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康生鼓励提意见 文艺界批根据地封建专制

2010年11月18日 11:11 凤凰网历史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核心提示：康生在动员报告中强调发扬民主，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批评领导，对错误观点不要立刻反驳，也不要加以压制。
党的号召，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引出了几个不免冷嘲热讽的墙报，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办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年轻干部办的《矢与的》。
接着，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在3月份一个月之内接连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还在3月15日《谷雨》第１卷第4期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杂文，反映他们对于延安生活中的某些缺陷的不满和意见，对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等级制度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立即在延安政治生活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王实味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中，提出了用科学、民主意识改造旧意识的很有远见的看法，但却忽视了艺术家自身的改造；他强调艺术家在改造人的灵魂中的重要作用，但又过分夸大了文艺家和政治家的分歧，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描绘成“肮脏和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主张文艺家“首先针对着自己和我们的营垒进行工作”。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以及其他同志的有关文章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某些类似的问题。

本文摘自：《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作者：郝怀明，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整风开始了鲁艺是延安文艺界一个重要方面，鲁艺整风是延安文艺界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鲁艺看延安，可以得知整风运动的过程、成就和问题。
当时，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使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由于党内历次错误路线特别是“左”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尚未从思想理论上得到认真的清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十分严重，党风、学风、文风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正如毛泽东所反复指出的那样，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研究上，”
他们“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希腊”和“外国”，是指当时的苏联，而“钦差大臣”，自然就是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了，因为只有他们才称得上是在党内指手画脚的“钦差大臣”。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留苏回来的学生，对中国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的指示不重视，“理论与实际相分离”，“只知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方针，在1941年基本上解决了在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上统一之后，便于1942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的目的，是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习气，把全党的思想，主要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富有战斗力的党。毛泽东反复指出，“这一次整顿三风的斗争，他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因为过去的思想方法、教育方法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结果弄到现在党内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看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思想相当浓厚，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搞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走，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不仅将来不会有光明的前途，搞不好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讲话》1942年4月20日）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目标是针对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而来，而采用的办法，又是他一贯喜欢的办法，即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暴露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延安整风对于夺取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42年6月２日，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康生为副”，毛泽东对康生说：“实际工作由你做”。“总学委”下设4个分区学习委员会，中央文委系统由周扬负责。
康生在动员报告中强调发扬民主，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批评领导，对错误观点不要立刻反驳，也不要加以压制。
党的号召，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引出了几个不免冷嘲热讽的墙报，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办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年轻干部办的《矢与的》。
