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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林彪，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参加南昌起义、湘南武装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取得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联合，意图夺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被中国共产党粉碎。林彪和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1973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主犯。
基本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姓名：林彪
原名：柞大
字：阳春
曾用名：育蓉 育荣
生卒：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
描述：军事家，共和国元帅
籍贯：湖北黄冈回龙山区林家大湾
个人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林彪唯一一次中枪1925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192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军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的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过位于江西东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同聂荣臻等在山西东北部指挥过平型关战役。1938年赴苏联就医，1942年1月回国。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第四野战军、华中军区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组织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联合，意图夺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下达武装政变手令，意欲杀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粉碎了这次政变。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和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职业生涯编辑本段回目录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改名林彪，入黄埔军校四期，在校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青年林彪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在工农革命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营长、团长。
1929年初，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任第一纵队司令员。
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
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率部作为红军主力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 “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与聂荣臻指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8年3月2日行军路过山西隰县千客庄，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兵误伤，返回延安。同年冬赴苏联就医。
1942年1月回国。
1945年 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1946年1月，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2月，指挥所部在辽宁彰武和法库之间的秀水河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一部。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
1946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 (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 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林彪和罗荣桓、刘亚楼在东野指挥部1947年后，与罗荣桓等指挥夏、秋、冬攻势，大量歼灭敌人， 迫使国民党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互不相连的大城市中。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与罗荣桓等指挥辽沈战役，解放全东北。
1948年11月，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攻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
1949年春，指挥所部进军中南。
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书记、华中军区(12月改称中南军区)司令员。
至1950年 4月，指挥所部，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配合和华南游击队的策应下，先后进行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 广西、解放海南岛等战役，解放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
1951年任军委副主席。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元帅军衔。
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随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
林彪任国防部长“文化大革命”后，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又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互相争斗。
1971年9月13日，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主犯。
个人荣誉编辑本段回目录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个人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
林彪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了《抗日战争的经验》等文，批判了消极防御方针。在解放战争期间，总结出六个战术原则，对于部队的野战和攻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党籍。198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彪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林彪蒋介石说：“林彪是战争魔鬼。”
斯大林说：“林彪是无敌元帅。”
毛泽东说：“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林彪说：“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谨慎。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
军事才能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红军征战中迅速擢升
