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的为什么常常也就是病态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特色的为什么常常也就是病态的？
作者：许锡良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11-19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20 20: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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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问而言,理工科类的学问,常常没有什么特色,所使用的语言与符号,都是世界通用的，所使用的原理、公式与定律也是世界通用的，如果哪位不服气，一定要弄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来，使用自创的一套符号，运用自己的一套原理，那一定是错误的，一定会贻笑大方。在这一领域论及特色，其实就是错误，就是病态。这个恐怕人们是不得不承认的。
关键是人们一般不会在这一学问领域里宣讲特色，而是在人文社科领域里大谈特色，在价值观与制度层面谈特色，在思维方式上谈特色的比较多。而且，在这些领域简直就是“理直气壮”地大谈特色，并且用特色作为挡箭牌，围出了一个个特殊利益圈。一般人们也承认，理工科学问没有什么特色可谈，所有的都是世界通约的，但是人文社会学科上的学问，甚至思维方式上就会带上明显的特色，而且这些特色无高下之分，只有形态上的不同。真是这样的吗?
其实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某些比较具体的层面也许是有特色的。比如，中国古文字研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学问，民族音乐与中华民俗，等等，这些是无可避免地要谈特色的。但是，这些方面充其量只是“术”的层面，而不是真正的“学”的层面。术，因其可选择的余地大，人为构建的成分多，因此难免带上特色，但是，学的层面，其实就要运用逻辑规则与普遍理性来作出思考与判断。一种学问，一经上升到学的层面，其实特色常常就只是病态。比如，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其实只是自古以来的宫廷政变术与权谋术，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学说。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的《君主论》虽然分析了帝王权谋之术，但是，仍然构成不了政治学理论体系。
人文社科领域，越是趋于人性化的民主政治，在价值与制度层面，就越是没有什么特色。那些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他们的具体操作程序上也许会有些许的差异，但是，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有的民主政治，都必须通过投票来代表真正的民意，所有的民主政治，都必须通过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以及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来达到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在这些方面，只有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的少许差异，但是，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而所有的不能够有效制约权力滥用问题的政治，都是专制独裁或者伪民主政治，而这样的制度无一例外地要产生腐败，并且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病态的，常常就是表现为有特色的，这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为一个常见的现象。有此种认识的人，一直可以推到亚里斯多德。这位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曾经在其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曾经这样说：“对于那些真诚的人，愿望总是合乎真理的，对那些拙劣的之人只能够碰机会。在身体也是这样，那些体质好的人，凡是有益的食品都真正增进健康，那些体质差的人，则需要不同的食品，苦的、甜的、热的、硬的等等其他各不相同的事物。”(亚里斯多德著，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57页。)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有什么道理呢?就是作为一个人，健康的人在身体状况上是没有多少特色的，所有健康的人，无论身体的哪个方面的功能指标，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在某一健康值的范围内波动的。超出这些范围的，都是表现出病态的。连人的胃口也都是如此。一个人的饮食越是忌口多多，越是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因此，他的饮食也就越有特色。而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无论吃什么有营养的食物，都表现出良好的胃口。几乎所有的食物，都适合一个健康人的肠胃，只有一个弱不禁风、处于病态的人，才会这也吃不得，那也尝不得，身体素质，是弱得怕风、怕雨、怕冷、怕寒、怕凉、怕热、怕颠簸、怕热闹。因此，不仅他的饮食必须有特色，而且就是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有特色才行。一直到了医院，还得要有一个重病房，才能够勉强维持下去。因此，每当我一听说，某某特色的时候，我就想起亚里士多德在二千多年前所说过的那种忌口太多，富有特色病人。也难怪鲁迅当年会把特色比喻为一个人额头上长着的又红又肿的脓疮，虽然红得艳若桃花，白得美如奶酪，但是为了健康，还是将这样的脓疮割掉的好。