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指定农业专家华国锋为接班人？〔 一 〕

　摘自：叶永烈 著

　　阅读提示：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泽东来到长沙，当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毛泽东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咐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毛泽东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林彪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

　　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泽东和他们谈话一次。

　　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泽东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 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 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

　　毛泽东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后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叫做“吹风”，又叫“打招呼”。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后来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林彪的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