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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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序 言(1)
一
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动乱的发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里里外外，直接间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领导人物、群众活动、文化变迁、国际因素等的相激相荡，才构成中国现今的局面。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以近代史作为史学学术研究的一支，还颇见争议。近代历史虽有数据宏富之利，但更有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的困扰，尤难摆脱现实政治的纠缠。所幸50年后的今天，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冷战架构解体，政治与学术空气益见宽松，近代史研究已渐成气候。以蒋介石研究为例，海峡两岸对蒋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视为有成有败、有功有过的“凡人”，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见成熟。
二
1930年6月，陈寅恪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序，说了这样一段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果，这是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以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抛弃旧有思维框架、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具备国际视野、重视团队合作的条件下，运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已逐步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视野。举例言之，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解严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区”，例如国民党内部派系问题、台湾史、中国共产党史、“汉奸”等的历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国民革命史观下难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伟人事迹、群众运动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局发生重大变动，近代史研究也跟着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以国民党史为例，在数据方面，国民党数据的空前开放，蒋介石档案的全盘解密，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开，对民国史研究议题的开发、历史问题的解决均具正面意义;在历史解释方面，旧有思维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论述，历史不再为政治服务已完全可能。摆脱僵化史观、远离伟人教条，去除条条框框，“党史”、“国史”可以区分，“党同伐异”的话语系统逐渐淡去，把握宏观、研究微观，还原“史学是找资料证明的学问”，带给近代史学者更多发挥的空间。这也正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欢迎的气氛，想来也应是杨天石教授新著出版的重要时代背景。
序 言(2)
三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据原始资料还原其本来面目，一直是史家的兴趣也是任务。早在2002年杨天石教授即有感于民国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国人物难免涂脂抹粉，致事件云遮雾绕，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访四海，广搜史料，然后以专题发掘蒋介石自民初以迄20世纪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地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本此精神，2006年3月，当史丹福大学①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时，杨教授是学者中进入档案馆内阅读日记拔得头筹者，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勤快、执着与用功，直叫人敬佩。
大体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资料之后，得寻求基本史实的确凿、深切认识时代环境、掌握各阶段思想的发展，集中关键又发人深省的议题上进行发挥，不回避、不窜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为上乘之作。杨教授的诸篇论文根据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又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可谓充分占有并正确运用史料的优势;从蒋介石自认对孙中山、陈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经营上海号子(证券交易所)的失败，1923年蒋自认“吾前程发轫有望”的苏联之行说起，到蒋胡汤山事件，对日秘密谈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史、宋(子文)角色与冲突，重庆谈判中蒋对毛泽东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内心世界，乃至于蒋的私生活，每一议题都从疑点出发，回到论证严密的答案中。这本书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谈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识的兼备而已。
四
2007年夏，个人有幸，与杨教授同时在胡佛研究所检阅蒋介石的日记。杨教授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给口才，思路清晰，见识广博，予人印象深刻。杨教授早期治文学，然后有哲学训练的机缘，终乃投入历史的研究，其根柢之深厚，卓然成家，自有渊源。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2007年12月25日敬序于南港
自 序(1)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蒋介石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逝世于1975年4月5日，活了88岁。他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年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30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60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我从20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院。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自 序(2)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精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部分增补或修订。
2006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通过“争鸣”，人们对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将会进步，将会深入，距历史本相将越来越近，科学性也会越来越强。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为《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予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Blackwelder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
日记现状(1)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28岁，止于1972年8月，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分失落。现在能见到的1915年日记仅存13天，为蒋当年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时所记。胡佛研究院对外所称1917年日记实际是蒋自撰的回忆，题为《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以前的个人历史，并非日记。1924年的日记则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时期，毛思诚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蒋介石日记类抄》时就未能见到。因此，蒋介石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存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绝无仅有。
蒋介石日记原由蒋本人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孝勇于1996年去世后由其夫人蒋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动员，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亲自去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携到胡佛。
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已经霉烂、损毁。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立即投入力量修复、保存，并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缩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仪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将陆续开放。其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由蒋介石亲笔书写，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蒋介石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1920年至1970年，中缺1924年、1948年、1949年各年。
蒋介石一生崇拜曾国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国藩有日记，还有别人替他编辑的《曾文正公日记类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蒋介石陆续将自己的日记、来往函电、文稿等许多资料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毛即利用这批资料编辑长编性著作《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同时，毛思诚模仿《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将蒋的日记分类摘抄，计有党政、军务、学行、文事、杂俎、旅游、家庭、身体、气象等约十种，统名为《蒋介石日记类抄》。一般称之为“类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蒋的日记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润色，并不改变蒋的原意，所以还是可信的。但是，仍有个别地方，毛思诚为了将蒋的形象显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动和原文相差较远。例如，蒋早年比较激进，主张将资本家“扫除殆尽”，毛思诚就改为“如不节制资本”。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日记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维护领土”的说法，但毛思诚却修改为：“以坚强不挠之气概吞压强虏”。这一改，蒋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实了。毛在编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后，《蒋介石日记类抄》和少数蒋日记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电、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宁波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藏在夹墙里。“文革”中，红卫兵砸破墙壁，发现这批资料，逐级上报，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拨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文革”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捐献给国家。
抗战时期，蒋介石命奉化同乡王宇高、王宇正继续按分类原则摘抄自己的日记，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五种。《困勉记》记录蒋在艰难中勉力奋斗的事迹。《省克记》记录蒋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学记》记录蒋的读书心得。《爱记》记蒋的人际关系和对同事的看法。《游记》记蒋的游历。主要资料来自蒋的日记，但编者也偶采日记之外的资料，而且有些资料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一一见到。其特点是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述，和毛思诚的《蒋介石日记类抄》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编者基本上忠实于日记。编者所述和日记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内容一般抄自日记手稿本，因此可以大体归入“类抄本”。不过这五种本子的文字都较日记手稿本简括，也有编者润饰、修改之处。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内容，日记手稿本没有。例
日记现状(2)
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向重庆国民政府诱和，蒋当月7日的日记手稿为：“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记》的记载则为：“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两种本子，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后者点出了在松冈和蒋介石之间牵线的银行家钱永铭。这一变动，一种可能为蒋介石审阅时所加，一种可能是编者根据其他资料所加。两相比较，《困勉记》这一条的史料价值显然更高。当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被《困勉记》的编者删掉了。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月、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有些地方，编者还曾根据后来的历史环境对手稿本的文字作过删改。例如，抗战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冲突时，曾经多次在日记中痛骂“美帝国主义”。这些激烈语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帙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
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册。
此外，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蒋总统秘录》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蒋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引录本”。至于2007年初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①
真实性问题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时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他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但是，蒋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①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2.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4.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录。6.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本月反省录。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
因此，我的结论是，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有经验的、精心的阅读者从中将会发现很多可以推进或加深其研究的内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观点，写出更准确、更科学、也更丰富的历史著作。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的早年，指1918到1926年，时当32岁到40岁之间，这一时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期。但是，历史不能割断，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断，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将适当下延。
一个人的日记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本文所用资料，以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日记为主，结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2006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少数地方则以其他资料参证。
为什么考察从1918年开始呢?因为蒋介石此前的日记仅存片断，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战时失落。
读书生活：吸纳新潮，崇拜旧学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企图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学课①，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阅读《新青年》始于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
1919年12月4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杂志。”①
1919年12月5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7日日记云：“看《新青年》，定课程表。”
1919年12月10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易卜生号。”
1920年4月9日日记云：“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1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2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记云：“下午看《新青年》杂志。”
五四以后，各种新式刊物如雨后春笋，但蒋介石对《新青年》似乎情有独钟，除该刊及北京大学罗家伦等编辑的《新潮》外，别的刊物蒋介石很少涉猎。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
经济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中心问题。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如：
1919年12月8日日记云：“下午，看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
1919年12月12日日记云：“看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第一章。”
1920年2月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至《社会主义》止。”
1925年3月30日日记云：“船中看《经济学》，如获至宝也。”
1925年5月4日日记云：“上午看《经济思想史》。以后拟日看《经济思想史》及《将帅之拿破仑》数十页。”①
在阅读经济学有关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偶尔写下他的感想。1920年1月1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心思纷乱，以中国商人恶习不除，无企业之可能。”②同年2月7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原论》完。津村主张，皆调和派的论调，其中不能自圆其说者亦只顾滔滔不绝，诚实堪笑，亦甚堪怜也。”
研究经济学不可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蒋介石同样投入过相当的精力。如：
1923年9月6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经济学说。”
1923年9月21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
1923年9月22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4日日记云：“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
1923年10月7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9日日记云：“下午看《学说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据他自述，《马克思学说概要》的“经济主义”部分，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③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出了滋味，甚至读出了“趣味”：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
1923年9月24日日记云：“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颇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也。”
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
看书看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且相当有感情了。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代表作，对该书，蒋介石也有涉猎。
1923年10月13日日记云：“晚，看《共产党宣言》。”
1923年10月16日日记云：“看《共产党宣言》。”
从蒋介石日记中，还可以看出，他还多次阅读《列宁丛书》，印象良好。1925年11月10日日记云：“晚，看《列宁丛书》第五种。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所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之破产原因，甚细密也。”同年11月21日日记云：“看《列宁丛书》。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主义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历之谈也。”
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接受了某些影响。1925年11月，他准备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最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二语，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太〔泰〕戈尔传》一书，使他又从马克思主义身边走开了。同年11月12日日记云：“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这段日记表明：在唯心与唯物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唯心”;在“爱与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泰戈尔学说。这成为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的起点。①
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曾深入地研究过德、法、俄诸国的革命史。1923年，他认真地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926年，他在阅读《法国革命史》的过程中发现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及改正其经验也，可宝贵也。”可见，他对俄国革命中的许多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后，他认真地阅读《俄国革命史》一书。6月23日、26日、27日、28日，其日记都有阅读该书的记载。7月21日，他开始阅读《俄国共产党史》。8月11日，他在向衡州进发船中继续阅读《俄国革命史》，并且在日记中写道：“甚觉有益。”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1年12月，他还在阅读该书。②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
蒋介石日记中，也常有他阅读孙中山思想有关著作的记载。如：
1923年5月9日日记云：“看《平均地权论》。”
1925年1月9日日云：“摘录《精神教育》‘军人之勇’，中师之精神文辞，使人阅之而不能掩卷，可谓观止矣!”
1925年1月16日日记云：“船上看《民生主义》第三讲完。到省校办事。晚，回长洲，船中看《民生主义》第四讲完。打倒帝国主义，解除人民痛苦，为余一生事业。《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而其主脑则在此二语也。”①
1926年8月7日日记云：“看《建国方略》……全以经济为基础，而以科学方法建设一切，实为建国者必需之学。总理规划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②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
1926年8月8日日记云：“甚矣行易知难之理大矣哉，非总理孰能阐发无遗也。”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孙中山的崇拜心情。这种情况，使他很难听得进任何对孙中山学说的批评。
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蒋介石与他们不同，他虽然吸纳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1914年至1915年之间，蒋介石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③。五四前后，他喜读诸葛亮《前出师表》和文天祥《正气歌》等，也喜读《心经》等佛学著作。④不过，他最喜读、常读的还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著作。1921年4月29日，他重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2年3月，他读胡林翼的《抚鄂书牍》，决定“日尽一卷”。比较起来，蒋介石读新学诸书，常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的规范。如：
1922年3月25日日记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易之论，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
1922年4月11日日记云：“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言其进德之猛，是可知其虚心实力，皆由刻自砥砺之德育而来，其办事全在于‘赏罚严明、知人善任’二语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
1922年11月14日日记云：“晚，看曾公尺牍，至《复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信乎，吾可不以潜移默运之人自任乎!”
