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09:49
蒋介石，世人对他的历史评价泾渭分明，有人说他是野心家、独裁者、革命叛徒，另一些人则称他是政治家、军事家、革命领袖，但有一点没有人能否认，无论如何他都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不过，从其家世、出身、天赋以及奋斗历程来看，35岁之前蒋介石并不显山露水。
出身于浙江奉化溪口一没落盐商家庭；幼时顽劣无赖，虽4岁入学，但到16岁才勉强读完四书五经；考童生不中，科举无门，遂一心转习新学；日俄战争后，决心游历日本学军，几经反复终获公派资格；在东京镇武学校炮兵班学习三年，因性格冷淡颇不受欢迎，毕业后以候补士官生在日本军队实习，日常工作乃洗刷马匹以及服侍上级之类杂务；武昌起义之后始参与革命，但常有起落，甚或投机于十里洋场，混迹于烟花柳巷，托庇于青帮堂会……
提起蒋介石的“一飞冲天”，即便他在日实习时的官长“大胡子将军”长冈外史，也百思不得其解，“说不出（蒋介石）有出人头地的表现”。
然而，他的人生经历却与中国现代史风云际会。1911年他24岁时融入中国现代史的进程，至1926年他39岁时已然能左右中国的走势，1938年他51岁时更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统帅”。现在，我们只想弄明白的只是，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那段大开大合的历史中，他又是如何挥洒出了自己人生的浓墨重彩？ 2006年，蒋介石日记手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目前公开的限于1917年至1931年，即蒋30岁至44岁时写的日记，但此前已有1943 年以前的日记及研究传世，这些对于满足我们的好奇本已足够。更何况从而立至不惑之年，是蒋介石“打天下”的创业年代，是他生命中最色彩斑斓的岁月，也是世人了解相对较少的时期，同时也对应着中国近现代史上波诡云谲、影响深远的一页。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杨天石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70岁的杨天石说一旦发现新的史料，他就会兴奋。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 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杨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如今已经回到北京的杨天石，经常会接待关于这些日记的咨询和访问。鉴于他的研究和掌握的各种信息比较完全，杨天石可能是国内目前能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
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很高
人物周刊：在你看过这些蒋介石的日记后，你觉得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何？
杨天石：我认为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日记有许多种，一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写的时候他就想，我要出版，我要让你看，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伟大，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用的，蒋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用、自己看的。为什么？蒋写日记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蒋介石这个人年轻时毛病很多。我总结了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坏毛病，第一好色，第二多疑，第三暴躁，第四任性，第五孤僻。但他又是一个道学家，他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他想做 “中华民国的模范”。他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自己性格上的毛病呢，他就要记日记，进行反省。第二个目的是总结他本人治党、治军、治国的经验。有人说蒋写日记是为了自我表现，这种说法首先违背一个基本知识，就是蒋的日记在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到2006年，而且是经过很多周折后才公布的。
另外，他的日记里有好多个人隐私，对谁都骂，例如，对朋友，对亲戚，对同僚，他都骂。那都是不适合公布的。当然我这么讲，不是说蒋的日记任何假话都没有，他把自己说得好一点、美一点，在对列强的关系上慷慨激昂一点，也是有的。但是，从总体看，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因此也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这项资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话，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人物周刊：这次公布的部分日记，史料价值在哪里？
杨天石：最大的价值就是比较完整，你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蒋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另外就是原汁原味。
人物周刊：对于你们的研究有那些突破？
杨天石：我给你讲个例子。以前史学界都这么讲，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历史学家都这么说。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访问者的提问时说，不抵抗是我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没有关系。我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是个什么人？
人物周刊：内地对蒋介石有没有一些误解？
杨天石：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对国民党的抗战通常讲八个字，叫“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是你现在如果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展览，就会发现，这八个字已经不见了，在原来写那八个字的地方，换了新的八个字，叫“正面战场，继续作战”。
人物周刊：这种改变能说明什么呢？
杨天石：说明我们过去的看法有片面性，不大准确。在那个展览上你还会发现，蒋介石的照片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一次是1937年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是蒋在作全面抗战的号召，是将蒋的照片作为正面形象显示的，而不是我们过去漫画里的光头，头上还贴着膏药。另外一次出现，就是开罗会议，开罗会议肯定台湾、东北这些被日本占领的土地都要归还中国，蒋是有功的。
人物周刊：蒋介石有没有可以圈点的政治智慧？
杨天石：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这个问题太大了，只能简单地说一说。外交上，他采取的是温和的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利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内，他本想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譬如，蒋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为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只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他们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人物周刊：蒋介石的婚姻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杨天石：他的第一任夫人，毛氏夫人，是封建婚姻，包办的。蒋结婚时15岁。他的妻子比他大好多。毛氏夫人不识字，小脚，蒋对她没有什么感情。蒋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诚，原来是一个妓女。蒋也不怎么喜欢姚，蒋的日记里有大量对姚不满意的地方，说她只会打牌，他生了病也不照顾他。
蒋的第三任夫人是陈洁如。陈是蒋曾经花过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个少女，但是蒋也不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蒋认为陈洁如不会持家，太奢侈。
最后是宋美龄。蒋一见到宋美龄，就很喜欢，这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记载。对蒋宋婚姻的偏见有几点需要纠正，一是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二是蒋在跟宋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不是为了追求宋立马入的。
如何评价蒋介石等历史人物？
人物周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杨天石：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他的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人物周刊：那你据此三个标准评价一下蒋介石？
杨天石：这个问题涉及对蒋介石这个人怎么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人说：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解决。解决了，对正确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大有助益，对建立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关系，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大有助益。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
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曾经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里所说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指的就是蒋介石。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我觉得蒋一辈子有两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军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
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罪）是什么？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人物周刊：胡适说，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现实中这个小姑娘却经常被人随便打扮。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
杨天石：在现实生活里经常会碰到这种“打扮”历史的情况。有一些人，总喜欢要求历史学家按照他的个人意愿或某种“政治需要”来“打扮”历史、改装历史。因此，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常常会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突破这些困难，为人们留下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有许多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常常用12 个字要求自己，就是“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就是说，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丑化、妖魔化。一切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不真实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想看。
我曾经说过，假历史误国、误民，贻害千秋万代。
