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外交生涯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事

翻译眼中的个性邓小平
-会见外宾时，他从不需要外交部为他准备稿子
-他不喜欢很平淡、没有棱角的问题，他希望通过有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的思考
-他对外国记者说：我同赫鲁晓夫打了10年交道，是了解这个人的，西方人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乡音太重，为准确翻译常要做手势
我那时候做口译基本都是双向的翻译，既要英译中，也要中译英，因为中国当时对外交流没那么多，国外除了美国、英国之外，大部分都没有中文翻译。
外国人说的英文有时候听起来很困难，比如尼泊尔人发音p和f不分，fish变成pish，那你根本不懂是什么。中国人的口音也不那么好懂，就说比较高级别的领导人吧：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很难懂；李先念是湖北人，湖北人说“日”和“二”是不分的，“日本人”湖北人说是“二本人”，开始我根本就不懂，这些都需要慢慢去熟悉、去习惯。邓小平的四川话相对来说好懂一点，但是四川话“四”和“十”不分，我就每次都给他做个手势，我大体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4个指头，如果不对，他就会说：“不对，是十。”
我给邓小平做翻译比较多，邓小平与外国政要的会见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译，包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里根等。他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他脑子里都有。按惯例，中央首长会见外国客人前，接待单位和外交部要汇报一下客人的情况及可能涉及的问题。邓小平听汇报很简单的，见外宾以前会提前进来，也不是提前很多，就提前一刻钟什么的。坐在那儿，他就问：“有什么情况啊？”外交部的同志就会说：“是不是要向您汇报一下？”他多会说：“简报我已经看了，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如果没有最新的情况，他说：“那就不要说了。”然后他就不动了，考虑他自己的。我们在旁边都不敢弄出声音，屋里安安静静的。有的时候他抽抽烟。等时间到了，外交部的同志说：“小平同志，是不是要请外宾来啦？”他说：“请吧。”
每次给他做翻译，他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说法。我记忆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那次，讲到台湾问题，他提出来：“国共有过两次合作，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次合作？”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提法，我当时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翻好。还有一次，他也是在同美国谈起台湾问题时，他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连国号都能谈。他经常都是这样提出新的想法，是他早就有所考虑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有战略眼光。
不怕外国记者问刁钻问题
在为邓小平做翻译，挑战性最大的一次应属1980年为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担任翻译。
法拉奇曾采访过世界上多位知名政治家，如基辛格、甘地夫人、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瓦文萨等。她以提尖锐问题见长，问问题不顾情面，甚至尖刻。
法拉奇的那次采访，是她两次申请遭拒后，由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向邓小平引荐的。在那之前，我连法拉奇这个人都没听说过。开始的时候，外交部安排的是意大利语翻译，后来是她提出来要用英文翻译，因为在采访邓小平之前，她已与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德国《镜报》等10多家西方报纸签约，全文发表她的采访。如果把意大利文翻成英文要用很长时间，她想略过这一道，直接用英文采访写作。
那时候，外交部最担心的，就怕她对邓小平不恭，问一些不好的问题。结果是，第二天的采访，她问的问题果然很刁钻。她一上来就说毛泽东，她说以前她到中国，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像，这次她从饭店到人民大会堂这里，就只看到一幅。她问：“以后你们还会在天安门保留毛主席像吗？”我听了这样的开场，就觉得来者不善，她是要讲毛泽东的事情。
我感觉邓小平好像是有所准备的，听了法拉奇的这些问题，他很愿意回答，侃侃而谈，好像很想通过她让外面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内也是有疑虑，思想也是很混乱。
开始翻译的时候我是有些嘀咕，而且我们领导也说，要是她有些问题问得太出格的话，让我翻译时在措辞上稍微缓一缓。后来我发现用不着，因为邓小平也挺喜欢这种针锋相对、单刀直入的提问，两人的交流，气氛还是很好的。互相你来我往，讲得很快，但是谈的都是很实质性的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地忠实翻译。谈到12点多时，邓小平提出还可以再谈一次，约她再谈，她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么蹦了起来。

法拉奇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
邓小平与法拉奇的第二次谈话，刚开始还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后来她就慢慢引到那个赫鲁晓夫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我看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好，就那么照直翻译了。另外我也知道邓小平的个性，因为1978年有一次我跟邓小平出访，在两个国家搞了两次记者招待会，一个国家很友好，记者招待会问的问题都是安排好的，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啊，怎么发展两国关系啊这类的。第二个国家没有经验，就开放提问。结果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在这个国家邓小平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都来了，问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两国关系，五花八门。后来邓小平跟我说，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我就知道了，他不喜欢很平淡、没有什么棱角的问题，他希望有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思考，激发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他对记者一点不怵。
邓小平回答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所做的种种，最后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法拉奇又问：“您这么能干的人，为什么老是当第二把手？”邓小平回答：“当第二把手并没有妨碍我发挥作用。我还是能够发挥作用。”后来她就跟我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事后她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邓小平。
对法拉奇的文稿，中方完全没有检查，她要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采访后她根据她的录音来整理记录，不明白的她再问我，有的再改一改。我这样一句一句跟她对，对了大约有一天的时间。她非常忠实，连最简单的词都不放过，邓小平老是说四川话的“这个这个这个”，她老听录音里有这个词，就问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没有实际意思，就是口头语，在思考时发出的声音，就像英文的well。她说你没翻？我说我没翻。她懂了，但说还是要加上，这说明他性格上的特点。
包括“这个这个”在内的5227字邓小平访谈第一部分，首发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转载题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有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施燕华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多次担负国家领导人的口译任务，对多位国家领导人的言语、个性都有着很深的感受。近日，她回忆说，在这些领导人中，最有个性的还是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