他说：“我争中国，欲相(想) 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英国侵略者竟威 胁说：“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待为(回)我另行举动。”①洪秀全对此毫不 反顾。同年 12 月 26 日，停泊天京的英舰舰长宾汉奉贺布之命再照会太平天 国，提出悬挂英旗的船只自由航行于太平天国领域内的河流，太平军不得侵



② 转引自严中平：前文。
①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744 页。
②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311 页。
③ 同上书，第 312 页。
①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333 页。

及上海、吴淞、汉口、九江周围百里地带，并不得扰及镇江英领事署所在的 银岛等要求。太平天国对这些无理要求都一一予以驳复，他们反对侵略的严 正表示也打破了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最后幻想。
　　在清政府方面，尽管法俄等国在《北京条约》订立后都已提出了“助剿” 的建议，但是在侵略国家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对这问题所表现的暧昧 态度，不能不使清朝统治者对“洋兵助剿”事仍有疑惧。统治阶级内部展开 了对这一问题的一场争论。在河南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首先 上奏反对，他怕洋兵“一旦奉命而来，久居内地，是不仅引虎入室，而且为 虎添翼”①。另一方面，两江总督曾国藩则首先表示赞成，认为“借助夷兵， 事属可行”②；江苏巡抚薛焕更是极力主张“迅速赶办”。清帝一面同意袁甲 三的看法，认为“纵夷灭寇，固无把握”，但一面对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的 建议又说：“若拒之太峻，亦无法阻止。”③他的态度显然仍犹豫不决。
　　1861 年 8 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他的年方 6 岁的儿子同治帝继位，大权 落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户部尚书肃顺等手中，他们自号“赞襄政务 王大臣”。同治生母西太后那拉氏，为了夺取政权，1861 年 10 月乘回京的 机会，和恭亲王奕等合谋，剥夺了载垣等大权。11 月 3 日西太后任命奕 为议政大臣，11 月 8 日斩肃顺并令载垣、端华自尽。清朝宫廷内部这一变化， 使朝政大权转移到以奕为首的“洋务派”手中。这个变化是英国侵略者欢 迎不暇的。政变发生后数日，普鲁斯向英外相罗素报告说：“大家认为最可 能和外国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恭亲王、桂良、文祥)掌握政权了”。⑤ 又说：“12 年以前一个皇帝去世时，军机大臣耆英和穆彰阿，因为对夷务政 策过分妥协而被斥责，结果权力归入另一批人之手，这批人思想上的代表人 物，就被这样惨败下去。”①显然，以奕为首的清政府当权派得到了英国侵 略者的信任，从此英国支持清政府的态度日益明显。
同时，清政府对借兵“助剿”的态度也转向积极。1862 年 1 月，清廷命
令“总理衙门和英法在京使臣，妥为筹商”②。它还怕英法公使不允，要薛焕 动员上海华商劝洋商转求上海英领事巴夏礼。1862 年 1 月 20 日，忠王李秀 成部慕王谭绍光和纳王诰永宽等率军队进攻吴淞，法国轮船开炮帮助清军阻 击太平军，薛焕将此事奏报。2 月 8 日，清廷指示说：“是其真心和好，固 已信而有征”，于是竟一变其向来对外人和太平军勾结的猜疑，反而说太平 军以“通匪污蔑洋人”(意即洋人并无与太平军联合之意，是太平军在作这样 的宣传)；同时并对“借师助剿”一事表示：“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 其事后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③这可说是清政府对“借兵助剿” 事的最后决定。
　　1862 年春，英国政府也对武装干涉中国革命作出了最后决定。但在此之 前，英国侵略者还向清政府进行了新的敲诈。1862 年 2 月 16 日恭亲王奏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0 卷，第 19 页。
②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193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1 卷，第 1—2 页。
⑤ 转引自严中平：前文。
① 转引自严中平：前文。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3 卷，第 49—50 页。
③ 同上书，第 4 卷，第 2—3 页。

