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丹青 文学与拯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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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4 | 陈丹青 文学与拯救 （上）
文学与拯救 （上）
——纪念《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
陈丹青
（2008年5月3日）
大家好！抱歉！我是一个星期前才得到三味书屋邀请。我不擅长演讲，大家如果听过我别的讲演，不要上当，那是事先写了很久的稿子然后就照着念。今天又是讲一个已经讲过的稿子，是上周在北师大关于《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发表的讲稿。从2005年开始，鲁迅纪念馆长孙郁先生让我讲一回鲁迅以后，我在不同场合讲过鲁迅，到现在已经讲过五回了。
很感动长安街还是这么一个地方，没有被拆掉。（笑声）
《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想来想去，我勉强可以谈两点。一是鲁迅的文学才华，一是那两句著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好几年前，港台大陆三地文字家和文学评论家弄了一回活动，是从新小说迄今为止选出100位作家，展示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绩。不消说，鲁迅先生头一名。头一名既是鲁迅，那么头一篇，就是《狂人日记》了。
文学、艺术，要来选人，而且是100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评选者的一段话，我记住了：中国的白话文小说起于鲁迅，也在鲁迅手里成熟。
这前一句话，鲁迅自己也说过的。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回顾中国1926年之前的小说，然后写道：“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当仁不让，但是一点不骄傲，不自得。我真喜欢鲁迅这样子说起自己。
这后一句话，鲁迅可能会不吱声。他说自己的创作是因为朋友怂恿，于是拿些“小说模样的东西”去敷衍，又说，文坛太寂寞，大概凤凰之类都休息去，他这样的夜鸟飞出来叫叫，就被注意了。我以为这不是鲁迅装谦虚，而是真话。
1918年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直到他去世的1936年，总共18年，其间写小说恐怕10年不到，薄薄两本小集子，《呐喊》、《彷徨》，规模很有限。从整体看，白话文小说的历史也就这么不到二十年。他在以上同一篇序言中还告诉大家，《狂人日记》受到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药》的结尾也有安特莱夫的影子，鲁迅对自己、对读者，尤其对文学，都很诚实的。他是写过第一本中国小说史的人，知道什么是文学与文学史，知道文学的成熟哪里那么容易，那么快。他做了开路人，但看轻自己，写了一通就罢休了。晚年的《故事新编》，那是无可超越，又深刻，又老辣，可是他也说太“油滑”，好像不当一回事，更没有居功自赏的意思。孫郁先生说鲁迅是个翻译家，很准确，他甘心情愿给新文学铺铺路，垫垫底，并没用太多力气写小说，早就让开身子，等着英雄好汉出来超过他。
九十年过去了。中国现代小说成熟不成熟？有没有好汉超越他？我现在倒是愿意回到《狂人日记》发表时，中国文学大约是怎样一种状况。
1918年，中华民国才成立7年，虽然结束帝制，但整个形态和晚清差不多。文学革命，也就是胡适陈独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刚刚开始，时间大约是1915年。文学史专家或者知道那时中国有没有出现白话文小说，以我的无知，好像没有，有，想必稀少幼稚。照鲁迅的说法，《水浒》《红楼梦》已经精彩地运用白话，但大家知道，那毕竟是“章回小说”。到了临近二十世纪还出现有名的长篇小说叫做《老残游记》，可是《老残游记》的同时，欧洲狄更斯、哈代、司汤达、福娄拜、托尔斯泰、契可夫，早已写出了顶顶重要的代表作，叔本华、尼采、克罗齐这些现代思想也被介绍进来，但这些欧洲大人物到二十世纪初叶就先后死了，而在中国，那时还没人以现代的思想、人格来写现代小说。
这时，鲁迅忽然扔出来一篇短短的《狂人日记》，非常前卫，非常摩登——比现在七零后八零后作家前卫得多——所以文人们很吃惊。不久，《孔已己》、《药》和《阿Q正传》也发表了，蔡元培就给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写信，说实在是五体投地啊，五体投地！胡适和陈独秀闹文学革命，但没有创作，所以也对鲁迅大佩服，拼命说好，拿来做白话文小说的成绩，打击保守派。诸位想想看，那时哪里有作家协会，鲁迅的正职是教育部佥事，据说相当现在的处长，同时在北师大兼课，并没有名气。署名“巴人”的《阿Q正传》发表后，许多人猜测这位作者到底是谁。今天，要是北师大的老师群，或者教育部官员里又冒出一位小说家，一发表，全国文人吃一惊，那是什么情形？
