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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12日07:41 潇湘晨报
□本版撰文记者 储文静
□本版摄影记者 殷建军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尔说。
编辑、写作和出版了无数好书的湖南出版人，正在向无数读者提供这样的谈话机会。
作为湖南出版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唐浩明说：“如果说现在很多人在读我的书，我的书在无形间影响了他们，这样我就感到很欣慰了。”
在湖南的出版人里，我们可以列出名作家，列出各类湘版图书品牌的缔造者和发展者，还有各种图书编辑理论的发展者。
只不过，我们在强调他们打造出“湘”字品牌之余，不要忘记他们最根本的贡献：在一个出版物品质良莠不齐的时代，他们让我们有真正的好书读，让我们和真正高尚的人谈话。
唐浩明
寂寞编者到大作家
这世上多数人喜欢热闹，少有人青睐寂寞。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如果生命中没有寂寞的参与，结果会大不一样。
唐浩明，12岁时就喜欢文学，2分钱一张的中华书局《活页文选》奠定了他的文学基础，写作梦圆却已是在近20年后了，38岁才开始《曾国藩》构思的他，真正动笔已经四十多岁。从做作家梦到真正成为作家，历经三十多年的历程，这是一种怎样的坚韧和勇气？寂寞没有让执著的人失望。14年前的《曾国藩》让他声名鹊起，之后，《杨度》、《张之洞》相继问世，与《曾国藩》一同形成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并成就了唐浩明写作事业的巅峰。
作为编辑，唐浩明在二十多年的潜心创作生涯中，翻阅了数以千万字的各种史料。历史上那些波谲云诡的大事件，那些赶风逐浪的头面人物，以及许许多多的掌故轶事，都会激起他的创作情绪，但让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击节之叹的，还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那些宝贵的人生智慧。编辑的工作或许是单调的，却也正是在这些深藏在古旧发黄卷帙和枯燥无味文字中的智慧的吸引下，唐浩明走进了历史，走近了对他充满魅力的一个个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曾国藩被更多地从政治学、传统文化的层面表现，杨度被更多地着墨于精神世界的复杂，而张之洞人物性格的展现，则两者兼而有之。唐浩明想做的，就是浓墨重彩写出知识分子的本质色彩，为读者增加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
“我一向对历史有着一种敬畏感：面对那一页页记录着中华民族沉重脚印的史册，不敢有半点轻薄之态。”唐浩明说。也正是从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出发，他在每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之初，都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和足够的时间去搜集、阅读与之相关的大量第一手史料，力求做到对笔下的时代和主要人物的一切都了然于胸。
动笔写《曾国藩》时，他已做了三年的新编《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又从曾府百年老档中整理出约百万字的曾氏家书，并且撰写发表了七八篇研究曾氏的学术论文。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他白天清理僵冷枯燥的前代卷宗，晚上与脑海中那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作心灵上的沟通。这样的状态，一直伴随着120万字的《曾国藩》完成，长达五年之久。他希望自己的小说有唐浩明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有非常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谨、严肃、厚重的文风，尽量还原历史的原来面目。
与当年创作《曾国藩》的一气呵成不同，《杨度》、《张之洞》似乎相较《曾国藩》少了些许激情。对此，唐浩明表示，作家的创作状态往往是越往后越冷静，最初的锋芒毕露，往往会“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创作越往后，他思考方面就更加重。在完成《张之洞》后，唐浩明对外宣布将封笔不再写历史小说。“文不在多而在于精。出版社是巴不得你多写，他是要赚钱的，但我要对自己负责，要珍惜读者对我的信任。这是一种明智。”
虽说封笔了，但是唐浩明照样笔耕不辍，只是现在他不再去进行大部头历史小说的创作，“退休”的唐浩明恢复编辑的本职工作，他已经从曾国藩家书中精选出1／3加以点评，阐明曾国藩的家世、书信的背景、信背后的故事。
