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美国的经济模式和中国经济模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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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是本年度最受瞩目的经济事件之一，崛起的中国和在发展速度上与之稍逊的印度，创造了上亿人脱贫的奇迹故事。作者举例称，这两国的人均GDP在1820年至1950年间几乎没有增长，而在1950年至1973年间增长了68%，在1973年至2002年间则有高达245%的增长。
但大家要谨慎面对中国的再度崛起，注意不要从中学到错误的东西，尤其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模式中存在的集权政治。美国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曾对自己政府的效率产生过怀疑，许多美国的商业和政治精英，对中国国家掌控下的资本主义的效率都曾公开表示很羡慕。
正如许多精英知识分子所指出的，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的经济模式——即所谓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是有可能取代美国经济模式的。
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央计划经济在让国家从贫困的农业体制转型到工业社会时，是很有效率的。特别是促进这种转型所需的技术，已经在别的国家发明出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作者指出，在上世界30年代至50年代时，苏联模式似乎非常具有经济活力，就是这个原因。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让原本非常贫困的农业经济进行工业化转型，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只有3,600美元，与中南美的萨尔瓦多或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相当。中央集权的中国能否迈出下一步完成尖端技术和金融创新，目前尚不得而知。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经历过这个阶段，而其政府在那个时期变得更加民主，其资本形势也变得更开放。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步伐可能会越来越蹒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公民有了更大的消费力，不可避免民众就会要求更多的公民权。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经济挑战之一就是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这就意味着要让中国人有更强大的购买力，但随着中国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大，人们也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
第二个原因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会限制创新。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或许有很多缺点，例如基础设施破败，中产阶层外强中干，但美国模式也有一个优点，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复制。那就是在创新领域，美国经济在创造民众期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个国家诞生了苹果（Apple）、谷歌（Google）和脸谱（Facebook）这些企业，正是这些企业推动了技术革命，而只有一个开放的社会曾能创造这些企业。
事实上，关于中央集权国家对创新科技发展的威胁，中国一直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历史学家一直纠结于一个问题，早在14世纪时，中国也在开展工业革命的边缘，但后来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科技变革，从此便开始落后于欧洲的发展。而最广为人之的解释便是，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
有历史学家曾表示，虽然（专制国家）国内没有政治上的竞争，但并不意味着不会产生科技进步，但只要一位决策者就能对（科技进步）造成致命打击；相反，在一个无序、分裂而低效的欧洲，即使有一个统治者决意压制国内创新，但却也只是让经济发展重心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而已。而专制统治的自我修正能力是不强的。
但美国要对中国的崛起保持警觉，至少这意味着美国公司、政客和美国人民要完成一种角色转变，学会从以往的单一超级强权转变为与世界多级化强权合作共处。
那些仰慕中国模式的人可能会指出，美国人平均收入是中国的12倍还多，但却无法建造中国那样浩大的基础工程。但文章则认为，美国可以尊敬中国，但却无需惧怕中国，在远距离观察独裁者时，很容易让人产生仰慕之情，而近距离看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则很容易让人感觉情况乱糟糟且低效。但若要论发明现代世界，或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就要靠世界最优秀的模式，目前而言，就是民主体制下的资本主义。
回答人的补充 2010-09-13 00:06 未来，当历史学家们回顾2010年这个夏天时，他们根本不会想起在纽约“9.11”遗址修建清真寺的争议；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在西班牙的奢侈度假更不值一提；就连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也算不上什麽大事。2010年夏天最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应该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总的来说，这是件大好事。中国的迅猛崛起，以及速度稍逊一筹的印度崛起，改善了数十亿赤贫人口的生活，让他们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员。这两国的人均GDP在1820-1950年间基本处於停滞状态，而在1950-1973年间增长了68%，在1973-2002年间则猛增245%。
但是，从中国的复兴中能学到什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不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最危险的错误结论莫过於“威权主义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在当今时代显得尤为诱人，尤其是在今日的美国，无论左派右派的大批人士都对美国政府的效力大加置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商两界的诸多顶尖人士对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效率则表达了公开的艳羡。
剑桥大学政治学者Stefan Halper和美国外交政策专家Ian Bremmer等人注意到，目前学界流行的一种思潮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似将取代美国模式。
这真是大错特错。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转型过程中，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的确效果斐然，尤其是在转型所需的科学技术已经由别的国家发明出来以后。例如，在1930-1950年代，苏联的经济模式一度显得欣欣向荣，就是这个道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对原本极度贫困的农业经济进行工业化改造。即使在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仍只有3,600美元，与萨尔瓦多或阿尔巴尼亚大致相当。中央集权的中国能否迈出下一步，在尖端的技术和金融创新方面与别国展开竞争，目前还不得而知。而当韩国在1980年代经历同样的转型期时，其政治体制变得更加民主，经济也向更加自由的资本主义演化。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逐渐力不从心，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愈加富强，想要增强公民的消费力而又不想给他们更多的公民权，这恐怕难以为继。未来十年，中国的一大经济挑战是扩大内需，这就意味着要让中国人有更强大的购买力。但随着更多中国人加入中产阶级队伍，他们可能会要求更多政治权利。
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大局限在於创新。美国的政经体制固然缺点众多，例如基础设施破败，中产阶层外强中干，但美国也拥有一大优势：在技术创新和将创新转化为商品方面，全球无出其右。美国是孕育了苹果公司、谷歌和Facebook的地方。这些驱动技术革命的发明创造，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才能产生。
实际上，中央集权的威权政体对技术革新构成威胁，中国即是一个实例。一直困扰历史学家的一个大问题是，14世纪时的中国已处於工业革命的边缘，但为何后来却似乎放弃了根本性的科技变革，将主导权拱手让于欧洲？ 对於这个问题，最为人们所接受的答案也恰恰能够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
经济历史学家Joel Mokyr曾写道：“缺乏政治竞争未必意味着技术进步毫无可能，但一位决策者就能给技术进步以致命的打击。”
与此同时，在混乱、分裂、无效的欧洲，如果某一位君主决定打压革新者，“他不过是将经济重心由一个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相比之下，独裁者们则无法自我纠正。
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应对中国的崛起而感到警觉。中国的崛起至少意味着美国公司、政客和民众需要转换角色：由原来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舒适状态，转变为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内运作。
中国的仰慕者们以其举世瞩目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为例，质问为何人均收入12倍于中国的美国，却无法实现类似成就；他们问得有理。
美国可以尊敬中国，却不必模仿中国。独裁者容易引发敬慕，对远观者尤其如此；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近观之永远是纷乱无序、效率低下。但创造了现代社会并不断推动其前进的还是民主的资本主义。这是世界迄今为止得出的最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