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食品价格上涨为主的通胀不可轻视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0日 14:38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11月20日消息，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今日在无锡表示，十月份4.4%的通胀率中3.25%是食品上涨造成的，这种食品价格上涨为主的通胀不可轻视。他认为食品价格上涨与其他因素不一样，对于低收入群体造成的冲击很大。

　　姚景源表示，当前的价格上涨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物价上涨的原因除了国际上小麦、玉米、水稻等价格上涨造成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多外，在十月份4.4%的通胀率中3.25%是食品上涨造成的，占比超过7成，其中蔬菜上涨31%。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第一产业太薄弱了，我们农业太薄弱了，抗灾能力太弱，产业化、规模化程度太低，如猪肉这么大消费量的农产品(20.70,0.22,1.07%)还是依靠农民散养，很容易造成价格波动”。不过姚景源表示“十二五”规划中专门拿出一个章节来谈怎么解决第一产业薄弱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11月11日公布的10月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4%，涨幅创25个月来新高，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0.1%。截至10月份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0%。

　　姚景源是今日在无锡出席2010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年会时做上述表示的。中国中小企业股权投资联盟同时在该会上成立，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中国科技创业协会理事长马颂德，江苏省科技厅厅长朱克江和无锡市副市长潘学明为联盟成立揭牌。(王霄 发自无锡)张小彩专栏》央行的聪明才智无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2010年 11月 18日 星期四 12:15 BJT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央行精英的现实主义杰作---央行票据，曾经神话般地在中国颠覆了货币主义的铁律。


按照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说法，超量的货币供应就像水龙头，只要拧开了，水从管子的一头进去，就一定会以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形式从管子的另一头流出来。


二战後被凯恩斯主义长期影响的美国和英国均被弗里德曼不幸言中，受害最深的英国，其通胀率在1970年代节节攀高，1975年曾达到近二百年来登峰造极的24.2%， 从而引发社会强烈不满，导致了撒切尔夫人的货币主义改革 。


按照金融专家，原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秦池江的说法，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例是2：1，西欧国家多为1：1，而美国只有0.8：1。相较之下，中国货币显然超量发行了。而按照近来流传网络的简单算法：货币供应量M2-GDP， 则是超发了43万亿。


但是，至少按照相关部门的统计，中国并没有发生如英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但这并不是弗里德曼的货币铁律在中国真正失灵， 而是央行的精英们创造性地在中国经济体之外，修建了一个货币水库，从经济体中抽出并暂时蓄住了经年超发的货币洪流。其主要手段就是央行票据。这可能就是近期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所说的对付“热钱”的“池子”。


“池子”论经周小川之口，立刻成了公众焦点。实际上，熟悉中国货币政策的人都知道， 这本非新生事物。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国际收支顺差，央行因印钞购买外汇储备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为了把经济体中的货币量保持在不至于引发恶性通胀的水准，1998年以来央行一直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两大数量化手段，筑坝蓄洪，造笼缚虎。


简而言之，就是央行把通过购买外汇储备注入经济体中的基础货币用以上手段重新抽出来，暂时蓄积在经济体之外的货币水库里。比如央行通过在银行间市场向商业银行出售其持有的国债和金融债，就可以把基础货币从商业银行系统抽出来，从而减少经济体中的货币量，暂时避免通货膨胀。而央行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商业银行就要把更大比例的存款作为存款准备金存在央行的货币水库中，不能用于发放贷款, 这样就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货币派生能力，减少了存贷款量，实际上就抽出了已经注入流通中的货币。


在这两大手段中，真正能被频繁使用的其实就只有公开市场操作。因为，存款准备金率频繁调整可能引发商业银行的强烈不满。对央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可能只是瞬间完成的一纸公文；但对商业银行来讲，每次变动，他们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去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应该说，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法调节流动性是世界各国央行的普遍做法。但是，在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水平相匹配的经济体中，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总量长期来看是平衡的, 因而公开市场操作只是中央银行短期调节市场流动性的手段。其主要的金融工具是国债，央行有买有卖，不会出现无券可用或无米下锅的局面。

但是，中国央行把公开市场操作作为长期回笼货币，或者说从经济体中抽出基础货币的工具，总体看只能是单边卖出国债。 因此，只要国际收支顺差不断加大造成外汇储备不断增多，只要央行为购买外汇储备向经济体中注入了过量的货币，如果不想看到通货膨胀，央行就只能不断卖出手中的债券。可以预见，总有一天央行会“揭不开锅”。