鲁迅的少年志愿是做医生，并不是弄文学。除了听章太炎讲“小学”，论学历，和在座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相比，简直靠边站。《狂人日记》发表时，鲁迅年龄很不小，37岁，有句话叫做“大器晚成”，鲁迅是超级大器，但其实他很早就“成”了——大家要知道，此前鲁迅已经写得很多，写得很好。他那一代人旧学根底厚，他又全盘吸收当时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他写作的语言、笔力，一出手就响亮非凡，二十多岁时写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足够显示他卓越的写作天赋。虽然用文言，虽然他几乎忘记这些早期作品，但那样的眼光、笔力、气势，到今天也没人能够写出来。鲁迅是个沉静的人，很早就怀疑、悲观、看破，他没有积极参与文化运动的发起，更没有领袖欲，也没有资料表明他自信有着写小说的天才。他到北京后长期闷在家里抄古碑，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并不自己看成是个人物，但做学问、写文章，从来认真扎实，周作人晚年回忆，说他哥哥做一件事情完全为了自己的兴致，一点没有企图心。在他动笔写新小说时，除了旧学的教养、新学的激励，全中国并没有人可以给予他有关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本土现代文学的前辈、先例、同伙、同志，一个也没有。要说有，也只是从日本的翻译看了一点欧洲小说，就这样子躲在小四合院自己写起来，结果开天辟地：中国古典文学结束了，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明代的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有历代的话本，清朝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毕竟前面有过《金瓶梅》。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自称受到普希金影响，而普希金写《别尔金小说集》时，前面没有人指引他。这种罕见的才华，无法解释。今天看，鲁迅的初作还是不可更动，不可商量。它可能单薄，但是完满，一上来就有自己的文体，深沉锋利，这种文体不是说还要怎样锤炼、生长，它已经是典范。我们不会说：一朵花得开那么几次才慢慢像一朵花，真的玫瑰，一开开来就是玫瑰，鲁迅的小说就是这样子。
后来的张恨水、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论文学才华，都不得了，一上来就有自己的面孔，很快相对成熟；论题材、界面、规模、样式，也比鲁迅有拓展。但很难想象在他们出道之前，中国没有一个鲁迅。解放后，三十年左右几乎没有纯正的小说，八十年代才出一大批新作家，总算在文学断层这一端长出不少苗，但早期作品那种幼稚、贫薄、先天不足，和民国文学才子没办法比较，更难和鲁迅项背而望——17世纪的曹雪芹超越了15世纪左右的罗贯中和冯梦龙，20世纪的鲁迅，又以白话文小说一举超越了古典章回小说，现在九十年过去了，其间千万篇小说，论文体和语言、论成熟感、论扭转时代的力度、论经典性，可能仍然不容易超越鲁迅。但不论如何，过去二十多年毕竟兴起了大规模文学实践，许多好小说诞生了，而从几代作家望过去，在起点上，站着一位瘦弱的鲁迅。今天，我们的文学视野早已超越鲁迅，我们有理由以新的制高点、新的复杂感，看待鲁迅，但不论怎样议论鲁迅，我猜，弄文学的人都会拿他没办法。
接下来，要说《狂人日记》中那两句有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这两句狂人的狂话，是小说的语言，是文学的语言，可是它说出后，迅速在历史狂飙中迷失，不再被看作文学。历史也像发狂一般，再三再四以可怕的方式，听从并实行了这两句狂话，同时反过来对它施行深刻的讽刺与侮辱。鲁迅生前就领教了这历史的捉弄，从《狂人日记》发表直到去世，鲁迅始终敏锐到时代不断在翻脸，今天来看，这历史的恶毒，是《狂人日记》始料未及的报应。
“吃人的社会”、“救救孩子”，为1918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反礼教”命题，做了最为精炼、凶狠的概括，震聋发馈，大慈大悲，极度形象，极度夸张。前一句话，指两千年旧文化，后一句话，在鲁迅个人是出于绝望与希冀，在历史层面，直接指向革命：革命，在文的一面启动了鲁迅那代人倡导的“改造国民性”，在武的一面对应了国共两党的暴力统治。九十年后，如果仍以形象夸张的方式引用鲁迅前一句话，他所憎恶的“吃人”社会完全被推翻、征服、消灭，“吃人”的性质变了没有呢？变了，变成另一人群吃人，或者被吃，换成另一方式吃人，或者被吃。而“救救孩子”这句话，就是“救中国”的意思，当时说出口，就隐含大问题：谁来救孩子？怎么救法？能不能救得起？