蛰伏：蒋介石1911至1925 1919年，当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饥渴地阅读着那些后来深刻改变中国的“新思想”的时候，只比他大6岁的蒋介石已在广东军政府负责粤军第二支队。其时，蒋介石正在闹情绪，他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擅离职守状态，游离于广州、上海、东京，还有他的老家浙江奉化之间。
尽管很受孙中山以及实力派粤系军阀陈炯明的器重，蒋介石却不喜欢广州的气氛，他在日本所学在粤军内无处施展；也不喜欢陈炯明，觉得他迟早会叛变革命。蒋介石希望能稳定两广，然后北伐，不过孙中山并不重视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
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愿，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1919年的这一次仅仅是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令人咋舌。然而，他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作出修正。
他的思考显然有成效，于是，在过了而立年之后，蒋介石的性情常常表现出对自己的反动。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观察到这一点，他发现：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他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他革命，但对传统社会以及等级制度又有一种顽固的保守……这一切，或许都是他反思的心得。或许正是这样的反思成就了他，使得他此后的进进退退看起来像是有预谋的蛰伏。
亡羊补牢的浮浪子弟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中，蒋介石的生涯介于游侠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间。
1919年7月24日，在反思以前的个人经历时，蒋介石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
荒淫确是实情，蒋介石好色，国民党的元老几乎无人不知。他从21岁起即出入上海的烟花柳巷，欠下不少风流债，甚至染上花柳病，失去了头发。1919年，他在上海时藏在戴季陶家，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同时也是为了躲避一个青楼情人的纠缠。
色字一关，蒋介石苦苦挣扎了许多年。为了管住自己，他甚至逃到日本，最初的自制也算有些成效，但总有反复。1920年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不加隐晦地记录下自己“又发痴情”或“途行顿起邪念”，语气中多有自责。不过，再后一两年，终于只是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动。近40岁之时，蒋介石方能做到“放得下”。1925年11月16日，蒋介石参加为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坦陈“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乖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踹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1920年，蒋介石避难戴季陶家时，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度甚至想与戴季陶拼命。
蒋介石喜欢骂人，他那句“娘希匹”几乎无人不知，骂下人、骂下属，甚至发无名之怒，暴怒之时，几至“视国人皆为可杀”。有时，还会大打出手。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人力车夫那里受气，一时不忿，拔拳相向，不料反吃大亏。
凡此种种，蒋介石都知道是自己不对，事后也会自责，并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如：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记过一次”；1925年3月4日， “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但乖方终于未能根除，而一直伴随着蒋介石，如影随形。
蒋介石克制这些坏毛病的法门来自古人，尤其是道学著作。他喜欢读朱熹、读曾国藩、读胡林翼，借此检讨自己的言行。这个时期，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修身，践行道学一派所主张的“省、察、克、治”，其日记中有“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的记录。
比如蒋介石重戒贪寡欲。1920年时，蒋介石检点当年花费，发现竟至七八千之巨，于是自责“奢侈无度……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1年，蒋介石曾希望孙中山能为他报销因葬母欠下的部分债务，但提出请求之前，蒋介石内心斗争激烈，日记中记载，“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
这种反省、修身对蒋介石的改造效果巨大。在与宋美龄婚后，除了时常仍难以控制他的脾气之外，他在个人修养方面与其青年时代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个人廉洁、朴素方面尤为人称道。但在1927年前后，修身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却有不同，早年冀图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之后，蒋地位已定，继续修身则是为了做“中华民国代表”。
总体上，在修身养性方面，蒋介石对自己要求甚严，束缚颇多，有人以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亦有西方人士认为他“鲁钝”，但这可能低估了蒋介石。他还在1923年游俄归国后，即留有下项记录：“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娇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
一个迟到的“新青年”
相对于修身养性、待人接物风格的旧派，蒋介石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却处处透着新意。毕竟，他生活在一个热血青年积极探索救国真理的年代，青少年的坎坷，社会的巨大变动，让他希望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努力思索着要许给这个国家一个怎样的将来。
1919 年的晚些时候，蒋介石偶然被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吸引。此后的几年中，他常常手捧着这本杂志，阅读不辍。同一时期，蒋介石也对由北京大学罗家伦编辑的《新潮》颇为喜欢。读此类杂志，几乎是当时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的标志。此刻，32岁的蒋介石与那些新派人物并没有多大差别。
有一段时间，马克思、列宁也成了蒋介石的案头常客。他常看的书包括《马克思学说概要》与《共产党宣言》等，并坚持做笔记，发表看法。
比如，他在1923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就说：“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完，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1925年后，列宁也被他纳入视野。11月21日，蒋介石曾评价《列宁丛书》，“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皆经验之谈也。”
1925年11月，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另外，序中亦有“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之句。马列著作对蒋介石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
当时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但不能因此断言蒋介石此时对马列的态度属于投机，接受新事物正是他那个时代的特征。
不过，他对马列著作的理解并不深刻，对时局的认识也处于模糊状态，对未来的选择也是犹犹豫豫。
相对清晰的，或许是他对乡村士绅、资本家、军阀、政客……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的憎恶，而这同样是新派人物的共性。
他在1919年2月26日的日记中曾说：“吾国绅耆阶级不打破，平民终无享乐之一日也。”他在上海经营交易所，虽属投机，却也目睹了资本家倾轧、垄断的黑幕，并感概“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对于军阀，蒋介石愤怒更多，“恨手无寸铁，不能杀尽狐媚之政客、议员，以清时局也”。
此外，他反对蓄奴、主张打破家族观念，即使对他不怎么了解的工人也抱有一定的同情，1921年8月蒋介石曾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并为之感动。他说：“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而不加矜恤，久之必演成阶级斗争。”不过，蒋介石并不喜欢“阶级斗争”，认为革命政府中，如果工人罢工就是反革命，届时使用“非常手段，亦未可知”（在他掌权前后，他也的确是这么对待工人运动的）。
同那时的“新青年”一样，蒋介石对于民族危机有深深的忧虑，他内心中民族主义情结更深。他称五四运动“乃中国国民破天荒之壮举”。1920年11月，在香港看到英国大规模建设的情况，他亦曾感慨：“中华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让外人治之，不亦深可叹乎！”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事件后。蒋介石以悲愤之笔言说：“蠢尔英奴，视华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薙，闻之心肠欲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有生以来，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此后，他逐日在提要栏目中书写“仇英”标语近百条，大多为“英虏皆可杀”，“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之类。
除了把“英虏”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而对于他曾留学的日本，蒋介石也会直接用“倭狗、倭奴”称之。
以退为进的投机者？
最初的时候，蒋介石只是革命中的一个小角色。武昌起义之后，他率领一支100人的部队攻打杭州的浙江巡抚衙门。战斗之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封信，提到自己希望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希望母亲能恕其不孝之罪。信中颇有悲壮之气，从此他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现代史联系在了一起。
蒋介石尽管在杭州起义中干得不错，但革命毕竟不像他儿时自认“大将军”指挥一帮孩童冲杀那样简单。此后几年中，蒋介石追随与其亦师亦友的陈其美在上海接连谋划了多次起义行动，但每一次都狼狈失败，他本人险些被捕，而陈其美也死于袁世凯的暗杀。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起步得陈其美助益良多，是陈其美把他领进同盟会，并将他引见给孙中山。陈是同盟会在沪杭地区的负责人，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陈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与陈其美关系密切的蒋介石。
1917年，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急需人手壮大力量的时候，他想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并不顺利。当时，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的分量无法和陈其美相提并论，更不如此时的陈炯明——他掌握着孙中山惟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所以，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一些极富远见的建议，孙中山基本上未予采纳。比如蒋介石建议彻底消灭桂系军阀，稳定广州革命政府；并提醒孙中山注意陈炯明的野心；还有在1921年，在法定代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劝阻孙中山不要进行让他成为“非常大总统”的选举……事实证明，在这些问题上，蒋介石是正确的，但结果却让他气馁。