这种情况曾在2002、2003年间发生。由于外汇储备增速迅猛，基础货币投放速度加快，央行不得不抛出债券从经济体中抽出货币，因而手中的债券越来越少，2002年，央行手中的国债只有3,000多亿。到2003年，央行粮尽弹绝，手中几乎无券可用， 公开市场面临停市之险。情急之下，央行于2003年4月正式推出了央行票据。


此後，央票成了最为重要的吸洪抽水手段。央行似乎也因此从原来捉襟见肘中解放出来。有了央行票据，央行似乎握有主动权，不再受制于手中的国债和金融债的数量，想抽出多少基础货币就发行多少央票。如此，央行一手印钞买汇向经济体注入基础货币，一手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央票从经济体内抽出货币， 就好比一个池子，央行左手用一个管子向池中注水，同时右手持另一个管子从池中抽水一样，池中的水位并不见大涨。


这种制度设计看起来精巧绝伦。经济结构不合理所所造成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即使不立即改变，央行仍能够做到八面玲珑，一方面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另一方面超发的货币并不会立即在经济体中为祸作乱，对内形成压力。而同时，国家还拥有了一笔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也好，注资国有商业银行也罢，总之， 原本的央行负债神奇地变成了可以运用的“资产”，按照2003年首次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时的说法，“没有法律障碍”。


但是，这种机制真的像看起来那麽精妙绝伦吗？不见得。


第一，蓄积在经济体外的货币库中的货币是从经济体中抽出来的，对中国经济体而言是潜在的威胁。说到底，货币只要注入了经济体，重新抽出来筑坝蓄洪也好，建笼缚虎也罢，洪水始终是洪水，老虎也始终是老虎，总能伺机而出， 一泻千里。


2008年12月， 按照国三十条的精神，“停发3年期央行票据，降低1年期和3个月期央行票据发行频率”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


于是“货币虎”一跃而出，2009年商业银行放出了近10万亿贷款。2010年10月CPI也达到了4.4%，当下经济依然高烧难退。弗里德曼的水管理论再一次得到了应验。基础货币一经注入经济体，即使再次从商业银行抽出，也已经形成了商业银行的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因此，商业银行潜在的巨大放贷冲动势不可挡。即使监管部门急红了眼，重新祭出计划经济的“规模”管理，商业银行仍然有办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通过信托理财、金融租赁等办法和监管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第二，央行的调控手段是总量调控，而中国的银行体系并不具备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活力、最需要发展的实体经济部门和民营经济部门的能力。因此，在每次的总量松紧之间，得益的总是国有企业、垄断企业、股市房市，受伤的总是实际经济部门和民营企业。


第三，央行票据从形式上看就是央行债，但央行并没有明确的偿债来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债主体；另外，央行一手印钞，一手发债的模式从理论上很难自圆其说。

而且，这种模式自身也难以为继。如果经济结构继续长期得不到调整，央行除了要发行央票抽出当期购买外汇储备形成的货币注入外，如果不想放虎归山，还必须同时发行与到期央票等额的新央票取代到期的央票缚住货币虎。如此这般，雪球会越滚越大，有多少外汇储备，就要有多少央票，单是越来越庞大的央票利息支出恐怕将来也会形成基础货币供应。更何况，巨大的利息支出如果以财政收入支付，长此以往，也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法。


从正面说，央行票据是央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得不为的现实主义选择。但换个角度，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发明创造”对中国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实际上起到了支撑和延缓问题爆发的作用， 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相关部门立即调整经济结构的内在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宁愿央行精英2003年撂挑子认怂，没发明这个劳什子。（完）


不能说无用，或为治标不治本，为延缓解决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一时依托，解决经济根本矛盾在于大力发展私有经济，这也是转变经济结构的根本所在。
窃以为：
只有私有经济才能救中国！未来中国民族经济的历史责任必将落到民营经济的肩上。
中国实体经济吊在国企这棵树上，一个承载三分之一就业并走向衰落的经济体！我们的产业实体是一个坐吃山空的产业实体。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包藏巨大祸心的悖论。
投资性拉动内需掩盖了亟待需要解决的产业发展落后及私有经济亟待发展的根本矛盾。

解决内需根本上讲是要改善民间产业的经营环境状况，给与有潜力解决就业占三分之二的民营以足够的发展空间，给与私有经济以国民待遇。

否则，转变经济结构会成为水中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