接着，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在3月份一个月之内接连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还在3月15日《谷雨》第１卷第4期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杂文，反映他们对于延安生活中的某些缺陷的不满和意见，对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等级制度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立即在延安政治生活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王实味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中，提出了用科学、民主意识改造旧意识的很有远见的看法，但却忽视了艺术家自身的改造；他强调艺术家在改造人的灵魂中的重要作用，但又过分夸大了文艺家和政治家的分歧，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描绘成“肮脏和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主张文艺家“首先针对着自己和我们的营垒进行工作”。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以及其他同志的有关文章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某些类似的问题。
这些同志所提出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有违毛泽东的初衷，但却在一些领导人中，包括一些军队领导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很快就有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就连对王实味，开始也并没有把他看做是敌人。4月初，由他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便是批评王实味和丁玲的这两篇文章。会上先后有8位同志发言，第一个发言的便是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她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讲得很有条理。但因为她不是搞文化工作的，丁玲听了不以为然。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丁玲听了觉得他是善意的，只是误会太大了。文艺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丁玲之外，只有周扬一个。
周扬坐在会场的后面，没有发言。（参看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周扬为什么没有发言？
不知是因为他早已有言在先，现在无须多说，还是因为会上有些发言言过其实，他觉得与自己的认识有点距离，难以表态？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个重要会议上，按照一般常情，处在他这样的地位，想来是可以大讲一番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不仅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发言批评丁玲，而且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发现周扬当时批评丁玲的记载，除了后来写的那篇批判王实味的长文之外，周扬没有留下任何批判其他几个人的片言只语。周扬此时对待丁玲、王实味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与此时的毛泽东的态度相当接近，同样没有把他们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直到5月底，毛泽东亲自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了墙报之后，仍劝导高级干部们说，现在“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即使对他认为“个别比较严重”的王实味，尽管在他看来“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也还是称他为“同志”，仍然是一个需要小心引导加以争取的对象，至于其他写了一些有问题的文章的同志，就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了。
（《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的报告》，1942年5月28日）只要回头看看周扬写于半年多之前的那篇《文学与生活漫谈》，就可以发现，周扬与毛泽东对这类问题的看法是何其相似，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时，从国际上来讲，苏联在德军的进攻下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从国内来讲，蒋介石正准备采取军事进攻和内部破坏两手搞垮中共，边区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为此两度发出准备应付第三次*高潮的通知，同时全力部署破获“国特”，以绝内患。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方面对王实味、《轻骑队》等表示响应和赞赏。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政治局同志的普遍关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本来对这帮文人的作为就早已不满，在对敌情的估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抓住其中的代表人物王实味，狠批狠斗一番，就成为一种当然的选择了。
毛泽东决定把王实味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印发各单位讨论，不仅要组织反驳，而且要联系检查坏分子，把考察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复杂和严重起来了。同仇敌忾批判王实味从5月底开始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大会。在这期间，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待过的过去曾与“托派”
