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三次“落”:被撤销一切职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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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第三次“落”:被撤销一切职务(图)
 

 
1976年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
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尽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众口皆碑,但“四人帮”又开始加紧了对他的围攻。这一次充当重要角色的是毛泽东的侄子,此时,他的身份是毛泽东的“联络员”。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帮”和“联络员”利用各种机会,连续不断地向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内心非常矛盾:他知道邓小平具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干,周恩来重病在身,此时更需要倚重邓小平,这是“四人帮”等远不能及的。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心理的天平难以平衡。于是,他让“联络员”同邓小平等面谈。
对“联络员”前来同自己谈全面整顿“错误”,邓小平委实感到奇怪。因为在前一天他同毛泽东交谈时,问及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方针、政策时,毛泽东还肯定说“对”。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呢?所以他没有认“错”,结果,“联络员”又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告了状。这无疑使毛泽东不快。
但是,毛泽东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对邓小平还是希望他“改正”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态度。于是,他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然而,邓小平并没有“悔过”之意,他委婉地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由我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可想而知,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加剧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
1月12日,由邓小平宣读的追悼周恩来大会的悼词起草出来了,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审定,打好清样,送给毛泽东,请其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阻挠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在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大会。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和无线电广播中看到和听到邓小平及他的声音时,为他担忧的心情减轻了不少。然而,这也是他第二次被迫离开政坛前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然而,令广大人民群众大惑不解的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却作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更有甚者,“四人帮”大喊大叫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只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同意才作罢。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上述的决议是根据错误判断而作出的错误的决议。
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错误地提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些显然都是不辨是非的不实之词。
邓小平被“打倒了”。这是他的第三次“沉落”。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关切着蒙受不白之冤的邓小平。民心所向,众声呼唤:邓小平,你在哪里?
他在后来会见外宾时曾提到,从最后一次被打倒到重新上台,他一直呆在北京,当然,住处是换了几处。首先是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的地方,在此,他被监管了2个多月。后来的地方还有家中、有301医院、西山等。1997年6月2日,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在一封信中,确证了这时邓小平活动情况的史实,她说:关于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曾到广州为许世友保护一事,纯系误传。自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第三次打倒至1977年复出工作期间,不论处于被软禁的状况或复出前的准备阶段,小平同志均在北京,从未去过外地。因此上述文章中所谓的1976年下半年邓小平到广州,受到许世友保护,在广州的菜市场与群众见面等等,均系原作者之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