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任秘书对毛泽东的评价

                                      毛泽东的历任秘书对毛泽东的评价

    毛泽东的历任秘书从延安时期的胡乔木、陈伯达、周小舟到建国后的师哲、李锐等人无一不为党内的理论界的翘楚才俊。但这些主席的身边人最后大多都没有逃脱沦为其阶下囚的命运。

    胡乔木，1941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同志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文革后被打入冷宫。晚年复出后历任社科院院长、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等职。１９８０年，胡乔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毛的晚年。胡乔木说：毛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而是刻意轻视科技，并以此自豪。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真理报》即使转载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个版面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世界上少见的。斯大林焉能不自叹不如？

    周小舟，1936年任毛泽东秘书。曾作为毛泽东个人代表赴新疆、太原进行统战工作。59年庐山会议，周小舟在庐山当着毛的面说：“刮共产风不能怪地方，主要怪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并私下议论：毛在走斯大林晚年的路。此话传到毛那里。周小舟被毛严厉呵责，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捆在一起定为反党集团。后调任中科院中南分院副院长。文革开始后更遭受迫害，66.12.25 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终年54岁。

   李锐，毛泽东兼职秘书。59年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遭受8年牢狱之灾。文革结束后，任中组部副部长。晚年成为毛泽东生平事迹的研究专家。李锐晚年撰文指出：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李老进一步指出：89年后，出现过“毛泽东热”，基本上是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在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胭脂抹粉。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在西方，“个人崇拜“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总而言之，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马克思的名言是“怀疑一切”。科学与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田家英.1948年为毛当秘书，历时18年.从50年代后期，田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59年庐山会议，田家英写了一副对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他向主席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切中时弊的意见，使田家英险些陷于灭顶之灾。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会后他被宣布停职反省，并被勒令搬出中南海。他悲愤之下以死相抗。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喜福堂”自缢而死，年仅44岁。正值生命之花茂盛之时。英年早逝.

    师哲，1940在毛身边任过俄文翻译工作了十八年，先后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书记处秘书室主任等职务。师哲在党的熔炉里锤炼多年，但陕西愣娃的脾气还没有完全熔化掉。抗战胜利后，江青坐飞机去了两次重庆，每次都大包小包往回带行李。第二次，不知买的是啥东西，花了几百万法币，硬要在中央特会科报销。（中央特会科,即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科的简称,是专门管理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的工资、稿费及其他收支。）特会科科长见款项数目太大，不敢做主，找师哲审批。师哲说：“款项太大，等搞清楚再说！”这下捅了马蜂窝，江青找师哲大吵大闹，说这笔钱由她个人负担。师哲亦不示弱，坚持要搞清楚买的什么，为什么要从党的特别经费中报销。后来师哲大怒，掀翻桌子，拂袖而去。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要说明的是，师哲与江青大吵，领袖毛泽东就在隔壁窑洞安坐，后来坐不住，就在师哲门前走来走去。但毛没有就此发表了什么重要指示。文革中师哲被关入秦城，吃了不少苦头。

  陈伯达(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