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做新问题揭发出来，于是王实味立即变成了最凶恶的阶级敌人。王实味被定了三项罪名：反党分子、托匪和国民党探子（特务），后又被定为“五人反党集团”头目。此时的毛泽东对王实味等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怀疑，整风以来，有许多人表现出对延安的不满，谁能保证其中没有张实味、李实味？“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有敌人”。因此，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那些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毛泽东年谱》第388页）在后来，在整风运动发展为审干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对敌情的估计就更严重了，加进了一些原来讲话时没有的话。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2－263页）
当时，王实味问题成为轰动延安的一件大事。延安文艺界立即紧跟，于6月15日至18日连续四天举行座谈会，批判王实味的错误思想。与会作家40余人，当地文艺界的同志大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可谓规模空前。丁玲、周扬、塞克为大会主席团。会上一致表示了对王实味的愤恨和批驳，有些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会议结束时由丁玲作了总结，延安“文抗”理事会决定开除王实味的会籍。
此时的延安文化界对于王实味已是同仇敌忾，重要人物名流学者，如范文澜、张如心、罗迈、艾思奇、艾青、丁玲、刘雪苇、周文等等，纷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批判文章。丁玲说，王实味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是利用了青年的不满和文艺家感到自己不被了解，而“进行他的反党反阶级的阴谋活动”，并且作自我批评说，自己写的《三八节有感》，“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了肯定光明的前途”，是犯了“片面的看问题”的错误。（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16日《解放日报》）艾青也说，“王实味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他的工作，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破坏我们的队伍，有利于法西斯强盗侵略中国的工作。”（艾青：《现实不容歪曲》，1942年6月24日《解放日报》）
在这样一种火辣辣的激烈的斗争气氛中，周扬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出炉了。此文发表于1942年7月28、29日《解放日报》，此时，批王已近尾声，却正值“抢救失足者运动”
的高潮之中。周扬在文章后面的“作者附记”简要叙述了批判王实味的全过程，并说自己写作此文的意图是着重从文艺理论方面对王实味的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毛泽东对周扬的这篇文章十分重视，亲自动手作了修改。1982年7月21日，周扬曾对参与编辑他的文集的同志这样说，批判王实味的文章是毛主席改的，为改这篇文章，政治局会议都停下来了，文章中很厉害的话是他加的，我也觉得好。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究竟作了哪些重要修改，现在不得而知。只有一点是清楚的，1980年9月周扬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说：“我在延安的时候写了一篇评王实味的文章，文章中说文艺服从政治主要是服从政治倾向、政治思想。主席专门同我谈这篇文章。当时他说，文艺服从政治，只是服从政治思想，不服从人啊？服从政治，也要服从人。我当时觉得主席讲得对。你说服从政治，政治总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嘛。政治思想、政治倾向那是抽象的。所以他说服从政治也是服从人。后来我的文章里加上了这个意思。这个事情对我的印象很深。”（《周扬文集》第5卷第348页）批王的文章这样说：“所以要求艺术服从政治，就是要求艺术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和利害，要求艺术表现党性。在组织关系上说，就是要求革命艺术家服从革命的组织。”显然，这体现的正是毛主席的意见，但文章接着又说：“王实味却把艺术与政治的这种必须的与正确的原则关系，简单地描写为艺术家个人服从政治家个人的无原则的关系。”（《周扬文集》第1卷第386页）
这似乎也是在贯彻毛泽东的意见，但看了却叫人有点不知其所以。
此外，就是从文中的某些语气来看，颇似毛泽东的风格，恐为周扬所难望其项背。比如文章中说，“王实味并不是甚么值得多提的东西，但和王实味的思想作斗争，却是我们自我教育的好材料”。又如，“可惜的是，他的这个呼声不是指示人到‘纯净和光明’，而是指示人到‘肮脏和黑暗’去！他要求艺术家向政治家，向那些他在《野百合花》里所直率地称呼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的、‘异类’的人们瞄准，实践他所主张的枪口对内论。鼓动艺术界的力量，青年的力量来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革命，这就是浸透在王实味的每篇文章、每句话、每个字里的精神与实质。”（《周扬文集》第1卷第404、387页）这些话语很可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从周扬在这之前所写的文章看，他还不大具备这种举重若轻、文采飞扬、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周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崇，觉得他改得好，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事情。周扬对王实味的批判，不能单纯地看做是他个人的行为。这样说，并不是为那一个人开脱，而是尊重历史，把事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当一个大的政治运动起来之后，人们往往会有一些不合常情的非理性的举动。无视王实味文章中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断章取义，随意上纲，把同志当做敌人，胡整一气，周扬的这篇文章是个代表。王实味于1947年7月初经社会部批准在山西兴县被杀，在制造冤假错案方面开了个恶劣的先例。毛泽东对王实味批归批，但并不赞成把他杀死。当他得知王实味被杀的消息后非常生气，为此有关负责人还写了检讨。直到1990年4月，王实味的问题才得以*昭雪。
周扬在这篇文章中围绕文艺与政治、人性与阶级性、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对王实味展开批判。文章没有忘记文艺有它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特殊的过程，但着重强调的则是艺术服从于政治，服从于*的需要，根本问题是解决同工农大众密切联系的问题。文章否定人性，强调阶级性，认为历来的文艺，不是描写这一阶级的人性，就是描写那一阶级的人性，从来也没有描写所谓超阶级的人性的文艺。在6年前，他在评价曹禺的剧作时已经认识到“能够动摇这个基础（指周朴园的社会基础），彻底毁坏封建势力，把人性解放出来的就只有下层人民”（《周扬文集》第1卷204页）。
如今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他又重新坠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批判第三种人时的窠臼，根本否定有人性的存在了。这些论点，不论是正确的方面还是错误的方面，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显然都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关。