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也曾经说过：天下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家庭都是没有什么特色的。有特色的家庭多少都是有点病态的，而且这些病态还各自不同。为什么健康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因为好的东西就有普遍性。幸福的家庭的条件，无非是健康、和谐、安全、家庭成员之间充满关爱，比较富足等等,如此而已。同时，中国对不幸的家庭也有一句谚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种难念的经虽然各自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其实都是令人头痛的。在一个家庭，有特色，也是病态的征兆。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与制度安排上的特色不同于一个人的思想个性。人的生命个性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人的情趣爱好与天赋都可以表现出其因生命的自然天性与自由选择表现出来的个性特点。在这里，作为个体的生命被要求整齐划一是不人性的，是没有道理的。在这里不可混为一谈。在人的思想与精神信仰领域搞整齐划一、思想统一、信仰一律，并弄出一个国教来，那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即使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个性而言，在生理层面，天下所有的健康人，在健康指标上也都没有什么特色，只有病态的人，才各有不同特色的病。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只属于他自己民族的，而不能够走向世界，那么就基本上可以据此判断，这是一种病态的文化。比如，中国的太监文化、宫女文化、妇女缠足文化、麻将文化、宫廷政变文化等等，数千年来，始终走不出国门，走不向世界，因此，其实就是病态的文化。而中国的围棋却能够走向世界，这说明围棋是有生命力的益智活动。因此，那句唱了几十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现在应该改为：“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健康的，越是有生命活力的,越是优秀的。”因为，健康的、优秀的东西，虽然当初只是从一个民族中产生，但是，却被越来越多的民族所接受。这本身就说明这是合理性与合人性的。因为，世界上，虽然民族不同，种族各异，但是，世界上的人，其人性则是相通的。发源于拉丁美洲的那些充满活力的拉丁舞为什么能走向世界?就是因为这种舞蹈充满活力，跳起来不但是优雅大方，还能够增进男女感情，锻炼身体。西装为什么逐渐取代越来越多的民族服装?因为，西装制造简便，美观大方，穿着、洗涤都很方便。许多民族服装之所以被淘汰掉，就是因为浪费布匹、制作异常繁琐，穿戴也极为不便。不信看看满清时候的服装就知道了，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都被异常复杂的服饰裹得严严实实。既不方便生产，也不方便生活，还浪费资源，被淘汰是必然的。
因此，胡适先生当年强调中国必须充分世界化，这是有道理的。充分世界化，就是不要强调特色，而是要强调能否走向世界，强调有利于人的幸福。只有这样才是检验一种文化优劣的最好方法。否则打着特色的招牌，实行腐朽的制度，就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只有在“二战”战败之后，在制度与价值观上彻底改变战前的“有日本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它才开始走向了健康的道路，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富强。相反，希特勒时德国的纳粹、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萨达姆的伊拉克、塔利班的阿富汗、金家王朝的北朝鲜等等，他们的专制体制都是各自很有特色的，却无一不是病态的。
纵观人类许多经常创造出来的文化，有许多都消失了。这种消失如果不是人为的禁锢与战争的破坏，而只是在自然发展过程遭受了淘汰，我以为，这并没有什么可惜的。即使是那些无关核心价值与制度的原则问题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比如，中国如果不淘汰刻写甲骨文的青铜刀片，就不会发明毛笔，而西方如果不发明钢笔与圆珠笔的话，我们今天也仍然必须用“文房四宝”来写字。走到哪里身边还必须带一个专门用来磨墨的书童，那也是笑话。同样，即使是携带方便快捷的钢笔，今天也遭受了计算机、互联网打字、粘贴的严重威胁，目前也面临遭受淘汰的命运。而这些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由此再次想到作为一个老哲人、老翻译家、清华大学的何兆武老先生曾经说过的那句话：“真理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这是我对中西文化的一点认识。”不符合真理的所谓特色，常常就是病态的，就是必须要改掉的，在这里抱残守缺，维持病态是不行的。还是鲁迅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说得好：我们可以保存国粹，但是国粹也得能够保护我们活着的人。这就是说，如果一种特色，既不能够保护活人的安全，更不能够保证他们的幸福，而要让活着的人放弃变革图存，那是不明智的。
西方的学术也追寻传统，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是，那种传统与特色是民主与科学，而民主和科学本身就是遵循普世价值观与普遍的逻辑规则的。其价值观与逻辑理性本身就是有普遍性的。因此，他们虽然也尊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是，他们的师徒关系是一种平等、自由、开放的探讨关系，在真理面前，没有身份等级之分。因此，亚里斯多德敢于面对自己的老师柏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这样的话，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竟然没有一个说得出来，也没有一个有胆量说出来。因此，不要一说到传统与特色，就不分青红皂白，照单接收。我想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