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关天道《谈一谈“刘项原来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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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道《谈一谈“刘项原来不读书”》
何兆武先生是我所钦佩的学者，因此处处留心他的文章。近日读何先生发表于《万象》2005年第一期上的大作《说“刘项原来不读书”》，颇有收获，颇受启发。在文章中，何先生提到了傅斯年先生在1945年作为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成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书赠其唐五代诗人章碣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何以特书此诗以赠傅斯年？”何先生非常慎重地自问自答道：“是不是那意味着：你们这批号称陈胜、吴广的，终究是不能成气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是知识分子的刘项之辈。”同时，何先生对于自己这种解释不太满意：“不过，以上这种解读似乎也有杆格（应为“扞格”，想是打印之误）难通之处。因为，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如果按以上的解读，他又是对反秦始皇者给予肯定的了。”因此，“究竟如何加以解读，不敢肯定。姑妄言之如上，以俟通人”。
在这里，何先生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是毛泽东特以“刘项原来不读书”之诗赠傅斯年的用意到底何在？ 二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毛泽东为什么同时对于刘项等反秦始皇者也给予肯定？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有所关联的。这两个问题与其说是何先生自己的疑惑，不如说是何先生对于读者的考问。笔者不敢以通人自居，但是愿意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赠傅斯年这首诗的缘起。五四运动期间，身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而当时的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因傅斯年常到图书馆看书，故和毛泽东相识。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而傅斯年则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这两份杂志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故毛与傅有着一定的渊源。在1945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其独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为反帝反封建作出的贡献。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通宵长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便以上面所提及的章碣的《焚书坑》一诗赠傅斯年并附信一封：“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关于章碣的这首诗，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在宋代尤袤的《全唐诗话》卷五中，此诗名为《焚书坑诗》；其第三句为“阬灰未冷山东乱”，其中“阬”为“坑”的异体字，而“冷”不同于毛泽东所书之“烬”，而前者似较后者更为恰当。
二是据《全唐诗·诗人小传》介绍，其作者“章碣，孝标之子登乾符进士第后流落不知所终。诗一卷”。何先生在文章结尾称其为唐五代诗人，似较毛泽东在附信中称其为“唐人”为确。
三是这里的“焚书坑”据传是当年秦始皇焚书的一个洞穴，旧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的骊山上。其实这只是一种附会的说法，秦始皇当年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未必要先挖一个大坑。而据台湾的大居士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当时焚烧的书籍非常有限，大部分的禁书被封闭于阿房宫，后为“咸阳三月火”所毁。
四是诗的后两句其实都是写意而非写实的，为的是增强对于秦始皇和暴秦之政的讽刺效果。“坑灰未冷山东乱”当然是夸张了，因为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距秦始皇焚书的公元前213年已经有四年之久了，坑火焉能不烬？坑灰焉能不冷？此句中的“山东”不是元代始设的行政意义上的山东省，而是一个泛指的地域。在秦汉三国时期，山东指的是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指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刘项原来不读书”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因为刘邦和项羽都并不是“不读书”之辈。“不读书”的反倒是陈吴之辈。但如果说是“陈吴原来不读书”，则讽刺意味大为降低。而说“刘项原来不读书”实质上是指秦始皇的焚书政策不仅没有使得秦王朝千秋万载，反而使其旋踵而亡了。
在我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赠傅斯年这首“诗眼”为“刘项原来不读书”的《焚书坑》，主要还是自谦——尽管这种自谦的诚意是很难衡量的。当时对谈时傅斯年所说的“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为自谦之词，意思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虽然开一时风气之先，但真正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重任的还是毛泽东之类的革命家。因此毛泽东在给他的附信中说其“未免过谦”，并顺势也自谦一下：其实我们这些革命家都是些“不读书”的“刘项”，比不了你们这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所谓“故述唐人语以广之”，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自谦来回应傅斯年的自谦，并不显山不露水地表达了自己其实是在继续傅斯年等五四先驱们的未竟之事。在这里，“不读书”更多地表示一种自谦而非自豪。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是以“不读书”为荣，那就有许多地方讲不通。
首先就是没有事实基础——因为大家当然也包括傅斯年都知道毛泽东不仅不是“不读书”，而且读的书恐怕不比任何人少只会比大多数人多。
其次就是相对于刘项，应该是“陈吴原来不读书”。据《史记·高祖本纪第八》，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是大字不识一斗的，否则最基本的亭长职责也是无法完成的。而据《史记·项羽本纪第七》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可见项羽的问题是学习浅尝辄止而不是一字不识。而陈胜和吴广是“与人佣耕”的农民和闾左，知识水平相对于刘项肯定尤为不及。
