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作者:黄仁宇 1-3章

《中国大历史》
作者： 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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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
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
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
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
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佣者。宏观与
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
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
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
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
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
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
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
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
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
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
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
（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
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
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
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
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
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
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
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
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
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
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
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
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驿传”与“民壮”。
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
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
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
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
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
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
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
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
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
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
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
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
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
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
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
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
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
“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
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
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
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
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
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
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
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井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
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
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
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
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
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
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
度检讨历史。这井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
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
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
标准，奇網网收集整理尚未进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
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已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
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
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虽然内
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
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
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
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
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
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当中若干
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
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
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
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反之则
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
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
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
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
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虽然这线索摆在很
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
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
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
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
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
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
“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现，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
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
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
《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
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这种
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
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
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
入这境界。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
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
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pi
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
国历来如此。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
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
这境界的程序。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
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话说回头，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虽有以上的愚见，还不敢申张，直到大陆上
‘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复成为生产的单位，情势确是不能逆
转，才将本书结论作较肯定的说法写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几十年的筹谋思虑，那也
就不能说我和出版者没有慎重将事了。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
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
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本书作者不是哥伦布，他没有发现新大陆。可
是他像一个普通船员一样随着哥伦布航行4次，亲历牙买加、洪都拉斯诸地，回到西
班牙，说及确有一个新大陆的存在，听的人还说他在胡讲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
耐烦了。
黄 仁 宇
1993年8月18日 纽普兹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前言
