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另一种人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1:04:54
汶川大地震无一时一刻不牵连着所有中国人的心。
但是，就在这种揪心的痛的背后，还有一种更让人愤怒乃至绝望的情绪在酝酿。因为我看到了这样一组组的照片。
有一张是一个青年被埋在瓦砾之下，整个画面仅仅暴露了这个青年的头颅，已经骨折鼻骨、紧闭的双眼和干裂的嘴唇，显然这是一个才刚刚开始绽放的生命。整个画面没有任何救援动作的干扰，而脸部显然是为了拍摄而刻意做了些许清洁。
类似的照片还有很多，而这张照片无疑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度。但是，从这张照片的背后，我丝毫阅读不出一个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心，甚至连基本的人道也被媒体抢镜头的竞争冲刷得一干二净。
也许是我不够坚强，看到这张照片，我无语了。人命和新闻，甚至新闻与生命的敬重，在所谓这些前线的媒体英雄们眼里，那个更重要？
我想起另外一则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1994年获得普利策摄影奖得主凯文•卡特仅用一张照片就向世人展示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绝望，照片中一只兀鹰盯着一个皮包骨头的小女孩，她正努力向救济中心方向爬去（见图）。
照片发表后同样引起了巨大震撼，质问信件和电话向卡特狂涌而来，人们用愤怒的语言斥责卡特：你当时为什么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而卡特则深深自责：“我没有抱起那个小女孩，我感到十分、十分后悔。”获奖后不久，1994年7月27日，卡特自杀，年仅33岁。
无独有偶。
班加明•巴林克(Benjamin Brink)，波特兰市《波特兰人报》社(Oregonian，Portland City，Oregon)的摄影记者来中国给新闻院校的学生讲学时也发现了这种漠视生命的现象：当班加明•巴林克把搜集到的911照片罗列出来，要同学们选出两张作为新闻图片刊登在报纸上时，所有的同学在选择了飞机摧毁市贸中心的全景照片后，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张有人从楼上掉下来的照片。
而当时在美国，所有的报社都没有选择这样一张图片刊登在报纸上，因为一方面这张图片让人感到实再是太过残忍，刺激性太强，如果刊登出去有失伦理道德。
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中，同样也有一组不同职业观和道德观对比鲜明的照片：
1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组图片，记录下中国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这名男子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而应送她去太平间，他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
而在国内某媒体上，一张张孩子们在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的照片却被放在了显赫位置，还有很多流传至网上的照片，大多是以惨烈来吸引人的目光。摄影记者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惨状，但是却表现出了另类的心态，丝毫没有顾及死者的尊严，顾及生命的尊严，甚至也没有顾及观者的感受。
我朋友的母亲，居住在距离震区不远的地方，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后心源性哮喘发作，被送进了医院。这不是个例，在我周围已经有一些朋友开始呼吁不要再发这种刺激人们视觉的照片了。
讲述这些并非是否认前线新闻记者所做出的奉献，而是想提醒大家从另一个方面来反思一个行业的职业观和作为新闻人的道德观。刚被停刊的《旅游新报》其主要原因就是以灾区赈灾为题目大搞时装秀，缺乏媒体和公民所应有的基本道德；还有某国内发行量第一的财经杂志记者在救援现场用俯视的眼光看待受难者，将直击现场的新闻准则当作名利诱惑的遮羞布；央视某主持人在救援现场居然让救援人员“让开，让我们先拍5分钟”，伤者的痛楚已经成为某些利益机器贩卖的商品。
大爱无言
我无意谴责个人的道德观，因为我也有新闻的从业经历。在我的理解中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某个人、某个记者缺乏新闻道德，而更是整个国家的道德框架被经济浪潮冲溃所显露的一角。
我理解新闻从业者的竞争压力，残酷的竞争已经将从业者从人变成了机器，而在竞争中的所有行为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注意力，也就是经济。