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是一种救法，失败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种救法，失败了；蒋介石的“训政”是一种救法，失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救法，大功告成，后来又失败了，为了补救这失败，此后到今，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种种救法的救法，历史地看，目前正在成功的路途中——现在，让我们改动鲁迅那可怕的说法吧！将“吃人”与“被吃”改为“治人”和“治于人”，再或者，改成“整人”与“被整”、“骗人”或“被骗”……都可以，然后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治人”与“治于人”、“整人”与“被整”、“骗人”或“被骗”……仍然到处可见。但是，不再有人跳出来大叫：“救救孩子”。千千万万孩子们早已被告知，或早已认定被“救”了起来，预备长大了“治人”或“治于人”，“骗人”或者“被骗”……总之，一个空前富强的中国正在崛起，和鲁迅那个被瓜分给欺负的旧中国，不能比了；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尊严的中国，暂时还没出现，和鲁迅目击的中国，还可以有得比。
回到鲁迅。当初他既是呼喊“救救孩子”，必定和他的五四同志们一样，以为自己应该救孩子，而文学能够救孩子。与《狂人日记》对应，他在散文《我们怎样做父亲》另有一句著名的话：“掮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是的，旧式婚姻，可诅咒的古文，同乡秋瑾的死亡，鲁庄百姓的愚昧，都是鲁迅身受或目击的“黑暗”。但他自己的事好办：他书写白话文，他为了恋爱出走，但在此后的现实中，在他曾热爱并为之辩护的中华民国，他很快发现“放到光明里去”的孩子，照样是一个死——1926年，刘和珍与许多同学被军阀镇压，他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31年柔石和他的同党被国民政府枪毙，他说他被“层层淤积”的血“埋得不能呼吸”；1933年瞿秋白被害，鲁迅不再写文章，书信中说起，也异常冷静。他不再叫喊，他变得比1918年更绝望，因为在他年轻时，目击的是同龄人的死亡——要知道，在三十年代丧命的青年，都比他小20多岁，可以做他的孩子。而30多岁讨论怎样做父亲的那个鲁迅，那时快50岁了，中年得子，真的做了父亲，但这位父亲很清楚，除了好好养大周海婴，其他千千万万孩子，他根本救不起。
不久鲁迅死了。“救救孩子”这句话跟着他的小说留下来，变成一道符咒，凡是怀抱救国心的青年记得这句话，相信这句话。可是别家的孩子不说，单是鲁迅家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一旦遭遇麻烦，别说没人救，连自救也不能。而鲁迅当年是可以自救的：他和许广平先生恋爱，走去广州上海，过日子，生孩子，除了寻求母亲和原配的谅解，不必任何人同意。可是过了50年，鲁迅的亲孙子周令飞和台湾同胞在东京申请结婚，海峡两岸驻日本外交官员没有一个人胆敢出面、胆敢做主，哪怕说一句同情的话。事后，大陆的高级官员把鲁迅的儿子叫过去，教训他，要他和鲁迅的孙子脱离父子关系，还要他退党。
诸位，鲁迅要是在家，拿出《狂人日记》喊道：“救救孩子！”谁理他？
但鲁迅身后，在光明中奔跑的一代一代中国孩子，胸怀正义、勇气和血性，继续慷慨激昂，救中国。无论是胡风还是储安平，是张志新还是林昭，是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还是老知青，是八十年代游行绝食的大学生还是读书人，都自以为是在“救中国”。结果呢，连自救也休想：等到他们闯了祸，或被认为闯了祸，将要流放、枪毙、被镇压，全中国没有人能够救他们，也没有人胆敢救他们——很好，最近二十年，孩子们学乖了。什么都可以做：跳舞、唱歌、吸毒、堕胎、考试、升学、入党、赚钱……都没关系，都很好，但千万不要救中国，千万别去闹革命。是的，是你们，在座的孩子们，总算被迫或者主动摆脱了九十年来救国与被救的轮回，人人做个乖孩子，学会顾自己。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大失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寓言，被孩子们彻底抛弃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还俗、大胜利：革命与改良、文化与制度、文学与拯救，终于被看成是两回事。