“中国很多作家都在渴望着诺贝尔奖，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奖项并没什么，我觉得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产品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滴水，那就是成功的。如果说现在很多人在读我的书，我的书在无形间影响了他们，这样我就感到很欣慰了。”年近六十的唐浩明从容而淡定。
黄楚芳
他理性，他快乐
“刚进出版社做编辑那会，总是很羡慕那些记者可以在外面跑，而我们的工作却是那样枯燥和单调，而今天再回首，我觉得，编辑作为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它让我此生受益无穷，并如此快乐。”1984年从大学毕业的黄楚芳已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走过了22个年头，从编辑到编审，从一般工作人员到党总支书记，他将青春和年华全部奉献给了政治理论的出版天地，却无怨无悔。
作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最重要是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及时将自己的学习心得转化为编辑业务成果。
二十多年来，黄楚芳对政治理论图书的出版颇有心得，先后策划组织出版了一大批不同层次政治理论类图书，并以较高的思想学术品味获得广泛好评。
面对荣誉，黄楚芳很低调，从不愿意多谈成绩，“作编辑需要文化的积累，这对于自我完善作用很大，它让我个人发展、常做常新。从十年前开始，我为自己定下目标，每年至少要有一本图书获奖、每年要出一本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每一两年帮助一名需要帮助并且值得帮助的作者。这些目标我从未刻意追求过，但我却很努力地做到了。”
黄楚芳不愿意用“培养”一词，而更喜欢说成“帮助”，他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出版产业化经营的现实改革背景下，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一个出版社而言，其编辑人员与业务主管领导的选题策划组织工作能力尤显重要。”选题策划的思想在黄楚芳的心里根深蒂固，他也以他高水准的策划组织工作能力，深挖潜在的社会热点图书选题资源，做到了图书出版与社会热点显现的同步。
2000年至2001年，围绕建党80周年几年，黄楚芳策划组织了“党在我心中”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和《我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系列活动读本的出版。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向郑培民同志学习的批示发表后，他又适时策划组织出版了《郑培民日记》、《为民书记郑培民》、《公仆：郑培民》（画册）等学习和宣传郑培民的系列图书。此类图书的策划组织，不仅及时配合了一定时段的中心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又先行进占了图书市场，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又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
或许众多作品中，最让普通大众读者熟悉的是《中国男孩洪战辉》与《中国女孩文花枝》，洪战辉和文花枝作为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他们的事迹深深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他们，黄楚芳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事们分别以七天时间创记录地出版了两本精美的图书，送到读者的手中。
“和政治理论书籍打了一辈子交道，别人会不会也因此认为你在生活中也过于严肃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黄楚芳笑了：“我不一定是一个严肃的人，但我一定是一个认真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古板、概念化的人。”
“虽然长期的政治理论编辑工作会让人偶尔感到沉闷和疲惫，但是理论比生活更有空间，没有理论和理性指导的生活固然有它的幸福和快乐，但它注定很无奈很苍白；而有理论指导的生活，却更有质量，更加立体和丰富。我就一直这样快乐。”黄楚芳的话语能够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他富有理性的快乐生活。
孙 佳
与契机同步的人
第一次接触孙佳，感觉他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人，澎湃的激情和理性的决策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成为独具一格的魅力。熟悉他的人却说，孙佳是一个从不为自己留退路的人。