如果说刘项是“不读书”的，那么陈胜吴广就更加是“不读书”了。如果说毛泽东赠这首诗的用意在于推崇“不读书”而讽刺“读书”，那么，陈吴应该比刘项更好，因为他们比刘项更不读书。让包括傅斯年等学富五车的五四运动健将处于“更不读书”的陈胜、吴广之列，怎么都是讲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这里的“不读书”的确是自谦而非自豪或自负。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可以争取团结起来夺取江山的宝贵资源，怎么能在像傅斯年这样极有人格尊严和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前自鸣“不读书”呢？胸有大志的毛泽东是不会为逞口舌之快而自毁长城的。
同时，毛泽东在这里的确也有自况的意味，但是自况的重点不是“不读书”而是“刘项”。客观地讲，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秦朝暴政的人，毛泽东都是不吝赞词的。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课程时讲过：“中国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入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概指少数地主而言。”又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名文中，毛泽东写道：“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与其特定的阶级斗争史观和“造反有理”的一贯信念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其自况为农民战争领袖有关。像“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也”这些陈吴刘项的名言，都是毛泽东所非常欣赏的。
但是，同是反抗暴秦的英雄人物，相对于陈胜和吴广，毛泽东无疑更为认同刘邦和项羽。因为陈吴二人只是发其端但未成其事的首义之人，而刘邦、项羽是竟其续而且成其事的成功之人。推翻秦朝的是刘邦和项羽，而在秦亡之前，吴广被其部将阴谋杀害，陈胜被其车夫庄贾暗杀，他们都没有最后看到秦王朝的倾覆。他们其实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失败者而刘项才是诛灭暴秦的胜利者。
相对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成功者；但在刘项内部，项羽是失败者，而刘邦是成功者——因为经过亡秦之后的楚汉相争，刘邦建立了汉朝而项羽却自刎于乌江（或身死于东城）。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时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指出：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
尽管刘邦是一个“大老粗”，但是这种知识上的缺陷在毛泽东那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缺点。毛泽东给予了这个成功者几乎是“一边倒”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957年6月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说道：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2〕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3〕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讲道：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4〕在1964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总结道：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5〕毛泽东还举了几件有关刘邦纳谏的事情。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的，何必要假的。应该说，毛泽东对于刘邦战胜项羽原因的总结是非常到位的，起码比刘邦本人总结的“会用三杰”要全面得多、深入得多。
而同是灭秦之人但却在与刘邦的斗争中失败以至于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项羽在毛泽东那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后人对于项羽这个“失败英雄”一般都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太史公司马迁说他是“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的死敌兼知己韩信评价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唐朝诗人杜牧说“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南宋词家李清照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妙句。而毛泽东对于项羽没有表达过什么同情，有的只是站在政治家立场上对于失败者的无情剖析。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毛泽东还指出了项羽所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固执”——毛泽东说过“项羽败于不肯纳谏”的话；二是“沽名”——所以才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千古名句。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毛泽东认为项羽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远见卓识。在兵败之际，他缺乏斗争到底的韧劲和决心，而是一死了之，很看重面子，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样没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一直都是毛泽东所引以为戒的重点对象。1949年１月毛泽东进入北京后曾对李银桥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不让别人说话，自己说了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6〕毛泽东对于项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很到位。
可能有人会说，毛泽东书赠傅斯年这首诗既非自谦，亦非自况，只是一时之兴，虽然也有微言大义，但是未必恰如其分。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一样，任何引用也都是蹩脚的。所以，诸葛亮才在《前出师表》中规诫刘禅“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历史上“引喻失义”的事情很多，说毛泽东在这里有“引喻失义”的嫌疑也未尝不可。但是对于“嬉笑怒骂之中无一字无来历”的毛泽东来说，这种说法似有小觑之嫌。正如何兆武先生在其文章所说：“唐诗传世者甚多，仅《全唐诗》中所录者就数以万计。毛泽东是熟读诗词的，何以情有独钟，独选此阙以赠傅？其故安在，似乎值得玩味。”但是由此推出毛泽东在当时有蔑视知识分子和鼓吹读书无用论的意思，则是值得商榷的。