但九十年前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包括鲁迅，渴望革命，不信任改良；热衷于文化争论，以为制度的确立还在其次，还在其后；而那时的先锋文学，有意唤起、并直接刺激国家民族的拯救意识和拯救行动。文学革命的发起者陈独秀后来自任新党的党魁，文学革命的杰出创作者鲁迅，成为革命者的精神资源。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是鲁迅的崇拜者。他们不清楚鲁迅晚年对左联的深刻失望，就像鲁迅不知道日后的延安发生了什么；日后的延安，那些未被延安整风整死的青年又哪里想到后来进城做了大官，或大右派，而毛泽东自己也未必想到解放后会坦然语告：鲁迅要是活着，不是沉默就是坐班房……反正，当鲁迅1936年去世之际，梦想自救与救国的青年，正打算上路，奔赴延安——这一切，在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一面，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在文学的一面，则可以追溯到鲁迅的小说，追溯到1918年问世的《狂人日记》，追溯到其中那句呼喊：“救救孩子”。
文学能不能拯救国家？如果能，过去九十年被称作拯救的巨大成绩单，我们看见了。如果不能够，九十年过去，应该怎样看待鲁迅？怎样看待文学？没有疑问，《狂人日记》是一篇卓越的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今天，《狂人日记》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并不仅仅因为才华，而是它恶毒的挑衅，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在鲁迅的时代，有过一些试图将文学与拯救审慎划分的小说实践，但很少有人听取。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有一些试图将文学引向拯救的热情作品，也很少有人听取。怎么会呢？我们可以想想。所谓“文学”这个概念，其实来自西方，“拯救”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来自基督教，一如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自欧洲。是什么，使这些概念居然在60年前的中国成为现实？
我没有能力回答。我不愿意说，文学只是文学，文学必须纯粹，不，我确信伟大的文学拯救人心；我也不愿意说，文学理应背负拯救的使命，煽动革命，救国救民，所谓启蒙也决不单单是文学的事情。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哪一篇小说会发生《狂人日记》这样的影响，但我看见，一场文学革命，一篇小说，一句话，在中国历史中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后果。
文学是可怕的。才华尤其可怕。鲁迅赋有这种才华，而且和九十年前的历史遭遇了。这就是我今天尚待清理的感想。 谢谢大家！
文学与拯救 （上）
——纪念《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
陈丹青
（2008年5月3日）
大家好！抱歉！我是一个星期前才得到三味书屋邀请。我不擅长演讲，大家如果听过我别的讲演，不要上当，那是事先写了很久的稿子然后就照着念。今天又是讲一个已经讲过的稿子，是上周在北师大关于《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发表的讲稿。从2005年开始，鲁迅纪念馆长孙郁先生让我讲一回鲁迅以后，我在不同场合讲过鲁迅，到现在已经讲过五回了。
很感动长安街还是这么一个地方，没有被拆掉。（笑声）
《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想来想去，我勉强可以谈两点。一是鲁迅的文学才华，一是那两句著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好几年前，港台大陆三地文字家和文学评论家弄了一回活动，是从新小说迄今为止选出100位作家，展示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绩。不消说，鲁迅先生头一名。头一名既是鲁迅，那么头一篇，就是《狂人日记》了。
文学、艺术，要来选人，而且是100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评选者的一段话，我记住了：中国的白话文小说起于鲁迅，也在鲁迅手里成熟。
这前一句话，鲁迅自己也说过的。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回顾中国1926年之前的小说，然后写道：“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当仁不让，但是一点不骄傲，不自得。我真喜欢鲁迅这样子说起自己。
这后一句话，鲁迅可能会不吱声。他说自己的创作是因为朋友怂恿，于是拿些“小说模样的东西”去敷衍，又说，文坛太寂寞，大概凤凰之类都休息去，他这样的夜鸟飞出来叫叫，就被注意了。我以为这不是鲁迅装谦虚，而是真话。