2002年，刚刚当选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的孙佳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我虽然当上了副社长，但我更愿把自己比作一支球队的教练，我的任务就是带队打好比赛，赢得比赛。不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起码在国内联赛得排名靠前。不然，我就该下课。”
采访孙佳，正好是世界杯开赛的这一天，孙佳兴奋地说：“2006年1－4月湖南文艺出版社音乐图书全国市场占有率已两个月名列排行榜第一！”这五年来，孙佳带领的这支“球队”的确踢得漂亮！
孙佳从事编辑工作已有十七个年头了。十七年来，作为音乐编辑，他策划、编辑音乐图书近400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音乐部主任，他领导为数不多的音乐编辑，开创了湘版音乐图书最初的辉煌；作为主管音乐图书和中小学音乐教材的副社长，他对音乐图书的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做出过战略性的决策，使之真正成为全国音乐图书三大品牌之一，孙佳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荣获全国第四届百佳出版工作者等荣誉、2005年被增补为湖南省政协委员，人们开始用“音乐出版界的‘鬼才’、‘怪杰’”来形容他。
“我自以为是一个有激情的编辑，编书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孙佳却是这样定义自己。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几乎达到为书而狂、为书而荣、为书而喜、为书而乐的境界。
激情常常使孙佳迸发出选题的灵感。当我国刚刚提出“素质教育”概念之初，孙佳便马上意识到这是音乐出版难得的契机。在全国同行尚未及时反应过来之时，他已率先策划了“钢琴家之旅系列”、“音乐之门系列”、“高考音乐强化训练丛书”、“钢琴教学辅导丛书”、“都市情调系列”、“乐谱本系列”等近百个品种，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大江南北，占据了全国各大图书市场，历年来累计创利过千万元，抢得了全国“音乐出版热”的先机。其中，《哈农钢琴练指法》、《拜厄钢琴初步教程》、《钢琴王子》、《怎样识简谱》、《五线谱本》等品种曾多次进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成为全国同类书中最受欢迎的版本。《哈农钢琴练指法》一书获得了湖南省首届畅销书首位奖。
让孙佳引以为豪、侃侃而谈的，还有他的引进版图书。孙佳通过分析音乐图书出版的市场状况，提出只有推出自己具有标志性的图书、只有反映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只有引进国外的权威版本、只有使自己的品种“升级换代”，才能抢占出版的制高点、充当中国音乐图书出版的“领头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策划、编辑出版了《现代作曲技法丛书》、《音乐名师大课堂系列》、《贝多芬交响曲总谱全集》、《肖邦钢琴作品全集》等300多个品种的高品位图书。这几乎让孙佳成为了音乐图书世界权威版本的“精品屋”和“专卖店”。
“我最喜欢那句广告语，‘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孙佳说，“音乐图书这块蛋糕虽小，但只要我们有雄心、有信心、有决心，就能够拥有更大的舞台，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然而，让孙佳骄傲的是，今天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能停泊万吨远洋巨轮的音乐码头。
作为音乐出版人，孙佳在业界的知名度越来越大，曾有几大出版单位多次表示要将孙佳作为人才引进，并解决妻子调动和女儿上学问题，都被他婉言谢绝。孙佳说：“因为我热爱湖湘文化，这里才是我施展‘才艺’的地方。我要把全部激情释放在湖南的出版舞台上。”
黎 丹
湘版美术教材“牛”遍全国
周末的上午约了黎丹采访，到了湖南美术出版社门口，一位消瘦的中年人走过来打招呼，竟有几分眼熟。“您是湘潭黎氏八骏的后裔吧？”黎丹一惊：“你怎么知道？”成了这次采访意外的插曲。
“黎氏八骏”是一段传奇，一个世纪前，湘潭黎氏一家八兄弟都成为了我国文艺界和学术界的精英巨子，在各自的领域内拔头冒尖，传为佳话。去年7月，27位来自美国和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黎氏后裔齐聚湘潭，寻根祭祖，笔者曾前往采访，并对黎氏家谱每一位成员都产生了印象。
正是由于这个小插曲，与黎丹的交谈一下子变得亲切和自然起来，“我祖辈留给我们后代最有教育意义的，就是我们家族开放、民主的风范，这种氛围被我们一辈一辈传承下来。”对于祖辈的光环，黎丹最感念的是开放与民主的文化氛围，这也使他成为资深少儿美术教育家、并在美术教材出版上有所成就的影响元素之一。
进湖南美术出版社工作之前，黎丹是美术教师，“不管是美术教师还是美术教材出版人，从本质上，我还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位置上。”