对此，蒋介石往往是以辞职或不告而别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他也会采取相同的方式。以至于从 1918年3月到粤军赴任至1924年1月，在不到6年时间里，他至少有14次辞职或者不告而别。《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莱恩。克罗泽总结说，每当形势不能如他所愿，他就以辞职的方式以退为进，以此证明他是不可缺少的，其结果也往往是他一旦复出，职权就会更大。
蒋介石的确为职务闹过情绪，比如1919年，他曾为粤军壮大而其没有升迁而不满，直至任命其为第二军参谋长才欣然就职。不过，其中也不乏“性格乖方”的实例，如他不满在陈炯明手下供事，常常小题大做，孙中山就曾批评他“性刚而嫉俗，故常龃龉难合……”，要求其为党所付重托，降格以求。蒋介石也有其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一面，如讨逆与北伐，一旦其被击溃或面临险境，他总是会灰心丧气，最终拂袖而去。凡此种种，蒋介石日后提及这些经历时，把它归结为“合则留不合则去”。
然而，孙中山此时急需值得信赖的军事人才，尤其是在擅长军事的将领朱执信、邓铿相继遇难，陈炯明渐生异志的情况下。蒋介石数次出走，却没有背叛，这也许是孙中山始终没有对他丧失信任的关键。对蒋介石来说，尽管孙中山在陈炯明的事情上没有重视自己的建议，但蒋介石显然更清楚，离开孙中山他将不名一文。所以，当 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加害孙中山时，接到电报的蒋介石立刻从上海赶到广州，陪伴孙中山度过最难熬的40多天。这也让孙中山相信，坚定不移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
自1911年投身革命以来，也许这一刻——取得孙中山的充分信任对他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他作为革命马前卒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在其情妇陈洁如所写的回忆录中，蒋介石曾清楚地提到这一点。至于此后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主席只是他的人生逻辑的自然延伸。1925年以后，再也没有蒋介石消极请辞的事情出现。
不管是有预谋的，还是被动的，他的蛰伏到头了。跃变：蒋介石1926至1937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本出自蒋介石的老对手毛泽东之口，但蒋介石却实践得更早。从东征、北伐、宁汉对立、军阀大战，直至“剿共”初期，蒋介石凭借其在军事上的显赫战绩，树立了个人的威望，并由此渗入党政权力核心。
当然，这并非完全属“枪杆子”之功，蒋介石的传记作家布莱恩。克罗泽这样评价蒋介石，在军事谋略上，他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久经沙场，不过与他在战场上的建树相比，他最大的天才是搞阴谋政治。
事实上，蒋介石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了足够的才能。尤其是在1926年以后，他在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在各个军阀、各种势力之间，甚至是自己身边的几个女人之间，都不吝于施展纵横捭阖的技巧，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当然，他在中国政治中的表现就更加手腕十足。终于有一天，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牢牢把党政军大权攥于手心。
学生军起家的统帅
蒋介石儿时顽皮，常自封大将军带一帮孩童冲锋陷阵。不过，直到他23岁时，他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将军梦”。当年，他从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生候补的身份进入日本军队实习。表面上，这距他成为将军还有十万八千里，然而蓬勃发展的国内革命却改变了一切。
杭州起事后，蒋介石直接被委任为沪军的一名团长。之后，在广东军政府他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涯。从1918年到1924年，他基本上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粤军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也往往不忘游山玩水，虽然如此，他还是一路从粤军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总参谋长，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有过诸多推诿，这倒并非是他不重视黄埔军校，而是因为在刚刚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只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这与他此前提出参与党务、政务的希望相去甚远。显然，孙中山更看重他的军事才能。蒋介石随即请辞，并给孙中山写了一封4000字的长信，以陈其美对其知遇之恩，暗责孙中山对其信之不专、知之不深、爱之不切，共事不和衷。即便孙中山托胡汉民、廖仲恺几次劝说，蒋介石都不予理睬。
其实，蒋介石深知黄埔军校对革命的意义。在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他就提出训练军队的重要性，而他所经历的粤军内的派系斗争和排挤，让他对建立一支属于革命政府的武装更具热情。在赋予其筹办军校之职时，蒋介石曾感慨说：“以往只有革命党的奋斗而无革命军的奋斗，故革命总是归于失败。开办军官学校，就是要为革命军的建立奠定始基。”所以，他最终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并因此得以开创他个人军事生涯的华彩乐章。
这支学生军是一支新型的军队，完全政治化，不属于任何个人，正因为如此，它的出现迅速取代了粤军在革命政府中的地位。在平定商团叛乱以及两次东征中，这支军队均扮演了主要角色。作为校长，蒋介石为它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甚至要求整个军校都服从他的个人权威，他也借这支军队的战绩树立起他个人的威望。
孙中山去世在国民党内引发的继承权之争，最终成为蒋介石独揽军权的一个机会。当时，急于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汪精卫，面临着自诩为国民党正统的胡汉民、掌握军权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以及与共产党、苏俄关系密切的廖仲恺的竞争。日渐上升的蒋介石，还有前景看好的黄埔系因此成了汪精卫的首要拉拢目标。而蒋介石与许崇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许崇智成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上升的最后一块绊脚石，但以许崇智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军队中的根基，并非他能轻易撼动的，汪精卫的主动示好可谓恰到好处。
国民党的继承权之争很快发展成左右派的倾轧，结果廖仲恺被右派暗杀，而许崇智也牵扯其中。廖案调查中，汪精卫给蒋介石适时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命令他“全权处置粤局”。廖案之后，蒋介石成为广东军事实际的掌权者。
而后的第二次东征直捣陈炯明老巢，对蒋介石的意义绝非是锦上添花。《国民周报》曾记述了蒋介石统一广东凯旋后的盛况，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代表军事委员会作军事报告，“详述国民政府下之武力与临省兵力比较和攻守大计。报告毕，全场欢呼。有代表提议，全场起立向蒋同志致敬……”会上蒋介石高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终于跨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这一切，都是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以及那支学生军为他赢得的。
二大后，蒋介石不再担任第一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掌握监督各“军”大权。此时，距离蒋介石1911年率领百十人攻击浙江巡抚衙门只有15年。
自学成才的政治新手
1926年1月，广东政府改组之后，汪精卫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大权于一身，国民党的继承权之争仿佛已尘埃落定。此刻，也许根本没有人能想到，最后胜出的居然是横空杀出的蒋介石。
蒋介石的成功，除了“枪杆子”所起的作用外，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权谋。即便蒋介石一开始确不谙此道，但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进步飞速的“新手”。
他生在一个政治斗争异常复杂的年代，要实现他的抱负不可能回避政治，不可能不讲手段、权谋。蒋介石日记也能佐证这一成长历程。早先，蒋介石常常提到道学所推崇的“诚信”，如他在1923年5月4日的日记中告诫自己：“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不过，从某一个时候开始，“诚”就极少见于他的日记了。这个转折点在日记中反映为1926年，更准确地说是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
普遍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大阴谋”。内地的历史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20日凌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但从蒋介石日记以及众多当事人的事后回忆来看，“中山舰事件”是由国民党右派发动的，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是伪造的。
事发前，蒋介石刚刚与苏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以及军队改编等问题上发生争执。他在日记中描述事后的心情：“我待之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而后，广州又出现了反蒋传单，还有人谋刺他，这让蒋介石处于一种自危状态。他甚至因此提出辞职，而汪精卫先坚拒挽留后突然同意的态度转变，更加深了他的焦虑。中山舰事发当日，蒋介石原本是想躲往汕头的，只是在半路上觉得心有不甘，才返回广州镇压。在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曾去探望称病的汪精卫，就是认定了“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苏俄针对他的一个阴谋。
然而，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出的“组合拳”，旋即充分展示了他阴谋家的天赋。他串通各军军长越过汪精卫直接采取行动，完全出乎汪精卫、共产党和苏俄的预料，汪精卫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和羞辱，于是托病远走他国。接着，蒋介石主持整理党务，通过了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迫使众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各权力机构。同时，他也下令逮捕了矫令的国民党右派，解散“孙文主义研究会”。所有这些措施，尤其是针对左派和共产党的行动，是他一直提倡的“纯洁国民党”的策略。
对蒋介石言，“中山舰事件”不仅对于他个人，而且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是一个重要关键。“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升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总揽党政军大权。虽然胡汉民很快回到广州，但好不容易从左派手中夺走的大权，蒋介石当然不会再交给右派，他没有给胡汉民安排任何职务，直到他悻悻离开。
在个人思想及处世方式上，“中山舰事件”对蒋的影响也极大。在这一年之前，他态度比较光明磊落，有话即说，也不计较后果，如果与同事意见不合，他也毫不恋栈，说得合则留下不合则去，可能立即回浙家居。即对“革命导师”孙中山，他也无忌惮。有如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恺的长信，提及：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已成功。致于事实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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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众人都把孙中山捧为偶像时，他独自倡言，等于说及至此时孙中山仅有虚名，并无实际之功业。他既能以此见诸言辞，也胆敢将之出于纸墨。而且他在同信内责备孙科，责备邹鲁，甚至责备廖仲恺本人，也都说得慷慨淋漓，不留分寸。至于他与许崇智之过节，更是毫无掩饰。