万般皆下品惟有经济高，缺乏良性竞争的制度性引导已经给这个民族的长久发展欠下了太多的债务，曾经的纸馅包子就是这种驱动力下的典型案例。
央视为了煽情和追逐收视率大肆将人性作价商品加以贩卖，而今我们又看到了缺乏人文道德底限的图片新闻。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已经被经济浪潮冲刷殆尽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可以期盼？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喜好浮华的面子而缺乏理性的反思，任何阶段、任何事情仅仅处理一下当事人，杀一儆百就算了事。一个社会相当长时间所追逐的目标导向发生偏差并非是以朝一夕就可以纠正的，主流的央视导向况且如此，又怎么能够渴望代表主流声音的个体的良知复苏？所以我们可以出现血汗工厂造就的首富，可以看到单位强制性向个人扣款然后领导人物去媒体上做秀赈灾。
我丝毫没有幻想道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我更相信好人是逼出来，劣币驱逐良币责任不出在个体本身，当作奸犯科的成本远远低于诚实守法者的成本的时候，依靠一时的良知发现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执法者的无力和监督者的缺位，只有法律让流于形式，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豆腐渣惨剧的再次重演。
当然，地震是不可抗拒的天灾。而震后，媒体铺天盖地的传播也是有原因的，政府的高调亮相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媒体最大程度的新闻化市场化以博取大众眼球，大众在平淡平凡的现实生活也找到了释放感情宣泄，体验真情感悟生死的机会。但是我相信，爱不是在灾后的特定环境下才该有的，爱真实的常在才能随时给身边的人以最强大可贵的力量。不仅仅汶川的受难者需要，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更是需要这种最基础的养料。
让生者和忘者都多一些尊严，因此我们不仅仅呼唤给灾区的人道，更呼唤有制度性的人道，我们不愿看到贩卖死者的悲伤，也不愿看到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我们更不希望看到如狼似虎的城管和奴隶一样的小煤窑的打工仔。
真心希望这次地震的教训能够唤醒我们体系的良知，让我们的制度体系能够维系这种爱，能够给这种爱一个生长的空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但是，就在这种揪心的痛的背后，还有一种更让人愤怒乃至绝望的情绪在酝酿。因为我看到了这样一组组的照片。
有一张是一个青年被埋在瓦砾之下，整个画面仅仅暴露了这个青年的头颅，已经骨折鼻骨、紧闭的双眼和干裂的嘴唇，显然这是一个才刚刚开始绽放的生命。整个画面没有任何救援动作的干扰，而脸部显然是为了拍摄而刻意做了些许清洁。
类似的照片还有很多，而这张照片无疑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度。但是，从这张照片的背后，我丝毫阅读不出一个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心，甚至连基本的人道也被媒体抢镜头的竞争冲刷得一干二净。
也许是我不够坚强，看到这张照片，我无语了。人命和新闻，甚至新闻与生命的敬重，在所谓这些前线的媒体英雄们眼里，那个更重要？
我想起另外一则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1994年获得普利策摄影奖得主凯文•卡特仅用一张照片就向世人展示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绝望，照片中一只兀鹰盯着一个皮包骨头的小女孩，她正努力向救济中心方向爬去（见图）。
照片发表后同样引起了巨大震撼，质问信件和电话向卡特狂涌而来，人们用愤怒的语言斥责卡特：你当时为什么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而卡特则深深自责：“我没有抱起那个小女孩，我感到十分、十分后悔。”获奖后不久，1994年7月27日，卡特自杀，年仅33岁。
无独有偶。
班加明•巴林克(Benjamin Brink)，波特兰市《波特兰人报》社(Oregonian，Portland City，Oregon)的摄影记者来中国给新闻院校的学生讲学时也发现了这种漠视生命的现象：当班加明•巴林克把搜集到的911照片罗列出来，要同学们选出两张作为新闻图片刊登在报纸上时，所有的同学在选择了飞机摧毁市贸中心的全景照片后，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张有人从楼上掉下来的照片。
而当时在美国，所有的报社都没有选择这样一张图片刊登在报纸上，因为一方面这张图片让人感到实再是太过残忍，刺激性太强，如果刊登出去有失伦理道德。