“传统的美术教材总是以绘画为主，手工不足，这样一来，美术课除了画画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内容了，沉闷而又乏味，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了极大限制。”黎丹认为，校园的美术书法教育应主张引导、启发学生的主动性思考，让学生在愉快地学习中获取知识。
“湖南美术高中教材是我国美术教材革命性的突破。”黎丹表示，湖南美术出版社出于对美术教材编写的重视，很早就积极引进一线美术教师，随后，教材建设开始进入到构架建设中：现代美术教育研究所的成立，《中国美术教育信息网》的建立，美术教育理论书籍的开发，“陶艺大教室”的举办等等，全方位地构筑了湖南美术出版社美术教育研究和教材建设的框架，为以后的教材修订，新课程教材的立项和编写铺下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在“软件”开发上，黎丹和同事们通过自己在教育系统的一些原有的关系，以长沙为主，在湘西、醴陵等地建立了美术教育实验基地，并指导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活动，参加了省内外一系列的美术教研活动，每年听课都在80节以上，为后来的大纲教材修订，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编写打下了良好的实施基础。为了保证以后的教材编写在新技术的使用上没有障碍，年逾半百的黎丹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自修电脑软件的操作，在帮助编写教师尽快地掌握电脑软件的操作上起了较大的作用，用自己在摄影等方面的经验也对教材的编写给予了较大的支持。
新课程教科书的编写是个新事物，如何迅速地把握好课程标准的实质内容，指导教科书的编写，对每个教材编写专家都是一次十分严峻的挑战，而合适的主编几乎是凤毛麟角，很难找到。黎丹借助自己二十余年义务教育阶段美术教育的经验和试验基地的大量实验工作，与老师们进行有效沟通，和其他编辑一道，帮助我们的编写班子能较快地理解新的课程标准，使湘版美术教科书在理念和实践上都能走在其他出版社教科书的前面，从而占领市场。
“现在我们湘版的美术教材在全国可‘牛’了！我们今年的高中教材有可能占到全国市场的70％，连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都在抱怨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呢！”黎丹笑了起来。
□本版撰文记者 储文静
□本版摄影记者 殷建军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尔说。
编辑、写作和出版了无数好书的湖南出版人，正在向无数读者提供这样的谈话机会。
作为湖南出版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唐浩明说：“如果说现在很多人在读我的书，我的书在无形间影响了他们，这样我就感到很欣慰了。”
在湖南的出版人里，我们可以列出名作家，列出各类湘版图书品牌的缔造者和发展者，还有各种图书编辑理论的发展者。
只不过，我们在强调他们打造出“湘”字品牌之余，不要忘记他们最根本的贡献：在一个出版物品质良莠不齐的时代，他们让我们有真正的好书读，让我们和真正高尚的人谈话。
唐浩明
寂寞编者到大作家
这世上多数人喜欢热闹，少有人青睐寂寞。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如果生命中没有寂寞的参与，结果会大不一样。
唐浩明，12岁时就喜欢文学，2分钱一张的中华书局《活页文选》奠定了他的文学基础，写作梦圆却已是在近20年后了，38岁才开始《曾国藩》构思的他，真正动笔已经四十多岁。从做作家梦到真正成为作家，历经三十多年的历程，这是一种怎样的坚韧和勇气？寂寞没有让执著的人失望。14年前的《曾国藩》让他声名鹊起，之后，《杨度》、《张之洞》相继问世，与《曾国藩》一同形成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并成就了唐浩明写作事业的巅峰。
作为编辑，唐浩明在二十多年的潜心创作生涯中，翻阅了数以千万字的各种史料。历史上那些波谲云诡的大事件，那些赶风逐浪的头面人物，以及许许多多的掌故轶事，都会激起他的创作情绪，但让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击节之叹的，还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那些宝贵的人生智慧。编辑的工作或许是单调的，却也正是在这些深藏在古旧发黄卷帙和枯燥无味文字中的智慧的吸引下，唐浩明走进了历史，走近了对他充满魅力的一个个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曾国藩被更多地从政治学、传统文化的层面表现，杨度被更多地着墨于精神世界的复杂，而张之洞人物性格的展现，则两者兼而有之。唐浩明想做的，就是浓墨重彩写出知识分子的本质色彩，为读者增加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