这种态度已不复见于“中山舰事件”之后。事出后约一个月，他在一次公开谈话里说及：“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这件事情。”（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并在自己的日记里直斥：“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党、一个主义与一人
在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对蒋介石的挑战不仅来自国民党内、共产党，也来自那些大大小小割据的军阀，甚至来自他身边的女人。
不过，蒋介石最容易应付的当然是女人。他曾亲口把他与宋美龄的婚姻称为“政治婚姻”。这话当然是在劝说陈洁如退让时说的，事实上他对宋美龄有着爱慕的成份。陈洁如记得，提出让她退让当天，蒋介石曾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我的处境很危险，我必须在你的帮助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如果我贯彻此一任务，中国就有救，我也可以活下去；不然我将因失败或失望而死，你不愿意看见这种下场吧！”尽管根本不相信蒋介石所说的五年之约，她还是顺从这个曾经试图以刀切指向她示爱的男人的安排，但是在驶向美国的轮船上，她就听到了广播里的《蒋中正启事》“……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并无契约……”显然，蒋介石对陈洁如，同时也对宋氏家族玩弄了一个大花招。而这场婚姻对已然同共产党摊牌的蒋介石意义重大。
即使是在蒋介石认为必须与共产党和苏俄合作的时候，他也对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存有疑虑。有证据表明，苏俄之行彻底颠覆了苏俄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认定，“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巧妙回避了他对苏俄的厌恶，以至于连国民党右派都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左” 派，甚至一度将他也列入暗杀名单。
蒋介石对苏俄的态度是，反感归反感，并不阻碍他借助其力量。无论在黄埔学校，还是东征之时，他与苏联顾问都合作甚欢。即便认为苏俄可能参与了针对他的阴谋，而在日记里将其比作虎狼，他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依然极力不刺激苏俄。蒋介石明白，在即将开始的北伐中，面对有外来势力支持的军阀，革命政府还只能依靠苏联。
于是，当北伐把革命影响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蒋介石又一次施展出高超的政治权谋，利用北伐带来的政局变动，一举奠定了他在国民党，进而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
北伐军的锐气不但鼓舞了中国民众，还惊醒了西方列强。现在他们必须对中国政局重新估价，并决定把宝押在谁身上。最终，他们向蒋介石——一个虽然讨厌帝国主义，但很少对帝国主义采取激烈行动的领导人——伸出了橄榄枝。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就足够了。
1927 年终于成为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彻底摊牌的时刻。在左派占多数的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专权招致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把蒋介石描述成中国的墨索里尼，不久即决定撤销蒋介石的各项职务。只不过，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再也不会束手就擒。他对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取得了暂时的压倒性胜利。
继而，他又联合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在南京组建了一个同左派的武汉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两个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打出手，北伐彻底停滞下来，曾经被击溃的军阀也趁机发起反攻。然而，在打击共产党的问题上，两个国民政府却很快取得了一致。正是这个一致，使得蒋介石觉得可以依靠再一次的辞职重新获得主动。他知道，对于重新统一的国民政府而言，对于那些对他效忠的军队而言，事实将会证明他是不可或缺的。
蒋介石又对了。因北伐停滞导致的乱局，让国民政府感到难以收拾，他们必须请蒋介石出山。不过，他们只想利用他的军事能力，还不想给予他政治权力，因此只把蒋介石选入了军事委员会。但一切最终证明这都是徒劳的，因为蒋介石掌握着军权。
1928年重新开始的北伐异常顺利，蒋介石顺利铲除了孙传芳和吴佩孚，而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更是直接让出了北京城，稍后，经过秘密谈判，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头衔换来了东北易帜。
进入北京是北伐取得的最高成就。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1928年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了解真相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各地军阀对中央政府依然心存异心，不久后暴发的残酷的中原大战即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共产党，也许是蒋介石这一生最大的后悔。他以为再难翻身的共产党，几年之后就让他必须耗费上百万的军力进行连续围剿，并让他遭受他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羞辱。
蒋介石惟一取得成功的也许是在国民党党内。在完成北伐之后，他以又一次宣布辞职迫使国民党承认了他的权威。他的同僚发现，现在的蒋介石更加“骄傲自负，独断专行”。
1928年10月，国民党颁布“中华民国组织法”，开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而他的18名政府委员中大多数是右派，没有左派。
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蒋介石终于拥有了压倒一切的权力。在经过战争和几次引退之后，41岁的蒋介石走到了他人生的顶峰。而且，他能够十年站在这个顶峰之上岿然不动，直到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威胁到他开创的一切。
蒋介石日记摘抄“晨起准备各事，发令毕，泪涔涔下。火车机坏，煤又不济。闷坐常平站久候。因感吟一绝曰：”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九时开车，下午一时到塘头厦。”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
“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事，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
“遇军事最危急时，既是转胜之机。如一轻举妄动，即足招败亡而贻羞耻。以后不论何事总要熟虑而行，切勿随人主张而转移也。军事第一要贯彻到底，即是错误亦须错误到底，所谓将错就错是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余不准德顾问自由离职，是为公也。德如因此束缚纬儿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在抗战近周年时，希特勒召回德国军事顾问，蒋一度不许他们离职。纬儿即蒋介石之子蒋纬国——编者注）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虽入险境，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得不发奋拼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则攻坚致强，一则蹈瑕抵隙。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而此最后一著则为起死回生，绝处逢生之机，亦即兵家之所谓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认为余必为智勇兼全之人，而余自觉为狂直愚拙，所恃者惟道与义而已；惟能以道与义自恃，乃能蹈瑕抵隙，先声夺人；亦惟狂直愚拙乃能无畏无忌攻坚致强乎？”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引退”——编者注）
“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蒋介石与家乡
蒋氏溪口
打上蒋氏烙印的溪口，乃一千年古镇，位于浙江宁波市区西南，奉化市西北。
溪口因剡溪之水而得名。剡溪发源于剡界岭的大湖山，由新昌入奉化境，九曲而至溪口，风光旖旎。
沿剡溪边的武岭路西行200米，即到蒋介石老家——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丰镐房，蒋介石自幼生活于此。
1929年冬，身居高位的蒋介石，着手拆旧房，扩建成现今“前厅后堂、两厢四廊”共49间房屋的格局。
出丰镐房，沿武岭路继续西行300米，便到了玉泰盐铺——1887年蒋介石出生于此地。
过玉泰盐铺继续西行至浒溪公路，沿路而上约3公里，便到了蒋母王采玉的墓，入口处一石牌坊上书“蒋母墓道”，整个墓道长达668米，墓地位于西翠屏山鱼鳞岙松树林中，风水极佳。
尽管天气极其炎热，到溪口蒋氏故里各景点游玩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四五位“蒋介石”（蒋介石的模仿者，藉合影向游客收费）也颇惹人遐思。
溪口蒋氏
溪口给蒋介石这位民国第一要人带来了无可复制的童年欢乐。
蒋介石小时候，“近百户人家聚居在一条街上，就在剡溪边，只有几家小店铺，是米行、酱油店、饭馆、茶馆”。
蒋家自蒋斯千（蒋介石爷爷，字玉表）始开办玉泰盐铺，后转给儿子蒋肇聪（蒋介石父亲，字肃庵）经营。蒋肇聪精明能干，凡事极少吃亏，落得“埠头黄鳝”的绰号。
同时，蒋肇聪又是个热心人，善于调解邻里纠纷，是乡间庙灶的首事，所以族里有何事发生，大家都叫他来管。
1895年，蒋肇聪死于霍乱，蒋介石年仅8岁。
蒋肇聪生前娶过三房妻室，分别为徐氏、孙氏和蒋母王采玉王氏，徐氏生有蒋介卿、蒋瑞春，孙氏无子，王采玉生有四个孩子，存活的为蒋介石、蒋瑞莲。
王采玉在蒋家的生活，初时还算顺利，上有公公做主，下有夫君恩爱，生子育女，不愁吃穿。但好景不长，公公、丈夫先后过世，夫婿前妻长子蒋介卿对后母不但不尊敬，还在族人挑唆下，多占房产。
王采玉只得带着蒋介石、蒋瑞莲，在分得的三间破楼房（即原丰镐房）里，依靠24亩水田过活，孤儿寡母，“状至惨恻”。
让王采玉伤心的是，惟一的希望——蒋介石，幼时却偏偏“顽劣益甚”：
4岁时，正吃年夜饭，蒋介石为弄清楚嘴里的食物为何能源源不断地送进去，将筷子直插自己的喉咙，结果疼昏了过去；
7岁时，陪祖父到法华寺进香，回家路过山坡时乱跑，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读书后，一次，革命党人竺绍康骑马来访，正在学校的蒋介石出于好奇，一个人去遛马，没想到被马掀翻在地，对其后背一阵乱啃；
15岁结婚大喜之日，蒋介石扔掉瓜皮帽，不做新郎倌，竟和一帮小孩子抢起了鞭炮……
1921年，母亲王采玉病逝，蒋介石愧疚难当，在其墓前题词：“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坦然承认自己过去的调皮捣蛋。
不但顽皮，幼时的蒋介石还好为首领，和孩子玩时，面对年龄、力气比他大的孩子，他总能轻易当上“大将军”、“督军”之类的领袖。
1903年，17岁的蒋介石到奉化凤麓学堂学习，1905年转至宁波箭金学堂，1906年又转回奉化龙津中学。也是这一年，因为受到地痞无赖追要钱粮，蒋介石奋力抗争，结果锒铛入狱，后被岳父毛鼎和保释。
在此前后，蒋介石思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萌发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并在龙津中学学习了3个月的日语。
此后，蒋氏踏上军旅生涯：保定陆军学堂、日本振武学校……最终成为民国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
乡情旧谊
蒋介石发达后，十分念重乡里之情，每年清明或自己的生日，总要回乡一两次。清明回乡是扫墓祭祖，生日回乡是为了避寿。
他生前担任两个社会慈善机构的领导，全在家乡：一是家乡的武岭中学的名誉校长；一是奉化县孤儿院名誉董事长（宋美龄任名誉院长）。
蒋母王采玉去世前曾遗言：“所遗家产之半自办义务学校，教授乡里子弟之因贫失学者。”1925年，蒋介石将溪口原有的三所小学合并为完全小学，以自家丰镐房前的老当店屋作为校舍。1929年他又筹资建武领学校，给该校选调名师，自任校长。
受惠于蒋介石，溪口逐渐从千年小镇鱼跃而成为民国重镇，各路要人不绝于途。至解放前，溪口已从最初的几十户人家发展到900多户人家，其中过半数为蒋姓。
1949年，人民解放军开进溪口，根据毛泽东“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的指示，妥善保护了溪口的文物古迹。
“但下面的人会替毛主席他老人家出气的啊！”一位导游笑言。
“文革”中，红卫兵扬言要去炸蒋母墓地，结果，当地民众三天三夜不睡觉守卫在蒋母墓地旁边，墓地得以完好无损。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此后，中央拨专款修缮和恢复蒋氏遗迹。
