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的特意安排:吕布拜董卓为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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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明
2010年08月10日17:15 来源:《北京青年报》
吕布拜董卓为义父,连姓都不用改,这种“结拜型”的义父子关系在三国时期几乎是孤例。——这完全是罗贯中的创造。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也是如此。因为异姓兄弟结拜在当时也远未成为社会习俗。这一切,都是罗贯中对真实历史的颠覆,搁到现在,罗贯中肯定要被网友拍砖,大骂他“恶搞”。
《议温明董卓斥丁原 馈金珠李儒说吕布》,出自《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清初。中坐者为董卓,左坐者为丁原,后立者为吕布,正是吕布“三姓家奴”的写照。不过,他这个骂名,纯粹是小说家言。
吕布被骂作“三姓家奴”,他的干爹之一是董卓。其实这有点冤枉他了,因为吕布始终是吕布,并没有改叫“董布”。其实,同代人中,刘备有养子,曹操的父亲曹嵩也是宦官的养子。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董卓与吕布的义父子关系,和曹、刘两家很不同——这背后,也有历史中的大事件。
■吕布拜董卓为义父,更像是“结拜”
《三国演义》里,吕布有丁原、董卓两个义父,再加上亲爹,被张飞骂作是“三姓家奴”。可是翻开《三国志》,并没有吕布认丁原为义父的记载,可知这件事完全是小说家言。认董卓倒是有一点根据,《三国志•吕布传》记载说,董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正史记载董、吕二人的“父子”关系,只此一句,远没有演义里那么明确。
《三国志》里还记载了一些养父子关系,如刘备的养子刘封,他本来姓寇,刘备过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三国志》)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汉顺帝四年曾颁布诏书,“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宦官收养儿子,政策上是允许的。
但刘备与刘封、曹腾与曹嵩的养父子关系,与董卓、吕布之间的义父子关系相比,总让人觉得不是一个概念。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以传宗继祀为目的,刘备收刘封是因为无子,认刘封是为了继嗣。曹嵩认了曹腾为养父,以后还能袭爵。这种养子除了不是亲生的,一切权利义务与亲生的无异。而董卓与吕布的义父子关系更类似于结拜,所以吕布拜义父,连姓都不用改。这种“结拜型”的义父子关系在三国时期几乎是孤例。
■“义父子”现象与“胡人”有关
从南北朝时期起,义父子现象开始出现。如北魏时,“隐士赵逸来至京师,汝南王拜为义父。(《洛阳伽蓝记》)”北齐时的权臣和士开,“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北齐书》)”。到了隋唐以后,可以看到大量“义父子”现象。如安禄山先是被幽州节度张守硅“养为子”,后来还申请成为杨贵妃的养儿。安禄山自己也热衷于收养义子,曾经“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安禄山事迹》)”,蔚为壮观。唐末五代,认“义父子”现象更是极为盛行,当时军阀无不收养义子。后唐太祖李克用的假子义儿很多,甚至建立起了“义儿军”。欧阳修在写《新五代史》时还专门立了《义儿传》。
从以上事例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义父子”现象的出现与发展莫不与北方少数民族(时称“胡人”)有关。从史料看,早期建立义父子关系的双方或一方必为“胡人”。这一点不难理解,汉人从先秦起就重视宗法制度,“父父、子子”关系极为严明。而北方胡人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父亲”的地位不算太高。史载安禄山认杨贵妃为母,每次觐见先拜杨贵妃后拜唐玄宗,唐玄宗怪而问之,安禄山回答:“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新唐书》)既然父亲不重要,因此给别人当干儿子也就不会当回事了。再加上时处乱世,爹(儿子)多力量大,所以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时期,我们才看到了大量胡人认义父子的现象。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看《三国志》里记载的董卓与吕布“誓为父子”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三国志•董卓传》说:“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虽是汉人,但是与羌胡关系密切,他的手下多为西凉羌胡之兵,因此董卓是深受羌胡之风影响的。当时有人甚至直接骂他是“羌胡之种,毒害天下(《后汉书》)”。再说吕布,他是“五原郡九原人也(《三国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包头,也是胡汉杂处之地。董卓、吕布长期受北方少数民族风气习染,因此二人按照胡人风俗“誓为父子”,就毫不奇怪了。
■罗贯中将“认干爹”的习俗提前到三国
“义父子”这一习俗经过“胡人”引进后,在汉人中也逐渐兴起。明代,“义父子”风俗盛行。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时“多蓄义子”(《明史》),达二十多人。著名的沐英、李文忠、平安都是他的义子。明武宗也收了大量义子,包括太监钱宁、江彬等。嘉靖时,权臣严嵩“募朝士为干儿义子至三十余辈。此辈实衣冠之盗,而皆为之爪牙,助其虐焰”(《明史》)。明末名将李定国、孙可望等也是张献忠的养子。这一习俗很快也走向民间,成了中国各地百姓的重要习俗,很多江湖人物更是乐此不疲。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三国,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汉人本来没有认“义父子”的习惯,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胡人”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也是因为乱世下的相互利用,这一习俗逐渐为汉人接受。而董卓与吕布很可能就是比较早的接受者。宋明以后,“拜干亲”、“认干爹”成了市井民间普遍接受的习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将这一习俗提前在三国世俗化,不仅给吕布多安排了一个义父,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与董卓的父子关系。为了增强故事性,甚至将本来就是关羽亲儿子的关平写成了义子。
