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9:16:53
作者:陆侠
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不点名地抨击遵义会议前王明在共产党内的专制统治:
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
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开创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气氛: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
刘少奇在做这篇报告时,大概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在一条比王明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左路线肆虐下,他本人也会成为“家长式的统治”和“封建的秩序”的牺牲品,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之死后连骨灰都不肯交还家属!
从莫斯科、上海到延安窑洞
中共早期的领导核心是在国内大城市,从上海到武汉,1927年后又秘密回到上海。对于农村“武装割据”这个概念,熟读《毛泽东选集》的人都知道它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关键;然而,潜伏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们从小洋楼或亭子间望去,总担心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正道。大知识分子陈独秀就讥笑过“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更加确切地说,在教条主义者眼中,当时党的领导核心也不在上海,而是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像国共合作这样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上作出的。中共领导人犯了错误,通常会被共产国际勒令去莫斯科“学习”。长征途中幸好中央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络中断,才有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党的领导核心终于转到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然而,这种权力重心的转移也非一帆风顺。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兼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飞抵延安。虽然他没有在国内做过多少实际工作,却咄咄逼人地对毛泽东的抗战策略提出诸多指责。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有中央“第二政治局”之称。毛泽东曾经感叹,自己的意见出不了窑洞。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错误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考却操心得太多了。”这里的“别人”明指国民党,暗指苏联。共产国际指示王明不惜牺牲中共利益也要维系蒋介石抗日,就是想避免日本对苏联构成威胁。但此时的中共毕竟已是一个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和庞大的农村政权的成熟政党,忽略“自己的事”的领导人必然走向失败。何况,在王明回国后,毛泽东便派遣任弼时驻共产国际,与长征后即去莫斯科的王稼祥联手,说服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路线。1938年秋,王稼祥回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最新指示:
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至此,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已成定局。刘少奇在1943年初出任毛泽东第一助手前后所做的,就是乘势推进延安整风、在思想上实现高度统一,筹备“七大”、在组织上建立高度集权,从而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推向党内空前绝后的至尊地位。
提议设立党的主席
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1943年刘少奇到延安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站在延安往后看,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右的或左的路线斗争中的历史功绩,是非常必要的;但往前看,如果把话说得太满,就会在驱逐了莫斯科的洋教条后,形成本土化的新教条。在这里,饱学深思的刘少奇未免有些急功近利。
诠释“民主集中制”
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刘少奇则是一个严谨的工程师,最善于把毛泽东诗意的构想付诸实践。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人魅力和威信,随意性较强,不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而平日不苟言笑的刘少奇,最大优势就是建章立制和慎密的组织工作。毛、刘的性格互补,奠定了中共20多年的政局稳定。
在列入延安整风22篇必读文件的《论党内斗争》一文中,刘少奇庆幸中共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影响。诞生于启蒙运动故土的社会民主党,容许党内不同政见和不同派别的合法存在。而中共的组织原则恰恰相反,它脱胎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理论上来说天衣无缝,在实际操作中却总是一头扎向集中。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尖锐地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刘少奇显然是偏爱这种“集权”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反复阐述过的一个观点:对于上级决定“不论对与不对都要服从”。
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呢?刘少奇的理由是:第一,究竟是上级、中央错了还是你自己错了,还需要时间检验;第二,即使上级或中央真错了,恐怕也是“个别的局部问题”的错误,就此引起党的分裂是不对的。“即使他在其他某些政治问题上是对的,也绝对不能抵偿他破坏组织的大错。”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其一,“要求在党内进行讨论,而这种讨论开始也只能在一定组织的范围内进行,超过组织范围的公开讨论,必须有组织的决定,不可自由的在党内发表与组织相反的意见”;其二,暂时照错的干,在实际工作的每一步骤中去说明这种错误,去说服别人。
然而,如果上级、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错误不是“个别的局部问题”,而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比如是发动“文革”那样的决策,这种全局性的错误又不可能在“实际工作的每一步骤”中加以纠正,该怎么办?如果上级拒绝组织对不同意见的讨论,甚至把一个政治局委员(如解放后的彭德怀)给中央主席的私人通信也说成是“反党”行为,又该怎么办?饱学深思的刘少奇又一次失算了。他在苦心孤诣维护党的团结的同时,也堵塞了从组织上改正那些错误而专制的路线的可能性。
刘少奇曾经以赞赏的口吻说过:
最好的党员,即在他最危险、最紧急的时候,他的行动,都是有组织的。如澎湃同志在遭反动派枪决时,还和其他的同志共同商量好了大家叫的口号。他的行动,到最后一分钟,还是有组织的。