“我一向对历史有着一种敬畏感：面对那一页页记录着中华民族沉重脚印的史册，不敢有半点轻薄之态。”唐浩明说。也正是从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出发，他在每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之初，都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和足够的时间去搜集、阅读与之相关的大量第一手史料，力求做到对笔下的时代和主要人物的一切都了然于胸。
动笔写《曾国藩》时，他已做了三年的新编《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又从曾府百年老档中整理出约百万字的曾氏家书，并且撰写发表了七八篇研究曾氏的学术论文。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他白天清理僵冷枯燥的前代卷宗，晚上与脑海中那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作心灵上的沟通。这样的状态，一直伴随着120万字的《曾国藩》完成，长达五年之久。他希望自己的小说有唐浩明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有非常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谨、严肃、厚重的文风，尽量还原历史的原来面目。
与当年创作《曾国藩》的一气呵成不同，《杨度》、《张之洞》似乎相较《曾国藩》少了些许激情。对此，唐浩明表示，作家的创作状态往往是越往后越冷静，最初的锋芒毕露，往往会“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创作越往后，他思考方面就更加重。在完成《张之洞》后，唐浩明对外宣布将封笔不再写历史小说。“文不在多而在于精。出版社是巴不得你多写，他是要赚钱的，但我要对自己负责，要珍惜读者对我的信任。这是一种明智。”
虽说封笔了，但是唐浩明照样笔耕不辍，只是现在他不再去进行大部头历史小说的创作，“退休”的唐浩明恢复编辑的本职工作，他已经从曾国藩家书中精选出1／3加以点评，阐明曾国藩的家世、书信的背景、信背后的故事。
“中国很多作家都在渴望着诺贝尔奖，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奖项并没什么，我觉得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产品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滴水，那就是成功的。如果说现在很多人在读我的书，我的书在无形间影响了他们，这样我就感到很欣慰了。”年近六十的唐浩明从容而淡定。
黄楚芳
他理性，他快乐
“刚进出版社做编辑那会，总是很羡慕那些记者可以在外面跑，而我们的工作却是那样枯燥和单调，而今天再回首，我觉得，编辑作为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它让我此生受益无穷，并如此快乐。”1984年从大学毕业的黄楚芳已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走过了22个年头，从编辑到编审，从一般工作人员到党总支书记，他将青春和年华全部奉献给了政治理论的出版天地，却无怨无悔。
作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最重要是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及时将自己的学习心得转化为编辑业务成果。
二十多年来，黄楚芳对政治理论图书的出版颇有心得，先后策划组织出版了一大批不同层次政治理论类图书，并以较高的思想学术品味获得广泛好评。
面对荣誉，黄楚芳很低调，从不愿意多谈成绩，“作编辑需要文化的积累，这对于自我完善作用很大，它让我个人发展、常做常新。从十年前开始，我为自己定下目标，每年至少要有一本图书获奖、每年要出一本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每一两年帮助一名需要帮助并且值得帮助的作者。这些目标我从未刻意追求过，但我却很努力地做到了。”
黄楚芳不愿意用“培养”一词，而更喜欢说成“帮助”，他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出版产业化经营的现实改革背景下，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一个出版社而言，其编辑人员与业务主管领导的选题策划组织工作能力尤显重要。”选题策划的思想在黄楚芳的心里根深蒂固，他也以他高水准的策划组织工作能力，深挖潜在的社会热点图书选题资源，做到了图书出版与社会热点显现的同步。
