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历史上最大红色间谍

郭汝瑰将军，军事家，早年加入共产党，抗战时期，参加凇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立有战功。1949年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解放后担任多项领导职务。曾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优异表现获得蒋介石赏识。但他始终心向光明，将大量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发往延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因此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红色间谍，以至于后来蒋介石都发出了感叹：“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郭汝瑰，原名郭汝桂，四川铜梁县人（现重庆铜梁人）。
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抗战时期，参加凇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立有战功。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为中共中央提供重要情报。1949年任叙泸警备司令和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12月11日起义。
重大贡献
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80年重新入党。主编和著有《中国军事史》、《郭汝瑰回忆录》。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中央军委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郭汝瑰早年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后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组织联系;在国民党内，郭汝瑰有“身穿黄马褂〈黄埔军校〉，头戴绿头巾（陆军大学）、“土木系”（国民党军十一师和十八军）半个成员、陈诚的“十三太保之一”等诸多的护身符，是蒋介石的红人，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
大革命时期，郭汝瑰在其行伍出身的堂兄郭汝栋的帮助下，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训练部（后转入政治部）学习，学得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军校有著名共产党员肖楚女、恽代英、熊雄等人授课。在他们的革命思想熏陶和影响下，年轻的郭汝瑰读了李达编著的《马克思》、《独秀文存》、以及共产党人办的《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的著名四川籍共产党员吴玉章，根据中央抓军队的指示精神，召集郭汝瑰等四川籍学员谈话：“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有可能配合进攻。你们要尽快回到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攻其后方，促其崩溃；如也办不到，则一定要郭汝栋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按照吴玉章的安排，郭汝瑰等人提前毕业，回到四川涪陵做郭汝栋的工作。当时的郭汝栋态度极为圆滑，既不同意阻止杨森出川，也不同意当杨森出川后打击他的后方，只答应不帮杨森出兵进攻武汉。 　　郭汝瑰虽只得到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答复，但总算没有完全辜负吴玉章的信任和重托。此后，郭汝瑰就留在了郭汝栋部队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他走街串巷，出入学校团社，写文章，作讲演，宣传革命道理，一时间成了涪陵城内无人不知的激进人物。
1928年5月的一天，在郭汝栋部任少校团副的中共地下党员袁镜铭找到郭汝瑰，对他说：“根据你的表现和要求，现在，党同意吸收你参加。你的党小组长就是同团的上等兵邱志坚。”就这样，郭汝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冬，郭汝瑰在堂兄的安排下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前后学习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日本军队的军事思想、军事制度、连队教育和练兵精神，使之获益非浅。“九一八”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郭汝瑰想在日本“学点本领”的幻梦。郭汝瑰等一批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为抗议日本侵占东北而愤然放弃学业，毅然于1931年11月返回祖国共赴国难。
回国后的郭汝瑰通过郭汝栋的关系进入了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在陆军大学的三年，他如饥似渴地把战术、战史、参谋业务、邻邦军备、野战筑城、谍报勤务等必修课学得细致深入，触类旁通。对马术、汽车驾驶、飞机驾驶也有所涉及。同时他还自修日文、德文，从而在日、德两个当时军事强国的战史宝库中吸取了较多营养。
就这样，从1926年至1936年的整整十年，郭汝瑰先后进入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学习，经历了一位青年军人所能受到的全部正规军事教育。
由于郭汝瑰受过全面的军事教育，1937年5月，国民党国防部正式调任留校任教不到一年的的郭汝瑰担任陈诚的第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
郭汝瑰到职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7月，郭汝瑰作为刚升任的五十四军参谋长参加了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主持召开的保卫武汉的作战会议。会上，郭汝瑰公开对陈诚的作战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他以南京失守的经验教训对比分析武汉的作战情势，提出了“保卫武汉又不战于武汉”这个新的战略防御方案。他的方案得到了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和云南部队的一致赞同。陈诚不但没有因为郭汝瑰的唐突而感到不快，反而对他的这个“不重核心而重外围”的方案拍案叫绝，并采纳了他的方案。果然不出郭汝瑰所料，武汉战役从战争的一开始就按他的设想有条不紊地进行。
武汉保卫战显示了郭汝瑰的卓越军事才华。战争一结束，郭汝瑰就升任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1941年出任暂五师师长，1943年回到由蒋介石钦定的军界精英组成的重庆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1943年3月，鄂西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和陈诚更加器重郭汝瑰，1944年派他以副武官的身份赴英国考察，1945年3月回车后出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1945年，希特勒德国已经彻底失败，日本也是败局已定，蒋介石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剪除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军政部几经策划，拿出了一个方案：首先防止日本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之手；其次，立即装备胡宗南两个军、傅作义一个军，于日本投降后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新四军东进；最后，由西南、华南抽调重兵，由平汉、津浦路北上，进逼华北解放区。这就是由郭汝瑰主编、一共只准打印十三份、且底稿已在军务署办公室主任李文伦少将亲自监督下销毁的《国军战斗序列》。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军统、中统特务多如牛毛、军警严密把守的重庆，自己的爱将郭汝瑰却通过任廉儒将这份绝密情报转交给了董必武。因此，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正当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人打开《国军战斗序列》，策划对八路军、新四军进攻时，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和延安总参谋部的毛泽东、朱德，也对着同一本《国军战斗序列》盘算着对策。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情报，中国共产党才果断地向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的日本军队发动进攻，这一提前行动使中国共产党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和地盘，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在随后的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中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为延安总部调兵遣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6年以后，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亨通，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1948年7月第二次担任此职），后又随顾祝同到徐州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最高核心机密。
1947年5月12日晚，郭汝瑰和陈诚等人被召集到蒋介石官邸研究山东战场情况。就在当天深夜，郭汝瑰向任廉儒详述了蒋介石山东战场的部署情况，并特别强调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务必要格外提防。正是由于郭汝瑰的提前提示，5月16日，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孟良崮一举全歼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击毙敌师长张灵甫。
郭汝瑰在徐州陆总参谋长任上还做了另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共打入敌人内部、已是国民党中将的张克侠调任为徐州城防司令。正是郭汝瑰布下的这个“棋子”，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10日，张克侠、何基沣等在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从而为蒋介石开放了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洞开，让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撤守徐州的退路，为蒋介石的徐蚌战略决战率先敲响了丧钟，从而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从1945年重新与党联系上开始，郭汝瑰抛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的心脏部门进行特殊的战斗达四年之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民党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打跨国民党军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根据党的指示，1948年12月24日，郭汝瑰趁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引咎辞职的报告，请求辞去第三厅厅长之职。
之后，几经周折，蒋介石在下野前夕，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并命令他尽快重建这支部队，立即开往四川。七十二军原属邱清泉第二兵团，淮海战役中大部被歼，突围中跑出官兵千余人，这是一支蒋价石的嫡系部队，故蒋决定重建之。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知所管辖的区域同时起义。起义的通电一公布，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捶胸顿足，连声骂道：“娘希匹，郭汝瑰……”
第二天，郭汝瑰率所部一万三千余人在宜宾起义，将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大军迎入宜宾城，使宜宾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美国一家报纸曾不无幽默地发表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