南昌起义林彪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少年时期沉稳内向，善动脑筋。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各种进步思潮的兴起，林彪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他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有十六岁。十八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阀战争开始后，林彪奉命参战，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排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血雨腥风的恶劣环境中，林彪选择了革命。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提升很快，到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转战于赣南、闽西时，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随着红军的发展和编制的扩大，1930年6月，林彪升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时年二十三岁。
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在征战中其军事才能进步很快，到1932年3月，他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时，善于打突击。当一切布置停当，基本条件具备之后，就组织几股部队来个猛打猛冲，这种方式屡屡奏效。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地主武装，因其战斗力不强，官兵贪生怕死，遇到力量较强的部队一冲就乱，一乱就败。所以，林彪的突袭战术经常得手。他本人也随着胜仗的增多名声渐大并迅速提升。他任军团总指挥时年仅二十五岁。
中国红军长征林彪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也发生过动摇。曾经发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议论。对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评这种思想。尽管发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在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上把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
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到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林彪始终在第一线坚持指挥战争。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红军长征。他率领的红一军团是长征的主力部队之一。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对比，林彪曾给中央写信，建议由彭德怀出来接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此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靠平型关战斗得以扬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红军大学，林彪出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林彪任115师师长，是三位师长中最年轻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115师奉命东渡黄河，到雁北地区阻击日军的进攻。
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之后，沿平汉、平绥、津浦铁路长驱直入。9月中旬，西进日军占据大同，其主力继续南下。进占蔚县、广灵、灵丘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企图夺取平型关。为了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军队作战，八路军115师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进驻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待机歼敌。
到达预定地点之后，林彪反复研究了雁北的地形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认为只能寻找有利地势打伏击战，不能找阵地战。经过对平型关一带的地形侦察，最后确定利用日军疯狂而轻敌的弱点，占据有利地势，设伏待敌，打较大规模的伏击战。
1937年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由灵丘进占平型关北部的东跑池地区。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于二十三日命令115五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115师接到命令后，林彪决定利用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公路修在山谷中间的有利地形设伏待敌。决心下定之后，部队于二十三日隐蔽进入平型关以东冉庄和东长城村待机。与此同时，派出骑兵营和独立团向灵丘方向活动，钳制日军，以便保障主力的翼侧安全。
9月24日，115师组织了营以上指挥员进行现场勘察，并作出了具体部署。是日夜晚，各部队冒大雨向指定位置开进。25日拂晓，部队全部进入设伏位置，完成了各项战斗准备。
9月25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携带大批辎重沿灵丘至平型关的公路开进，日军大摇大摆，根本不以为有中国军队敢于阻击。上午七时左右，日军全部进入115师设伏地区。指挥员当机立断发起进攻命令。一阵伏击的枪弹，给日军大量杀伤。随后各团利用有利地势发起冲击。六八五团经激战歼敌一部。六八七团切断了日军的退路。六八六团第一、三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虽遭突然打击，战斗力仍非常强大，还能组织起强大的火力进攻。八路军对日军进行分割包围，多次打退日军突围。东跑池方向的日军回援被围，被六八五团打退。战斗进行到十三时左右，被115师围住的日军全部被歼。但驻守团城的国民党军队临阵脱逃，给东路池一带的被围日军留下了机会，使这部分日军得以突围逃走。此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步枪一千余支，轻重机枪二十余支。掷弹筒二十九余具，火炮一门，战马五十三匹，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二百余辆。
有评论称，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很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继续率115师战斗在抗日前线。1938年3月2日，林彪率部行军途经山西隰县时，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兵误伤。伤后护送延安休养治疗，冬天赴苏联就医，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
在解放战争中显示才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从华北和华东抽调十余万军队和地方干部出关，扩展东北根据地。林彪受命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共东北局书记等职。就在中国共产党向东北地区调集干部和军队的同时，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分海、陆、空三个层次向东北派遣军队。国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向东北调集了三十万全部美式装备的军队，后来军队数量增加到六十余万人。
东北战场上的林彪中共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放弃大中城市，下到农村搞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政权，发动人民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在形成稳定格局之后，东北野战军从北向南展开进攻。通过“四保临江”扼制住了东北国军的进攻势头，又经过1947年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开始大量地消灭国军的有生力量。再经过1947年冬和1948年春两个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退守到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和十来个小城市。此时东北野战军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国军。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较充分地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他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等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就是在进攻敌人时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三至四人，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队形疏散可减少伤亡，容易聚拢便于形成战斗力；“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林彪把复杂的战术问题用几个字简练地概括，好学好记，便于推广，这些战术原则，在东北野战军中推广很普通，应用也很广泛。