2000年至2001年，围绕建党80周年几年，黄楚芳策划组织了“党在我心中”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和《我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系列活动读本的出版。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向郑培民同志学习的批示发表后，他又适时策划组织出版了《郑培民日记》、《为民书记郑培民》、《公仆：郑培民》（画册）等学习和宣传郑培民的系列图书。此类图书的策划组织，不仅及时配合了一定时段的中心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又先行进占了图书市场，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又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
或许众多作品中，最让普通大众读者熟悉的是《中国男孩洪战辉》与《中国女孩文花枝》，洪战辉和文花枝作为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他们的事迹深深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他们，黄楚芳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事们分别以七天时间创记录地出版了两本精美的图书，送到读者的手中。
“和政治理论书籍打了一辈子交道，别人会不会也因此认为你在生活中也过于严肃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黄楚芳笑了：“我不一定是一个严肃的人，但我一定是一个认真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古板、概念化的人。”
“虽然长期的政治理论编辑工作会让人偶尔感到沉闷和疲惫，但是理论比生活更有空间，没有理论和理性指导的生活固然有它的幸福和快乐，但它注定很无奈很苍白；而有理论指导的生活，却更有质量，更加立体和丰富。我就一直这样快乐。”黄楚芳的话语能够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他富有理性的快乐生活。
孙 佳
与契机同步的人
第一次接触孙佳，感觉他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人，澎湃的激情和理性的决策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成为独具一格的魅力。熟悉他的人却说，孙佳是一个从不为自己留退路的人。
2002年，刚刚当选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的孙佳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我虽然当上了副社长，但我更愿把自己比作一支球队的教练，我的任务就是带队打好比赛，赢得比赛。不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起码在国内联赛得排名靠前。不然，我就该下课。”
采访孙佳，正好是世界杯开赛的这一天，孙佳兴奋地说：“2006年1－4月湖南文艺出版社音乐图书全国市场占有率已两个月名列排行榜第一！”这五年来，孙佳带领的这支“球队”的确踢得漂亮！
孙佳从事编辑工作已有十七个年头了。十七年来，作为音乐编辑，他策划、编辑音乐图书近400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音乐部主任，他领导为数不多的音乐编辑，开创了湘版音乐图书最初的辉煌；作为主管音乐图书和中小学音乐教材的副社长，他对音乐图书的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做出过战略性的决策，使之真正成为全国音乐图书三大品牌之一，孙佳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荣获全国第四届百佳出版工作者等荣誉、2005年被增补为湖南省政协委员，人们开始用“音乐出版界的‘鬼才’、‘怪杰’”来形容他。
“我自以为是一个有激情的编辑，编书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孙佳却是这样定义自己。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几乎达到为书而狂、为书而荣、为书而喜、为书而乐的境界。
激情常常使孙佳迸发出选题的灵感。当我国刚刚提出“素质教育”概念之初，孙佳便马上意识到这是音乐出版难得的契机。在全国同行尚未及时反应过来之时，他已率先策划了“钢琴家之旅系列”、“音乐之门系列”、“高考音乐强化训练丛书”、“钢琴教学辅导丛书”、“都市情调系列”、“乐谱本系列”等近百个品种，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大江南北，占据了全国各大图书市场，历年来累计创利过千万元，抢得了全国“音乐出版热”的先机。其中，《哈农钢琴练指法》、《拜厄钢琴初步教程》、《钢琴王子》、《怎样识简谱》、《五线谱本》等品种曾多次进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成为全国同类书中最受欢迎的版本。《哈农钢琴练指法》一书获得了湖南省首届畅销书首位奖。