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蒋介石的深刻影响。
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生活逐渐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旧籍。例如，他1934年的读书计划为：王船山、顾亭林、程朱、《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管子、韩子，没有一本新潮方面的书。这种情况，反映出蒋介石思想的重要变化。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华(1)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主要内容是反清，宋遗民郑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经是他最爱读的著作。①五四运动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给了蒋介石以强烈震动。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斗争热情和爱国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当年9月24日日记云：“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总统府门前，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及各处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不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①1920年6月，蒋介石出资5000元，与陈果夫等创立友爱公司，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银价大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同年11月8日，蒋介石游览香港，看到英人在当地大规模建设的状况，慨叹道：“英人之规划宏远，诚足浩叹。此皆吾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使人治之，尤为可惜!”
蒋介石不仅反对外人侵占中国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反对为洋人服务的洋奴买办。1920年9月3日，他往访张静江，为车夫所侮辱。下午打电话时，又为“电话手”所梗，蒋介石极为生气，在日记中写道：“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蒋介石将车夫、“电话手”等类人视为“洋奴”是错误的，但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洋场买办一类人物的憎恶。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2月12日乘轮自大连回上海。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败不堪。蒋介石居然由此预言：“吾料东邦帝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不久将尽矣!”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运动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50余人，伤170余人，形成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黄埔赴广州途中，觉得一路景色凄凉，天空“顿呈不可思议之红灰色”。第二天，他在发病高烧中仍集合士兵讲话。第三天，他在日记提要栏目中写下：“如何可以灭此横暴之阴〔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记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如：
英虏皆可杀!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虏我必歼汝!
英夷可不灭乎!
汝忘英虏之仇乎?
英夷不灭非男儿!
英番不灭革命不成!
英番不灭能安枕乎?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华(2)
汉有三户，灭英必汉。
英虏，我的同志为你杀害!
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
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
一年将匝，英番如故，窃自愧馁弱。
新年又逾二日，试问对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旧历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盘踞如故，思之痛彻骨髓。
英夷气焰方张，当亟图最后对付，不可徒幸其国内工党革命也。
等等。凡此种种，和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的感情是合拍的。
蒋介石把“英虏”、“英夷”看做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英虏”、“英夷”也必欲除蒋介石而后快。1925年10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阴〔英〕番勾通北段(祺瑞)，竟以十万金悬赏执余。”21日日记云：“阴〔英〕番畏我益甚，而谋我更急乎!”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给了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1926年3月下旬，港英当局得到英国政府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企图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有意接受英国条件，游说蒋介石，争取支持，但蒋介石却坚决抵制。4月14日日记云：“梯云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反对，彼亦无异词。”同年7月21日，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派兵占领深圳车站。当日日记云：“蛮番不问理由，即将我深圳车站派兵占领，事之可耻孰甚于此!”次日日记再云：“得阴〔英〕番占领深圳之报，不胜愤激，乃与鲍顾问磋商应付诸事。”可见，蒋介石的反英并非只是一时热情。
除英国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美国外交，更曾严厉批判。1926年1月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间的行动却是十分审慎、温和的。1926年末至1927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榄枝。1月2日，通过黄郛向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表示：“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①同月25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①同月底，他在庐山会见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时也表示：“对于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占领杭州、南京等地后，拟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议。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②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外妥协政策。
社会观：厌恶旧社会，立志…
蒋介石出身盐商之家，社会地位不高，又早年丧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极不喜欢乡村士绅阶层。③1919年2月，他在闽南长泰军中，忆及往事，勾起宿愤。26日日记云：“吾国绅耆阶级之不破，小民终无乐利之一日。”1921年10月，蒋介石在家乡兴办武岭学堂，受到乡绅的阻挠，28日日记云：“乡愿阻碍不少。周星垣之守旧迂阔，不可言状，乡间事办理之难如此。”29日又称：“乡居极感痛苦，事事为乡愿所阻碍，不能改良稍些，愧恨无涯。”他甚至发誓：“乡愿不死，殊无回乡之乐，甚想不愿来乡也。”④
蒋介石也不喜欢商人和资本家。1919年10月12日日记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资本家不扫除殆尽，则劳动家无乐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说：“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议员，名为民意代表，实则媒介于绅耆、官僚之间。凡有罪恶，皆此种蟊贼所造成者也。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交易所，从事证券与棉纱等物品买卖期间，目睹董事们倾轧、垄断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厌恶感。1920年1月24日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人积弊，仍不能脱把持与专制，大股份压制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①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压迫的同时，蒋介石也感受到房东的压迫与欺诈，进一步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憎恶。蒋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记云：“晚，为房东朱子谦作恶不仁，心甚愤激，资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仅如此，房东还企图吞没蒋妾姚冶诚寄存的交易所单据。同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为富不仁，复欲害人，居心毒极!沪上商人行为卑陋至此者，见不一见，亦无足怪，惟恨冶诚之生事也，气极矣!”
以交易所的活动为纽带，蒋介石结识了上海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们，蒋介石日记常有严厉的批评。1921年5月11日云：“知交股价落，不胜烦闷。遇盛四及一班无赖，社会之形态丑劣，嫌恶实甚，无可如何也。”1922年11月28日云：“中国商人，见之头痛。商家利禄之心，狡猾之谋，过于官僚也。”1923年2月3日云：“又因奸商妒忌，发怒愤激，殊非其道。”凡此种种，都表露出蒋介石对资本家和商人们的憎恶。
对军阀，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记云：“看《申报》，知浙江伪督杨善德已于12日病毙，继其任者为卢永祥。羊死驴继，吾浙其无噍类乎!”
1921年3月27日日记云：“北方无不倒之理，惟在吾党能起而应之耳!”
1922年6月14日日记云：“黎元洪违法入京，就总统之位，从此天下又起纷纠，政客、议员之肉，其足食乎?恨手无寸铁，不能一扫荆棘，忧闷无已!”
社会观：厌恶旧社会，立志…
1925年12月1日日记云：“郭(松龄)宣言讨张作霖而戴张学良，可称滑稽。然如此矛盾，则北方大小军阀不能不自行瓦解耳。旧时代崩溃之症象，于此益明矣!”①
1926年7月12日日记云：“余以关税会议为卖国条件，决心与吴佩孚宣战，通告中外。”
这些日记表明了蒋介石反对北洋军阀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与憎恶商人、资本家相反，蒋介石对工人有一定同情。
蒋介石对工人接触不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也了解不多。1921年8月，蒋介石在乡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有所感动。28日日记云：“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如无慈悲之心，非人也。”10月21日日记继云：“自叹为我一人，而苦彼二十工人，自朝至暮，除食事外，毫未休息，每日足作十小时余苦工。呜呼!小工何罪，其苦如此，资本家与势力家之不勤俭自持，厚利报工，其必为神人所不容。不必言近世之潮流如何，徒问你自己良心过得去否耶!可不警惕乎?”11月6日日记再云：“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场法如不速实行，小工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只见死亡病伤，决无完全生存之理。有责者其可不恻然设法，实行提倡乎?”这些地方，显示出蒋介石愿意通过社会改良的途径改进工人的生活待遇。
1925年7月7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其中说：“工人为革命中有力之成分，且对于吾革命前途之难易成败，实有莫大之影响。”但是，他的具体建议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我国牺牲之失业工人”，“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等寥寥数语。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对罢工工人，可“酌加编制，施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以植工人军之基础”。①不过，这一思想，对蒋介石说来，恰如火星一闪，后来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②
在北伐进军途中，蒋介石还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厂。1926年9月，蒋介石参观安源煤矿，发现厂主无能，受到日本资本压制，停工近1年，便主张：“工人乘此厂主放弃权利时，起而自己管理也。”③不过，蒋介石只同意对工人生活做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坚决反对阶级斗争。还在北伐出师前夕，他就宣布：“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斗争，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对付敌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④北伐出师之后，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日渐发展，蒋介石曾发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决了工潮”，同时则要求工人集中在“本党之下”，“受本党指挥”，“非但不应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⑤此后，罢工日渐频繁，蒋介石仇视工人运动的态度日渐明显。1927年1月底，他与小室静谈话，一方面声称“劳动者地位之向上与幸福之增进，乃吾等之主义，故不能中途而辍”，表示不能动用军队来“制止劳动者之罢工”，但同时又说：“唯劳动者苟有跋扈行为，甚且危及国际关系，亦不能过于放任，彼时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①这些地方，已经预示了他日后的行动方向。
社会观：厌恶旧社会，立志…
蒋介石一度认为，中国“不存在大土地占有制”，“中国很少发生大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冲突”。②但是，蒋介石的早年日记显示，他对土地问题还是关心的。1926年2月3日，蒋介石与鲍罗廷谈话，鲍主张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介石表示赞成，日记云：“余亦以为然，惟忧无法引起全国大革命耳。”但是，这以后，蒋介石逐渐倾向于北伐期间，暂不提出土地问题。③出师前夕，鲍罗廷建议发布土地政纲，蒋介石不赞成;鲍提议攻克武汉时发布，蒋还认为太早。④不过，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同年7月30日，他收到邓文仪的俄国来信，述及土地问题，日记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国家化(即归国有)与土地社会化(即归社会分配)，如太平天国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究土地问题，有一解决之方。”8月1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规定详细办法，或根据“平均地权”所言，再加细定，“逐条登报，公诸国人参考，且可临时应用也”。⑤
1926年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部分人员及鲍罗廷等在庐山开会，讨论各地工农运动问题。会议“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解决也。”①这一时期，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受到湖南各地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因此，蒋介石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相当有好感。8月3日日记云：“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农民协会组织尤其发达，将来革命成功，还在湖南为最有成绩。”
民国期间，使用奴婢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奴婢们大多没有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蒋介石对奴婢有一定同情，主张禁止蓄奴。1918年，蒋介石在福建永泰军中，听到一陈姓主妇毒打婢女之声，很为之不平。1919年9月，又见到邻妇虐待婢女，较往日陈妇尤甚，愤慨地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奴婢之制不革除，尚何有社会平等之可言乎!吾觉欲求人类平等，第一当先除奴婢毒制也。”②
蒋介石还反对家族观念。1920年1月23日日记云：“家族观念打不破，家族范围跳不出，埋没古今多少英雄。”③
以上种种，都表现出蒋介石所受五四后新思潮的影响。
出于对旧社会的厌恶，蒋介石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1919年11月，蒋介石在日本，发现各书坊中社会主义书籍特多。4日日记云：“吾知其社会改革必不远也。以中国人民不识字者之众，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实行，则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其改革进程之速，更可知矣!”当时，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影响，提倡新村主义。蒋介石在日本读到了《新村记》一书，有所触动，即萌生“改造本乡”的念头。①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②日记云：“我对中国社会，实厌恶已极，其将何以谋脱也?”③这一时期，他对邵元冲等宣称：“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④
早期，蒋介石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对共产主义并不反感。1920年2月2日日记云：“书厨包工来，欺伪百出，心甚嫌恶。中国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如此。对于共产事，甚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⑤1923年蒋介石出使莫斯科时，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⑥1925年12月，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⑦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思想，他的上述言论当非完全是违心之言。
左右之间(1)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部在联俄、容共等问题上，即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去世后，迅速形成对立的两派，通称左派与右派。
蒋介石最初站在左派方面。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国民党党籍》、《鲍罗廷顾问解雇》等案。12月24日，在上海另立中央。同月下旬，广东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王柏龄等人准备示威响应。28日晚，蒋介石从汪精卫处得到有关消息，当日日记云：“王柏龄糊涂至此，可恶殊甚，严电阻止，不知有效否?”