林彪带兵只管打仗，别的事几乎不问。在指挥东北战场的各战役、战斗的过程中，林彪差不多终日倒骑着椅子面对墙上的地图，长时间不许别人打扰，一个人面朝地图观察和思考。他不善于与别人交流和讨论，而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想。一旦他开口布置任务，那就是命令，别人只能是听命和执行。
他对战场兵力的计算可以精确到一个营甚至一个连。他不打无把握之仗，每仗都留有余地。在进攻时他要计算到有全胜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还要留出退路。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尽管毛泽东发了数十封电报，但在没有充分把握时林彪就是不下决心。有一次终于下了打锦州的决心，但当他听说国军又增调五个师的兵力增援锦州时，又把部队撤了下来。
1949年1月林彪与罗荣桓、聂荣臻在平津战役中在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的指挥下，围困长春，迫使国军起义或投降，和平解放长春；强攻锦州，堵住东北国军的退路；攻占沈阳，全歼东北蒋军。东北野战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以伤亡六万九千余人的代价，换取了全歼东北国军四十六万人和解放东北全境的重大胜利。
辽沈战役结束，林彪与罗荣桓率部入关。进驻华北之后，与聂荣臻等共同指挥了平津战役。林彪调集东北野战军的三十四万人，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莅临天津统一指挥。1949年1月14日发起总攻，激战二十九小时，全歼天津守军十三万人，解放天津。切断了傅作义的南逃之路，经过政治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获取了消灭和改编敌军五区，使国民党军队驻华北主力基本丧尽。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率领这支部队继续南下，一直打到中南地区，并在那里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在解放战争的五年征战中，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争规模最大时可集结数十万人。在数十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中，几乎是每战必胜。
林彪和聂荣臻的故事编辑本段回目录
林彪和聂荣臻林彪曾三下黑手陷害聂荣臻 毛泽东暗中救聂一命。林彪与聂荣臻的故事要从他们的相识说起，两人曾经是师生、搭档。具体矛盾的由来是相处的过程中渐渐产生的，林彪最终痛下毒手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
师生搭档林彪与聂荣臻有缘。战争年代，他们曾经三次合作共事，为共和国诞生立下了战功。
林、聂初次相识是在1925年冬。那年，年仅18岁的林彪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叫回龙山的小山村来到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编入步兵第二团第三连学习。给他上第一堂政治课的老师便是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在该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聂荣臻对林彪的印象是：“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林彪、聂荣臻结成搭档是在1932年春。几年阔别，两人都有了很大变化。林彪已非吴下阿蒙，经过毛泽东的悉心培养和提拔，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成了红军中最年轻、最能干的战将之一。
1932年3月，中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调整红军编制序列，重新设置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四川老乡朱德、陈毅告诉聂荣臻：“林彪这个人，军事上有自己的一套，但是独断专行，喜欢排挤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非常不好相处。”就是在老乡们的警告声中，聂荣臻与林彪搭起了班子。
彭德怀聂荣臻上任没几天，看到林彪随身总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独自一人躲开大家在上面添添画画。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一天，聂荣臻碰到林彪拿着本子向机要科的同志要数字：“快说说看，这次作战，一军团共毙、俘敌人多少？缴获多少？一军团自己的伤亡情况如何？三军团在这三方面的情况怎样？”
“你在记什么？”聂荣臻想看个究竟。林彪一时高兴，将本子递了过来。聂荣臻看到本子上记的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这些数字两个特点，一是记的全是胜仗，没有败仗；二是自有一、三军团后，林彪不仅记下了自己的战绩，还把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数字也记了下来，进行比较。聂荣臻很偶然地发现了林彪隐藏在心中 的最大秘密：他要与被誉为“红军之狮”的猛将彭德怀展开全面的竞争。
林彪与罗荣桓 聂荣臻在平津战役 聂荣臻十分赞许林彪军事指挥才能和他勇于钻研战术问题的精神，愿意尽量配合他把部队带好。但他们共事不到40天，聂荣臻就与这位比自己年轻八岁的军团长发生了争执。
那是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占了福建的第二大城市、着名的侨乡漳州。林彪高兴得直搓手：“这里的人富得流油，随便抓一个都是土豪。我们在这里可以好好地补充一次了！”在他的感染下，其他红军官兵也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一天，军团部外面传来吵嚷声。通讯员向聂荣臻报告，说外面有几个老乡一定要见政委。聂荣臻到外面一看，几个老乡光着身子站在门口，身上被抽打得青一道紫一道的，有的人脸上还淌着鲜血；不远处有个战士正在用皮带抽打一个商人。他赶紧跑过去，厉声喝斥道：“谁叫你们打人的？”
那个战士开始还有点胆怯，后来看见林彪也走出门来，又梗起脖子，理直气壮地说：“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谁说也不准打人！”聂荣臻转身对站在一边的军团长说：“林彪同志，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们怎么能这样拷打他们呢？”
“政委同志，请问，我们还要不要钱？”林彪阴沉着脸反问道。
聂荣臻被林彪这副轻蔑的神情激怒了，他大声地说：“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如果我们把政治影响搞坏了，你筹到再多的钱，也是没有意义的。”林彪不再吭声，两人在沉默中结束了第一次争论。
陈嘉庚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漳州也开了一座大商店，进城的红军也派了这家商店的款，谁知商店老板拒绝交款，说店里的财产是陈先生的，交纳一分一厘都需要陈先生许可。附近几家商店看见“陈”字号的大商店不交款，便开始观望起来。
一位营长找到林彪，问如何处理。“找政委去。”林彪把这道难题推给聂荣臻。聂荣臻想了一下，吩咐这位营长：“你再到这家商店去，把派款的道理再讲一遍。如果他还不交，你们就拿走相当于所派款子的胶鞋等实物。记住，不能影响商店的正常营业。”后来营长认真地做了工作。二十多年后，陈嘉庚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聂荣臻，谈起往事，他心悦诚服地说：“当年，你们在漳州是既讲政策，又讲信用。”这是后话。
林彪-聂荣臻（中）与白求恩（右）林彪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十分自负。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请教作战要诀时，他说：“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了。”但奇怪的是，他居然会为遭致一连串失败的“短促突击”战术大唱赞歌。