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一般都是毫无保留地站在成功者一边，但在成功者内部，毛泽东更倾向于那些出身低微的大老粗。除了上面谈到的“老粗出人物”这一经典命题外，毛泽东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精彩言论。肖延中编著的《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中记载，毛泽东说过：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大草包。汉朝的皇帝是这样，明朝的皇帝也是这样。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一个字也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有关“教育革命”的谈话中指出：“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里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
当然，毛泽东也不能否认有作为的皇帝中也有知识分子这一事实。如在1964年1月那段有名的“老粗出人物”的谈话中的后面，毛泽东说：“南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但是对于这个“文的”李世民，毛泽东却更为看重其“武的”一面：“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7〕就是这么一个“文的”李世民，毛泽东还以评论“有为帝王”时少有的辩证态度和求全心态指出其在继承人问题上犯了大错：“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种对于文人皇帝的批评还有很多，如说“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与他所承认的“知识少的打倒知识多的”这一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毛泽东以上贬低知识分子鼓吹大老粗的言论大多是出于1957年之后。而在此之前，毛泽东较少诸如此类的言论，有的倒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种对于“少文者”的微词。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确对章碣的这首《焚书坑》诗情有独钟。他不仅在解放前引用这首诗，在解放后也多次涉及和引用此诗。1959年，毛泽东让康生查询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是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8〕毛泽东不满这个说法，又叫林克再查。12月11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9〕1966年4月14日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又一次引用了章碣的《焚书坑》，接下来说：“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与1957年前后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判若两人的逻辑相一致，毛泽东引用这首诗的用意也大不相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赠傅斯年以“刘项原来不读书”， 其用意既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是讽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不是像何先生所怀疑的是讽刺包括傅斯年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是有的放矢地表达了自己的自谦和自况——以“不读书”为自谦，以“刘项”为自况。而解放后引用这首诗则多是为了论证自己变化中的知识分子观，如在上文提及的1966年4月14日的批语中所表现的那样。
（二）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毛泽东为什么同时对于刘项等反秦始皇者也给予肯定？”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他们直接反抗的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秦始皇本人。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反秦是在公元前209年，其后刘邦项羽起兵响应；而在此之前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已经驾崩于巡游路上。当时统治全国的是秦二世胡亥。因此，陈吴刘项直接反抗的是秦始皇的继承人秦二世，也可以说反抗的是秦始皇遗留下来的秦代暴政，但肯定不是秦始皇本人。那么是不是说何先生的第二个问题就不存在呢？不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陈吴刘项直接反对的是秦始皇，毛泽东也是会对他们给予肯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而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历史人物的臧否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逻辑。其实毛泽东受胡适的影响是很多很大的，只是这种影响主要限于实用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只是潜移默化而非大张旗鼓。
的确如何先生所说，“毛泽东历来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建国以前，毛泽东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批评了秦政，也多次表达了对于深入分析秦弊的思想家贾谊等人观点的认同，但是对于秦始皇本人的评价似乎很少提及，也并没有从自己对于秦政的批评过渡到对于秦始皇的批判。在那首作于1936年10月而发表于重庆谈判时期的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一诗中，他以文学手法说到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与其说是对于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五虎皇帝”的贬低和讽刺，不如说是对于“风流人物”之宏图大志的尽情抒发，因此不能说是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消极评价。而这种对于秦始皇评价的“隐而不发”的状况到了建国以后就完全不同了。建国以后的毛泽东多次毫不隐讳地给予秦始皇近乎空前但未必绝后的高度评价——而这种高度评价似乎置毛泽东自己所常常提倡的“辩证法”于不顾。