1918年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直到他去世的1936年，总共18年，其间写小说恐怕10年不到，薄薄两本小集子，《呐喊》、《彷徨》，规模很有限。从整体看，白话文小说的历史也就这么不到二十年。他在以上同一篇序言中还告诉大家，《狂人日记》受到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药》的结尾也有安特莱夫的影子，鲁迅对自己、对读者，尤其对文学，都很诚实的。他是写过第一本中国小说史的人，知道什么是文学与文学史，知道文学的成熟哪里那么容易，那么快。他做了开路人，但看轻自己，写了一通就罢休了。晚年的《故事新编》，那是无可超越，又深刻，又老辣，可是他也说太“油滑”，好像不当一回事，更没有居功自赏的意思。孫郁先生说鲁迅是个翻译家，很准确，他甘心情愿给新文学铺铺路，垫垫底，并没用太多力气写小说，早就让开身子，等着英雄好汉出来超过他。
九十年过去了。中国现代小说成熟不成熟？有没有好汉超越他？我现在倒是愿意回到《狂人日记》发表时，中国文学大约是怎样一种状况。
1918年，中华民国才成立7年，虽然结束帝制，但整个形态和晚清差不多。文学革命，也就是胡适陈独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刚刚开始，时间大约是1915年。文学史专家或者知道那时中国有没有出现白话文小说，以我的无知，好像没有，有，想必稀少幼稚。照鲁迅的说法，《水浒》《红楼梦》已经精彩地运用白话，但大家知道，那毕竟是“章回小说”。到了临近二十世纪还出现有名的长篇小说叫做《老残游记》，可是《老残游记》的同时，欧洲狄更斯、哈代、司汤达、福娄拜、托尔斯泰、契可夫，早已写出了顶顶重要的代表作，叔本华、尼采、克罗齐这些现代思想也被介绍进来，但这些欧洲大人物到二十世纪初叶就先后死了，而在中国，那时还没人以现代的思想、人格来写现代小说。
这时，鲁迅忽然扔出来一篇短短的《狂人日记》，非常前卫，非常摩登——比现在七零后八零后作家前卫得多——所以文人们很吃惊。不久，《孔已己》、《药》和《阿Q正传》也发表了，蔡元培就给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写信，说实在是五体投地啊，五体投地！胡适和陈独秀闹文学革命，但没有创作，所以也对鲁迅大佩服，拼命说好，拿来做白话文小说的成绩，打击保守派。诸位想想看，那时哪里有作家协会，鲁迅的正职是教育部佥事，据说相当现在的处长，同时在北师大兼课，并没有名气。署名“巴人”的《阿Q正传》发表后，许多人猜测这位作者到底是谁。今天，要是北师大的老师群，或者教育部官员里又冒出一位小说家，一发表，全国文人吃一惊，那是什么情形？
鲁迅的少年志愿是做医生，并不是弄文学。除了听章太炎讲“小学”，论学历，和在座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相比，简直靠边站。《狂人日记》发表时，鲁迅年龄很不小，37岁，有句话叫做“大器晚成”，鲁迅是超级大器，但其实他很早就“成”了——大家要知道，此前鲁迅已经写得很多，写得很好。他那一代人旧学根底厚，他又全盘吸收当时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他写作的语言、笔力，一出手就响亮非凡，二十多岁时写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足够显示他卓越的写作天赋。虽然用文言，虽然他几乎忘记这些早期作品，但那样的眼光、笔力、气势，到今天也没人能够写出来。鲁迅是个沉静的人，很早就怀疑、悲观、看破，他没有积极参与文化运动的发起，更没有领袖欲，也没有资料表明他自信有着写小说的天才。他到北京后长期闷在家里抄古碑，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并不自己看成是个人物，但做学问、写文章，从来认真扎实，周作人晚年回忆，说他哥哥做一件事情完全为了自己的兴致，一点没有企图心。在他动笔写新小说时，除了旧学的教养、新学的激励，全中国并没有人可以给予他有关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本土现代文学的前辈、先例、同伙、同志，一个也没有。要说有，也只是从日本的翻译看了一点欧洲小说，就这样子躲在小四合院自己写起来，结果开天辟地：中国古典文学结束了，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明代的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有历代的话本，清朝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毕竟前面有过《金瓶梅》。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自称受到普希金影响，而普希金写《别尔金小说集》时，前面没有人指引他。这种罕见的才华，无法解释。今天看，鲁迅的初作还是不可更动，不可商量。它可能单薄，但是完满，一上来就有自己的文体，深沉锋利，这种文体不是说还要怎样锤炼、生长，它已经是典范。我们不会说：一朵花得开那么几次才慢慢像一朵花，真的玫瑰，一开开来就是玫瑰，鲁迅的小说就是这样子。