酷爱“秩序与组织”到了如此地步,就难怪刘少奇在“文革”突然袭来的时候竟然坐以待毙,没有勇气和胆略把同样受到“文革”冲击的超过半数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织起来,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中央文革”,改变错误决策,从大处说去挽救党和国家,从小处说也是捍卫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这真叫人感动而又悲哀。
反对“斗争会”,推崇“坦白反省”
刘少奇在王明掌权的时候曾经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整人的一套做法深恶痛绝。在《论党内斗争》中,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当时在党内流行的所谓“斗争会”:
这种“斗争会”是预先布置好了的,主要的不是为了检讨工作,而是要打击某某人,不是首先“对事”而是首先“对人”斗争……所谓“斗争张三李四”,目的就是要打击某某犯了错误的同志。“斗争会”的实质,是一种同志的审判会……而且在每一次“斗争会”对被斗争的人,大多数必有组织结论。
他恳切说:
党内斗争并不是讲话的声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齿露出来愈长就愈好。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处罚用得越少越好,甚至不用最好。不能用组织手段来强行求得思想统一。
延安整风后期转入“审干”,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有恃无恐地搞了个“抢救运动”,以逼供信的方式把大批无辜干部打成特务、托派、反革命,使延安一度人人自危,有些人悲愤自杀。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谴责用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党内的同志,从心底里看不起“党内斗争中没有正确立场的‘打手’”、“嗜好斗争的‘斗殴家’”。不过,对康生,他投鼠忌器,只是巧妙地提出一个疑问:“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呢?”
什么是党内斗争的正确办法呢?刘少奇所激赏的,是延安整风中在部队出现的一种“反省会”或“坦白会”:
战斗员、班长、排长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中间反省到连长,你那一天打我、骂我,我心里很不高兴,那一件事怎样怎样……甚至有的讲我想逃跑,想在火线上捣你的鬼,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了。这一讲,连长、指导员吓了一跳,心想还有这样的事。连长、指导员又作了自我批评,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这样连长、指导员就和士兵接近了一步。
“坦白反省”会与“斗争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把外在的处罚变成了内在的反省,把铁的纪律变成高尚的觉悟。这就是他那篇著名的整风文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立足点。“修养”的对象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刘少奇希望他们能体察下情,发扬民主作风;但更多地是要求普通党员和下级:
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屈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
刘少奇推心置腹地说,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经受住了党内斗争的考验,才是党性修养到家的表现。看来,“文革”中把这部“修养”概括为“驯服工具论”,是相当准确的。
一位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的干部、解放后当过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的刘晓回忆说,他曾经整整十天十夜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接受两个人一组“车轮战”式的审问。他们还拿枪指着他说,国民党包围边区,形势紧张,不允许拖延。刘晓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的心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立刻想到的是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少奇同志在该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冤枉误会。我若真的被枪毙了,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要经受得住这个冤枉误会,何惧之有?
一年后,刘晓恢复了自由,尽管在组织结论中留了一条尾巴,他还是心情愉快地投入了新的工作。在“文革”中,他再次被打成“苏修特务”,母亲被逼死,父亲哭瞎了眼睛,儿女一疯一傻,妻子过早地辞世。
翻开一部党史,我们见到过太多像刘晓这样不知名的或知名的好党员,他们以“宽大、容忍和委屈求全”之心对待领导,却没有换来领导的民主“修养”,反而使冤枉误会闹得越来越大,不可收拾。
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式“修养”的致命缺陷。他要求党员干部对上讲集中、对下讲民主,这完全是一种过分依赖完美人性的设计;制度的设计恰恰要倒过来,有一套完备的制度对上能要求民主,对下能保证集中。他推崇“慎独”的人生境界,而不是权力的制衡。这与历史上儒家把社会的理想状态寄托在人性的改良上一脉相承。刘少奇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党员的党性上,希望党员都是“今天世界上一种特殊的人物”,具有“最高的人类道德(大同,四海皆兄弟,互助互爱,无虚假,一切为人类,不自私,公平,忠恕)”。今天,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人性或党性的假设常常是靠不住的,对普通党员和下级干部来说是责之过苛,对权力不受制约的上级领导来说又近似与虎谋皮。
“修养”与“抢救运动”相反相成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几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翻版。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
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问薄一波:“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好,你读过没有?它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延安整风无疑是一场伟大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运动。党的“七大”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对此,刘少奇都贡献巨大。然而,结合此后“文革”的惨痛教训,也无庸讳言,刘少奇在为“离经叛道”苏联经验的毛泽东思想奋力奠定主流地位后,也开启了新一轮的思想僵滞,埋下了“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邓小平语)的种子。日后在“四清”运动中,毛主席竟然对刘少奇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就不奇怪了:“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是我在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听到的最沉痛、最深刻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