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是与其对于法家的高度推崇和对于儒家的极度鄙视密切相关的。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王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10〕（这种对于秦始皇的最高评价似乎与前面提到的“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这种说法有所矛盾。）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另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借题发挥道：“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有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11〕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12〕毛泽东还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当然，毛泽东扬秦始皇抑孔夫子、扬法抑儒的经典表述还是见于那首写于1973年8月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此句有多个版本，如“都行”也作“多行”；“政制”也作“政法”、“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需要说明的是，有人认为这首诗不是毛泽东所作，而是江青假托毛泽东作的。此说不确，其实这首诗具有典型的“毛泽东风格”，这种风格是别人模仿不来的。毛泽东的这首诗除了批评郭沫若之外，还有两个隐而不显的“假想敌”。诗中的“孔学名高实秕糠”句实际上是对着宋代诗人谢涛的《梦中咏史》说的：“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洽生民。”而“祖龙魂死秦犹在”句明显针对的就是前文提到的章碣的《焚书坑》的前两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其实，建国后的毛泽东对于章碣这首诗的感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后两句而恨的是前两句。这种“又爱又恨”的态度还见于1973年7月4日在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对于李白描写秦始皇的《古风》一诗的评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毛泽东认为这几句写得非常好，因为这是歌颂秦始皇的；“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毛泽东认为这几句写得很不好，因为这是讽刺秦始皇的。
二是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又与其认为自己就是甚至高超于秦始皇有关。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与人辩论过，有人说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3〕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当着外宾的面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4〕而毛泽东到了晚年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更是人所共知的秘密。其实“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当代典故出自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一段讲话：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
从建国前的对于秦始皇的“隐而不发”到建国后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这一变化来看，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不评价或评价往往都是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韩非子在其《五蠹》中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毛泽东正是这里的“圣人”，自然不会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之人。
可以总结如下，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之所以赠傅斯年以“刘项原来不读书”，主要是为了以自谦的方式达到“礼贤下士”的效果；解放后的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引用“刘项原来不读书”，主要是表达自己变化中的知识分子观。他之所以在建国前后对于秦始皇具有不同程度的评价是因为评价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毛泽东之所以在建国前高度评价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因为他们都是暴政的反抗者，他们与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毛泽东之所以更愿意做刘项而非陈吴，是因为刘项是直捣黄龙的成功者而陈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失败者；毛泽东之所以在刘项之中更为认同刘邦而非项羽，更是因为刘邦是打败项羽的最后胜利者；毛泽东之所以在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同时肯定刘邦，不仅是因为刘邦直接反对的不是秦始皇，也是因为他们都是胜利者，他们都是毛泽东欣赏的人物，更是因为毛泽东从来不会教条地崇拜任何人物和主义。毛泽东所欣赏的是作为反抗者的陈吴刘项，是作为成事者的刘项，是作为最后胜利者的刘邦，是同为胜利者的秦始皇和汉高祖。这中间没有任何的扞格难通之处。
行文至此，何兆武先生的疑问似乎有所眉目了。但笔者却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那就是：毛泽东本人到底是不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对书籍特别是线装书的迷恋程度以及他读书的广博程度，似不亚于任何一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果这样的人不是知识分子，那么还有谁能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呢？然而，如果说毛泽东是知识分子，那么他后来为什么鄙视知识分子同类呢？为什么对于“不读书”的刘项们有着特殊的好感呢？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2〕〔3〕〔5〕〔7〕〔8〕〔9〕〔10〕〔11〕〔12〕〔14〕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97、986、989、523～524、1319、1318、1153、1153、1150、1155页。
〔4〕〔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1页。