后来的张恨水、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论文学才华，都不得了，一上来就有自己的面孔，很快相对成熟；论题材、界面、规模、样式，也比鲁迅有拓展。但很难想象在他们出道之前，中国没有一个鲁迅。解放后，三十年左右几乎没有纯正的小说，八十年代才出一大批新作家，总算在文学断层这一端长出不少苗，但早期作品那种幼稚、贫薄、先天不足，和民国文学才子没办法比较，更难和鲁迅项背而望——17世纪的曹雪芹超越了15世纪左右的罗贯中和冯梦龙，20世纪的鲁迅，又以白话文小说一举超越了古典章回小说，现在九十年过去了，其间千万篇小说，论文体和语言、论成熟感、论扭转时代的力度、论经典性，可能仍然不容易超越鲁迅。但不论如何，过去二十多年毕竟兴起了大规模文学实践，许多好小说诞生了，而从几代作家望过去，在起点上，站着一位瘦弱的鲁迅。今天，我们的文学视野早已超越鲁迅，我们有理由以新的制高点、新的复杂感，看待鲁迅，但不论怎样议论鲁迅，我猜，弄文学的人都会拿他没办法。
接下来，要说《狂人日记》中那两句有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这两句狂人的狂话，是小说的语言，是文学的语言，可是它说出后，迅速在历史狂飙中迷失，不再被看作文学。历史也像发狂一般，再三再四以可怕的方式，听从并实行了这两句狂话，同时反过来对它施行深刻的讽刺与侮辱。鲁迅生前就领教了这历史的捉弄，从《狂人日记》发表直到去世，鲁迅始终敏锐到时代不断在翻脸，今天来看，这历史的恶毒，是《狂人日记》始料未及的报应。
“吃人的社会”、“救救孩子”，为1918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反礼教”命题，做了最为精炼、凶狠的概括，震聋发馈，大慈大悲，极度形象，极度夸张。前一句话，指两千年旧文化，后一句话，在鲁迅个人是出于绝望与希冀，在历史层面，直接指向革命：革命，在文的一面启动了鲁迅那代人倡导的“改造国民性”，在武的一面对应了国共两党的暴力统治。九十年后，如果仍以形象夸张的方式引用鲁迅前一句话，他所憎恶的“吃人”社会完全被推翻、征服、消灭，“吃人”的性质变了没有呢？变了，变成另一人群吃人，或者被吃，换成另一方式吃人，或者被吃。而“救救孩子”这句话，就是“救中国”的意思，当时说出口，就隐含大问题：谁来救孩子？怎么救法？能不能救得起？
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是一种救法，失败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种救法，失败了；蒋介石的“训政”是一种救法，失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救法，大功告成，后来又失败了，为了补救这失败，此后到今，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种种救法的救法，历史地看，目前正在成功的路途中——现在，让我们改动鲁迅那可怕的说法吧！将“吃人”与“被吃”改为“治人”和“治于人”，再或者，改成“整人”与“被整”、“骗人”或“被骗”……都可以，然后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治人”与“治于人”、“整人”与“被整”、“骗人”或“被骗”……仍然到处可见。但是，不再有人跳出来大叫：“救救孩子”。千千万万孩子们早已被告知，或早已认定被“救”了起来，预备长大了“治人”或“治于人”，“骗人”或者“被骗”……总之，一个空前富强的中国正在崛起，和鲁迅那个被瓜分给欺负的旧中国，不能比了；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尊严的中国，暂时还没出现，和鲁迅目击的中国，还可以有得比。
回到鲁迅。当初他既是呼喊“救救孩子”，必定和他的五四同志们一样，以为自己应该救孩子，而文学能够救孩子。与《狂人日记》对应，他在散文《我们怎样做父亲》另有一句著名的话：“掮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是的，旧式婚姻，可诅咒的古文，同乡秋瑾的死亡，鲁庄百姓的愚昧，都是鲁迅身受或目击的“黑暗”。但他自己的事好办：他书写白话文，他为了恋爱出走，但在此后的现实中，在他曾热爱并为之辩护的中华民国，他很快发现“放到光明里去”的孩子，照样是一个死——1926年，刘和珍与许多同学被军阀镇压，他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31年柔石和他的同党被国民政府枪毙，他说他被“层层淤积”的血“埋得不能呼吸”；1933年瞿秋白被害，鲁迅不再写文章，书信中说起，也异常冷静。他不再叫喊，他变得比1918年更绝望，因为在他年轻时，目击的是同龄人的死亡——要知道，在三十年代丧命的青年，都比他小20多岁，可以做他的孩子。而30多岁讨论怎样做父亲的那个鲁迅，那时快50岁了，中年得子，真的做了父亲，但这位父亲很清楚，除了好好养大周海婴，其他千千万万孩子，他根本救不起。