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走下坡路，连打败仗。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根本不懂军事，便把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新战术，遭到红军将领的普遍反对。
林彪、聂荣臻也对这种新战术感到恼火。李德坐在瑞金指挥红一军团进攻南丰，连迫击炮放在地图的哪一根曲线上都规定死了,结果险些造成全军团的覆没。两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军委发电，明确建议：“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结果，遭到军委严厉批评。军委告诫林、聂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轨道从而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接到回电后，林彪的态度变了，他开始专心钻研新战术，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从而获得了李德的赞赏。广昌战役打了不到18天，一军团就损失了五千五百余人，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聂荣臻多次看见林彪捧着人员伤亡统计表愁眉苦脸。但他没想到，饱受新战术之苦的林彪却在广昌战役之后发表了鼓吹李德战术的《论短促突击》。
彭德怀与林彪同是军团长，他无法忍受军团战士无辜送死，就找到李德说：“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大骂彭德怀“封建”，威胁要撤他的职。在李德面前，彭德怀宁可上军事法庭，去坐牢，被枪毙，也不愿低头,而林彪则弯下了脊梁。对此，被罢黜闲居的毛泽东十分伤心，他感叹道：“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嫩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聂荣臻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中央常委进行重新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领导小组。与聂荣臻在会上态度鲜明、积极发言相比，林彪基本上一言不发。因为会上受到大家集中抨击的短促突击战术，正是林彪一度热心鼓吹过的理论。
遵义会议后，军事顾问李德由“太上皇”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想起了曾经信奉过新战术的林彪，于是要求跟随红一军团行动。用他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泽东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的战术”。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马匹，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谁知林彪对他冷若冰霜。
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负责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伍修权曾是李德的翻译，遵义会议后不久到一军团看望李德。李德一肚子气无处发泄，见伍修权拿了他桌上的一个核桃，便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伍修权不明就里，聂荣臻告诉他：“李德被林彪气昏了头，见谁咬谁。”
林彪新中国成立后，林彪与聂荣臻的境遇大相径庭。由于称病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毛泽东让他专心养病，林彪退到了政治舞台边角，成为清闲的旁观者。而聂荣臻则代理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彭德怀筹划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当时最忙碌的人。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十年。随着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彭德怀被罢官，林彪趁势而上，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到了“文革”中间，林彪对聂荣臻下手了。
1968年3月22日，林彪下发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了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他宠信的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有意封锁，如此重大的人员变动，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事前竟毫无所闻。杨成武是聂荣臻指挥华北野战军时的主要战将，林彪和康生要挖出杨成武的“黑后台”，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4月6日，聂荣臻觉得有必要把事情搞清楚，便打电话找林彪。电话是叶群接的。“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是谁？”聂荣臻直截了当地问。“并没有点名嘛。”叶群回答得很艺术，反正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厉害，让群众去轰，轰倒谁就是谁。
聂荣臻感到事态严重，便于4月7日直接给毛泽东上书，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四天后，毛泽东在聂荣臻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安慰聂荣臻：“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六个月后，林彪第二次将黑手伸向聂荣臻，理由是他参加了“二月逆流”。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李富春等老同志说成是反党集团，并分成两个摊子，说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是一个团伙。
林彪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聂荣臻忧怒交加，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叶剑英打电话给聂荣臻的夫人，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借口中苏边界关系紧张，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发布紧急指示，即所谓“第一个号令”。根据这个号令，聂荣臻被疏散到郑州，林彪特地为郑州方面规定了八个字的接待原则：“不冷不热，偏重于冷。”在郑州，聂荣臻患上了皮肤病，全身奇痒，坐不安，睡不宁，身体急剧衰弱。他只得求救于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让聂荣臻回京治病，并安排他在五一节与毛泽东见面。
“荣臻同志,身体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毛泽东身边照例跟着“亲密战友”，但林彪没有任何表情。
“皮肤病,顽固呀。”聂荣臻感谢主席对他的关心。
“荣臻同志,你不要回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林彪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
林彪可以说,是毛泽东救了聂荣臻一命,否则即使林彪不再使阴招，聂荣臻极度虚弱的身体一定难以支撑下去。
在得知“九一三”事件和林彪走向毁灭结局后，聂荣臻百感交集，他总结了三条：
“首先,对于个人主义严重，特别是伸手要官要权的人，我们不应该予以重用，尤其是决不能让他们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第二,我们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两面派；第三，我们要警惕像林彪那样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人。”他为自己的“搭档”加上了最后的注脚。
（摘自《中共著名搭档大结局》 作者：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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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毛泽东，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下面这九次——
林彪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