英国使馆的威妥玛屡次要求解除 1858 年通商章程第五款禁止英国商船在登 州、牛庄两口装载豆类、豆饼出口的规定，据说如果实行解禁，“则商贾辐 凑，外国不能不保守该口”④。清政府对这一要求立予批准，1862 年 2 月 21 日“上谕”中说准许暂开豆禁，“无非迎机利导，曲为牢笼，以期得其死力”
①，恬不知耻地承认以出卖利权作为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革命人民的手段。
　　1862 年 2 月下旬，慕王谭绍光部再度进逼上海浦东，英法军队公然和洋 枪队一起参加作战，击退太平军的进攻。3 月 3 日，英使普鲁斯向英外相罗 素建议对太平军采取攻势，6 月 2 日罗素复信批准。事实上早在 3 月中，在 北京英法公使已向清政府表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并派师船驶往长江协 同防剿”②。在伦敦，罗素也已咨请英海军大臣训令在华英海军司令贺布，极 力“保卫”上海和其他所谓条约口岸，不让太平军占领，同时还要以军舰“保 护”长江英船。7 月 2 日，罗素在英国上议院公开宣布了武装干涉的决定， 同时也道出了英国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他说问题是：“太平军所 能给与我们(英国)的利益可以和中国政府有义务给与我们的利益同等么？”③ 后来，在 1863 年 7 月 6 日，英首相巴麦尊在下议院的辩论中又道出了英国政 府所以决定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另一原因。他说：“我认为，中国已 改变它对外国和对英国的政策。既然恭亲王和那些同他一样开明的同僚们所 奉行的政策，证明了中国是准备和外人发生亲密的关系，而不是拒与接近， 或力图阻止和外人发生任何一切往来，而且既然中国的政策是鼓励和世界各 国的商业，那么对我们来说，如果不努力协助这个开明的中国政府从事于改 进的努力，那是自取灭亡的。”④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反侵略的对外态度和清 政府对外的更加驯服，是最后决定英国侵略者公开进行武装干涉的基本原 因。
这样，从 1862 年起，便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公开勾结并对太平天国大
规模的联合镇压。外国侵略者从各方面给予清政府以军事的援助。1862 年 3 月，上海“中外会防局”官绅和英国领事商定，租用英国商轮到安庆代曾国 藩运兵 9000 人到上海。4 月，英国天津驻军司令士迪佛立同意在天津为清政 府教练军队。7 月，英国海军大臣批准英国现役军人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清政 府服役。8 月，英政府准英国军官臣民和军舰受清政府雇用。1863 年 1 月， 清政府派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和阿思本订立合同，由阿思本统带一支由 清政府在英国订购的八只兵船和英国海军人员 600 余名所组成的舰队，参加 对太平军的武装镇压。这支舰队于 9 月间到达中国后，由于地方军阀曾国藩 和李鸿章同阿思本争夺对这些兵船的控制权，引起一场争吵，结果清政府不 得不予解散，将全部兵船遣回英国。
　　外国侵略者除了以自己的军队帮助清军作战外，还分别和地方军阀勾 结，建立由外国军官统带和教练的中外混合军，借以扩大他们对地方军阀的 影响和控制。1862 年 4 月，由美国人华尔统带的洋枪队，首先改组成为一支 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反革命武装，改称为“常胜军”，由苏松太道吴煦督带。



④ 《筹办夷务始末》，第 4 卷，第 14—1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 4 卷，第 27 页。
② 同上书，第 5 卷，第 1 页。
③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 447 页。
④ 黑克：《太平起义大事记》，第 86—87 页。