当时，蒋介石反对在军中形成派别。1926年1月2日日记云：“下午，对各将士痛诫派别之恶习，不禁泪下。”当时，在黄埔军校中，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是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2日，他约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两派干部开联席会，限令高级官长退会，同时要求双方干事互入两会，企图消弭二者之间的界限。4月，又进一步要求两派组织同时取消。
“三·二○”事件后，右派纷纷做蒋介石的工作，企图争取他站到自己一边。4月3日，刘峙、古应芬、伍朝枢三人陆续见蒋，进行游说。蒋介石日记云：“右派徒思利用机会，联结帝国主义以陷党国，甚可叹也。”同月5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反映，广州右派计拟召开市党部大会，举行示威，蒋介石立即函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加以制止。次日，蒋介石并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依，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我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①。
蒋介石反对右派的立场一直持续了很久。北伐期间，樊钟秀一直在河南南部活动，组织军事力量，企图响应北伐。1926年8月，蒋介石听说居正、谢持有离间樊钟秀等与北伐军的打算，愤怒地在日记中写道：“彼等诚反革命矣!”②同年9月16日，蒋介石会见田桐、周震鳞后，在日记中留下了“其语不堪入耳”的记载。
不过，由于蒋介石在联俄、容共问题上和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最终必然会走到一起。1926年5月22日日记云：“总理责任交给国内青年，愿以奋斗之青年赞成国民党，然而非欲党员对三民主义疑为不澈底之革命也。如言不澈底，则俄国革命迄今仍未澈底也，不革命一语，为宣布革命党员之死刑，闻者无不反对，革命必致破裂。应联合革命的新旧党员对外也。”这段日记，已经预示着他和西山会议派矛盾的溶解。
“一个主义，一个党”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原拟请苏方支持国民党人在蒙古的库仑建立军事基地，遭到拒绝。他满怀期望访问苏联，却没有得到什么具体成果。但是，他却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
蒋介石在访问苏联时，遇到过一个名为赵世贤的中国青年，相谈融洽。离开苏联时，蒋介石又和这位年轻人作了一次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此后，蒋介石即力图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控制，并力图和左派及中共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1926年3月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决“大方针”。蒋称：“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①同月30日，又在日记中表示：“只要大权不旁落外人之手，则其他事皆可迁就也。前日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以致陷于被动地位，此非外人之故，而精卫自让之也。”5月21日日记再云：“革命须求自立，不可勉强迁就。世界革命应统一指挥，但各国革命政权仍须独立，不能以用人行政亦受牵制。”这时，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独立自由地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当年12月，蒋介石听说托洛茨基将要出使中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29日日记云：“党务、政治不能自由设施，则胜无异于败也，托氏来华，或能改正，而本身应具独立之心也。”
左右之间(2)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还使他得到了一条经验，即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他开始致力于“一个主义、一个党”宣传和努力，并以此为指针，处理国民党内的左右派纷争。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俄国革命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同月26日，他与邵力子谈话，强调“革命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①不久，他即派邵力子赴苏，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谁妨碍革命的统一和集中呢?蒋介石觉得是中共。1926年3月9日日记云：“共产分子在党内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于是，他的第一步便是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26年5月14日日记云：“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5月16日，他访问鲍罗廷，表示“甚以两党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为忧。”5月27日，他在高级训练班致开学词，声称为“集中革命势力”，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应退出共产党。6月8日，他明确向鲍罗廷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理由。”②
由于鲍罗廷等人的抵制，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目的未能实现。此后，蒋介石日记中不满共产党发展与活动的记载日增。如：
1926年7月3日日记云：“各处宣传，多是CP，心甚不悦。”
1926年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
1926年8月30日日记云：“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恶也。”
这样，他虽然知道“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表示“余不愿主张违教分裂”，①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和共产党“分裂”的道路。
苏俄创立了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没有想到，蒋介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以对付共产国际和中共。
“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1.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和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思想基础。2.在若干问题上，早年的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之间有一定分歧。这些分歧，属于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并非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后来在这些分歧基础上演化为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并进而演化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是不幸的、遗憾的。3.蒋介石既是国民党中心主义者，也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在蒋看来，他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凡与他持不同意见或反对他的人都是“败类”或“反革命”，都需要加以“制裁”。1927年2月，他在南昌演讲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①这段话，典型地表露出他的个人中心心态。同一时期，他在日记中表示：“鲍尔廷固为罪人，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败类更可杀也。”②这一段话，是对他上述演讲中“革他的命”一语的注脚，不久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已经在此埋下了伏笔。
左右之间(3)
本文中文本原载纽约天外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的《庆祝吴教授相湘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原有“苏俄观”一节，因本书另有专文，故删去。
做“圣贤”还是做“禽兽”
——蒋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战
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大学》有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说法，又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程序。到了宋明时代，道学家们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则前所未有地细密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道学，不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体力行者。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修身的记载。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个人修养历程和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征：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道学信徒、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
重视修身，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辛亥革命之后，“狭邪自娱，沉迷久之”①。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当时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办理无状”①的八字考语。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亦于此可见一般”，“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②一直到30年代，蒋介石想起早年种种劣迹，还痛自悔恨。日记云：“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已失之晚矣!”③又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至今悔之不及”。④一言之不足，反复言之，当系出于内心，而非泛泛虚语。
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今日有研究性理书，思愤发改过，以自振拔之机，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谓“性理书”，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学家们的著作。蒋介石不仅读，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写入日记，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例如，1919年，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静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学家的做法，自制铭文：“优游涵泳，夷旷空明，晔然自充，悠然自得，此养性之功候也。提纲挈领，析缕分条，先后本末，慎始图终，此办事之方法也。”⑤在此之后，他仍然觉得意有未足，又抄录道学家们常说的“修己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诸语，作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要求。⑥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记云：“晨兴，思良友，窃取乎朱子‘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二语以自循省。”①可见，他对朱熹的学说有所了解。哲学史上有所谓朱陆异同之争，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蒋介石对两派均无所轩轾，日记中也常有读王阳明著作的记载。如，1926年11月17日日记云：“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
左右之间(4)
在这一方面，他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1921年日记云：“晚编《曾文正公全集》。此书已经看过，甚以为遗失于永泰县之役。今竟复见，不啻旧友重逢也。”②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此战中，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仓促中弃城出走，仅以身免，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蒋既自称“不啻旧友重逢”，可见他对曾著的感情。
20年代，蒋介石仍然喜读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其后，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给予曾国藩以高度评价，如：
1925年1月9日日记云：“看《曾文正公杂著》，其文章真可告不朽矣!”
1925年2月10日日记云：“终日在常平站候车，看曾公日记，以勤、恕、敬三字相戒，可为规范矣。”
1926年3月8日日记云：“昨今两日，看曾公《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端，谤毁之来，不一而足。而彼劝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诀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
曾国藩之外，蒋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胡有云：“林翼至愚，当不自作聪明;亦惟林翼颇聪明，当不自用其愚。”1922年3月，蒋介石读到这段话，不禁悚然叹惜，日记云：“可知我自作聪明，实为至愚之人，以后切不可自作聪明也。”①胡集中曾论及“愚公移山”、“精卫衔石”等古代寓言或神话，蒋介石读后深有所感。日记云：“因知成功之难，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收一段落，岂可心猿意马，朝三暮四，犹豫不决，轻举妄动，来往随便乎!以后应不再作回家扫墓之想，吾母有灵，其亦以此为慰安乎!”②胡集书牍中云：“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悬一死字于卧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则于以求生，或有生机。”蒋介石读后特别将它们节录下来，用以自励。
道学著作中有《菜根谭》一书，蒋介石也很喜欢。1926年3月7日日记云：“途中看《菜根谭》，以毋忧弗逆与不为物役二语最能动心。”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此办理。
左右之间(5)
1919年10月23日日记云：“过去之罪恶，悔恨莫及;将来之嗜欲，奢望无穷。若不除此二者，将何以求学立业也。”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①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②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之要，未能实行也。”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之事，自问有欺妄与愧怍之事否，日日以此相课。”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
宋明道学家有所谓“功过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头，画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蒋介石则专记自己的“过失”，较之道学家们还要严格。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③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蒋介石很重视日记在自己修养过程中的作用。毛思诚根据他的指示将日记分类照抄，其中有《学行》一类，蒋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给他，“以备常览”。④
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个人修养，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为了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①。五四运动爆发，蒋介石从中看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当时在修身上对自己的要求，应是上进、自强的表现。其后，蒋介石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反映出传统道学中“民胞物与，宏济群伦”思想对他的影响。②北伐战争期间，国共矛盾逐渐尖锐，蒋介石处境困难，他企图通过修养锤炼自己，应付环境，获取突破难关的意志和力量。③1927年以后，蒋之地位已定，继续修养则是为了做“国家代表”④。
戒色(1)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认，人有两种天性：食与色。但是，孟子又主张，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否则和禽兽就没有差别。清朝的道学家唐鉴曾经提出：“不为圣贤，则为禽兽。”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力图做“圣贤”，不做“禽兽”。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1919年2月，蒋介石在福建曾勉励自己：“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⑤次月，他从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曾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①不料第二天，他就在旅馆中“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不过，他当晚又检讨：“介石以日看曾文正书，不能窒欲，是诚一生无上进之日矣”!他勉励自己，在花花世界努力“砥砺德行”。②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污，不愿其送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同意，在沪住了一周。事后深自忏悔。日记云：“母病儿啼，私住海上而不一省视，可乎哉?良心昧矣!”③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④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
介石亲阿哥呀：照倷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倷，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倷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⑤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的身份属于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蛰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业!”同年9月27日，蒋介石自福建回沪。旧地重游，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记中有几条记载：
10月1日：“妓女嫟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①
10月2日：“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②
10月5日：“自有智觉以至于今，十七八年之罪恶，吾以为已无能屈指，诚所谓决东海之水无以涤吾过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辙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10月7日：“无穷孽障，皆由一爱字演成。”③
戒色(2)
上述各条，可能都是蒋介石为割断与介眉的关系而留下的思想斗争记录。从中可见，蒋介石为了摆脱情网，连佛家的“色空观念”都动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2日的日记：“潜寓季陶处，半避豺狼政府之毒焰，半避卖笑妓女之圈术。”当时，北京政府在抓捕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而青楼女子介眉则在寻找“负心汉”蒋介石，迫使蒋不得不躲进戴季陶的寓所。
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诚的，但是，却并不能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④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今日能窒欲，是一美德。”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因此颇为自喜，然而，蒋介石终究难以羁勒心猿意马。11月4日日记云：“色念屡起，几不能制也。”同月8日，蒋介石到“森福家待花”，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12日，又在日记中写道：“一见之下，又发痴情。何痴人做不怕耶!”“海外逆旅，岂有妙妓真心眷客者，先生休矣!”①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记云：“今日冬至节，且住海上繁华之地，而能不稍应酬，闲居适志，我固为难事矣，近日固不知如何为乐事也。”②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订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③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色念突发，如不强制切戒，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可见，这一个月内，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
第一个月如此，第二、第三个月，也仍然如此。
2月29日：“戒绝色欲，则《中庸》‘尚不愧于屋漏’一语，亦能实行。污我、迷我、醉梦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戒色(3)
3月25日：“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
3月27日：“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
3月28日：“色欲不惟铄精，而且伤脑，客气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绝，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门，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秽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当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峻民，畅谈往事，蒋自觉“旧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①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①11月6日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1年全年，蒋介石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其日记有如下记载：
1月18日：“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
5月12日：“余之性情，迩来又渐趋轻薄矣。奈何弗戒!”