194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一时搞得“特务如麻”。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后，更出现了相当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使整风运动的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893－1949，第652、653页）
延安文艺界比较有名的人物，当时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参加整风，鲁艺是一个点，主要是鲁艺的师生员工，其他文艺家则集中到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与抢救运动。鲁艺在周扬的主持下，整风和抢救运动控制得还算较好，虽也有个别死人现象发生，但总的来看，冲击还不是很大，而中央党校则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文艺家们在那里被整得死去活来，吃了不少苦头。
周扬在鲁艺主持大会，动员大家坦白交待检举揭发，一时风声鹤唳，全校前前后后共揪出“特务”近60名，绝大部分人都成了“特务”。别看周扬在会上例行公事，神色俱厉，实际上对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特务，心中也不无怀疑。他曾不无调侃地笑着对别人说：“我过去是特务学校校长，现在是反省院院长。”当年鲁艺挖出的一个“特务”骆文以亲身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周扬在“抢救运动”
中的心态。骆文原是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进步学生，曾参加左翼剧联，后经周恩来批准和安排由重庆来到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后，他也被隔离审查，只因爱人因病住院，他要照看一岁的孩子，领导特许他呆在家中。1942年的一个冬夜，周扬派人通知骆文到他的住处去谈话。骆文用小棉被裹着婴儿去了。周扬让他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后问他：“紧张吗？”骆文回答：“开始有些紧张，现在好些了。”
周扬又问：“你们到延安来的都是进步青年，可是为什么在外面，在你们中间混进那么多坏人特务？”骆文很惊诧，辩解说：“这不是事实。”他请求周扬让他讲点自己的情况，周扬表示“可以讲讲，可以不要顾虑”。于是，骆文讲了他在重庆几次见到周恩来，最后又是周恩来安排他到延安。周扬听后问：“这么说你不是国民党？”
骆文说：“如果我是，我就不来边区了。”说完，骆文情不自禁望了望床上小儿，周扬说：“不会冻着的。”边说边用被角把小家伙搭上，又问：“那么，你没有什么事要坦白交待？”骆文说：“我已经讲了多次实情。”接着又大着胆子说：“周扬同志，您早年在上海呆过，也接触过进步青年，也一定了解他们……”周扬听了“嗯”了一声，什么也没说。最后，周扬嘱咐他“反正正确对待运动，抱着孩子好好下山。”骆文说，周扬同他的谈话，对他的事“固然没有圆满的句号，但他的态度是很好的。他决没有胡乱的整人。而且，明显看得出，他对青年，他对运动在思索。”（参看骆文：《延安时代，他总在思考探索》，《忆周扬》第65、66、67页）周扬不是那种存心整人的人，但在那种势不得已的情势之下，要让他挺身而出，抵抗“抢救运动”，力主正义，他也做不到。这样，不论是整人的一方，还是被整的一方，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和感受出发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指责，或者说他政治上斗争性不强，不能揪出更多的“敌人”，或者说他不能使更多的人得到保护等等，就毫不奇怪了。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以后，周扬建议上级把少数作家暂时从中央党校三部和鲁艺调出，住到“创作之家”，集中精力写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这体现了他在那样一种突出思想整顿、检查、批判、斗争的情况下仍然注重创作的努力。在得到上级的同意后，周扬挑选了艾青夫妇、塞克夫妇、杨朔、高长虹等非党作家，还有从苏联回来的萧三，以及周而复等。
这些作家在“抢救运动”中幸免于难，专心写作，有些人果然不负所望，写出了优秀作品。
这一年年底，延安审干工作转入甄别阶段。毛泽东说：对搞错的同志，均应予以平反。对延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周扬在他所管的范围内，也作了甄别的工作，也赔礼道歉，不必细说。且说“文革”结束之后，周扬出狱，骆文前去探望周扬。
一见面，周扬就说：“在延安你们委屈了，这全由我负责。”骆文说：“我们有时顶，态度也不够好。不过事情过去很久了。”他永远不会忘记周扬在延安同他的那次谈话，周扬的品格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胡乱整人，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失为一个好人，天理良心，人们也就可以谅解了。
党的号召，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引出了几个不免冷嘲热讽的墙报，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办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年轻干部办的《矢与的》。
接着，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在3月份一个月之内接连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还在3月15日《谷雨》第１卷第4期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杂文，反映他们对于延安生活中的某些缺陷的不满和意见，对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等级制度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立即在延安政治生活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王实味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中，提出了用科学、民主意识改造旧意识的很有远见的看法，但却忽视了艺术家自身的改造；他强调艺术家在改造人的灵魂中的重要作用，但又过分夸大了文艺家和政治家的分歧，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描绘成“肮脏和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主张文艺家“首先针对着自己和我们的营垒进行工作”。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以及其他同志的有关文章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某些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