9 月，华尔在慈谿战役中毙命，这支军队的统率权后来转落在英国人手中； 英国的现役军人奥伦、戈登于 1863 年先后接任“常胜军”的管带，体现了英 国侵略者和淮系军阀李鸿章的勾结。法国侵略者于 1862 年 7 月在宁波也成立 了一支号称“常捷军”的中法混合军，后来成为法国势力和湘系军阀左宗棠 相勾结的基础。这两支中外反革命武装力量，会同英法军参加了进攻太平军 的多次战役，协助清军先后攻占了嘉定、宁波、常熟、昆山、富阳、苏州、 杭州等地，对中国人民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
　　面对着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和进攻，太平天国表现了革命人民英勇不 屈的反抗精神。尽管侵略者拥有优越的新式武器，太平军在敌人面前毫不畏 怯退缩。在路战线上给予敌军有力的回击。1862 年 4 月，太平军光复宁波不 久，英法军为帮助清军夺回宁波，借口太平军炮弹落在“租界”地区内，竟 无理地要求驻宁波太平军将城墙上为防御清军而设的炮位移去。太平军守将 的答复是：第一，他们根本不承认所谓租界，认为租界是中国领土，“应该 象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受太平军的绝对管辖”①。这是太平军否认外国侵略者 在华特权的一个明确表示，也是侵略者认为“最该反对、难以容忍”的事。 第二，他们严正地拒绝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表示“至于炮台，系我自卫所必 需，与外人并无妨碍，断难拆毁，枪炮亦不能撤去??贵舰长欲攻城听之， 欲轰击亦听之”②，同年 5 月，英法侵略军竟出动舰队和陆战队协助清进攻宁 波，太平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重伤敌军，击毙了法国舰队司令耿尼。此后 太平军又在慈谿战役中击毙从上海调来浙江援助清军的“常胜军”统领华尔， 而且在绍兴屡败侵略军，先后击毙“常捷军”统领勒伯勒车及其继任者达尔 第福。特别是在杭州争夺战中，太平军多次击败“常捷军”，一直坚持到 1864
年 3 月才撤出转移。在长江下游，太平军同样进行了顽强地反击。自 1863
年初，英法侵略军协助李鸿章的淮军，以优势的武器，猖狂地从上海向西进 犯，太平军在太仑、苏州、华墅、金坛、常州等地，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多次击败侵略军，使敌人遭到极大的伤亡，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军。所有这些 事实，都表现了革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进行了英勇坚强的反抗，给
予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认识到革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轻侮的。但 是，由于太平天国内在的种种弱点，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革命终 于遭到最后的失败。1864 年 7 月 19 日，天京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轰轰烈 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此便进入了消亡的阶段。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具有
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而言，尽管这个政策由于 其阶级局限性是有缺点的，特别是“他们曾经错误地因为宗教的形式相同的 原故，而把以信奉基督教做招牌的资本主义侵略者看做朋友??因而太平天 国革命者曾经表现他们对于外国侵略者缺少应有的警惕”①，但是它的基本精 神始终是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国侵略。这是中国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太 平天国在它的短短的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发扬了这一传统，在全世界面前 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是决不屈服于外来暴力的。其次，太平天国革命为近



① 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版，第 22 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 217 页。
① 1951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

代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揭开了序幕。19 世纪中叶继太平天国革命之 后，在亚洲出现的印度士兵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和婆罗洲人民反抗荷兰征 服者的起义，都可说是这一历史潮流的发源部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在亚洲曾经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中外关系的变化 (1861—1870 年)


第一节 清政府勾结和投靠 外国侵略者的政策

一 清政府中洋务派的得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起了重要变化。中外反动派从此逐步结合 共同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对太平天国的联合镇压是这种新关系最具体的表 现。从清政府方面来说，勾结和投靠外国侵略者的政策，以所谓洋务派的一 批官僚在清政府中取得大权而全面展开。
　　太平天国革命势力到达长江下游地区以后，在上海的清政府官员中出现 了最早的一批“洋务”官僚，如何桂清、薛焕之流。这些人在外国侵略者的 引诱和买办分子的影响下，为了挽救垂危中的封建政权，极力主张向外国侵 略者投降出卖，以换取他们的帮助来镇压革命。但是，当时掌握着中央大权 的顽固派，对于外国侵略者仍然怀有疑忌，在思想上还未完全放弃闭关政策， 因此对这种主张没有立即予以采纳。《北京条约》订立后，清政府的闭关政 策遭到彻底的破产，同时侵略者也以行动证明，他们不但无意推翻清朝的政 权，而且愿意帮助清朝镇压革命，这样就使统治阶级对外国侵略者的疑忌逐 渐消解，一部分顽固派开始转化为洋务派，其中包括了当时负责对外交涉的 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和户部侍郎文祥等。1861 年 1 月奕等会衔上奏说： “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 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①，表露了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疑忌心 理的消失。随后，奕、桂良、文祥被任命为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管 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的外交大权。1861 年 11 月宫廷政变后，奕又当 上了议政王，成为清政府实际的行政首领，洋务派的权势因之更为煊赫。从 此，在清政府对外政策中，勾结和投靠外国侵略者的思想，代替了往日的闭 关排外的思想，而居于主导地位。
洋务派的势力不仅限于一些在中央的当权人物，还包括一些拥有兵权实
力的地方军阀。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一些汉族地主阶级官僚，得 到清政府的信任，掌握了统兵大权，他们和外国侵略者进行勾结，取得侵略 者的帮助，加强了他们所控制的军事力量，形成一批新军阀。象曾国藩、左 宗棠、李鸿章这些所谓“中兴名将”，都是洋务派的中坚人物。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清政府每遇到对外交涉的大事，都要征询各省将军督抚大吏的意 见。这些洋务派新军阀，既拥有实力，又和外国侵略者搭上了关系，他们在 外交事务上的意见自为清政府所特别重视。
　　洋务派在对外事务上虽取得支配地位，但是在清政府中和它对立的顽固 派的势力仍不可轻视，因为顽固派仍然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那拉氏 的支持。那拉氏本人原是顽固派的大头子，但是，在外国侵略者的压力下， 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她不得不用洋务派来对付洋人。洋务派的头子既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1 卷，第 17 页。