9月10日：“见姝心动，又怕自馁，这种心理可怜可笑。此时若不立志树业，放弃一切私欲，将何以为人哉!”
9月24日：“欲立品，先戒色;欲除病，先戒欲。色欲不戒，未有能立德、立智、立体者也。避之犹恐不及，奈何有意寻访也!”
9月25日：“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
9月26日：“晚，心思不定，极想出去游玩，以现在非行乐之时，即游亦无兴趣。何不专心用功，潜研需要之科学，而乃有获也。”
戒色(4)
12月1日：“陪王海观医生诊冶诚病。往游武岭，颇动邪思。”
12月8日：“邪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
道学家主张，一念之萌，必须考察其是“天理”，还是“人欲”。倘是“天理”，则“敬以存之”;倘是“人欲”，则“敬以克之”。上述日记，大都属于“敬以克之”一类。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见色，心邪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默誓非除恶人，不近女色，非达目的，不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色利之欲又起，戒惧乎!”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说明他的修身确有“成绩”。
1925年，蒋介石在戒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势态。4月6日日记严厉自责云：“荡念殊甚，要此日记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为人乎!”11日日记云：“下午，泛艇海边浪游，自觉失体，死生富贵之念自以为能断绝，独于此关不能打破，吾以为人生最难克制者，即此一事。”这段日记写得很含蓄，看来，蒋介石打熬不住，又有某种过失。同年11月16日晚，蒋介石参加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讲述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1926年全年安静无事，仅11月21日日记云：“见可欲则心邪，军中哀戚不遑，尚何乐趣之有!”
蒋介石的忏悔不仅见于日记，也见于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后的状况时就自我批判说：
当时涉世不深，骄矜自肆，且狎邪自误，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则对余力加排斥，余乃愤而辞职东游。至今思之，当时实不知自爱，亦不懂人情与世态之炎凉，只与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游，故难怪知交者作冷眼观，亦难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也。且当时骄奢淫逸，亦于此为尽。民国元年，同季回沪，以环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奋发，毁之一旦，仍未自拔也。①
膺白，指黄郛，蒋介石的把兄弟。从这份《事略》里，可见当时蒋众叛亲离，为人所不屑的状况。本文一题《蒋主席自述小史》，这时，蒋显然已经成为“党国要人”，但他不仅不隐讳早年恶迹，反而有意留下相关记载，这是极其不易的。
惩忿，对自己的暴怒常常自…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为了革除这一恶习，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
《易经·损卦》云：“损，君子以惩忿制欲。”后来的道学家们因此将“惩忿”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日记云：“以后修身之道，端在惩忿，其次窒欲也。”①
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②
然而，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日记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惩忿，对自己的暴怒常常自…
(一)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阍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三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戒客气，警惕虚骄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戒客气”的记载。所谓客气，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宋书·颜延之传》称：“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悔。”因此，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们也将“戒客气”作为修养要求。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当年2月4日，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席间，蒋介石“客气与虚荣心并起，妄谈孙先生事”，当日即懊悔无已，在日记中自责，认为自己的言谈“不觉自暴其夸鄙，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难得，检讨原因，认为自己“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事”，不能“虚心包容”，所以有才之人不乐为己所用。①
此后，蒋介石即将“客气”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称之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记云：“言多客气，为人所鄙，良用惭咎。谨其言，慎其行，自强其志，不徇外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近日思想渐趋平实，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奈私利心、野心、客气终不能消除何!”
蒋介石认为：“客气”的表现之一是“言语轻肆，举动浮躁”，针锋相对地提出：“我守我拙，言语迟钝。”①表现之二是是气质涨浮，行为佻达，说话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无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记称：“人之是非好恶，己之爱憎取舍，默会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为哉!”
1923年7月16日，蒋介石清晨醒来，自省差误，认为自己“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们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语。他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朱熹对他的这段讲词非常欣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6月24日日记云：“今日馁怯有余，谨慎不足，终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于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敬”，指的是敬于所事;“澹”，指的是“澹”于所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岌岌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谱，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们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在道学家的修养要求里，寡欲，不只是寡于物质生活，也包括求名一类精神生活内容。在这一方面，蒋早年对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记云：“好名之念太重，一闻蜚语，即觉自馁，是不能以革命主义为中心，而以浮世毁誉为转毂，岂得谓知本者乎!”
尊“诚”，重视形貌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视为天的根本属性，要求人们努力求诚。在《中庸》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大学》进一步将“诚意”作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后，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道学们不仅提出了诸多内心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体外貌方面也有许多规范。朱熹写过一篇《敬斋箴》，要求人们“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在这方面，蒋介石也是身体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记云：“莅团部时履不正，为属下窥见，陡觉惭汗。”近年来出现若干影视作品，其中的蒋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这是符合蒋的性格的。
中世纪的修养方法
道学形成于宋明时代，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总体作用在于将传统的儒学伦理规范哲学化，以便进一步强化其教化作用，借以整饬人心，调节社会矛盾，巩固既定社会秩序。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若干合理因素。
蒋介石少年顽劣，时代的激流将他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学日本，归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这样，蒋介石早年就具备了两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两种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长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长过程中，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这也使他比较拘守传统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辨潮流，识方向，作出正确抉择。
中世纪的修养方法无法完全适应近、现代的社会生活，这是自然的。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1年5月号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亟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Hurley，PatrickJay，蒋介石日记作哈雷)，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委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早在8月10日深夜12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①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战略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②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做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①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②
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为日军占领的地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大城市。①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②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批评、责问之后再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③
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辞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④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①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②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③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是，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④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①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②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③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初谈不顺(1)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④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⑤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⑥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①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毛泽东等来渝前，中共中央曾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六条，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皆应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有确定前提。”②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③。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④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①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餍”。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初谈不顺(2)
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①
4日晨5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②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③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按蒋的想法，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9月8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月12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日记云：“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①
9月13日日记云：“嘱毛泽东访魏德迈。”
初谈不顺(3)
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共毛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
9月17日日记云：“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9月20日日记云：“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月21日日记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9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云：“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但险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但内心却充满敌意。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起草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①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蒋介石的心态发生180度大变化。
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1)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①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②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2)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亚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①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3)
10月1日，蒋介石见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泽东来渝的安全以及赫尔利的保证问题。蒋介石看到这篇“公告稿”以后，十分反感。日记中写道：
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不思哈雷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①
蒋介石要扣留并“审治”毛泽东，赫尔利事前的保证是一道不能回避的门槛。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解脱，力图证明，他的举动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1936年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后，由于第二年抗战爆发，代表大会一直未能召开。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便于1945年元旦宣布，可以不待抗战结束，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政府，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同年3月1日，蒋介石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共在谈判中除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须重选外，当年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法草案》等也都须修改，召集大会的日期须延缓。对此，蒋介石都强烈反对。10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①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②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日记云：
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4)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其内容就是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和共产党决裂，掀起剿共战争，“根绝共匪”。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等
“胜利勋章”，并且礼送回延安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
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间，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①。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伧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
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5)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①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①。《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②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①
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6)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另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狠地咒骂毛泽东。②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③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①。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9个解放区，拥有1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500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②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10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①蒋介石一生作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1月号。
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多年前，我在台北阅读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困勉记》稿本时，曾经发现其1941年2月4日条云：
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①
当时，宋美龄在香港养病，拒绝返回重庆，蒋介石对此颇为烦恼，但努力克制，回信仅称“夫妻各尽其道”，要宋美龄自便，看着办。“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云云，说明蒋介石尽管遇到了妻子不肯回家这样严重的事态，但仍处之泰然。
蒋介石自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虽偶有矛盾，但这种情况，还从来不曾有过。蒋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谜团，直到今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时，经过反复参详，才最终解开。
宋美龄留港不归，蒋、宋之间发生冲突
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9月21日，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妻工作太猛，以致心神不安，脑痛目眩，继以背疼、牙病，数症并发，渝无良医，亦不愿远离重庆。以被敌机狂炸之中，如离渝他往，不能对人民，尤不愿余独居云。此三年来战争被炸之情形，其心身能持久不懈，实非其金枝玉叶之身所能受，不能不使余铭感更切也。①
这段话说的是，宋美龄身患数疾，重庆没有好医生，但宋仍不愿离渝治病。一是出于对战乱状况下重庆人民的感情，日本飞机不断狂炸，宋不能独自避难，二是不愿离开蒋介石，使其独居。
同年10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晚餐与布雷共食，以妻赴港养病未回也。”从这段日记看，为了养病，宋美龄最终还是去了香港。蒋介石很想念，也很寂寞，只能找陈布雷一起吃饭。
12天之后，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港，探望宋美龄的病况，同时迎接蒋纬国自国外留学归来。②蒋介石本意要宋美龄和经国、纬国一起回渝，但宋美龄表示，待蒋介石的阳历生日时即归。然而，届时宋美龄仍杳如黄鹤。10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
令纬儿来见，以今日为余阳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约今日回来，尚未见到，亦无函电，不知其所以也。
不仅人不回来，连一封函电都没有。蒋介石着急了，“不知其所以”一句，充分表现出蒋的焦躁与不安!
蒋纬国归来，两个儿子都在身边，蒋介石很高兴，但宋美龄留港未归，蒋介石觉得不足。11月9日日记云：
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经、纬两儿在港得皆见其母，回渝父子团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变殉国，则两儿皆未得今日重见矣，实感谢上帝恩惠不尽也。惟爱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
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两儿亲爱，兄弟既翕，此为本月最大之乐事，亦为十五年来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满团团，此非天父赐予至恩，决不能至此，能不感激上苍乎?
爱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
1925年，蒋经国赴俄留学，和纬国分离。1936年，蒋纬国赴德留学。同年，蒋经国自俄归来，蒋纬国已不在国内。纬国此次归来，蒋介石得以与经国、纬国兄弟同时相聚，享受天伦之乐。至此，恰为十五年。不过，宋美龄留港，蒋介石总觉得遗憾，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可见，蒋介石思念宋美龄之殷。
“圣诞”是西方人的团圆之日，但是，宋美龄仍无归讯，蒋介石开始感到“苦痛”了。12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
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纬儿得以回来陪伴，足慰孤寂，得闻家乡情形，聊以解愁。
蒋纬国从国外回到重庆后，曾回浙江溪口一行。蒋介石于百无聊赖之中，只能以听纬国谈“家乡情形”略解愁闷。此后，蒋介石的这种“孤寂”感日渐强烈。12月28日日记云：“惟妻留香港未回，以致家庭缺乏欣兴之感。”1941年1月12日、13日、14日，蒋介石连续三天在日记中写道：“为家事心多抑郁，应以澹定处之。”“昨夜为中共与家事，忧不成寐。”“下午与纬儿游汪园，各种梅花盛放，绿萼尤为可爱，惜妻今年未得同游也!”值得注意的是14日这一天的日记，受蒋家委托的审读者在开放前涂去一行，显然认为不宜公开。这以后，蒋的“孤寂”感有增无减：
1月26日日记云：“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同月30日日记云：“近日寂寞异甚，时感孤苦自怜。惟祈上帝佑我，与我同在，使我不至久寂为祷也。”
同月31日日记云：“妻滞港未归，子入团就学，故时以寂寞孤苦为憾耳!”