〔13〕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原载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七期）
何兆武先生是我所钦佩的学者，因此处处留心他的文章。近日读何先生发表于《万象》2005年第一期上的大作《说“刘项原来不读书”》，颇有收获，颇受启发。在文章中，何先生提到了傅斯年先生在1945年作为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成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书赠其唐五代诗人章碣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何以特书此诗以赠傅斯年？”何先生非常慎重地自问自答道：“是不是那意味着：你们这批号称陈胜、吴广的，终究是不能成气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是知识分子的刘项之辈。”同时，何先生对于自己这种解释不太满意：“不过，以上这种解读似乎也有杆格（应为“扞格”，想是打印之误）难通之处。因为，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如果按以上的解读，他又是对反秦始皇者给予肯定的了。”因此，“究竟如何加以解读，不敢肯定。姑妄言之如上，以俟通人”。
在这里，何先生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是毛泽东特以“刘项原来不读书”之诗赠傅斯年的用意到底何在？ 二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毛泽东为什么同时对于刘项等反秦始皇者也给予肯定？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有所关联的。这两个问题与其说是何先生自己的疑惑，不如说是何先生对于读者的考问。笔者不敢以通人自居，但是愿意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赠傅斯年这首诗的缘起。五四运动期间，身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而当时的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因傅斯年常到图书馆看书，故和毛泽东相识。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而傅斯年则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这两份杂志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故毛与傅有着一定的渊源。在1945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其独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为反帝反封建作出的贡献。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通宵长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便以上面所提及的章碣的《焚书坑》一诗赠傅斯年并附信一封：“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关于章碣的这首诗，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在宋代尤袤的《全唐诗话》卷五中，此诗名为《焚书坑诗》；其第三句为“阬灰未冷山东乱”，其中“阬”为“坑”的异体字，而“冷”不同于毛泽东所书之“烬”，而前者似较后者更为恰当。
二是据《全唐诗·诗人小传》介绍，其作者“章碣，孝标之子登乾符进士第后流落不知所终。诗一卷”。何先生在文章结尾称其为唐五代诗人，似较毛泽东在附信中称其为“唐人”为确。
三是这里的“焚书坑”据传是当年秦始皇焚书的一个洞穴，旧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的骊山上。其实这只是一种附会的说法，秦始皇当年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未必要先挖一个大坑。而据台湾的大居士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当时焚烧的书籍非常有限，大部分的禁书被封闭于阿房宫，后为“咸阳三月火”所毁。
四是诗的后两句其实都是写意而非写实的，为的是增强对于秦始皇和暴秦之政的讽刺效果。“坑灰未冷山东乱”当然是夸张了，因为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距秦始皇焚书的公元前213年已经有四年之久了，坑火焉能不烬？坑灰焉能不冷？此句中的“山东”不是元代始设的行政意义上的山东省，而是一个泛指的地域。在秦汉三国时期，山东指的是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指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刘项原来不读书”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因为刘邦和项羽都并不是“不读书”之辈。“不读书”的反倒是陈吴之辈。但如果说是“陈吴原来不读书”，则讽刺意味大为降低。而说“刘项原来不读书”实质上是指秦始皇的焚书政策不仅没有使得秦王朝千秋万载，反而使其旋踵而亡了。
在我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赠傅斯年这首“诗眼”为“刘项原来不读书”的《焚书坑》，主要还是自谦——尽管这种自谦的诚意是很难衡量的。当时对谈时傅斯年所说的“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为自谦之词，意思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虽然开一时风气之先，但真正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重任的还是毛泽东之类的革命家。因此毛泽东在给他的附信中说其“未免过谦”，并顺势也自谦一下：其实我们这些革命家都是些“不读书”的“刘项”，比不了你们这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所谓“故述唐人语以广之”，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自谦来回应傅斯年的自谦，并不显山不露水地表达了自己其实是在继续傅斯年等五四先驱们的未竟之事。在这里，“不读书”更多地表示一种自谦而非自豪。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是以“不读书”为荣，那就有许多地方讲不通。
首先就是没有事实基础——因为大家当然也包括傅斯年都知道毛泽东不仅不是“不读书”，而且读的书恐怕不比任何人少只会比大多数人多。
其次就是相对于刘项，应该是“陈吴原来不读书”。据《史记·高祖本纪第八》，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是大字不识一斗的，否则最基本的亭长职责也是无法完成的。而据《史记·项羽本纪第七》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可见项羽的问题是学习浅尝辄止而不是一字不识。而陈胜和吴广是“与人佣耕”的农民和闾左，知识水平相对于刘项肯定尤为不及。