多是汉人，这就使她不能不有所猜忌，因此她更有意放纵和支持顽固派，以 限制洋务派势力的发展。
　　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大学士倭仁、宋晋等，在地方则有一些内 地大员和御史等。这些人是极端守旧和愚昧无知的，他们只是固执地卫护着 封建传统，对于一切外来新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的态度。在对外政策上， 他们往往发出激烈的论调，和洋务派的妥协投降主张相对立，但他们只是清 谈空论，拿不出什么实际可行的对策来。
　　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在内外严重危机之下，对外国侵 略者采取消极的抗拒态度，幻想退回到“美好的”闭关时代去，而后者则积 极地投靠外国侵略者，希图借此以维持封建统治。尽管他们在对外交涉事务 上时常表现出分歧的主张，他们的根本立场都是力图保持本阶级的统治地 位。所以，在外国侵略者的压力下，到头来，顽固派也和洋务派一样，都奉 行着“宁赠友邦，勿贻家奴”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路线。
　　在洋务派的指导下，19 世纪 60 年代中清政府的一些重大措施，可以说 都是“洋务”思想的具体表现。这些重大措施包括：(1)外交机构的设置；(2) 勾结外国侵略者对人民革命运动的联合镇压(见前一章)；(3)派遣使节出洋的 尝试；(4)以所谓“自强”为标榜的“洋务运动”。

二 外交机构的设置


　　闭关时代的清政府和外国之间向无经常的外交往来，在中外关系中，只 有“藩属”对中国的定期“朝贡”是经常性的事务。所以在清朝的中央政府 体制中，一向没有专掌外交的机构，只有礼部和理藩院，分掌由海道和陆路 前来的“藩属”朝贡事务。清政府遇有和其他外国发生交涉时，也把这些国 家一概作为“藩属”看待，象对俄国的交涉事务，向来即由理藩院掌理。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和英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交涉，这些交涉
事务和向来由礼部和理藩院掌管的“朝贡”事务，性质上绝然不同，所以只 能专派临时性的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南京条约》订立后，五口开放，中国 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已无可避免。为了应付这个局面，乃有“五口通 商大臣”的设置，作为两广总督的兼职(1859 年后改由两江总督兼任)。这说 明了清政府已被迫承认，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对“藩属”的关 系，非礼部和理藩院所能掌管。但是，“五口通商大臣”仍是钦差大臣的身 份。而且又是兼职，这又表明清政府在主观意识上仍未放弃其闭关思想，依 旧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交涉事务，看作是临时性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不仅事实 上已无法避免，而且还被洋务派认识到是有益于清朝统治的事情。1861 年 1 月，清政府依从了恭亲王奕等的建议，设置了第一个专掌外交的机构，称 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般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 并任命奕、桂良、文祥三人为“管理”。这个机构的设置，标志了清政府 抛弃其闭关政策的决心，而洋务派的执掌外交，更指明了清政府此后对外政 策的趋向。
这一措施自然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欢迎。英国使馆的威妥玛称之为“数十