不久鲁迅死了。“救救孩子”这句话跟着他的小说留下来，变成一道符咒，凡是怀抱救国心的青年记得这句话，相信这句话。可是别家的孩子不说，单是鲁迅家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一旦遭遇麻烦，别说没人救，连自救也不能。而鲁迅当年是可以自救的：他和许广平先生恋爱，走去广州上海，过日子，生孩子，除了寻求母亲和原配的谅解，不必任何人同意。可是过了50年，鲁迅的亲孙子周令飞和台湾同胞在东京申请结婚，海峡两岸驻日本外交官员没有一个人胆敢出面、胆敢做主，哪怕说一句同情的话。事后，大陆的高级官员把鲁迅的儿子叫过去，教训他，要他和鲁迅的孙子脱离父子关系，还要他退党。
诸位，鲁迅要是在家，拿出《狂人日记》喊道：“救救孩子！”谁理他？
但鲁迅身后，在光明中奔跑的一代一代中国孩子，胸怀正义、勇气和血性，继续慷慨激昂，救中国。无论是胡风还是储安平，是张志新还是林昭，是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还是老知青，是八十年代游行绝食的大学生还是读书人，都自以为是在“救中国”。结果呢，连自救也休想：等到他们闯了祸，或被认为闯了祸，将要流放、枪毙、被镇压，全中国没有人能够救他们，也没有人胆敢救他们——很好，最近二十年，孩子们学乖了。什么都可以做：跳舞、唱歌、吸毒、堕胎、考试、升学、入党、赚钱……都没关系，都很好，但千万不要救中国，千万别去闹革命。是的，是你们，在座的孩子们，总算被迫或者主动摆脱了九十年来救国与被救的轮回，人人做个乖孩子，学会顾自己。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大失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寓言，被孩子们彻底抛弃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还俗、大胜利：革命与改良、文化与制度、文学与拯救，终于被看成是两回事。
但九十年前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包括鲁迅，渴望革命，不信任改良；热衷于文化争论，以为制度的确立还在其次，还在其后；而那时的先锋文学，有意唤起、并直接刺激国家民族的拯救意识和拯救行动。文学革命的发起者陈独秀后来自任新党的党魁，文学革命的杰出创作者鲁迅，成为革命者的精神资源。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是鲁迅的崇拜者。他们不清楚鲁迅晚年对左联的深刻失望，就像鲁迅不知道日后的延安发生了什么；日后的延安，那些未被延安整风整死的青年又哪里想到后来进城做了大官，或大右派，而毛泽东自己也未必想到解放后会坦然语告：鲁迅要是活着，不是沉默就是坐班房……反正，当鲁迅1936年去世之际，梦想自救与救国的青年，正打算上路，奔赴延安——这一切，在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一面，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在文学的一面，则可以追溯到鲁迅的小说，追溯到1918年问世的《狂人日记》，追溯到其中那句呼喊：“救救孩子”。
文学能不能拯救国家？如果能，过去九十年被称作拯救的巨大成绩单，我们看见了。如果不能够，九十年过去，应该怎样看待鲁迅？怎样看待文学？没有疑问，《狂人日记》是一篇卓越的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今天，《狂人日记》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并不仅仅因为才华，而是它恶毒的挑衅，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在鲁迅的时代，有过一些试图将文学与拯救审慎划分的小说实践，但很少有人听取。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有一些试图将文学引向拯救的热情作品，也很少有人听取。怎么会呢？我们可以想想。所谓“文学”这个概念，其实来自西方，“拯救”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来自基督教，一如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自欧洲。是什么，使这些概念居然在60年前的中国成为现实？
我没有能力回答。我不愿意说，文学只是文学，文学必须纯粹，不，我确信伟大的文学拯救人心；我也不愿意说，文学理应背负拯救的使命，煽动革命，救国救民，所谓启蒙也决不单单是文学的事情。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哪一篇小说会发生《狂人日记》这样的影响，但我看见，一场文学革命，一篇小说，一句话，在中国历史中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后果。
文学是可怕的。才华尤其可怕。鲁迅赋有这种才华，而且和九十年前的历史遭遇了。这就是我今天尚待清理的感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