如果说刘项是“不读书”的，那么陈胜吴广就更加是“不读书”了。如果说毛泽东赠这首诗的用意在于推崇“不读书”而讽刺“读书”，那么，陈吴应该比刘项更好，因为他们比刘项更不读书。让包括傅斯年等学富五车的五四运动健将处于“更不读书”的陈胜、吴广之列，怎么都是讲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这里的“不读书”的确是自谦而非自豪或自负。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可以争取团结起来夺取江山的宝贵资源，怎么能在像傅斯年这样极有人格尊严和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前自鸣“不读书”呢？胸有大志的毛泽东是不会为逞口舌之快而自毁长城的。
同时，毛泽东在这里的确也有自况的意味，但是自况的重点不是“不读书”而是“刘项”。客观地讲，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秦朝暴政的人，毛泽东都是不吝赞词的。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课程时讲过：“中国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入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概指少数地主而言。”又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名文中，毛泽东写道：“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与其特定的阶级斗争史观和“造反有理”的一贯信念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其自况为农民战争领袖有关。像“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也”这些陈吴刘项的名言，都是毛泽东所非常欣赏的。
但是，同是反抗暴秦的英雄人物，相对于陈胜和吴广，毛泽东无疑更为认同刘邦和项羽。因为陈吴二人只是发其端但未成其事的首义之人，而刘邦、项羽是竟其续而且成其事的成功之人。推翻秦朝的是刘邦和项羽，而在秦亡之前，吴广被其部将阴谋杀害，陈胜被其车夫庄贾暗杀，他们都没有最后看到秦王朝的倾覆。他们其实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失败者而刘项才是诛灭暴秦的胜利者。
相对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成功者；但在刘项内部，项羽是失败者，而刘邦是成功者——因为经过亡秦之后的楚汉相争，刘邦建立了汉朝而项羽却自刎于乌江（或身死于东城）。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时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指出：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
尽管刘邦是一个“大老粗”，但是这种知识上的缺陷在毛泽东那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缺点。毛泽东给予了这个成功者几乎是“一边倒”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957年6月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说道：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2〕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3〕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讲道：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4〕在1964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总结道：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5〕毛泽东还举了几件有关刘邦纳谏的事情。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的，何必要假的。应该说，毛泽东对于刘邦战胜项羽原因的总结是非常到位的，起码比刘邦本人总结的“会用三杰”要全面得多、深入得多。
而同是灭秦之人但却在与刘邦的斗争中失败以至于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项羽在毛泽东那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后人对于项羽这个“失败英雄”一般都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太史公司马迁说他是“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的死敌兼知己韩信评价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唐朝诗人杜牧说“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南宋词家李清照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妙句。而毛泽东对于项羽没有表达过什么同情，有的只是站在政治家立场上对于失败者的无情剖析。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毛泽东还指出了项羽所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固执”——毛泽东说过“项羽败于不肯纳谏”的话；二是“沽名”——所以才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千古名句。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毛泽东认为项羽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远见卓识。在兵败之际，他缺乏斗争到底的韧劲和决心，而是一死了之，很看重面子，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样没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一直都是毛泽东所引以为戒的重点对象。1949年１月毛泽东进入北京后曾对李银桥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不让别人说话，自己说了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6〕毛泽东对于项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很到位。
可能有人会说，毛泽东书赠傅斯年这首诗既非自谦，亦非自况，只是一时之兴，虽然也有微言大义，但是未必恰如其分。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一样，任何引用也都是蹩脚的。所以，诸葛亮才在《前出师表》中规诫刘禅“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历史上“引喻失义”的事情很多，说毛泽东在这里有“引喻失义”的嫌疑也未尝不可。但是对于“嬉笑怒骂之中无一字无来历”的毛泽东来说，这种说法似有小觑之嫌。正如何兆武先生在其文章所说：“唐诗传世者甚多，仅《全唐诗》中所录者就数以万计。毛泽东是熟读诗词的，何以情有独钟，独选此阙以赠傅？其故安在，似乎值得玩味。”但是由此推出毛泽东在当时有蔑视知识分子和鼓吹读书无用论的意思，则是值得商榷的。