蒋介石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孤寂”感?显然，和宋美龄滞港不归有关。宋为何滞港不归?则显然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冲突有关。从上引“心多忧郁”、“忧不成寐”等语推测，蒋与宋美龄之间的“冲突”不小。2月4日，蒋介石接到宋美龄“不返渝”的函件。蒋、宋“感情危机”终于爆发。
蒋一再要求宋美龄返渝而宋一直不理，至此正式发函通知。宋的函件今不可见，但无疑可以感知，蒋宋之间发生了重大矛盾。2月9日，蒋纬国回“党政训练班”学习，蒋介石手写《寂寞凄怆歌》相赠。
怎么办?蒋介石的态度是向宋美龄阐述“夫妻各尽其道”，不卑不亢，既不生气，也不告饶，将皮球踢给宋美龄。
蒋介石坚决保守家中“秘密”…
蒋的冷静、沉稳态度起了作用，宋美龄于1941年2月12日自港返渝，但是，蒋介石的家里并没有平静。同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
家事不宜过于勉强。只有勿助勿忘，以待其自然着落耳!
“勿助勿忘”，语见《孟子·公孙丑》：“心勿忘，勿助长也。”意为(修养时)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人为地去助它增长。2月24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家事致曲，不宜太直、太急与太认真，应以澹然处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耳。
“致曲”，语见《礼记·中庸》，旧解较多，其中一种解释为：将真诚推致到细微之处。2月25日，蒋介石日记又云：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同家亲人不得晤面，是为余一生最大之遗憾，然亦惟有勿忘勿助，以待其自觉。家事切不可强勉而行，自信修身无亏，上帝必加眷顾，终能使我家母子亲爱，家庭团圆耳。令纬儿离重庆赴赣。①
家事以委屈求全为主，不能与普通交道并论，只求母子亲爱无阻，虽权变尚无损也。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说的是：蒋介石有些事情不愿告诉宋美龄。“同家亲人不能晤面”，说的是蒋氏父子与宋美龄之间不能同时相处。但是，蒋介石“自信修身无亏”，所以开始时采取听其自然的方针，但是，思考再三，为了使母子之间“亲爱无阻”，还是决定“委曲求全”，采取某种“权变”的办法。显然，这一时期，宋美龄与蒋纬国“母子”之间“亲爱有阻”了。
蒋介石自述的“权变尚无损”的内容，他没有说，其内容之一大概就是“命纬儿离渝赴赣”，避免和宋美龄见面。蒋要纬国到江西去看看哥哥、嫂嫂，“还有，你母亲也在那里。”①蒋纬国听命，到赣州会见蒋经国夫妇，也拜见将自己一手带大、从苏州逃难到此的蒋介石的第二任夫人姚冶诚。就在蒋纬国“离渝赴赣”期间，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有了显著缓和。3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
本日在参政会讲演，自觉过于滞钝，词不达义，而妻则以为甚得体也。
显然，宋美龄不仅与蒋介石和解，而且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蒋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讲，自己不甚满意，但宋美龄却认为“甚得体”。3月9日为夏历二月十二日，系宋美龄诞辰，蒋介石邀集亲友10人为之祝寿。当日气氛融洽。蒋介石为夫妻关系好转欣慰，日记云：“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但是，他同时也为经国、纬国不在身边遗憾。日记云：“两儿未能参加耳!”。
蒋介石坚决保守家中“秘密”…
3月27日，蒋纬国自江西归渝。大概此前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宋美龄的工作，因此，蒋纬国“认母”顺利。当日，蒋介石命其向宋美龄行隆重的“叩拜”大礼。日记云：
纬儿已到，令叩拜其母，亲爱如古，不胜欣慰。使我家庭之得有今日之团圆，以偿我一生最大之宿愿，惟有感谢上帝大恩于无涯矣。
十四年来之家事，一朝团圆，完满解决，寸衷之快慰，殊有甚于当年之结婚时也。①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至此约为14年，多年没有能解决的问题一朝解决，蒋介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感”。3月29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说：“心神愉快之时较多，尤以母子亲爱、夫妻和睦为最!家有贤妇与孝子，人生之乐，无过于此。”31日，在《本月反省录》中又说：“家庭间夫妇母子之和爱团团，此为一生幸福之开始，是亦修身、正心与祈祷之致也。”至此，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结束。不过，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
对家中的风波以及宋美龄和自己的隔阂，蒋纬国似乎有所觉察，但又不明究竟。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日记云：
近日纬儿心神颇觉不安，彼不愿诉衷，但其衷心自有无限感慨。昨晚乘车外行，彼称前夜梦寐大哭，及醒，枕褥已为泪浸，甚湿，不知其所以然云。彼复言哥哥待我如此亲爱，是我平生之大幸，亦为我蒋门之大福云。言下甚有所感。
第二天，蒋介石在晨祷时，想起家事，不禁泫然饮泣。他写道：“余如何能使彼母子之亲爱亦如其兄弟哉?”“惟祷上帝，能保佑我家庭，使彼母子能日加亲爱以补我平生之缺憾也。”②
此后，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和蒋纬国之间关系良好时，就特别高兴。当年12月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纬国在蓝溪相会，同机返国。12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
登机视纬儿犹熟睡，颇安。以彼于下午忽发疟疾，热度竟至百零二度以上，见母子谈话与母询问儿病，亲爱之情，引为余平生第一之乐事。
由此可见，担心宋美龄与蒋纬国关系不好是蒋介石长期的心病。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研究蒋介石上引日记可知，蒋宋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的“感情危机”，既和宋美龄怀疑蒋介石的“私德”，又和怀疑蒋纬国的来历有关。
蒋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和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戴季陶因惧内，事先和蒋介石说好，由蒋出面认子。蒋纬国出生后，由日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介石，蒋交给当时的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后来甚至有过一种说法：蒋介石也同时和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为蒋介石与重松金子所生。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的一次演讲中就曾公开这样宣布过。①
1920年，蒋纬国随姚冶诚到溪口。1922年随姚迁居奉化。不久，再迁宁波。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就读。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姚冶诚携蒋纬国迁居苏州。1928年，蒋纬国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4年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两年即修完相关课程。又奉蒋介石命，进入文学院，学习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在此期间，蒋纬国从未和宋美龄见过面。①1936年10月，纬国奉父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这时候，宋美龄本应和纬国见面了，然而，仍然没有见，可能还因此闹了矛盾。蒋介石日记云：“纬儿如期出国，不稍留恋，其壮志堪嘉，而私心实不忍也。”又云：“家事难言，因爱生怨，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②
蒋纬国到德后，先后加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被授予陆军少尉衔。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先后进入陆军航空队空战训练班和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1940年10月，蒋纬国自美返国，途径香港。宋美龄当时正在香港养病，蒋纬国自然要前往拜见。但是，这是宋美龄和蒋纬国的第一次见面，所以，蒋介石很重视，特派蒋经国到香港。一是为了迎接纬国，也是为了让经国充当纬国和宋美龄之间的“中介”。关于蒋纬国和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据蒋纬国回忆：
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我喊她“Mother，并且在她颊上吻了下，因为出国四年，一些礼节就很欧化了;她亲热地问我在国外好不好等等。我们谈话的气氛可以说一点都没有第一次见面的尴尬。她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长辈看见自己的孩子回来一样。③
蒋介石很关心宋美龄与蒋纬国的这次见面，事后得知“母子相见，甚为亲爱”。蒋介石非常高兴，日记云：“快慰无量，甚感上帝施恩之厚重也。”④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宋美龄和蒋纬国第一次见面时的“亲爱”只是当时的“表面文章”，事后宋感到不妥，于是就发生拒不返渝等情况。
蒋纬国的暧昧身世，今天人们已经很清楚，但是，当时的蒋纬国本人并不清楚。据他本人回忆，回到重庆后不久，在宋美龄的书房中发现约翰·根瑟所写InsideAsia一书，其中影射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为了某种原因过继给蒋介石了。蒋纬国为此询问戴季陶，戴拿出蒋介石送给他的十二寸带框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蒋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中间，自己的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相片搁在另一边。他要蒋纬国照镜子，然后问蒋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当蒋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①可见，蒋纬国身世之谜当时还是“机密”，宋美龄显然并不清楚。蒋、宋结婚之后，蒋介石也没有向宋美龄谈过有关情况。宋美龄自然会想：纬国到底是哪个女人所生?为何蒋会相认?蒋介石是否“私德有亏”等等。过去，蒋纬国和宋美龄从未见过面，宋可以不想这些问题，但蒋纬国自海外回渝，宋美龄就面临是否承认并接纳这个“儿子”的严肃问题;上述问题不清楚，宋美龄如何坦然承认并接纳?在这一情况下，宋美龄必然对蒋有所质问，蒋又不愿坦率说明(“家事不能直道”)，矛盾因此而生;及至蒋“委曲求全”，采取“权变”后，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化解了。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始终不曾将身世之谜告诉过蒋纬国，很可能，也不曾告诉过宋美龄。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2月号。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
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
——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1944年7月9日，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宋美龄突然离开重庆，去巴西休养，自此长期不归。直到一年后抗战胜利，宋美龄才翩然回国。关于此事，许多宋美龄的传记和相关著作都认为其原因是：蒋介石在重庆有了“婚外情”，宋美龄因此一怒而去。
事实是否如此呢?
可疑的送别茶会
蒋介石的《事略稿本》(未刊)1944年7月5日条云：
约集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高级干部与欧美友好，计共60人，举行茶会，为夫人饯行并坦白说明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继夫人亦起而说明对公人格之信仰，措辞均极有力也。而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长亦各先后发言，佥谓公之为人，厚重严谨，久为众所敬服也。①
这段记载很含糊。考察有关史籍可知，当年7月，宋美龄即将离开重庆去巴西养病。“为夫人饯行”云云，说明会议主题是为宋美龄送行。会上，蒋介石坦白说明了“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接着，宋美龄起而发言，表示相信蒋的“人格”。又接着，居正、戴季陶以及国民政府各院院长纷纷帮腔，对蒋的“品格”大唱赞美歌。这就奇怪了，饯行会为何变成为蒋介石辨诬的“辟谣会”呢?所辟之“谣”为何?
查蒋介石日记当年7月4日条云：
下午，回林园，与妻商谈，约干部与友好聚会，说明共产党谣诼，对余个人人格之毁誉无足惜，其如国家与军民心理之动摇何!乃决约会，公开说明，以免多加猜测。①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这则日记说明，会议是在7月4日与宋美龄商谈之后决定的，目的在于辟谣，谣言内容有关蒋的“人格”。至于谣诼来源，《事略稿本》仅模糊地说明出于“敌党阴谋”，而这则日记则点明是“共产党”。蒋介石长期敌视中共，所以并未调查，也未加论证，就武断地确定是“共产党谣诼”。
再查当年7月6日蒋介石的日记，中云：
妻近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对余个人谣诼、诽谤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语句文字，乃为英〔美〕国人之笔。此函不仅诋毁余个人，而乃涉及经、纬两儿之品格，尤以对经儿之谣诼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为言。可知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共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其用意非只毁灭我个人之信誉，且欲根本毁灭我全家。幸余妻自信甚笃，不为其阴谋所动，对余信仰益坚，使敌奸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俩。可知身修而后家齐之道乃为不变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
从这则日记看，谣言出于写给宋美龄的“匿名信”，内容不仅“诋毁”蒋个人，还涉及蒋的两个儿子，特别是蒋经国。“似为英〔美〕国人之笔”，据此，蒋介石认为，“不仅发动于共产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蒋称，宋美龄充分相信自己，不受煽动。
再查蒋介石7月8日日记：
据妻近日所言，其所接中外人士之匿名信，各种捏造是非，无中生有之诬词，甚于其往日之已言者。反动者此次造谣作用，其第一目的在挑拨我夫妻情感，先使我家庭分裂，然后毁灭我人格，则其他目的皆可迎刃而达矣。惟妻对余笃信不疑，已在饯别时发表其笃信之演词，以粉碎反动共匪一切之阴谋。是此次茶会之功效在此，其他外人对之信与不信，皆所不顾也。
从这天的日记可知，“匿名信”的内容是挑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情感”，其目的在于使蒋“家庭分裂”，进而毁灭蒋的“人格”。
蒋介石到底蒙受了什么样的诽谤，要在宋美龄出国前隆重召开有“高级干部和欧美人士”参加的会议，郑重“辟谣”?