1984年，蒋氏遗迹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开放
不过，从其家世、出身、天赋以及奋斗历程来看，35岁之前蒋介石并不显山露水。
出身于浙江奉化溪口一没落盐商家庭；幼时顽劣无赖，虽4岁入学，但到16岁才勉强读完四书五经；考童生不中，科举无门，遂一心转习新学；日俄战争后，决心游历日本学军，几经反复终获公派资格；在东京镇武学校炮兵班学习三年，因性格冷淡颇不受欢迎，毕业后以候补士官生在日本军队实习，日常工作乃洗刷马匹以及服侍上级之类杂务；武昌起义之后始参与革命，但常有起落，甚或投机于十里洋场，混迹于烟花柳巷，托庇于青帮堂会……
提起蒋介石的“一飞冲天”，即便他在日实习时的官长“大胡子将军”长冈外史，也百思不得其解，“说不出（蒋介石）有出人头地的表现”。
然而，他的人生经历却与中国现代史风云际会。1911年他24岁时融入中国现代史的进程，至1926年他39岁时已然能左右中国的走势，1938年他51岁时更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统帅”。现在，我们只想弄明白的只是，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那段大开大合的历史中，他又是如何挥洒出了自己人生的浓墨重彩？ 2006年，蒋介石日记手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目前公开的限于1917年至1931年，即蒋30岁至44岁时写的日记，但此前已有1943 年以前的日记及研究传世，这些对于满足我们的好奇本已足够。更何况从而立至不惑之年，是蒋介石“打天下”的创业年代，是他生命中最色彩斑斓的岁月，也是世人了解相对较少的时期，同时也对应着中国近现代史上波诡云谲、影响深远的一页。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杨天石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70岁的杨天石说一旦发现新的史料，他就会兴奋。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 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杨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如今已经回到北京的杨天石，经常会接待关于这些日记的咨询和访问。鉴于他的研究和掌握的各种信息比较完全，杨天石可能是国内目前能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
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很高
人物周刊：在你看过这些蒋介石的日记后，你觉得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何？
杨天石：我认为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日记有许多种，一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写的时候他就想，我要出版，我要让你看，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伟大，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用的，蒋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用、自己看的。为什么？蒋写日记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蒋介石这个人年轻时毛病很多。我总结了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坏毛病，第一好色，第二多疑，第三暴躁，第四任性，第五孤僻。但他又是一个道学家，他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他想做 “中华民国的模范”。他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自己性格上的毛病呢，他就要记日记，进行反省。第二个目的是总结他本人治党、治军、治国的经验。有人说蒋写日记是为了自我表现，这种说法首先违背一个基本知识，就是蒋的日记在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到2006年，而且是经过很多周折后才公布的。
另外，他的日记里有好多个人隐私，对谁都骂，例如，对朋友，对亲戚，对同僚，他都骂。那都是不适合公布的。当然我这么讲，不是说蒋的日记任何假话都没有，他把自己说得好一点、美一点，在对列强的关系上慷慨激昂一点，也是有的。但是，从总体看，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因此也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这项资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话，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人物周刊：这次公布的部分日记，史料价值在哪里？
杨天石：最大的价值就是比较完整，你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蒋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另外就是原汁原味。
人物周刊：对于你们的研究有那些突破？
杨天石：我给你讲个例子。以前史学界都这么讲，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历史学家都这么说。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访问者的提问时说，不抵抗是我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没有关系。我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是个什么人？
人物周刊：内地对蒋介石有没有一些误解？
杨天石：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对国民党的抗战通常讲八个字，叫“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是你现在如果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展览，就会发现，这八个字已经不见了，在原来写那八个字的地方，换了新的八个字，叫“正面战场，继续作战”。
人物周刊：这种改变能说明什么呢？
杨天石：说明我们过去的看法有片面性，不大准确。在那个展览上你还会发现，蒋介石的照片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一次是1937年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是蒋在作全面抗战的号召，是将蒋的照片作为正面形象显示的，而不是我们过去漫画里的光头，头上还贴着膏药。另外一次出现，就是开罗会议，开罗会议肯定台湾、东北这些被日本占领的土地都要归还中国，蒋是有功的。
人物周刊：蒋介石有没有可以圈点的政治智慧？
杨天石：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这个问题太大了，只能简单地说一说。外交上，他采取的是温和的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利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内，他本想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譬如，蒋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为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只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他们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人物周刊：蒋介石的婚姻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杨天石：他的第一任夫人，毛氏夫人，是封建婚姻，包办的。蒋结婚时15岁。他的妻子比他大好多。毛氏夫人不识字，小脚，蒋对她没有什么感情。蒋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诚，原来是一个妓女。蒋也不怎么喜欢姚，蒋的日记里有大量对姚不满意的地方，说她只会打牌，他生了病也不照顾他。
蒋的第三任夫人是陈洁如。陈是蒋曾经花过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个少女，但是蒋也不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蒋认为陈洁如不会持家，太奢侈。
最后是宋美龄。蒋一见到宋美龄，就很喜欢，这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记载。对蒋宋婚姻的偏见有几点需要纠正，一是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二是蒋在跟宋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不是为了追求宋立马入的。
如何评价蒋介石等历史人物？
人物周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杨天石：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他的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人物周刊：那你据此三个标准评价一下蒋介石？
杨天石：这个问题涉及对蒋介石这个人怎么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人说：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解决。解决了，对正确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大有助益，对建立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关系，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大有助益。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
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曾经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里所说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指的就是蒋介石。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我觉得蒋一辈子有两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军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
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罪）是什么？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人物周刊：胡适说，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现实中这个小姑娘却经常被人随便打扮。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
杨天石：在现实生活里经常会碰到这种“打扮”历史的情况。有一些人，总喜欢要求历史学家按照他的个人意愿或某种“政治需要”来“打扮”历史、改装历史。因此，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常常会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突破这些困难，为人们留下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有许多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常常用12 个字要求自己，就是“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就是说，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丑化、妖魔化。一切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不真实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想看。
我曾经说过，假历史误国、误民，贻害千秋万代。
蛰伏：蒋介石1911至1925 1919年，当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饥渴地阅读着那些后来深刻改变中国的“新思想”的时候，只比他大6岁的蒋介石已在广东军政府负责粤军第二支队。其时，蒋介石正在闹情绪，他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擅离职守状态，游离于广州、上海、东京，还有他的老家浙江奉化之间。