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中，同样也有一组不同职业观和道德观对比鲜明的照片：
1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组图片，记录下中国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这名男子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而应送她去太平间，他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
而在国内某媒体上，一张张孩子们在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的照片却被放在了显赫位置，还有很多流传至网上的照片，大多是以惨烈来吸引人的目光。摄影记者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惨状，但是却表现出了另类的心态，丝毫没有顾及死者的尊严，顾及生命的尊严，甚至也没有顾及观者的感受。
我朋友的母亲，居住在距离震区不远的地方，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后心源性哮喘发作，被送进了医院。这不是个例，在我周围已经有一些朋友开始呼吁不要再发这种刺激人们视觉的照片了。
讲述这些并非是否认前线新闻记者所做出的奉献，而是想提醒大家从另一个方面来反思一个行业的职业观和作为新闻人的道德观。刚被停刊的《旅游新报》其主要原因就是以灾区赈灾为题目大搞时装秀，缺乏媒体和公民所应有的基本道德；还有某国内发行量第一的财经杂志记者在救援现场用俯视的眼光看待受难者，将直击现场的新闻准则当作名利诱惑的遮羞布；央视某主持人在救援现场居然让救援人员“让开，让我们先拍5分钟”，伤者的痛楚已经成为某些利益机器贩卖的商品。
大爱无言
我无意谴责个人的道德观，因为我也有新闻的从业经历。在我的理解中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某个人、某个记者缺乏新闻道德，而更是整个国家的道德框架被经济浪潮冲溃所显露的一角。
我理解新闻从业者的竞争压力，残酷的竞争已经将从业者从人变成了机器，而在竞争中的所有行为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注意力，也就是经济。
万般皆下品惟有经济高，缺乏良性竞争的制度性引导已经给这个民族的长久发展欠下了太多的债务，曾经的纸馅包子就是这种驱动力下的典型案例。
央视为了煽情和追逐收视率大肆将人性作价商品加以贩卖，而今我们又看到了缺乏人文道德底限的图片新闻。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已经被经济浪潮冲刷殆尽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可以期盼？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喜好浮华的面子而缺乏理性的反思，任何阶段、任何事情仅仅处理一下当事人，杀一儆百就算了事。一个社会相当长时间所追逐的目标导向发生偏差并非是以朝一夕就可以纠正的，主流的央视导向况且如此，又怎么能够渴望代表主流声音的个体的良知复苏？所以我们可以出现血汗工厂造就的首富，可以看到单位强制性向个人扣款然后领导人物去媒体上做秀赈灾。
我丝毫没有幻想道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我更相信好人是逼出来，劣币驱逐良币责任不出在个体本身，当作奸犯科的成本远远低于诚实守法者的成本的时候，依靠一时的良知发现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执法者的无力和监督者的缺位，只有法律让流于形式，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豆腐渣惨剧的再次重演。
当然，地震是不可抗拒的天灾。而震后，媒体铺天盖地的传播也是有原因的，政府的高调亮相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媒体最大程度的新闻化市场化以博取大众眼球，大众在平淡平凡的现实生活也找到了释放感情宣泄，体验真情感悟生死的机会。但是我相信，爱不是在灾后的特定环境下才该有的，爱真实的常在才能随时给身边的人以最强大可贵的力量。不仅仅汶川的受难者需要，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更是需要这种最基础的养料。
让生者和忘者都多一些尊严，因此我们不仅仅呼唤给灾区的人道，更呼唤有制度性的人道，我们不愿看到贩卖死者的悲伤，也不愿看到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我们更不希望看到如狼似虎的城管和奴隶一样的小煤窑的打工仔。
真心希望这次地震的教训能够唤醒我们体系的良知，让我们的制度体系能够维系这种爱，能够给这种爱一个生长的空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