蒋、宋同场表态
查王世杰1944年7月5日日记云：
蒋先生今日约党部、团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会。在会中，蒋先生宣布两事：一、蒋夫人将赴巴西养疴，休养毕将访若干友邦;二、外间近有人散布谣言，诬蔑蒋先生私德，谓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有人欲藉此类造谣以摇动同志与军队对彼之信心。蒋夫人亦有演说，指述此类诬蔑之用意，与彼对蒋先生之敬信。①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蒋介石的日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王世杰的日记则写得比较坦率，“谓其有外遇”，原来，是一则有关蒋介石私德的“绯闻”。王世杰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显然，他是参加了“辟谣会”的。
至此，问题算是解决了，然而又没有完全解决。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的《史迪威文件》中藏有一份“辟谣会”的会议记录，可以解决我们的大部分疑问。
记录为英文打字稿。其一为《委员长在75位客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现译为中文：
在我的妻子因神经衰弱出发去巴西之际，我决定为她举行送别会。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想坦率地说明某些事情的时刻已经到了。我觉得这样做很重要，它将成为维护革命的手段。可能在座的中国朋友会认为我不应该说得如此坦率，但是，这是必需的。
最近，在重庆社交圈里有不少谣言，有些牵涉我。你们已经听到，但是，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只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件事。他是真正的朋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此，当他们听到此事时应该告诉我。这个谣言说我的个人行为不光明，说我和一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说我和一位护士有非法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当我的朋友告诉我此事时，他建议我不要费心去说明任何事。我知道这些谣言已经一个月。它们已经传播开来，不仅在社交圈，而且也在党内同志中成为闲谈的话题。我想这是很大的耻辱。如果这些谣言在人群中得到限制，这是一回事;当这些谣言在同志中流传时，就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有些同志已经嘲讽地谈论此事。在高级训练班里，说我不能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说我已经请别人做我的工作，说我不到办公室。
记录稿称：“说到这里，委员长详陈他每周所做的固定工作，以及投入大量时间接听电话，阅读文件。”蒋接着说：
没有一个地方我既能工作，并且适合于大家。我没有一小时能轻松。我不能休息。除了横膈膜附近有伤，我只能坐在沙发里。当我坐在椅子上，我感到非常累，疲乏，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室并且不能在会议上长时间停留的原因。
显然，我的品格还没有足够伟大，使每个追随者都绝对相信我。
民国二十三年，我的妻子和我提倡新生活运动。由于这种道德力量，我们得以成功地反对共产主义并抵抗外国侵略。如果我像传说所称那样，我的真诚何在?我的将来和中国的将来相联系。作为领导者，任何对我的污辱就是对国家的污辱。我们必须询问自己，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否足够高。如果我的道德标准被玷污了，我如何面对国家?我怎能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席?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我为什么说这些事情?我恳请诸位了解我的人格。敌人找不到摧毁我们的办法，所以他要让我们丢脸。他不能摧毁我们，只能使我们丢脸。这些谣言并非指向我，而是指向国家。所有我的朋友长期和我患难与共，艰危相济。我必须让他们知道这些情况。我很惭愧。我自觉个人品格还没有高尚到使你们绝对相信我。在这样的时刻，我很遗憾，诸位不能培植对我的信任。
我国是弱国。如果我们企图引导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就必须通过锻炼，使道德完善臻于正直。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事。我们必须做每一件事情，才可能掌握真理。这是击败邪恶企图的唯一办法。
在上一个十年中，如果我曾经有过一些贡献，这就是道德上的贡献。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并且绝对服从。假如我不遵从这些戒律，我就是异教徒。朋友们，你们的生活和命运完全和我相连。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敢做任何错事。我过去五年的记录是一本公开的书。假如你们不相信我，可以询问我的服务人员，并且调查我的举止。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记录。我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污点。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公开。如果谣言所传是事实，那就称呼我为伪君子就是了。我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挫败敌人的有害目的。只有当所有人都已经达到道德的高标准，我们才能面对公众;只有我们能引导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孙逸仙的在天之灵。
蒋介石的这份讲演稿说得很清楚：谣言的内容是他和一位护士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蒋介石力辩绝无此事。他是基督徒，以教义自律;又是新生活运动的提倡者，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他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没有任何污点。
蒋讲话后，宋美龄接着表态。她说：
委员长提到的谣言已经遍传重庆。我已经听到这些谣言，收到许多就这一问题写给我的信。不是作为妻子，而是作为真诚的爱国者，我觉得使委员长知道这些谣言是我的职责。
但是，我希望说明，永远不可能让我为这些谣言低首弯腰;我也不会向他询问，这些谣言是否真实。如果我怀疑委员长，将是对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领导。我不能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结婚已经17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所有危险，严重者如西安，所以我了解委员长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了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诽谤。
昨天，当委员长告诉我，他正在召集朋友们到一起，我的第一个反映是：“不要麻烦，谣言会自行消亡。”他回答说，这不是对个人的诽谤，通过诽谤他，他们正在诽谤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的中国。这些恶意的诽谤应该立即消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经济，不是军事，不是工业。中国的贡献是道德力量。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委员长的领导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标。不断追随主的脚步，那时，他是中国的力量。
宋美龄的讲话强烈表达了他对蒋介石道德上的信任，并且将是否相信这些提升到是否爱国的高度。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妇女月刊(《妇女争鸣》)编者陈逸云说：她第一次听到这些谣言在三个月以前，深受打扰。她觉得，任何相信这些谣言的人都是叛国者。
戴季陶说：应该信任委员长。多年以前，当我在东京和日本战争部长共餐时，我因认为中国有能力坚持，而被反复嘲笑，视为笑柄。但是现在，在委员长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战斗了7年。(戴先生的评论被随意弄乱，这里不是正确的引用。)
委员长最后说，本项活动不公布。①
据记录，本次茶会参加者包括政府高级官员、教士、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等，共75人。地点在歌乐山总统官邸。
以蒋、宋二人谈话为主体的这份会议记录不仅有英文本，而且有中文本。吴稚晖就曾收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萧自诚的一份来函，内称：“兹奉上委员长、蒋夫人七月五日林园茶会讲演辞各一份，敬恳察收存阅，并恳勿向外发表为祷!”可见，有些没有到会的人也接到了记录稿。②
蒋介石“辟谣”之言可信吗?
蒋介石为个人生活“绯闻”召开如此隆重的“辟谣”会，这是罕见的。其原因，当然在于这一谣言在重庆，特别在国民党党内流传甚广，严重影响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其次，适当宋美龄即将赴巴西休养，也容易给人“谣言”属实的印象。当年，日本军队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正处于中国抗战的关键时期，作为抗战统帅的蒋介石的私人道德自然与抗战相关。蒋介石召开“辟谣”会的目的很容易理解。
那末，蒋介石的“辟谣”可信吗?这须要从多方面严谨地加以分析。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一、蒋介石不仅在公开会议上“辟谣”，而且在其日记上多次否认此事。早在1944年5月8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倒〔捣〕乱，造谣中伤诬蔑，甚至以败德乱行之污秽谣诼，想入非非之匪〔诽〕语加诸吾身，以图毁灭吾身家。此种诬蔑与横逆之来，自民国十五年以来，虽非一次，然至今更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乃由今日经历所得，更觉其真切也。然余自信此种谣言，一经证明其诬妄，则增益余品性之时，故毁言之来，贤者实以为福也。”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关于此项“绯闻”的第一次记载。一直到1945年末，蒋介石仍念念不忘去年他所经历的“私德”风波。其年终《杂录》云：“共党破坏我个人之信誉，毁灭我个人革命之人格，造作我私生活不道德、各种各样不同之方式谣诼，使全国民众对我绝望而为之遗弃不齿，以达其倾陷领袖夺取抗战领导权的目的。”又云：“离间我夫妻，污蔑我父子，伤害我家庭，夫妇、父子、骨肉之爱情，以期灭绝我血统，非使我国亡种灭而不止。”①蒋介石的日记身前并未发表，也无发表打算。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有意说谎，欺骗公众，可以理解;在自己不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里说谎，自我欺骗，似无必要。
二、蒋介石“绯闻”的最大冲击者是宋美龄。作为蒋的妻子，宋美龄不会容忍蒋在个人感情上对她的背叛与欺骗。即使她为了维护蒋作为抗战统帅的形象而委曲求全，但也决不会轻易出席茶会，和蒋介石同步发表上述鲜明而坚决的声明。这一时期，她对于蒋介石必然怨愤有加，冲突势所难免。然而，宋美龄不仅出席茶会，而且坚决“辟谣”。可见宋美龄不相信所传属实。
三、蒋介石早年的生活确实荒唐，但是，他努力以儒家的道德修养规范自己，致力于“存天理，去人欲”。在经过漫长的自我反省和斗争后，渐见成绩。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运动后，特别是他承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职之后，仍然继续履行儒学的修养工夫。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如：
1939年2月4日日记云：“妄念恶意与邪心时起，如何能扫除净尽，如何能为全民表率?应严制而立克之。”
同年2月23日日记云：“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何以入圣?何以治人?岂非自欺欺人之浊狗乎?”
同年5月28日日记云：“妄想恶念，滋生不绝，何能作圣，应痛改之。”
1940年1月3日日记云：“克念作圣，至今邪念妄想，尚不能克洗。何以对圣灵?何以成大业?戒之。”
同年2月11日日记云：“邪念不除，何以为人?”又曰：“年逾五十，尚不能不动心，其能有成乎?”