让孙佳引以为豪、侃侃而谈的，还有他的引进版图书。孙佳通过分析音乐图书出版的市场状况，提出只有推出自己具有标志性的图书、只有反映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只有引进国外的权威版本、只有使自己的品种“升级换代”，才能抢占出版的制高点、充当中国音乐图书出版的“领头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策划、编辑出版了《现代作曲技法丛书》、《音乐名师大课堂系列》、《贝多芬交响曲总谱全集》、《肖邦钢琴作品全集》等300多个品种的高品位图书。这几乎让孙佳成为了音乐图书世界权威版本的“精品屋”和“专卖店”。
“我最喜欢那句广告语，‘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孙佳说，“音乐图书这块蛋糕虽小，但只要我们有雄心、有信心、有决心，就能够拥有更大的舞台，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然而，让孙佳骄傲的是，今天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能停泊万吨远洋巨轮的音乐码头。
作为音乐出版人，孙佳在业界的知名度越来越大，曾有几大出版单位多次表示要将孙佳作为人才引进，并解决妻子调动和女儿上学问题，都被他婉言谢绝。孙佳说：“因为我热爱湖湘文化，这里才是我施展‘才艺’的地方。我要把全部激情释放在湖南的出版舞台上。”
黎 丹
湘版美术教材“牛”遍全国
周末的上午约了黎丹采访，到了湖南美术出版社门口，一位消瘦的中年人走过来打招呼，竟有几分眼熟。“您是湘潭黎氏八骏的后裔吧？”黎丹一惊：“你怎么知道？”成了这次采访意外的插曲。
“黎氏八骏”是一段传奇，一个世纪前，湘潭黎氏一家八兄弟都成为了我国文艺界和学术界的精英巨子，在各自的领域内拔头冒尖，传为佳话。去年7月，27位来自美国和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黎氏后裔齐聚湘潭，寻根祭祖，笔者曾前往采访，并对黎氏家谱每一位成员都产生了印象。
正是由于这个小插曲，与黎丹的交谈一下子变得亲切和自然起来，“我祖辈留给我们后代最有教育意义的，就是我们家族开放、民主的风范，这种氛围被我们一辈一辈传承下来。”对于祖辈的光环，黎丹最感念的是开放与民主的文化氛围，这也使他成为资深少儿美术教育家、并在美术教材出版上有所成就的影响元素之一。
进湖南美术出版社工作之前，黎丹是美术教师，“不管是美术教师还是美术教材出版人，从本质上，我还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位置上。”
“传统的美术教材总是以绘画为主，手工不足，这样一来，美术课除了画画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内容了，沉闷而又乏味，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了极大限制。”黎丹认为，校园的美术书法教育应主张引导、启发学生的主动性思考，让学生在愉快地学习中获取知识。
“湖南美术高中教材是我国美术教材革命性的突破。”黎丹表示，湖南美术出版社出于对美术教材编写的重视，很早就积极引进一线美术教师，随后，教材建设开始进入到构架建设中：现代美术教育研究所的成立，《中国美术教育信息网》的建立，美术教育理论书籍的开发，“陶艺大教室”的举办等等，全方位地构筑了湖南美术出版社美术教育研究和教材建设的框架，为以后的教材修订，新课程教材的立项和编写铺下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在“软件”开发上，黎丹和同事们通过自己在教育系统的一些原有的关系，以长沙为主，在湘西、醴陵等地建立了美术教育实验基地，并指导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活动，参加了省内外一系列的美术教研活动，每年听课都在80节以上，为后来的大纲教材修订，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编写打下了良好的实施基础。为了保证以后的教材编写在新技术的使用上没有障碍，年逾半百的黎丹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自修电脑软件的操作，在帮助编写教师尽快地掌握电脑软件的操作上起了较大的作用，用自己在摄影等方面的经验也对教材的编写给予了较大的支持。
新课程教科书的编写是个新事物，如何迅速地把握好课程标准的实质内容，指导教科书的编写，对每个教材编写专家都是一次十分严峻的挑战，而合适的主编几乎是凤毛麟角，很难找到。黎丹借助自己二十余年义务教育阶段美术教育的经验和试验基地的大量实验工作，与老师们进行有效沟通，和其他编辑一道，帮助我们的编写班子能较快地理解新的课程标准，使湘版美术教科书在理念和实践上都能走在其他出版社教科书的前面，从而占领市场。
“现在我们湘版的美术教材在全国可‘牛’了！我们今年的高中教材有可能占到全国市场的70％，连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都在抱怨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呢！”黎丹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