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一般都是毫无保留地站在成功者一边，但在成功者内部，毛泽东更倾向于那些出身低微的大老粗。除了上面谈到的“老粗出人物”这一经典命题外，毛泽东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精彩言论。肖延中编著的《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中记载，毛泽东说过：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大草包。汉朝的皇帝是这样，明朝的皇帝也是这样。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一个字也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有关“教育革命”的谈话中指出：“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里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
当然，毛泽东也不能否认有作为的皇帝中也有知识分子这一事实。如在1964年1月那段有名的“老粗出人物”的谈话中的后面，毛泽东说：“南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但是对于这个“文的”李世民，毛泽东却更为看重其“武的”一面：“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7〕就是这么一个“文的”李世民，毛泽东还以评论“有为帝王”时少有的辩证态度和求全心态指出其在继承人问题上犯了大错：“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种对于文人皇帝的批评还有很多，如说“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与他所承认的“知识少的打倒知识多的”这一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毛泽东以上贬低知识分子鼓吹大老粗的言论大多是出于1957年之后。而在此之前，毛泽东较少诸如此类的言论，有的倒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种对于“少文者”的微词。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确对章碣的这首《焚书坑》诗情有独钟。他不仅在解放前引用这首诗，在解放后也多次涉及和引用此诗。1959年，毛泽东让康生查询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是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8〕毛泽东不满这个说法，又叫林克再查。12月11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9〕1966年4月14日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又一次引用了章碣的《焚书坑》，接下来说：“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与1957年前后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判若两人的逻辑相一致，毛泽东引用这首诗的用意也大不相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赠傅斯年以“刘项原来不读书”， 其用意既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是讽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不是像何先生所怀疑的是讽刺包括傅斯年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是有的放矢地表达了自己的自谦和自况——以“不读书”为自谦，以“刘项”为自况。而解放后引用这首诗则多是为了论证自己变化中的知识分子观，如在上文提及的1966年4月14日的批语中所表现的那样。
（二）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毛泽东为什么同时对于刘项等反秦始皇者也给予肯定？”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他们直接反抗的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秦始皇本人。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事反秦是在公元前209年，其后刘邦项羽起兵响应；而在此之前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已经驾崩于巡游路上。当时统治全国的是秦二世胡亥。因此，陈吴刘项直接反抗的是秦始皇的继承人秦二世，也可以说反抗的是秦始皇遗留下来的秦代暴政，但肯定不是秦始皇本人。那么是不是说何先生的第二个问题就不存在呢？不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陈吴刘项直接反对的是秦始皇，毛泽东也是会对他们给予肯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而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历史人物的臧否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逻辑。其实毛泽东受胡适的影响是很多很大的，只是这种影响主要限于实用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只是潜移默化而非大张旗鼓。
的确如何先生所说，“毛泽东历来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建国以前，毛泽东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批评了秦政，也多次表达了对于深入分析秦弊的思想家贾谊等人观点的认同，但是对于秦始皇本人的评价似乎很少提及，也并没有从自己对于秦政的批评过渡到对于秦始皇的批判。在那首作于1936年10月而发表于重庆谈判时期的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一诗中，他以文学手法说到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与其说是对于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五虎皇帝”的贬低和讽刺，不如说是对于“风流人物”之宏图大志的尽情抒发，因此不能说是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消极评价。而这种对于秦始皇评价的“隐而不发”的状况到了建国以后就完全不同了。建国以后的毛泽东多次毫不隐讳地给予秦始皇近乎空前但未必绝后的高度评价——而这种高度评价似乎置毛泽东自己所常常提倡的“辩证法”于不顾。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是与其对于法家的高度推崇和对于儒家的极度鄙视密切相关的。