年求之不得”①的事。长期以来，外国侵略者就一直要求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 打交道，以便于遂行他们的侵略阴谋。远 在 1816 年，英国专使阿美士德来华 时，英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就曾要他向清政府提出，指定北京的一个衙门，以 便东印度公司的经理或英国驻使可与文移往来。近则在 1858 年中英《天津条 约》第五款中，英国要求指定大学士尚书中一员和英国公使直接打交道。同 年中美《天津条约》第四款也有美国公使可与清政府内阁大学士文移往来的 规定。所以总理衙门的设立和奕以皇族身份出掌外交，正完全符合侵略者 的要求。
　　总理衙门成立后，它的实际职权逐渐发展到远远超出严格的外交事务范 围之外，凡对外贸易、海关税务、外人传教、电报、铁路、矿务、海军、以 至于工业制造都属于它的执掌范围。这些须和洋人打交道的事务，清政府的 原有机构既应付不了，也不愿过问，因此概归这个洋务衙门掌管。在洋务派 的把持下，总理衙门就成为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进行勾结的体现者。
　　与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清政府还设置了南北通商大臣。由于《天津条 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开放的口岸 11 处，分布南北，原由两江总督兼任 的五口通商大臣已不能兼顾，因此清政府在上海天津分设两个通商大臣的职 位。驻上海的通商大臣原由江苏巡抚兼任，后来改为两江总督的兼职，一般 称为南洋大臣；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专管牛庄、天津、登州三口)原是专 职，1870 年后改为直隶总督的兼职，一般称为北洋大臣。南北通商大臣的人 选都是洋务派分子。上海的通商大臣原为薛焕，后由李鸿章接任；天津的通 商大臣在 1870 年以前一直由满人洋务派分子崇厚专任。所以，不仅在中央， 而且在地方，洋务派都把持了外交大权。
除设立外交机构外，清政府也开始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
之人”，备为办理洋务的“人才”。1862 年，在总理衙门下，成立了“京师 同文馆”，招收八旗 13、14 岁以下的儿童为学生，并将原有的“俄罗斯馆” 合并。同文馆成立后，先后设置了英文、法文、俄文三馆；19 世纪 70 年代 后，又添设德文馆和日文馆。各馆都聘有外国教习。1869 年后还聘用外人充 当相当于校长的总教习。1866 年，在外国语文之外，又添设自然科学的课程。 洋务派对同文馆寄望很高，如李鸿章所说：“将来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 切轮船火器等巧技，皆可由渐通晓。”①所以，同文馆也正和总理衙门一样， 其设置目的，不仅是为了办外交，而且是为了办“洋务”。除京师同文馆外，
1863 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1864 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也先后成立了
性质相同的“广方言馆”。
　　1865 年，在总理衙门之下，在北京还成立了总税务司署。这是一个直接 由英国侵略分子赫德所把持的机构。总税务司这一职位原来并非根据条约的 规定而设。1854 年上海道台和英、美、法领事所订立的协定中，只规定江海 关聘用英、美、法人各一，称为“司税”。1858 年 11 月清政府和英、美、 法三国在上海所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也只有“任凭总理(外国通商事 宜)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的话，即无各口海关必须聘用外人，更 无须任命外人为总税务司的规定。但订约后，在洋务派和侵略者的勾结下， 借口条约中对“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有“划一办理”的规定，各口海关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1 卷，第 28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15 卷，第 31 页。

相继聘用外人为税务司，各口岸的海关行政都落到外人手中。同时两江总督 何桂清又以总管海关税务的全权，委之于英人李泰国，于是便有所谓“总税 务司”的名义出现。《北京条约》订立后，洋务派更加紧了和外国侵略者的 勾结。1861 年 1 月 16 日，署理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上奏，要求清政府正 式授给李泰国统办各口税务的全权。清廷在奕等的怂恿下，即予批准，这 样海关的管理权便完全落在外国侵略者掌握中。洋务派之所以这样积极地出 卖海关主权，主要是希图依赖外国人的协助，增加海关的收入，以充实镇压 太平天国革命的军费。在外国方面，则企图通过把持清政府这一重要税源， 以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1863 年李泰国去职，总税务司由英人赫德接任。1865 年总税务司由上海 迁至北京设署，赫德从此常期驻在北京。名义上他是中国政府的“客卿”， 总税务司署也算是隶属于总理衙门的机构，但实际上他既不对清政府中任何 人负责，也不受清政府的管辖指挥，而且依仗其本国侵略势力，对清政府的 内政外交横加干涉，施加影响，为其本国侵略利益服务。他还经常为其本国 政府搜集情报，实际上充当了打入清政府的英国坐探。据英国人米契说，赫 德当时所得到英国政府的信任，超过英国驻华公使，并说英国使馆从海关能 获得一切所需要的情报。①同时，赫德也获得清政府的极大信赖，因为海关在 他的把持下按期将收入的一部分，解缴清政府，而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逐步的 发展，海关税收和解缴清政府的部分也逐渐有所增加。其次，则因为他在镇 压中国人民革命中，十分卖力。1864 年李鸿章在请求清政府给赫德加“按察 使”衔的奏折②中，列举他的“功绩”，首先就是：“经理洋税，接济饷需， 用资战胜”，以及他对戈登的“攻剿”机宜，“无不赞助”。恭亲王奕也 说：“臣衙门所设总税务司赫德，系英国人，办理各国之事，毫无窒碍。”③ 清政府对赫德的信赖，使他有机会更多地向清政府施加影响，总理衙门几乎 无事不征求他的意见。曾经充当海关税务司多年的帝国主义分子马士曾这样 说：“总理衙门在那时还没有经验，所以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商议一个条 约到解决一个土地纠纷，都常听取在北京的总税司的意见，并要求他的帮 助。”①1867 年，清政府先后任命张凯嵩和吴棠为云贵总督和四川总督，其 人选都是根据赫德的建议而决定的。赫德能同时得到英国政府和清政府很大 的信赖，这一事实正是说明了在清政府和英国侵略者之间的勾结业已成熟， 它们的基本利益已趋一致。