同年3月16日日记云：“妄念、欲心虽渐减，而未能绝也，究不可以作圣。”
同年4月13日日记云：“不能节欲，焉能救国，戒之。”
从这些日记中可见，蒋要求自己成为“全民表率”，以“入圣”自期。因此，他在思想中不断进行“天人交战”，狠斗自己的“妄念”、“邪心”和“欲心”，其自我修养有很严格的方面。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过时，就一再反省，自我谴责。又如，他生活淡泊，不抽烟，不饮酒，基本不喝茶，一旦违反，也会反省、自谴。他不仅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儒学标准，而且，狠斗私字一闪念，“察毫微于一念之间”。上引1939年2月23日日记表明，蒋当日仅仅因为“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竟狠骂自己是“自欺欺人之浊狗”!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蒋的上述日记“邪念”、“妄念”，其具体内容是是什么，我们不能任意猜测，但显然包括他青年时代的锢疾“好色”在内。在另外一些日记内，蒋把这一内容表达得很清楚，如：
1940年4月10日日记云：“人欲、性欲，应节制自爱。”这些日记表明，抗战以来，蒋介石对自己的“私德”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他与某一护士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的谣言当然不可信。
四、宋美龄患病是事实，医生要她迁地休养也是事实。宋美龄长期多病。1942年10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这是宋美龄抗战期间第一次赴美的主要原因。到美国后，经检查，发现并无癌症，但是，身体仍然不好。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宋美龄疾患的记载很多，如1943年：
8月13日日记云：“妻病未痊，甚念也。”
12月5日日记云：“妻近日心神不安，故目疾、痢疾交发，痛苦甚剧。”
12月7日日记云：“妻病痢与目疾，恐难速愈，彼实为国为家集中心力于此一点，以期完成革命也。惟其心急忧甚，故为剧增，奈何。”
12月14日日记云：“妻痢疾已愈，而目疾未见进步，无任忧虑，此总由妻子幽愤之故，应使之心神宽裕为第一也。”
当月，蒋介石偕宋美龄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宋美龄一直在病中，特别是宋氏家族许多成员共有的皮肤病，严重地困扰着宋美龄。对此，早在1936年8月22日，蒋介石就记载：“妻病皮肤，甚苦痒，可怜也。”①进入1943年末，记载日渐增多。如：
12月18日日记云：“夫人皮肤病复发，其状甚苦，至深夜二时方熟睡。”
12月19日日记云：“本日夫人目疾略减，而皮肤病、湿气，为患更剧，以气候转热关系故也。”
12月20日日记云：“在机上，晚餐时，见夫人目疾与精神较昨为佳，不料夜间在机上，其皮肤病复发，且甚剧，面目浮肿，其状甚危，几乎终夜未能安眠。以左医生新来，不知其体质，误用其药乎?心甚忧虑。”
12月26日日记云：“今日吾妻自上午十一时往访罗斯福商谈经济回来，直至晚间霍浦金辞去，在此十小时之间，几乎无一息暇隙，所谈皆全精会神，未有一语松弛，故至晚十时，见其疲乏不堪，彼目疾未愈，皮肤病又痒痛，而能如此，诚非常人所能胜任也。”
开罗会议后，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但重庆气候潮湿，多雾多雨，进入1944年，宋美龄的病情日益加重，蒋介石不得不强制她去昆明休养。其情况，蒋介石当年2月29日日记云：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昨日妻湿气更重，手股发肿，痛痒难熬，终夜不得安息，乃决催其赴昆明休养，彼终依依不肯舍家，情笃不可言喻。余不忍其再受如此痛苦，乃准备飞机，强其赴昆，以重庆气候与水分只有增加其病症也。下午三时十五分，送至九龙铺机场起飞。六时前闻妻安全到昆，病亦稍愈为慰。”
又，《本月反省录》云：“妻病湿气更剧，痛苦异甚。”
宋美龄到昆明休养后，病情不仅毫无好转，反而更重了。1944年3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到昆明养病，已逾十日，其病益剧，闻终夜不能安眠，恐成神经衰弱不能久支之象。近日忧虑以此为甚，奈何!”同月15日，宋自昆明回到重庆，病情一度略好①，但没过几天，又进一步加剧。3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妻病时剧，其痛痒之势，不可形状。夜间又不能安眠，乃至悲泣。”这里，蒋介石用“不可形状”来记述宋美龄的“痛痒”，可见其严重程度。“乃至悲切”，说明宋本人已无法忍受。
又，同年5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妻病‘风疹瘰’已半年余，近更严重，每夜几乎不能睡眠，其能安睡二、三小时之夜，已为难能可贵之事。此种痛痒，诚非身历者不能想象其万一。若上帝不速加怜悯，使之早痊。如此失眠痛苦，神经决难忍受，其病必深入神经矣。今日彼之心神萎顿沉闷，更为可虑也。天乎!”
此后，蒋介石日记常见他对于宋美龄的病况的忧虑。如：1944年3月25日日记云：“妻病亦未痊可，更觉沉闷。”3月27日日记云：“妻病沉滞，甚觉可虑。”5月中旬，宋美龄的病曾略有好转。②但因日军发动“一号攻势”，河南战局紧张，宋美龄的病很快又变坏。5月21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时余妻及庸之皆因忧成疾矣。”蒋介石6月9日日记云：“惟妻病甚忧。”
6月13日日记云：“晚回林园，妻病日弱，诚家国两忧集于一身矣。”可见，宋美龄皮肤病确实很严重，易地治疗确有必要，并非无病呻吟。
至于为什么远赴巴西，笔者2007年在美访问期间曾询问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琍璇女士向其夫、宋子安之子宋仲虎先生及宋蔼龄之女孔令仪作了调查，据称，当时听说巴西有个医生善治皮肤病，又因得到巴西总统邀请，所以就去了巴西。琍璇女士的这一说法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得到部分佐证。当年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预定：一、写巴西总统信。”7月1日，蒋介石在《本星期工作课目》中列入“妻往巴西养病”。由此可以得知，宋美龄的巴西之行是蒋介石通过巴西总统安排的。
五、蒋宋之间这时不存在严重冲突，甚至可以说二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
1944年2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上午，批阅军事公文，以妻病悬念不置。”
3月4日日记云：“下午，写妻信及手抄《真美歌》，祝妻四十六岁诞辰。”
3月6日日记云：“晚以夫人诞辰，独自饮食，感慨不置。”
3月11日《上星期反省录》云：“本月六日，即二月二十二日(旧历)，为妻四十六岁诞辰，其湿气与失眠症甚重，在滇休养，心甚不安，独居寡欢，寂寞萧条极矣。”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宋美龄自昆明回重庆后，蒋介石经常陪宋美龄散步、游览、散心。
3月16日日记云：“晚傍，与妻往听江亭游览。”
3月19日日记云：“下午，与妻游览林园后回寓。”
3月27日日记云：“四时与妻游览林园，精神略舒。”
5月22日日记云：“傍晚回林园，与妻游览白市驿。”
6月3日日记云：“下午，与妻乘车郊游后回园。”
这一时期，蒋介石为宋美龄的疾病担忧，宋美龄则为蒋介石的劳累操心。当时，由于战况紧急，蒋介石从凌晨3时起就以电话指挥河南军事，宋美龄很为蒋忧虑。5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妻甚以余上午三时起而通电话为虑，然此无其他方法可代也。”7月2日，宋美龄决定去巴西养病，当日深夜，二人话别，颇有前途难测，依依不舍之概，据蒋介石日记云：
今日子刻与寅刻，余妻以即欲飞往巴西养病为念，发生悲戚心情。彼甚以最近国家形势甚危殆，而其精神与梦寐之间，皆多各种不利之征兆，甚以此去恐不能复见为虑。彼云：须君牢记世界上有如我爱汝时刻不忘之一人乃可自慰。又云：君上有天父之依托，而下有汝妻为汝竭诚之爱护，惟此乃可自慰也。余心神悲戚更重，不能发一言以慰之。惟祝祷上帝保佑我夫妻能完成上帝所赋予吾人之使命，使余妻早日痊愈，荣归与团聚而已。①
宋美龄去巴西之后，蒋介石不断给宋美龄打电报。根据现有资料，自当年8月4日起，至同年9月11日宋美龄转往美国，入纽约长老会就医前夕止，蒋约致宋电9通。这些电报尚未全部公布，但已有部分可以见到，举例如下：
1944年8月10日，第403号。巴西中国大使馆蒋夫人：“国内战事与物价较前已佳。”
7月20日，405号。“共党所提条件另报。”
1944年8月26日，第410号。“罗(总统)私人代表哈雷等本月内可以到重庆，甚望吾爱能早日痊愈，回国襄助也。”
1944年9月2日，第411号。“现在美国召开和平组织会议。中美英会议未闭幕以前，似暂缓赴美为宜。”
1944年9月，第412号。“何日飞美?甚念。加拿大仍应如约访问，不宜令其失望。如何盼复。今日已见哈雷与史迪威，情形较预想者为佳。”①
从上述电报看，蒋介石如常向宋美龄通报国内情况，甚至向她提供有关中共的机密情报，并且关心宋美龄的身体状况，对她的外交活动提出建议，并无任何芥蒂。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综合以上五点，笔者认为，蒋介石的“辟谣”之言可信。
无风不起浪
谣言有多种形式。一种是毫无根据，一种是有某些影子，在流传中逐渐变形、扭曲，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事实，甚至面目全非，所谓“无风不起浪”是也。
上引蒋介石所记，当时重庆流传的关于蒋经国的“绯闻”：“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云云，显指其与章亚若的恋情及生育孝严、孝慈一事，只不过将发生在赣州的事移到重庆了。同样，蒋介石在重庆时期的“婚外情”也有某些“影子”。
一是戴季陶在重庆时曾公开声言，他和蒋介石在日本时共同喜爱一位日本女子，蒋纬国即为蒋介石与该日女所生。据纪云所写《戴季陶解蒋纬国身世之谜》一文，1943年11月12日，戴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曾痛自忏悔称：
到了东京离开中山先生的监护，我和校长(指蒋介石——笔者)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是我们两个青年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我因为过去在沪长期纵欲，已经染上恶疾，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翌年下女生一男孩，就是校长的二公子纬国。我看到校长连得经国、纬国，而我犹是伯道无儿，常自恨自悲。几十年来每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痛恨自身青年时期的荒唐。①
作者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曾将记录稿发表于该校的内部刊物《南泉新闻》上。事隔多年，作者的回忆有若干混乱、谬误之处，例如，戴季陶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另有一子名安国，不会有“无后”之叹，等等，但是，蒋纬国的身世长期不明，戴季陶关于纬国为蒋介石早年与日本下女所生的说法自然会在重庆流传开来，并逐渐演变为蒋介石在重庆时与某护士生子的“绯闻”。
蒋介石“婚外情”另一“影子”是陈洁如自上海来到重庆，蒋介石与之重修旧好的传言。
对此，陈洁如的女婿陆久之曾函告著者的同事严如平教授说：“当年轰动山城传说纷纭的‘陈小姐’，原来就是陈洁如。”据事后严所撰文章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过激烈的淞沪会战，上海于11月13日沦于日本之手，租界成为孤岛。隐居于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8号)的陈洁如，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当强烈的爱国女性，她居安思危，犹如临渊履薄，更是深居简出。1941年12月中旬的一天，她与弟妇庞定贞同去南京路惠罗公司购物，不料竟与陈璧君、褚民谊在电梯中邂逅。陈洁如1924-1925年与蒋介石在广州居住时，与这位“国府主席”夫人是相识的，但如今的陈璧君，已是卖国投敌的大汉奸了，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炙手可热;褚民谊也是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陈洁如惴惴不安之余强作镇静，虚与委蛇;陈璧君则犹如捕获到一个猎物，当即邀陈洁如同去对面的汇中饭店叙旧共餐，饭后并以车送其归寓。陈璧君从此得悉了陈洁如的地址，常来巴黎新村串门，最后还提出了要陈洁如也跟着她一道“曲线救国”，出任汪伪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副主任。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陈洁如婉言相拒，她为逃脱魔掌，当即毅然只身秘密离开上海，潜去抗战的大后方。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陈洁如抵达重庆后，被秘密安置在山洞(地名)离陆军大学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吴忠信是蒋介石20多年前的拜把兄弟，互相知根知底，如今受此重托，遂将陈藏于密室而重礼厚待。蒋旧情复炽，经常去吴忠信公馆与陈幽会。虽然行踪秘密，但终究逃不过宋美龄的耳目，一时醋海兴波，闹得不可开交。传说蒋被宋打了一个耳光，又一说蒋的脸都被宋抓破了，致使蒋无法接见外国来宾。素来对宋美龄依顺有余的蒋介石，这次居然我行我素。宋美龄十分气恼，竟于1942年11月出走美国云云。这一来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活动也就方便自在多了。据传有一段日子陆军大学的游泳池常有陈洁如的身影，而蒋则坐在池边观看。当时蒋演出的这桩风流故事不胫而走，人言啧啧，盛传“委员长另有新欢”，人皆称之为“陈小姐”，在山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然而人言言殊，以讹传讹。有的又说是蒋宠爱的这位“陈小姐”是陈布雷的女儿，有的又说是陈立夫的侄女，多少年来神秘莫测，殊不知乃是当年的校长夫人鸳梦重温而已。①