尽管很受孙中山以及实力派粤系军阀陈炯明的器重，蒋介石却不喜欢广州的气氛，他在日本所学在粤军内无处施展；也不喜欢陈炯明，觉得他迟早会叛变革命。蒋介石希望能稳定两广，然后北伐，不过孙中山并不重视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
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愿，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1919年的这一次仅仅是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令人咋舌。然而，他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作出修正。
他的思考显然有成效，于是，在过了而立年之后，蒋介石的性情常常表现出对自己的反动。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观察到这一点，他发现：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他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他革命，但对传统社会以及等级制度又有一种顽固的保守……这一切，或许都是他反思的心得。或许正是这样的反思成就了他，使得他此后的进进退退看起来像是有预谋的蛰伏。
亡羊补牢的浮浪子弟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中，蒋介石的生涯介于游侠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间。
1919年7月24日，在反思以前的个人经历时，蒋介石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
荒淫确是实情，蒋介石好色，国民党的元老几乎无人不知。他从21岁起即出入上海的烟花柳巷，欠下不少风流债，甚至染上花柳病，失去了头发。1919年，他在上海时藏在戴季陶家，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同时也是为了躲避一个青楼情人的纠缠。
色字一关，蒋介石苦苦挣扎了许多年。为了管住自己，他甚至逃到日本，最初的自制也算有些成效，但总有反复。1920年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不加隐晦地记录下自己“又发痴情”或“途行顿起邪念”，语气中多有自责。不过，再后一两年，终于只是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动。近40岁之时，蒋介石方能做到“放得下”。1925年11月16日，蒋介石参加为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坦陈“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乖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踹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1920年，蒋介石避难戴季陶家时，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度甚至想与戴季陶拼命。
蒋介石喜欢骂人，他那句“娘希匹”几乎无人不知，骂下人、骂下属，甚至发无名之怒，暴怒之时，几至“视国人皆为可杀”。有时，还会大打出手。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人力车夫那里受气，一时不忿，拔拳相向，不料反吃大亏。
凡此种种，蒋介石都知道是自己不对，事后也会自责，并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如：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记过一次”；1925年3月4日， “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但乖方终于未能根除，而一直伴随着蒋介石，如影随形。
蒋介石克制这些坏毛病的法门来自古人，尤其是道学著作。他喜欢读朱熹、读曾国藩、读胡林翼，借此检讨自己的言行。这个时期，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修身，践行道学一派所主张的“省、察、克、治”，其日记中有“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的记录。
比如蒋介石重戒贪寡欲。1920年时，蒋介石检点当年花费，发现竟至七八千之巨，于是自责“奢侈无度……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1年，蒋介石曾希望孙中山能为他报销因葬母欠下的部分债务，但提出请求之前，蒋介石内心斗争激烈，日记中记载，“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
这种反省、修身对蒋介石的改造效果巨大。在与宋美龄婚后，除了时常仍难以控制他的脾气之外，他在个人修养方面与其青年时代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个人廉洁、朴素方面尤为人称道。但在1927年前后，修身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却有不同，早年冀图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之后，蒋地位已定，继续修身则是为了做“中华民国代表”。
总体上，在修身养性方面，蒋介石对自己要求甚严，束缚颇多，有人以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亦有西方人士认为他“鲁钝”，但这可能低估了蒋介石。他还在1923年游俄归国后，即留有下项记录：“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娇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
一个迟到的“新青年”
相对于修身养性、待人接物风格的旧派，蒋介石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却处处透着新意。毕竟，他生活在一个热血青年积极探索救国真理的年代，青少年的坎坷，社会的巨大变动，让他希望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努力思索着要许给这个国家一个怎样的将来。
1919 年的晚些时候，蒋介石偶然被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吸引。此后的几年中，他常常手捧着这本杂志，阅读不辍。同一时期，蒋介石也对由北京大学罗家伦编辑的《新潮》颇为喜欢。读此类杂志，几乎是当时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的标志。此刻，32岁的蒋介石与那些新派人物并没有多大差别。
有一段时间，马克思、列宁也成了蒋介石的案头常客。他常看的书包括《马克思学说概要》与《共产党宣言》等，并坚持做笔记，发表看法。
比如，他在1923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就说：“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完，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1925年后，列宁也被他纳入视野。11月21日，蒋介石曾评价《列宁丛书》，“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皆经验之谈也。”
1925年11月，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另外，序中亦有“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之句。马列著作对蒋介石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
当时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但不能因此断言蒋介石此时对马列的态度属于投机，接受新事物正是他那个时代的特征。
不过，他对马列著作的理解并不深刻，对时局的认识也处于模糊状态，对未来的选择也是犹犹豫豫。
相对清晰的，或许是他对乡村士绅、资本家、军阀、政客……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的憎恶，而这同样是新派人物的共性。
他在1919年2月26日的日记中曾说：“吾国绅耆阶级不打破，平民终无享乐之一日也。”他在上海经营交易所，虽属投机，却也目睹了资本家倾轧、垄断的黑幕，并感概“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对于军阀，蒋介石愤怒更多，“恨手无寸铁，不能杀尽狐媚之政客、议员，以清时局也”。
此外，他反对蓄奴、主张打破家族观念，即使对他不怎么了解的工人也抱有一定的同情，1921年8月蒋介石曾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并为之感动。他说：“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而不加矜恤，久之必演成阶级斗争。”不过，蒋介石并不喜欢“阶级斗争”，认为革命政府中，如果工人罢工就是反革命，届时使用“非常手段，亦未可知”（在他掌权前后，他也的确是这么对待工人运动的）。
同那时的“新青年”一样，蒋介石对于民族危机有深深的忧虑，他内心中民族主义情结更深。他称五四运动“乃中国国民破天荒之壮举”。1920年11月，在香港看到英国大规模建设的情况，他亦曾感慨：“中华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让外人治之，不亦深可叹乎！”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事件后。蒋介石以悲愤之笔言说：“蠢尔英奴，视华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薙，闻之心肠欲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有生以来，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此后，他逐日在提要栏目中书写“仇英”标语近百条，大多为“英虏皆可杀”，“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之类。
除了把“英虏”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而对于他曾留学的日本，蒋介石也会直接用“倭狗、倭奴”称之。
以退为进的投机者？
最初的时候，蒋介石只是革命中的一个小角色。武昌起义之后，他率领一支100人的部队攻打杭州的浙江巡抚衙门。战斗之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封信，提到自己希望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希望母亲能恕其不孝之罪。信中颇有悲壮之气，从此他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现代史联系在了一起。
蒋介石尽管在杭州起义中干得不错，但革命毕竟不像他儿时自认“大将军”指挥一帮孩童冲杀那样简单。此后几年中，蒋介石追随与其亦师亦友的陈其美在上海接连谋划了多次起义行动，但每一次都狼狈失败，他本人险些被捕，而陈其美也死于袁世凯的暗杀。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起步得陈其美助益良多，是陈其美把他领进同盟会，并将他引见给孙中山。陈是同盟会在沪杭地区的负责人，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陈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与陈其美关系密切的蒋介石。
1917年，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急需人手壮大力量的时候，他想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并不顺利。当时，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的分量无法和陈其美相提并论，更不如此时的陈炯明——他掌握着孙中山惟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所以，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一些极富远见的建议，孙中山基本上未予采纳。比如蒋介石建议彻底消灭桂系军阀，稳定广州革命政府；并提醒孙中山注意陈炯明的野心；还有在1921年，在法定代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劝阻孙中山不要进行让他成为“非常大总统”的选举……事实证明，在这些问题上，蒋介石是正确的，但结果却让他气馁。
对此，蒋介石往往是以辞职或不告而别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他也会采取相同的方式。以至于从 1918年3月到粤军赴任至1924年1月，在不到6年时间里，他至少有14次辞职或者不告而别。《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莱恩。克罗泽总结说，每当形势不能如他所愿，他就以辞职的方式以退为进，以此证明他是不可缺少的，其结果也往往是他一旦复出，职权就会更大。