三 派使出洋的尝试


　　60 年代中标志着清政府对外政策转变的另一件事情是派使出洋的尝 试。在闭关时代，派使出国之事，除了前往“藩属”“册封”的使节外，只 有康熙年间(1712 年)图理琛的出使俄国境内的土尔扈特部，和雍正年间 (1731 年)托时的出使俄罗斯。这两次都是负有特殊外交任务的临时性使节， 而不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对外既采取闭



① 米契：《阿礼国传》（英文版），第 2 卷，第 165—166 页。
② 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30 卷，第 1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51 卷，第 27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 3 卷，第 390 页。

关政策，自不产生派常驻使节到西方国家去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方面，派使来华之事在鸦片战争前，已有 25 次，其中俄国
11 次，葡萄牙 5 次，荷兰 4 次，罗马教廷 3 次，英国 2 次。②第一次鸦片战 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派遣公使常驻北京，以便经常对清政 府施加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它们的这一目的终于完全实现。此后它们又 进一步力促清政府派使出洋，以便“形成一种束缚，把中国牢牢地和西方结 在一起，并使它一定要从事改良，无法后退”③换句话说，它们企图通过这种 形式，使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更肯定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按照资本 主义国家的要求来进行“改良”。1858 年天津谈判中，英使额尔金就向清政 府代表表示，希望清政府派使赴英。赫德在 1861 年到北京后更是经常劝促总 理衙门实现此事。
　　在清政府方面，当权的洋务派这时不仅完全抛弃了闭关思想，而且认识 到此后惟有和外国人搞好关系，才能保持清朝的统治，因此，在外国人的劝 诱下，他们也“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①。但他们考虑到两层困难：一是人 选问题，一般官员对办“夷务”，视为畏途，而懂得“夷务”的人更不多； 二是礼节问题，因为派使出国，如面见外国元首，行跪拜礼则有碍尊严，不 行跪拜礼又将予外使将来见清帝时拒行跪拜以借口。由于这些考虑，派使出 国的事迟迟未行。
1866 年，赫德请假回国。行前向总理衙门建议，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
同前往英国考察。奕等当即接受这个建议，奏请清帝批准，派帮助赫德办 理文案的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年已 63 岁的满人斌椿，带着他的儿子和同文馆 学生三名，随同赫德出国“考察”。斌椿一行的任务是将各国“一切山川形 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携回中国，以资引证”②。所以他只是 观光性的使节，而不是正式的外交使节。他是清政府派往西欧去的第一个官 员。
斌椿等一行于 1866 年 3 月 23 日由上海启程，历经法国、英国、丹麦、
比利时、普鲁士和俄国，他们在各国逗留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只是走马看花 地游历了一番。斌椿所写的出使日记，充满了对外国物质文明和上层社会享 受的赞叹。这一次出使在中外关系上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只可能是在 某种程度上更加深了清政府洋务派的崇洋媚外思想。
斌椿出使回来后不久，1867 年 10 月，总理衙门为了准备应付预期的 1868
年修约谈判，向各省将军督抚发出“论修约书”，提出了各项问题，其中也 包括遣使问题，征求各省将军督抚的意见。满汉洋务派对遣使都认为有其必 要。这时，美国公使蒲安臣适拟辞职回国，行前向总理衙门毛遂自荐，①表示 愿为中国“效劳”，“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 为使相同”②。奕等原已认为“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但因一时缺



