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
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爱因斯坦：头号“危险反动分子”
（南方都市报 2010-05-31）
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形容爱因斯坦：“一个卓越不凡的人，有着最伟大的心灵，也是本时代最崇高的偶像。”看，在此我完全不用解释这位叫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理论物理学家到底是何方神圣。每个人都仿佛完全了解这位“慈眉善目、心不在焉、脑袋老在云端的老者”，这位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人。就像《时代》周刊前主笔亨利·格伦沃德所说，不管是哪一期的《时代》周刊，只要封面有爱因斯坦的照片，那期销量肯定是年度第一。超过两百部关于爱因斯坦的传记，让我们自觉似乎无比熟悉他的举止、形象、内心与思想。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埃德加·胡佛绝对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的第一号传奇人物：他从30岁起，便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达四十八年之久。而他手中所握有的大量“反动分子”档案与名流“黑材料”，早已不是新闻与秘密：从海明威到约翰·列侬，从卓别林到马丁·路德·金，从肯尼迪到里根，根据估计，曾被联调局建档的美国人约在1000万人之众，即使抽样检查结果表明，那些列举的“证据中”每两条就有一条并非事实。但你能想象下列的形容与分析，针对的竟是具有“亲切和善的迷人的人文素质”公共形象的爱因斯坦吗？——“在十个被司法部长、十三个被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十个被加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点名为共产主义团体的组织里，爱因斯坦教授不是主席、成员、资助者、支持者、背书者，就是与之有密切联系”，“像他那样背景的人，似乎绝无可能……变成一个忠贞的美国公民”。在长达一千八百页、启动近二十年、涉及八个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的专属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甚至曾经被列为头号“危险反动分子”。这位举世皆知的名人，却又像是没有人能真的了解他。
身兼记者和作家二职的佛莱德·杰罗米（Fred Jerome）在美国公民诉讼组织的帮助下，通过援引美国《信息自由法案》，终于取得部分绝密档案与调查文件，并在检视、整理与分析其他历史文献与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了《爱因斯坦档案：胡佛对世界最知名科学家的秘密斗争》一书，为我们重新讲述了爱因斯坦鲜为人知的政治活动、思想立场、社会关怀与精神广度。
在杰罗米看来，爱因斯坦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反种族歧视者”的立场，在他的欧洲生涯中便早已显现。他青少年时从受教育的慕尼黑转到瑞士求学，据说就有不喜欢德国黩武主义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与发起与组织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他拒绝在军国主义分子操纵和煽动、为德国发动侵略战争辩护的《文明世界宣言》上签名，却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经常出席致力于和平和裁军的活动，在牛津大学短期任教时所参加的争取和平活动甚至比科学会议还多。
但让爱因斯坦没有想到的是，在希特勒上台执政的前夕，当他乘坐轮船从德国不莱梅远赴美国加州时，宣称致力于“反对女性参政、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美国“爱国女性协会”向美国国务院发信，坚决反对让“明显抱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军事和平主义思想和否定宗教组织”的爱因斯坦入境。虽然爱因斯坦在一波三折之后取得了签证，但这封反对的信件却成为了爱因斯坦档案的第一条内容。而从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天起直到1955年去世，爱因斯坦一直被联邦调查局监视、窃听、取证、抹黑、丑化与打压，连他的不少亲人与同事也受到牵连。虽然他曾在再三考虑后写信警告罗斯福总统不要让德国首先制造出原子弹，但却因为自己的反战立场与左翼倾向，从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名单中被刷了下来。联邦调查局甚至和美国移民和归化局一样，动过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的念头。
杰罗米指出，胡佛基于各种判定爱因斯坦是“俄国派往德国的间谍”、“柏林共产党间谍网总头目”的负面情报，以一种近乎本能的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仇恨，对爱因斯坦进行了无孔不入的监视与冷酷的围剿。前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曾说，胡佛亲口承认，“这些人当中只有百分之一是真正的坏蛋，不过我想他在公开场合上会说成百分之十。别忘了，推翻俄国政府的就是区区一个小团体。他的心态就是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继续积极参加呼吁停止军备竞赛与冷战对峙、反对种族歧视与滥用私刑等多种社会活动。在麦卡锡主义恐怖组织渐成风潮之时，叛国、亲共、涉谍、左倾的帽子，一顶接一顶，悄无声息地戴在了爱因斯坦的头上。好不容易逃出纳粹势力范围的爱因斯坦，竟又在“自由国度”目睹了另一种极权恐怖的肃杀、猖狂与肆虐。爱因斯坦在毫不自知中便与苏俄情报机构、德国纳粹、美国麦卡锡主义三大臭名昭著的恐怖政治扯上了关系，充满恐惧的年代一再重演，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爱因斯坦曾多次说过：“我的生活分为方程式和政治两个部分。”但如今我们往往只知道E=mc2的著名方程式，却不知道他至少发表过一百九十五篇以政治为题的文章，光是《纽约时报》就曾摘引过他一百五十多则关于政治的访谈、书信和演说。其实，我们所知悉的各个偶像，都只不过是他们被容许接受的那一半人生，是他们生命中被允许得知的那些部分，而其他的杂质被过滤、骨头被剔除、传记被篡改，毫无真相所言。胡佛固然深知自己无法真正利用爱因斯坦支持众多激进组织的“证明”，以免民众知道这位美国最受仰慕的人对这些组织的正面态度；大部分学者、传记作者、媒体与科学社群，又何尝不自动自觉地替爱因斯坦消音，唯恐那种左倾立场会玷污了他的盛名。对于这种吊诡，爱因斯坦本人或许会以大笑回应，却又会感到不解与悲哀：他以大部分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抽象深奥理论名扬世界，但他大力提倡而且人人能懂的反军备、反歧视、求民权、求公义观点，世人却闻所未闻。的确，“我的政治理想是这样一种民主，每个人都得到作为个人的尊重，谁也不该受到崇拜”、“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历史里充斥着争取人权的奋斗，它恒久而永不会获胜，但厌倦这样的奋斗就意味着社会的毁灭”……这样的思想与见识，对任何一个极权政府、任何一种恐怖政治而言，无疑永远都是头号的“危险”与“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