蒋介石的确为职务闹过情绪，比如1919年，他曾为粤军壮大而其没有升迁而不满，直至任命其为第二军参谋长才欣然就职。不过，其中也不乏“性格乖方”的实例，如他不满在陈炯明手下供事，常常小题大做，孙中山就曾批评他“性刚而嫉俗，故常龃龉难合……”，要求其为党所付重托，降格以求。蒋介石也有其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一面，如讨逆与北伐，一旦其被击溃或面临险境，他总是会灰心丧气，最终拂袖而去。凡此种种，蒋介石日后提及这些经历时，把它归结为“合则留不合则去”。
然而，孙中山此时急需值得信赖的军事人才，尤其是在擅长军事的将领朱执信、邓铿相继遇难，陈炯明渐生异志的情况下。蒋介石数次出走，却没有背叛，这也许是孙中山始终没有对他丧失信任的关键。对蒋介石来说，尽管孙中山在陈炯明的事情上没有重视自己的建议，但蒋介石显然更清楚，离开孙中山他将不名一文。所以，当 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加害孙中山时，接到电报的蒋介石立刻从上海赶到广州，陪伴孙中山度过最难熬的40多天。这也让孙中山相信，坚定不移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
自1911年投身革命以来，也许这一刻——取得孙中山的充分信任对他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他作为革命马前卒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在其情妇陈洁如所写的回忆录中，蒋介石曾清楚地提到这一点。至于此后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主席只是他的人生逻辑的自然延伸。1925年以后，再也没有蒋介石消极请辞的事情出现。
不管是有预谋的，还是被动的，他的蛰伏到头了。跃变：蒋介石1926至1937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本出自蒋介石的老对手毛泽东之口，但蒋介石却实践得更早。从东征、北伐、宁汉对立、军阀大战，直至“剿共”初期，蒋介石凭借其在军事上的显赫战绩，树立了个人的威望，并由此渗入党政权力核心。
当然，这并非完全属“枪杆子”之功，蒋介石的传记作家布莱恩。克罗泽这样评价蒋介石，在军事谋略上，他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久经沙场，不过与他在战场上的建树相比，他最大的天才是搞阴谋政治。
事实上，蒋介石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了足够的才能。尤其是在1926年以后，他在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在各个军阀、各种势力之间，甚至是自己身边的几个女人之间，都不吝于施展纵横捭阖的技巧，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当然，他在中国政治中的表现就更加手腕十足。终于有一天，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牢牢把党政军大权攥于手心。
学生军起家的统帅
蒋介石儿时顽皮，常自封大将军带一帮孩童冲锋陷阵。不过，直到他23岁时，他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将军梦”。当年，他从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生候补的身份进入日本军队实习。表面上，这距他成为将军还有十万八千里，然而蓬勃发展的国内革命却改变了一切。
杭州起事后，蒋介石直接被委任为沪军的一名团长。之后，在广东军政府他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涯。从1918年到1924年，他基本上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粤军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也往往不忘游山玩水，虽然如此，他还是一路从粤军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总参谋长，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有过诸多推诿，这倒并非是他不重视黄埔军校，而是因为在刚刚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只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这与他此前提出参与党务、政务的希望相去甚远。显然，孙中山更看重他的军事才能。蒋介石随即请辞，并给孙中山写了一封4000字的长信，以陈其美对其知遇之恩，暗责孙中山对其信之不专、知之不深、爱之不切，共事不和衷。即便孙中山托胡汉民、廖仲恺几次劝说，蒋介石都不予理睬。
其实，蒋介石深知黄埔军校对革命的意义。在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他就提出训练军队的重要性，而他所经历的粤军内的派系斗争和排挤，让他对建立一支属于革命政府的武装更具热情。在赋予其筹办军校之职时，蒋介石曾感慨说：“以往只有革命党的奋斗而无革命军的奋斗，故革命总是归于失败。开办军官学校，就是要为革命军的建立奠定始基。”所以，他最终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并因此得以开创他个人军事生涯的华彩乐章。
这支学生军是一支新型的军队，完全政治化，不属于任何个人，正因为如此，它的出现迅速取代了粤军在革命政府中的地位。在平定商团叛乱以及两次东征中，这支军队均扮演了主要角色。作为校长，蒋介石为它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甚至要求整个军校都服从他的个人权威，他也借这支军队的战绩树立起他个人的威望。
孙中山去世在国民党内引发的继承权之争，最终成为蒋介石独揽军权的一个机会。当时，急于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汪精卫，面临着自诩为国民党正统的胡汉民、掌握军权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以及与共产党、苏俄关系密切的廖仲恺的竞争。日渐上升的蒋介石，还有前景看好的黄埔系因此成了汪精卫的首要拉拢目标。而蒋介石与许崇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许崇智成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上升的最后一块绊脚石，但以许崇智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军队中的根基，并非他能轻易撼动的，汪精卫的主动示好可谓恰到好处。
国民党的继承权之争很快发展成左右派的倾轧，结果廖仲恺被右派暗杀，而许崇智也牵扯其中。廖案调查中，汪精卫给蒋介石适时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命令他“全权处置粤局”。廖案之后，蒋介石成为广东军事实际的掌权者。
而后的第二次东征直捣陈炯明老巢，对蒋介石的意义绝非是锦上添花。《国民周报》曾记述了蒋介石统一广东凯旋后的盛况，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代表军事委员会作军事报告，“详述国民政府下之武力与临省兵力比较和攻守大计。报告毕，全场欢呼。有代表提议，全场起立向蒋同志致敬……”会上蒋介石高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终于跨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这一切，都是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以及那支学生军为他赢得的。
二大后，蒋介石不再担任第一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掌握监督各“军”大权。此时，距离蒋介石1911年率领百十人攻击浙江巡抚衙门只有15年。
自学成才的政治新手
1926年1月，广东政府改组之后，汪精卫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大权于一身，国民党的继承权之争仿佛已尘埃落定。此刻，也许根本没有人能想到，最后胜出的居然是横空杀出的蒋介石。
蒋介石的成功，除了“枪杆子”所起的作用外，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权谋。即便蒋介石一开始确不谙此道，但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进步飞速的“新手”。
他生在一个政治斗争异常复杂的年代，要实现他的抱负不可能回避政治，不可能不讲手段、权谋。蒋介石日记也能佐证这一成长历程。早先，蒋介石常常提到道学所推崇的“诚信”，如他在1923年5月4日的日记中告诫自己：“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不过，从某一个时候开始，“诚”就极少见于他的日记了。这个转折点在日记中反映为1926年，更准确地说是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
普遍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大阴谋”。内地的历史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20日凌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但从蒋介石日记以及众多当事人的事后回忆来看，“中山舰事件”是由国民党右派发动的，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是伪造的。
事发前，蒋介石刚刚与苏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以及军队改编等问题上发生争执。他在日记中描述事后的心情：“我待之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而后，广州又出现了反蒋传单，还有人谋刺他，这让蒋介石处于一种自危状态。他甚至因此提出辞职，而汪精卫先坚拒挽留后突然同意的态度转变，更加深了他的焦虑。中山舰事发当日，蒋介石原本是想躲往汕头的，只是在半路上觉得心有不甘，才返回广州镇压。在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曾去探望称病的汪精卫，就是认定了“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苏俄针对他的一个阴谋。
然而，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出的“组合拳”，旋即充分展示了他阴谋家的天赋。他串通各军军长越过汪精卫直接采取行动，完全出乎汪精卫、共产党和苏俄的预料，汪精卫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和羞辱，于是托病远走他国。接着，蒋介石主持整理党务，通过了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迫使众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各权力机构。同时，他也下令逮捕了矫令的国民党右派，解散“孙文主义研究会”。所有这些措施，尤其是针对左派和共产党的行动，是他一直提倡的“纯洁国民党”的策略。
对蒋介石言，“中山舰事件”不仅对于他个人，而且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是一个重要关键。“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升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总揽党政军大权。虽然胡汉民很快回到广州，但好不容易从左派手中夺走的大权，蒋介石当然不会再交给右派，他没有给胡汉民安排任何职务，直到他悻悻离开。
在个人思想及处世方式上，“中山舰事件”对蒋的影响也极大。在这一年之前，他态度比较光明磊落，有话即说，也不计较后果，如果与同事意见不合，他也毫不恋栈，说得合则留下不合则去，可能立即回浙家居。即对“革命导师”孙中山，他也无忌惮。有如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恺的长信，提及：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已成功。致于事实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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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众人都把孙中山捧为偶像时，他独自倡言，等于说及至此时孙中山仅有虚名，并无实际之功业。他既能以此见诸言辞，也胆敢将之出于纸墨。而且他在同信内责备孙科，责备邹鲁，甚至责备廖仲恺本人，也都说得慷慨淋漓，不留分寸。至于他与许崇智之过节，更是毫无掩饰。
这种态度已不复见于“中山舰事件”之后。事出后约一个月，他在一次公开谈话里说及：“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这件事情。”（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并在自己的日记里直斥：“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党、一个主义与一人