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王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10〕（这种对于秦始皇的最高评价似乎与前面提到的“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这种说法有所矛盾。）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另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借题发挥道：“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有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11〕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12〕毛泽东还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当然，毛泽东扬秦始皇抑孔夫子、扬法抑儒的经典表述还是见于那首写于1973年8月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此句有多个版本，如“都行”也作“多行”；“政制”也作“政法”、“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需要说明的是，有人认为这首诗不是毛泽东所作，而是江青假托毛泽东作的。此说不确，其实这首诗具有典型的“毛泽东风格”，这种风格是别人模仿不来的。毛泽东的这首诗除了批评郭沫若之外，还有两个隐而不显的“假想敌”。诗中的“孔学名高实秕糠”句实际上是对着宋代诗人谢涛的《梦中咏史》说的：“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洽生民。”而“祖龙魂死秦犹在”句明显针对的就是前文提到的章碣的《焚书坑》的前两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其实，建国后的毛泽东对于章碣这首诗的感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后两句而恨的是前两句。这种“又爱又恨”的态度还见于1973年7月4日在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对于李白描写秦始皇的《古风》一诗的评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毛泽东认为这几句写得非常好，因为这是歌颂秦始皇的；“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毛泽东认为这几句写得很不好，因为这是讽刺秦始皇的。
二是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又与其认为自己就是甚至高超于秦始皇有关。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与人辩论过，有人说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3〕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当着外宾的面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4〕而毛泽东到了晚年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更是人所共知的秘密。其实“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当代典故出自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一段讲话：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
从建国前的对于秦始皇的“隐而不发”到建国后对于秦始皇的“高度评价”这一变化来看，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不评价或评价往往都是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韩非子在其《五蠹》中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毛泽东正是这里的“圣人”，自然不会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之人。
可以总结如下，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之所以赠傅斯年以“刘项原来不读书”，主要是为了以自谦的方式达到“礼贤下士”的效果；解放后的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引用“刘项原来不读书”，主要是表达自己变化中的知识分子观。他之所以在建国前后对于秦始皇具有不同程度的评价是因为评价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毛泽东之所以在建国前高度评价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因为他们都是暴政的反抗者，他们与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毛泽东之所以更愿意做刘项而非陈吴，是因为刘项是直捣黄龙的成功者而陈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失败者；毛泽东之所以在刘项之中更为认同刘邦而非项羽，更是因为刘邦是打败项羽的最后胜利者；毛泽东之所以在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同时肯定刘邦，不仅是因为刘邦直接反对的不是秦始皇，也是因为他们都是胜利者，他们都是毛泽东欣赏的人物，更是因为毛泽东从来不会教条地崇拜任何人物和主义。毛泽东所欣赏的是作为反抗者的陈吴刘项，是作为成事者的刘项，是作为最后胜利者的刘邦，是同为胜利者的秦始皇和汉高祖。这中间没有任何的扞格难通之处。
行文至此，何兆武先生的疑问似乎有所眉目了。但笔者却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那就是：毛泽东本人到底是不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对书籍特别是线装书的迷恋程度以及他读书的广博程度，似不亚于任何一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果这样的人不是知识分子，那么还有谁能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呢？然而，如果说毛泽东是知识分子，那么他后来为什么鄙视知识分子同类呢？为什么对于“不读书”的刘项们有着特殊的好感呢？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2〕〔3〕〔5〕〔7〕〔8〕〔9〕〔10〕〔11〕〔12〕〔14〕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97、986、989、523～524、1319、1318、1153、1153、1150、1155页。
〔4〕〔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1页。
〔13〕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原载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