另外,刘关张三结义,也是罗贯中的创造,跟认义父一样,异姓兄弟结拜在当时也远未成为社会习俗。这一切,都是罗贯中对真实历史的颠覆,搁到现在,罗贯中肯定要被网友拍砖,大骂他“恶搞”。
2010年08月10日17:15 来源:《北京青年报》
吕布拜董卓为义父,连姓都不用改,这种“结拜型”的义父子关系在三国时期几乎是孤例。——这完全是罗贯中的创造。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也是如此。因为异姓兄弟结拜在当时也远未成为社会习俗。这一切,都是罗贯中对真实历史的颠覆,搁到现在,罗贯中肯定要被网友拍砖,大骂他“恶搞”。
《议温明董卓斥丁原 馈金珠李儒说吕布》,出自《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清初。中坐者为董卓,左坐者为丁原,后立者为吕布,正是吕布“三姓家奴”的写照。不过,他这个骂名,纯粹是小说家言。
吕布被骂作“三姓家奴”,他的干爹之一是董卓。其实这有点冤枉他了,因为吕布始终是吕布,并没有改叫“董布”。其实,同代人中,刘备有养子,曹操的父亲曹嵩也是宦官的养子。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董卓与吕布的义父子关系,和曹、刘两家很不同——这背后,也有历史中的大事件。
■吕布拜董卓为义父,更像是“结拜”
《三国演义》里,吕布有丁原、董卓两个义父,再加上亲爹,被张飞骂作是“三姓家奴”。可是翻开《三国志》,并没有吕布认丁原为义父的记载,可知这件事完全是小说家言。认董卓倒是有一点根据,《三国志•吕布传》记载说,董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正史记载董、吕二人的“父子”关系,只此一句,远没有演义里那么明确。
《三国志》里还记载了一些养父子关系,如刘备的养子刘封,他本来姓寇,刘备过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三国志》)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汉顺帝四年曾颁布诏书,“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宦官收养儿子,政策上是允许的。
但刘备与刘封、曹腾与曹嵩的养父子关系,与董卓、吕布之间的义父子关系相比,总让人觉得不是一个概念。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以传宗继祀为目的,刘备收刘封是因为无子,认刘封是为了继嗣。曹嵩认了曹腾为养父,以后还能袭爵。这种养子除了不是亲生的,一切权利义务与亲生的无异。而董卓与吕布的义父子关系更类似于结拜,所以吕布拜义父,连姓都不用改。这种“结拜型”的义父子关系在三国时期几乎是孤例。
■“义父子”现象与“胡人”有关
从南北朝时期起,义父子现象开始出现。如北魏时,“隐士赵逸来至京师,汝南王拜为义父。(《洛阳伽蓝记》)”北齐时的权臣和士开,“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北齐书》)”。到了隋唐以后,可以看到大量“义父子”现象。如安禄山先是被幽州节度张守硅“养为子”,后来还申请成为杨贵妃的养儿。安禄山自己也热衷于收养义子,曾经“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安禄山事迹》)”,蔚为壮观。唐末五代,认“义父子”现象更是极为盛行,当时军阀无不收养义子。后唐太祖李克用的假子义儿很多,甚至建立起了“义儿军”。欧阳修在写《新五代史》时还专门立了《义儿传》。
从以上事例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义父子”现象的出现与发展莫不与北方少数民族(时称“胡人”)有关。从史料看,早期建立义父子关系的双方或一方必为“胡人”。这一点不难理解,汉人从先秦起就重视宗法制度,“父父、子子”关系极为严明。而北方胡人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父亲”的地位不算太高。史载安禄山认杨贵妃为母,每次觐见先拜杨贵妃后拜唐玄宗,唐玄宗怪而问之,安禄山回答:“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新唐书》)既然父亲不重要,因此给别人当干儿子也就不会当回事了。再加上时处乱世,爹(儿子)多力量大,所以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时期,我们才看到了大量胡人认义父子的现象。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看《三国志》里记载的董卓与吕布“誓为父子”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三国志•董卓传》说:“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虽是汉人,但是与羌胡关系密切,他的手下多为西凉羌胡之兵,因此董卓是深受羌胡之风影响的。当时有人甚至直接骂他是“羌胡之种,毒害天下(《后汉书》)”。再说吕布,他是“五原郡九原人也(《三国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包头,也是胡汉杂处之地。董卓、吕布长期受北方少数民族风气习染,因此二人按照胡人风俗“誓为父子”,就毫不奇怪了。
■罗贯中将“认干爹”的习俗提前到三国
“义父子”这一习俗经过“胡人”引进后,在汉人中也逐渐兴起。明代,“义父子”风俗盛行。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时“多蓄义子”(《明史》),达二十多人。著名的沐英、李文忠、平安都是他的义子。明武宗也收了大量义子,包括太监钱宁、江彬等。嘉靖时,权臣严嵩“募朝士为干儿义子至三十余辈。此辈实衣冠之盗,而皆为之爪牙,助其虐焰”(《明史》)。明末名将李定国、孙可望等也是张献忠的养子。这一习俗很快也走向民间,成了中国各地百姓的重要习俗,很多江湖人物更是乐此不疲。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三国,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汉人本来没有认“义父子”的习惯,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胡人”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也是因为乱世下的相互利用,这一习俗逐渐为汉人接受。而董卓与吕布很可能就是比较早的接受者。宋明以后,“拜干亲”、“认干爹”成了市井民间普遍接受的习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将这一习俗提前在三国世俗化,不仅给吕布多安排了一个义父,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与董卓的父子关系。为了增强故事性,甚至将本来就是关羽亲儿子的关平写成了义子。
另外,刘关张三结义,也是罗贯中的创造,跟认义父一样,异姓兄弟结拜在当时也远未成为社会习俗。这一切,都是罗贯中对真实历史的颠覆,搁到现在,罗贯中肯定要被网友拍砖,大骂他“恶搞”。
罗贯中的特意安排:吕布拜董卓为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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