林彪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第4 期上发表》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一文收编进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
林彪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 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第四次：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林彪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
左权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
林彪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第五次：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 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
洛川会议旧织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任弼时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陈云等人的意见
罗荣桓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次：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马德里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
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林彪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
辽沈战役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刘亚楼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廖耀湘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林彪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报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便他失望。
金日成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
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
斯大林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对于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我们认为似可作如下评说：
林彪并非“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林彪不是自称“一贯紧跟”吗？仅就拙文所列就有九次他没有紧跟。"一贯反对"吗？上述九次分歧的性质没有一件可构成所谓的“路线斗争”，更构不成敌我矛盾。 来源： 党史博览
林彪之死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林彪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在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林彪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不仅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而且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陈伯达、江青等人联合，排斥异已。意图夺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
林彪座机残骸1971年3月间，林彪、叶群让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订《“571工程”纪要》，准备趁毛泽东巡视上海等地期间组织杀害。林立果等按照这个计划，在上海、杭州、南京、北戴河等地进行了部署。毛泽东对其有所觉察。见事将败露，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政变的手令。
11日，毛泽东乘坐的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意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计划破灭。12日，林彪集团又计划南逃广州，打算另立中央，实行割据。12日晚，他们将256号飞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以供当时还在北戴河的林彪使用。当晚，周恩来追查飞机的突然去向。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见事情业已败露，遂于13日凌晨乘飞机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中国官方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家庭成员编辑本段回目录
叶群
叶群(左一)叶群（1917—1971）福建闽侯人。早年在北平读书，曾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到延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与林彪结婚。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的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林立衡林立衡（1944年— ），小名豆豆，又称林豆豆，林彪之女。曾担任过《空军报》的副总编，在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9年参与发起了一个名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机构，后来在这个学会下面设立一个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和一个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目前从事餐饮事业。
林立果林立果，林彪之子。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1945年出生。1970年10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联合舰队”。1971年3月，林立果主持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谋杀阴谋失败后，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也随之败露，9月13日凌晨，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在山海关机场强行驾机外逃，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林彪书法编辑本段回目录
相关词条编辑本段回目录
南昌起义、湘南起义、辽沈战役、平型关大捷、“九·一三”事件、东北野战军、115师
聂荣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罗荣桓、江青、陈伯达、林立果、叶群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1] 《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年01月
[2] 《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孙一先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年01月
[3]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熊华源 安建设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06月
[4] 《林彪家族纪事》何力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01月01日
[5] 《林彪传》辽宁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 2000年
[6] 《林彪浮沉录》（荷）雅普·冯·吉内肯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