② 参阅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 年》（1953 年英文版），第 15 页。
③ 1869 年 6 月 30 日赫德致美使劳文罗斯函，见克莱德：《美国对华政策选读》（1940 年英文版），第 96
页。
① 1866 年 2 月 20 日奕奏，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39 卷，第 1 页。参阅同上书，第 96 页。
② 斌椿：《乘槎笔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1 帙。
① 徐中约：《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外交史，1858—1880 年》（1960 年英文版第 168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51 卷，第 28 页。

乏适当人选，而且考虑到中外交往礼仪上有“为难之处”，所以竟异想天开 地决定借用这个美国侵略分子为中国使臣。他们不但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 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而且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 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 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③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 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美英侵 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出使各国。总理衙门还怕“英法二国置之不论，诚恐伊等不无疑虑”④，又加 派英国翻译官柏卓安和法国人税务司德善为左右协理。另外也派了总理衙门 的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为交涉大臣，作为点缀。这 样组成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充分反映了清政权的半殖民地性质。
　　蒲安臣使团于 1868 年 2 月 25 日自上海启程。先后到达美、英、法、瑞 (典)、丹、荷、普(鲁士)、俄等国。1870 年 2 月 23 日，蒲安臣病死于圣彼 得堡。他死后，使团仍继续访问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最后于 1870 年 8 月结束了访问，启程回到中国。
　　按清政府派遣蒲安臣出使的目的，据赫德对美使劳文罗斯所说，是为了 “向各有约国说明，中国在试图改变现有情况举办新政时不能不遭遇到的困 难，借以培植和保持友好的关系；预请各国忍耐，尽可能地防止使用任何不 友好的压力，从中国攫取清政府尚不准备给予的让与；并一般地为这样的一 天的来临作好准备，那时中国将不仅听取外国驻京代表的意见，而且将通过 一个驻在各国的中国人居间，在各国自己的首都，能对各国政府说话”①。简 而言之，就是向各国讨情，对修约不要逼索过甚，其次是为将来派常驻使节 铺路。蒲安臣到各国后，表面上似乎为清政府向各国作了些说情工作，但实 际上只不过是在力图贩卖他为美国利益一向所倡导的所谓“合作政策”(见下 一节)。1868 年 12 月，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在和蒲安臣会谈后发表了一个 声明，表示英国今后对中国将不使用“不友好的压力”，但以中国信守“条 约义务”为条件，而且附有必要时仍要使用武力的保留。其实，这原是英国 根据其本身利益早已决定的政策②，不过借此机会表明一番而已。至于俄、法 等国，由于利益不同，对蒲安臣的建议，都出以冷淡的态度。
清政府在给予蒲安臣的训令中，对他的职权曾作了限制性的规定：“遇
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准者，应由贵大臣与钦命之员开具情节，咨明中国总 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①但是，事实上蒲安臣在接受清政府的任命时，便 决心“为我国(按指美国)和文明的利益”②而服务。他对清政府的训令完全不 顾，既不与中国官员商量，也不请示清政府，只是假用中国钦差大臣的名义， 遂行其阴谋活动。
　　1868 年 7 月 28 日，他擅自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由西华德亲手拟 定的中美《续增条约》(即所谓“蒲安臣条约”)，从而为美国在中国窃取了



③ 同上书，第 26—28 页。
④ 同上书，第 29 页。
① 克莱德：《美国对华政策选读》（英文版），第 96—97 页。
② 参阅帕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英文版），第 4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51 卷，第 4 页。
② 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遣使外国》（1912 年英文版），第 89—91 页。

几项重要权益。用西华德的话来说，这个条约实际上“包括了当时美国政府 认为极需用修改 1858 年条约的办法来加以调整的全部主要事项”③。自北京 条约订立后，拐卖华工的罪恶活动取得了条约的掩护，规模日益扩大。被拐 骗的中国劳动人民很大部分被运往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正在大力开发西部， 极需廉价的劳动力。蒲安臣条约第五款规定：“大清国和大美国切念民人前 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其实 际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便利拐骗华工赴美，以供美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 蒲安臣条约的另一重要阴谋，就是企图加紧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活动。该 约第七款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国立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 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 学堂??”，其目的便在于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 借以扩大美国的侵略利益。
　　蒲安臣和西华德订约完全是越权行为，而这个条约竟仍得到清政府的承 认和批准。蒲安臣使团的派遣和蒲安臣条约的订立，进一步说明了 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勾结和依赖外国侵略者已达到何等可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