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老师的毛泽东如何走上军事统帅之路

20世纪初期，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经是湖南近代教育的重要基地。1914年春，刚满20岁的毛泽东走入学校大门，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活。
橘子洲头，岳麓山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对社会、对政治、对历史、对哲学、对时局兴趣盎然，而对军事仅仅是聊有兴趣。那时的毛泽东，崇尚的是教育救国，最大的志愿是做一名教师。
辛亥革命爆发，像众多热血男儿一样，欲为民主共和而浴血疆场的毛泽东投身湖南新军当了一名列兵。虽然背上了步枪，但没有得到机会参战，只受到了军人的队列操练。半年后，南北议和，毛泽东认为革命结束，就退出军队回到学堂。毛泽东军事天赋第一次显露是在1917年11月，当时三湘大地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一队溃兵窜入长沙近郊，毛泽东毛遂自荐，率领一群学生，加上二十多名警察和工人、农民，用鞭炮、军号和排枪，将溃兵缴械。
20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赤潮澎湃。毛泽东没有留恋城市，而是深入到工厂、农村去研究。他写出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文章，主持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成为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农运领袖。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对农民运动的实践，使他有了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自然就有了更深刻的结论：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不行。只有民众运动而没有枪，定要垮台。
这种认识没有能够被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领导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由于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当国民党反动派最终叛变革命而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时候却毫无还手之力。大革命的烈焰在殷红的鲜血中熄灭了。
烟雨苍苍，心绪悲凉。中国革命，路在何方？不少人感到迷茫，少数人则颓唐、变节。
在血的教训中，在反动派屠刀的逼迫下，中国共产党人拿起了枪！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毛泽东大声疾呼：“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 “不掌握武装，甚至看不起枪杆子”的错误。
枪杆子里面出农会，枪杆子里面出工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根据八七会议诀定，毛泽东点燃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熊熊火焰。从此，毛泽东开始走上了武装救国之路。这一年，毛泽东34岁。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投身军旅、投身战争，后来成为伟大的军事统帅，完全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逼上梁山”的。晚年他会见外国朋友时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想当一个小学教员，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毛泽东的统帅才能来源于中国革命的战争实践。他说：“战争就是学校”，要善于读“无字书”，读“无字天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总结战争，在战争中掌握战争、打赢战争。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和果敢的决断力，同时具有一种超凡的吸纳能力。他非常善于总结，总是能够在耳熟能详的事物中，发现蕴含于其深层的规律，在科学吸收、总结、提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战略战术。这使他很快就把握了战争的脉搏，在战争指导上，总是能够高人一筹。
井冈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被革命火种点燃的山。毛泽东在此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的战略战术，进而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战略战术系统化、理论化，并在实战之中发扬光大。这标志着他已经开始读懂战争这部“无字天书”。
军事统帅的地位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在战争初期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远远高出那些依据作战条令与理论典籍所形成的作战方案。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诱敌深入，灵活机动，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全军上下对毛泽东的指挥心悦诚服，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兴奋地说：到底还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到了第三次反“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认识已经统一到毛泽东的军事理念上，说东打东，指西打西，3万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打败了蒋介石指挥的30万大军。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是最讲科学、最讲兵法的人，也是最不受兵法条文束缚的人。他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有什么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彼知己，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他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不拘一格，毫无成规，追求“活打”，反对“死打”，总是一切从战争、战场、敌我、攻防的实际出发，来确定战争指导方略。
这种灵活多样的战术，不仅令他的对手茫然失措，也令他的同志相当费解。“左”倾教条主义者则视之为异端，当做山沟里的“游击主义”。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党权和军权。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失去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完全把持在教条主义者手中，因而丧失了红军游击战争特有的机动灵活的作战风格。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的军事路线葬送了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不得不走上漫漫的长征路。
长征路上，关山重重，红军连番苦战，却始终无法摆脱被动。湘江之战，几万红军血洒江岸，红军濒临绝境，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在红军将士的呼唤之中，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新起点。
在毛泽东指挥下，衣衫褴褛的数万红军周旋于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四渡赤水，兵逼贵阳，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夺回了战争主动权。
毛泽东在人民军队中的统帅地位日益稳固，成为全军拥戴的最高统帅。他的作战指挥艺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的全部制胜要诀只有一个字：变。所谓法无定法，由变求通，由变制胜，融汇百家之长，却不拘于书本教条。因而他能够较快地冲破战争迷雾，成为破解战争这部“无字天书”的伟大统帅。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党内一些领导人称毛泽东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术，把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把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当做“兵法之宝”。毛泽东对此付之一笑。他后来说：“《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
毛泽东真正系统研究中外军事典籍，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系统研究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中外军事著作，以及苏联、日本的军事典籍与作战条令，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全国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先后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伟大军事理论家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