陆久之在抗战胜利后与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结婚，与陈洁如关系密切，所言当出于陈洁如口述，自有相当的可靠性。②不过正像所有回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年代模糊等局限一样，陆久之将宋美龄负气离开重庆的时间定为1942年11月是错误的，因为那年宋美龄访美，源于怀疑自身患有“癌症”，需要检查和治疗，当时，蒋、宋关系良好。①
这样，有了蒋介石与“下女”生子的情节，有了在游泳池边常常出现的蒋介石与“陈小姐”的身影，有关传说在重庆不胫而走就不难理解了。
宋美龄对蒋陈关系很敏感。1931年6月19日，蒋介石收到陈洁如自美国的一封来信，为宋美龄所见，蒋于慌乱中将陈函撕毁，宋美龄一气之下，于第二天晚上回沪。②6月21日，蒋介石赶忙给宋美龄与宋蔼龄写信解释，事情才得以缓解。抗战期间，蒋介石与陈洁如再度相晤，宋美龄有较强烈的反映是必然的。
陈洁如到达重庆的时间说法不一。王舜祁《蒋氏故里述闻》称：陈洁如第一次到重庆时，曾参加军需署署长周骏彦的悼念活动。当时在侍从室为蒋收发电报的周坤和回忆，他在贵宾室发现蒋的身边有一位“中年妇女”，不是宋美龄，而是陈洁如。周骏彦逝世于1940年7月30日，故陈此前必已到达重庆。陈的到来激起了蒋的感情波澜：
1940年10月5日日记云：“最近每夜失眠，回忆青年时代往时，更自惭愧悔恨，而今于性欲旧情，亦时发现不忘，可知此心恶根未尽，何能望其与圣灵交感相通耶!戒之。”③
同年10月《反省录》云：“心神较安，对于交感上帝之修养，似有进步，但杂念与性欲时有发现，以旧日孽缘太多，不易涤荡尽净耳!①
同年11月14日日记云：“性欲渐起，旧念重生，应以灵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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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日记中，“性欲旧情”、“旧日孽缘”、“旧念重生”云云，应该指的就是他和陈洁如的一段老关系。陈洁如在重庆住到什么时候，已不可考。但是，根据周坤和的回忆，1943年，陈洁如第二次到渝，周曾目睹她出席“中美之友社”的成立大会。陈先来，蒋后到。
没有可靠的资料能够说明蒋、陈的“老”关系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新”程度，但是，却有蛛丝马迹可以说明，蒋、宋关系因之发生裂痕。
宋美龄1942年11月开始的访美之行获得巨大成功。1943年7月，宋美龄回到重庆。初时，蒋、宋感情不错。当年7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昨日下午四时回寓，见妻已到寓，病卧榻上，颈头疼痛，不能摇动矣。孙、孔二夫人与经、纬两儿皆聚集一堂，甚觉难得。亲戚辞去后，夫妻二人晤谈别后经过。妻又报告留美经过要务，殊感欣慰。晚餐后再谈，睡前静坐、祷告如常也。”7月11日《上周反省录》云：“本周夫人平安回国，结果胜利，其病体归来第三日几乎痊愈无恙。夫妻精神疗治，非任何药石所能比较也。”可见二人久别重逢后的亲密状况。但是，到了8月12日，蒋介石日记中就出现了蒋独住重庆黄山官邸，而宋住到新开寺孔祥熙宅“留医”的记载。8月16日，宋美龄病愈，夫妻二人同住黄山，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宋美龄又单独住回孔宅。9月14日，蒋日记自称：“心绪郁结。”15日，蒋的日记起首部分被蒋本人罕见地涂去了五行。这被涂去的部分，应是蒋有不愿告人的秘密。②日记末段云∶
祷告毕，默然就寝。自觉今日之忍痛、抑悲、制愤、茹苦，可谓极矣。
这一则日记显示出，蒋当日精神上受到很大冲击而又不能发作。有谁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本领呢?除了宋美龄，恐怕没有第二人。次日，蒋日记又云：“观月独坐，意兴萧然。”9月19日，蒋又将日记起首部分涂去三行。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可见“独到黄山休息”、“独自静观自然”的记载，足证蒋、宋之间发生矛盾，处于分居状态。联系上文陆久之所述相关情节考察，这应是宋察觉蒋、陈之间“新”关系的结果。9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正午到新开寺孔寓，与妻谈话后即回。”这一段记载颇可玩味。夫妻之间的一般谈话，没有记载的必要;特别记载而又不记述内容，说明其中有秘密。至10月3日，蒋介石日记又云：“本晚静坐后，与妻同往新开寺孔宅叙谈，即宿于此。”这则日记说明，蒋宋之间达成和解，蒋介石的独居生活结束了。
陈洁如毕竟是蒋介石的前任夫人，因不愿当汉奸而投奔大后方，蒋介石自然要加以接待并妥善安置。蒋介石此举，名正言顺，理由正当。至于是否“鸳梦重温”，这是无从确证之事。所以宋美龄对蒋、陈的重会虽然不高兴，但也不能过加指责。“醋意”不能没有，但毕竟不能成“海”。经蒋“谈话”解释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不久以后，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宋美龄荣膺主席夫人，自然更不能揪住蒋、陈旧情不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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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至7月流传于重庆的蒋介石的“绯闻”，所谓与某护士的“不正当关系”，所谓“私生子”云云，对于局外人也许新鲜，对于宋美龄来说，自然不屑一听。她之所以能在“辟谣会”上慷慨陈词，为蒋介石的“私德”背书，其原因在此。
对蒋介石“婚外情”故事最感兴趣的是美国人，
和当时要蒋交出军权的图谋紧相配合
7月9日，蒋介石送宋美龄上飞机。7月13日，中央社自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电报道：宋美龄于13日到达当地，同行者有孔夫人宋蔼龄等。宋等一行受到美国驻巴西大使及巴西高级官员的欢迎。宋将下榻关纳巴拉湾内的波罗柯伊奥岛的旅馆，预计将在此休息数周。1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宣布：
蒋夫人已抵里约热内卢。夫人自美国返国后，即感违和。若干时日以前，即拟离渝，但因华莱士副总统访华之行而暂缓启程。其离渝前数日，曾在私邸宣布决赴巴西休养。蒋主席曾亲自机场送行。
16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屏除工作，易地养病，蒋夫人抵巴西”。该社称：“蒋夫人于本月9日离渝赴国外养病，业于13日下午到达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本社有关方面探悉：蒋夫人从自去年访美加归来以后，以工作关系，迄无休息机会，致健康未能全复。据诊治之医生言，渝地气候不宜，必须易地疗养，且屏除工作完全休息，则最近期内即可全[痊]愈云。”
尽管中央社和驻美使馆陆续发布上述新闻，但是，传言并未止息。8月19日，蒋介石披阅有关情报，日记云：
最可忧者，美国朝野对我个人生活之谣诼层出不穷，尤关于我夫妇家庭间之猜测亦未已。此次吾妻出国养病，为于公于私，皆有损失，然虚实是非，终有水落石出之时。无稽荒谬之谈，必不能尽掩天下耳目，而且美国内亦有主持公道者，故余并不以此自馁也。①
可见，“谣诼”的最大市场在美国。不仅美国民间社会(野)，连美国政府(朝)都关注此事。
文献证明，首先向美国传播“谣诼”的就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当年5月10日，使馆秘书谢伟思(JackService)曾以《蒋家庭内的纠葛》为题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称：“关于蒋家庭发生内部纠葛的消息在重庆真是传说纷纷。几乎每个人都能为已普遍为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细节和说法，即委员长找到一个情妇。”报告绘声绘影地描写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怨恨：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
夫人现在谈到蒋委员长时只是用“那个人”。
有一天，夫人走进委员长的房卧室间，发现床下有一双高跟皮鞋，就从窗口丢了出去，并打中卫士的头。
委员长一度有四天没有会客，因为在同夫人的一次争吵中，他的头的一侧被一只花瓶击伤了。①
自此，美国的媒体、舆论就大炒特炒蒋委员长的“绯闻”，使蒋觉得脸面无光。1945年初，英美社会甚至流传蒋氏夫妇已经离婚的说法，使得蒋多次慨叹“对余夫妻之谣诼如故也”。②
美国人为何要这样做?这和当时美国方面企图让蒋介石将军权交给史迪威的图谋紧密相关。
美国军政两方早就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不满。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后，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当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中国局势颓落，必须让蒋介石将其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美国将军史迪威。同月，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并于7日致电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15日，再次电蒋催促。中国的抗日战争有赖于美国的援助，蒋介石不敢得罪罗斯福，企图以拖延时日的方式软磨。罗斯福于8月10日、23日，两电蒋介石，要他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让史迪威及早指挥中国军队，并且威胁他：稽延拖拉，“容有严重之后果”。随后，美国特使赫尔利、纳尔逊及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后出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罗斯福再次警告蒋介石，“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①。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不听话，就别想再得到美援了。然而，蒋介石就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自然乐于传播并扩展蒋介石的“绯闻”，把他搞臭，促其下台。谢伟思的报告写得很清楚：“批评委员长的人认为，这一切都证明他的基督徒信仰和新生活运动不过是口头上的道德，而另一方面的迹象表明，不要太久，他终会成为一个旧式的‘军阀’。”报告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如果性格傲慢而又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蒋氏王朝就会崩溃。”②了解此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美龄会收到“许多”人，包括一些美国人的来信。
进入1945年，蒋介石终于恍然悟到美国人在其中的作用。他在《民国三十四年大事表》中写道：“去年一年间，中共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协以谋我之阴狠，实有非人想象所能及者，今春美国大使馆之失火，其内容乃为灭绝其对我各种阴谋文书，故而故意纵火也。思之寒心。”同年末，他感慨地写道：
以如此毒辣、卑狠、阴险之行动，以常理论之，决无幸免之理，而且已见其大效。美国且已断绝我接济，各地国民亦已信谣诼以为真，几乎街谈巷语皆以为资料，尤以五、六月间美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为极点，而美国自其大使高斯拜辞(十月间)回去后，直至十二月方派哈雷接任，但其政府仍不令其提国书，竟至卅四年一月方提国书，中美国交至此方得初步恢复。言念及此，诚不寒而栗矣。①
蒋介石以上两段话，有许多不正确的部分。一是毫无根据地将中共牵扯在内，一是过于夸大了此事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过，美国人确实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其证据：一是如上述给美国国务院写报告的美国使馆秘书谢伟思，一是那些积极给宋美龄写信的美国人，一是热衷于炒作“绯闻”的美国部分舆论界。这些人为何如此?很简单。其中固然有对“婚外情”的道德义愤和对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充分表现出来的腐朽的憎恶，也和美国方面企图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的图谋有关。当然，他们当时没有可能准确地调查出事情的真伪，而是以讹传讹。在政治斗争中，要打击对手，常常并不需要准确的事实。这种情况，历史上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