在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对蒋介石的挑战不仅来自国民党内、共产党，也来自那些大大小小割据的军阀，甚至来自他身边的女人。
不过，蒋介石最容易应付的当然是女人。他曾亲口把他与宋美龄的婚姻称为“政治婚姻”。这话当然是在劝说陈洁如退让时说的，事实上他对宋美龄有着爱慕的成份。陈洁如记得，提出让她退让当天，蒋介石曾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我的处境很危险，我必须在你的帮助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如果我贯彻此一任务，中国就有救，我也可以活下去；不然我将因失败或失望而死，你不愿意看见这种下场吧！”尽管根本不相信蒋介石所说的五年之约，她还是顺从这个曾经试图以刀切指向她示爱的男人的安排，但是在驶向美国的轮船上，她就听到了广播里的《蒋中正启事》“……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并无契约……”显然，蒋介石对陈洁如，同时也对宋氏家族玩弄了一个大花招。而这场婚姻对已然同共产党摊牌的蒋介石意义重大。
即使是在蒋介石认为必须与共产党和苏俄合作的时候，他也对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存有疑虑。有证据表明，苏俄之行彻底颠覆了苏俄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认定，“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巧妙回避了他对苏俄的厌恶，以至于连国民党右派都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左” 派，甚至一度将他也列入暗杀名单。
蒋介石对苏俄的态度是，反感归反感，并不阻碍他借助其力量。无论在黄埔学校，还是东征之时，他与苏联顾问都合作甚欢。即便认为苏俄可能参与了针对他的阴谋，而在日记里将其比作虎狼，他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依然极力不刺激苏俄。蒋介石明白，在即将开始的北伐中，面对有外来势力支持的军阀，革命政府还只能依靠苏联。
于是，当北伐把革命影响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蒋介石又一次施展出高超的政治权谋，利用北伐带来的政局变动，一举奠定了他在国民党，进而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
北伐军的锐气不但鼓舞了中国民众，还惊醒了西方列强。现在他们必须对中国政局重新估价，并决定把宝押在谁身上。最终，他们向蒋介石——一个虽然讨厌帝国主义，但很少对帝国主义采取激烈行动的领导人——伸出了橄榄枝。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就足够了。
1927 年终于成为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彻底摊牌的时刻。在左派占多数的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专权招致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把蒋介石描述成中国的墨索里尼，不久即决定撤销蒋介石的各项职务。只不过，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再也不会束手就擒。他对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取得了暂时的压倒性胜利。
继而，他又联合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在南京组建了一个同左派的武汉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两个国民政府的军队大打出手，北伐彻底停滞下来，曾经被击溃的军阀也趁机发起反攻。然而，在打击共产党的问题上，两个国民政府却很快取得了一致。正是这个一致，使得蒋介石觉得可以依靠再一次的辞职重新获得主动。他知道，对于重新统一的国民政府而言，对于那些对他效忠的军队而言，事实将会证明他是不可或缺的。
蒋介石又对了。因北伐停滞导致的乱局，让国民政府感到难以收拾，他们必须请蒋介石出山。不过，他们只想利用他的军事能力，还不想给予他政治权力，因此只把蒋介石选入了军事委员会。但一切最终证明这都是徒劳的，因为蒋介石掌握着军权。
1928年重新开始的北伐异常顺利，蒋介石顺利铲除了孙传芳和吴佩孚，而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更是直接让出了北京城，稍后，经过秘密谈判，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头衔换来了东北易帜。
进入北京是北伐取得的最高成就。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1928年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了解真相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各地军阀对中央政府依然心存异心，不久后暴发的残酷的中原大战即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共产党，也许是蒋介石这一生最大的后悔。他以为再难翻身的共产党，几年之后就让他必须耗费上百万的军力进行连续围剿，并让他遭受他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羞辱。
蒋介石惟一取得成功的也许是在国民党党内。在完成北伐之后，他以又一次宣布辞职迫使国民党承认了他的权威。他的同僚发现，现在的蒋介石更加“骄傲自负，独断专行”。
1928年10月，国民党颁布“中华民国组织法”，开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而他的18名政府委员中大多数是右派，没有左派。
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蒋介石终于拥有了压倒一切的权力。在经过战争和几次引退之后，41岁的蒋介石走到了他人生的顶峰。而且，他能够十年站在这个顶峰之上岿然不动，直到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威胁到他开创的一切。
蒋介石日记摘抄“晨起准备各事，发令毕，泪涔涔下。火车机坏，煤又不济。闷坐常平站久候。因感吟一绝曰：”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九时开车，下午一时到塘头厦。”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
“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事，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
“遇军事最危急时，既是转胜之机。如一轻举妄动，即足招败亡而贻羞耻。以后不论何事总要熟虑而行，切勿随人主张而转移也。军事第一要贯彻到底，即是错误亦须错误到底，所谓将错就错是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余不准德顾问自由离职，是为公也。德如因此束缚纬儿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在抗战近周年时，希特勒召回德国军事顾问，蒋一度不许他们离职。纬儿即蒋介石之子蒋纬国——编者注）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虽入险境，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得不发奋拼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则攻坚致强，一则蹈瑕抵隙。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而此最后一著则为起死回生，绝处逢生之机，亦即兵家之所谓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认为余必为智勇兼全之人，而余自觉为狂直愚拙，所恃者惟道与义而已；惟能以道与义自恃，乃能蹈瑕抵隙，先声夺人；亦惟狂直愚拙乃能无畏无忌攻坚致强乎？”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引退”——编者注）
“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蒋介石与家乡
蒋氏溪口
打上蒋氏烙印的溪口，乃一千年古镇，位于浙江宁波市区西南，奉化市西北。
溪口因剡溪之水而得名。剡溪发源于剡界岭的大湖山，由新昌入奉化境，九曲而至溪口，风光旖旎。
沿剡溪边的武岭路西行200米，即到蒋介石老家——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丰镐房，蒋介石自幼生活于此。
1929年冬，身居高位的蒋介石，着手拆旧房，扩建成现今“前厅后堂、两厢四廊”共49间房屋的格局。
出丰镐房，沿武岭路继续西行300米，便到了玉泰盐铺——1887年蒋介石出生于此地。
过玉泰盐铺继续西行至浒溪公路，沿路而上约3公里，便到了蒋母王采玉的墓，入口处一石牌坊上书“蒋母墓道”，整个墓道长达668米，墓地位于西翠屏山鱼鳞岙松树林中，风水极佳。
尽管天气极其炎热，到溪口蒋氏故里各景点游玩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四五位“蒋介石”（蒋介石的模仿者，藉合影向游客收费）也颇惹人遐思。
溪口蒋氏
溪口给蒋介石这位民国第一要人带来了无可复制的童年欢乐。
蒋介石小时候，“近百户人家聚居在一条街上，就在剡溪边，只有几家小店铺，是米行、酱油店、饭馆、茶馆”。
蒋家自蒋斯千（蒋介石爷爷，字玉表）始开办玉泰盐铺，后转给儿子蒋肇聪（蒋介石父亲，字肃庵）经营。蒋肇聪精明能干，凡事极少吃亏，落得“埠头黄鳝”的绰号。
同时，蒋肇聪又是个热心人，善于调解邻里纠纷，是乡间庙灶的首事，所以族里有何事发生，大家都叫他来管。
1895年，蒋肇聪死于霍乱，蒋介石年仅8岁。
蒋肇聪生前娶过三房妻室，分别为徐氏、孙氏和蒋母王采玉王氏，徐氏生有蒋介卿、蒋瑞春，孙氏无子，王采玉生有四个孩子，存活的为蒋介石、蒋瑞莲。
王采玉在蒋家的生活，初时还算顺利，上有公公做主，下有夫君恩爱，生子育女，不愁吃穿。但好景不长，公公、丈夫先后过世，夫婿前妻长子蒋介卿对后母不但不尊敬，还在族人挑唆下，多占房产。
王采玉只得带着蒋介石、蒋瑞莲，在分得的三间破楼房（即原丰镐房）里，依靠24亩水田过活，孤儿寡母，“状至惨恻”。
让王采玉伤心的是，惟一的希望——蒋介石，幼时却偏偏“顽劣益甚”：
4岁时，正吃年夜饭，蒋介石为弄清楚嘴里的食物为何能源源不断地送进去，将筷子直插自己的喉咙，结果疼昏了过去；
7岁时，陪祖父到法华寺进香，回家路过山坡时乱跑，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读书后，一次，革命党人竺绍康骑马来访，正在学校的蒋介石出于好奇，一个人去遛马，没想到被马掀翻在地，对其后背一阵乱啃；
15岁结婚大喜之日，蒋介石扔掉瓜皮帽，不做新郎倌，竟和一帮小孩子抢起了鞭炮……
1921年，母亲王采玉病逝，蒋介石愧疚难当，在其墓前题词：“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坦然承认自己过去的调皮捣蛋。
不但顽皮，幼时的蒋介石还好为首领，和孩子玩时，面对年龄、力气比他大的孩子，他总能轻易当上“大将军”、“督军”之类的领袖。
1903年，17岁的蒋介石到奉化凤麓学堂学习，1905年转至宁波箭金学堂，1906年又转回奉化龙津中学。也是这一年，因为受到地痞无赖追要钱粮，蒋介石奋力抗争，结果锒铛入狱，后被岳父毛鼎和保释。
在此前后，蒋介石思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萌发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并在龙津中学学习了3个月的日语。
此后，蒋氏踏上军旅生涯：保定陆军学堂、日本振武学校……最终成为民国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
乡情旧谊
蒋介石发达后，十分念重乡里之情，每年清明或自己的生日，总要回乡一两次。清明回乡是扫墓祭祖，生日回乡是为了避寿。
他生前担任两个社会慈善机构的领导，全在家乡：一是家乡的武岭中学的名誉校长；一是奉化县孤儿院名誉董事长（宋美龄任名誉院长）。
蒋母王采玉去世前曾遗言：“所遗家产之半自办义务学校，教授乡里子弟之因贫失学者。”1925年，蒋介石将溪口原有的三所小学合并为完全小学，以自家丰镐房前的老当店屋作为校舍。1929年他又筹资建武领学校，给该校选调名师，自任校长。
受惠于蒋介石，溪口逐渐从千年小镇鱼跃而成为民国重镇，各路要人不绝于途。至解放前，溪口已从最初的几十户人家发展到900多户人家，其中过半数为蒋姓。
1949年，人民解放军开进溪口，根据毛泽东“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的指示，妥善保护了溪口的文物古迹。
“但下面的人会替毛主席他老人家出气的啊！”一位导游笑言。
“文革”中，红卫兵扬言要去炸蒋母墓地，结果，当地民众三天三夜不睡觉守卫在蒋母墓地旁边，墓地得以完好无损。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此后，中央拨专款修缮和恢复蒋氏遗迹。
1984年，蒋氏遗迹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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