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搬演。作者经由它，
引领我们进入时光，看看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
历史记载是否确实时，有甲骨文和殷墟遗址佐证的商朝，便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
点。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现在已成了旅游者注目的焦点。撇开其他的
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11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
国之前。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远超过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内忧外患，古老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废墟还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伟气象。
在现今西安市的东边，也有好几处有名的历史遗迹。距离西安城不到五英里的
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6000年之久，是目前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
遗址。从墓葬的形象看来，半坡村的社会当属母系社会。
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东北不及20英里的地方有华清池。据说8世纪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7
13—755在位）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艺术气
息浓厚的人物，据说中国的戏剧是他创始的，而他所爱的女人，更是“资质丰艳，
善歌舞”。华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泽而享名千载，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以悲剧结束。
西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一位镇守边关的将领（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
兵造反。叛军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马嵬驿的地方，护卫的将士
要求皇帝对杨贵妃作出断然处置，否则不肯用命。在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
只好让他宠爱的妃子当场被缢死。一位向来沉湎于欢乐的君主，从此意懒心灰，自
逃亡至退位之后，他的残年，充满着寂寞和悔恨的情调。一位时代去他不远的诗人
——白居易，以极带想像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后人给他的称呼）终夜不眠，看
着宫前萤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心情。这样的忧恨缠绵只有越陷
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着流传千古，直到
1920年和1930年间，仍旧为小学生所习诵。也可见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
开口闭口不离道德之余，并没有完全忽视情绪和抒情主义。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
则不会让这样的一首诗歌，传教学习，直到民国时代，还去打扰年少公民的未成熟
心情了。有了华清池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
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
去华清池的温泉不远，有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的地方。当年12月12日，
“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冲入委员长行营，要求他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以便一
致对日抗战。这兵变的目的既达。中国的政治从此改观，间接也影响到全世界的历
史。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讲，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五十几年前的事变之后果。当
年“双十二日”枪声既息，国府的最高统帅被一个下士班长和一个士兵发现。他孑
然一身，未被伤害，躲在附近骊山的一个山洞里。今日该处有一座亭子，纪念当年
历史之展开竟让这两个藉藉无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带戏剧性而具有如此庞大
后果之任务。
越是接近骊山，我们也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
合时宜。本来我们也已经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去西安约40英里。此人被称为世
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他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
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制。他的“陶器兵马”在1974年发现。内中包括塑制的兵
俑，和实物的兵器与战车。美国的三位总统曾来此观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国
外去巡回展览。
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秦始皇统一全中国，距离中国文化的开始已
有好几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顺序。我们应当先处理其他的几个题目，当中首要者无
过于地理背景。当旅游者乘火车或汽车前担临潼县参观骊山及华清池时，应先注意
四周黄褐色的泥土，这种泥土与美国田纳西州一带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国历史
开展中的重要因素。当地周围景物通常较路基为高，所以这黄土不难观察。
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
本书成稿之日，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据，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文化完全是在
本地萌生，或者说当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期，学者多崇
尚后说，主张中国文化之起源，不仅较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为迟，其使用青铜与铁
器尚比这两处至少要迟1000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
之变体。中国史前陶器上的文饰就和中亚及近东所发现的类似。目前这“世界文化
一源说”已被中外无数学者指摘。中国的文字被认为特创一格，即数目字亦与众不
同，陶器上肤浅的相似之处敌不过基本的差异。中国的冶金术即使在原始的阶段也
表现出技术上之特色，而无模仿的迹象。中国的栽培作物更显示出中国的农业与近
东出于两源。最近人种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指出，即使在中国境内，文化的起源也
不是一元的，从东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遗迹。
虽说钟摆现在已经摇转过来，中国文化独立自创的理论显然比较站得住脚，我
们却不能武断地说再也没有争辩的余地。我们可以作的结论是，不管它是本地独创
或是外间传，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不论中国当初受外间发明的影
响或浅或深都不足改变这观点。当初期农作物受东亚大陆的土壤和气候影响的时候，
中国文化的因素就开始与当地居民结下不解缘（详第二、第三两章），以后也始终
如此。基于这个原因，西安附近之黄土，也就更值得注意。
夏代的存在仍然存疑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家用碳14放射性的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遗
址最初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或者还要早。可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能追溯到
这么久远。根据史书的记载，最早的“朝代”为夏，它的出现若能证实无讹，也只
能把中国历史的前端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是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
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它的存在。怀疑的人提出，要是这朝代确曾出现，至少应当在
古物附近有文字出现。相信夏朝实有其事的人则辩说，中国文字出现于公元前2000
年，只是最初的文字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之上，年久月深业已腐朽。现存关于夏代的
事迹，出自口传，再由记事者写在竹简之上，辗转抄传，所以较迟。两方所说都有
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论。
现在能确切证明之中国历史，始自公元前约1600年的商代，这朝代的两座都城
和约十处国王埋葬之陵寝业经发掘。不仅它的文字确切的存在。而且其字体镂刻在
兽骨之上。出土的这种“甲骨文”碎片，数以十万计。
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我们也可称它为“东部平原”。
它和西部西安一带的“黄士高地”构成一种东西轴心。“商”之成为一“朝代”也
是名正言顺。它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无缺。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
继。此外商人也可以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在军事上占
优势，也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驾其他民族之上。他们的青铜器皿，不
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极少数例外，其制造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
商文化的内容丰富
商文化表现着它和同一时期其他文化等量齐观，却并不一定就能代表传统中国
的特色。例如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几百年后，
甚至几千年后，中国妇女仍不能望其项背。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
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断的留下人祭的纪录。他们能派遣30
00人的军队，作百日行军的远征，这样的军队尚可以由附庸国家的部队支援。有时
候作战的目的在于掠夺取利。国王的陵寝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
端愈小。国王的陪葬品有战车与马匹，殉葬的人被斩首，头颅和躯体整齐地排列着。
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级，则显示出殡时必有繁缛之仪节。
商民族虽已从事农业，却仍保持着渔猎的传统。他们在500多年的历史内，迁都
的次数在6次以上，而且甲骨文上经常有狩猎的记载。商代最后的一座都城，临近现
代的安阳，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极多兽骨。农业的操作似由奴工执行，在一处坑内
所置放的石制镰刀有好几千把。
甲骨文上的记载表现着商朝的国王对于天侯极度关心。编订历日，也是王室重
要的职能。在这些方面，商朝与此后以农立国的中国已保持着传统之联系。而甲骨
文的书法，更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甲骨文的书法
当初甲骨为巫卜之用，现存的甲骨，则是商代的史官根据原件复制作为一种永
久的纪录。甲骨的大量出土，使当时事物逐步可考，给后人看出此间一个初具规模
的国家即将发展成为一套令人心折的文化。根据专家统计，甲骨上所记载的不同文
字，为数共约3000，其中1000字已可以辨识。这种古代书法，乍看起来变化万千，
可是因为其由原始的天才人物设计，引用永恒不变的意义为根柢，当中之一部分今
日可能为熟悉东亚文物的人士一眼看出。下图所列，其最基本的原则可谓出人意外
的简单：
左端为象形，日圆月弯，一经画出，不待解释。会意由象形稍加引申而成，例
如日在树后上升．是为东。双手执鸡放在樽俎之内，是为祭。还有不能图解之观念
则可以同音字代表，如“亦”字发音与“腋”同，所以画人之两腋为亦。“来”与
高粱之“来”同，所以画“来”而得来。其他“转注”、“假借”等也不外将这些
基本原则重叠而扩大的使用。值得注意的则是青铜时代的书写方式和今日报纸杂志
的铅字一脉相传。［奇-书+网//QiＳuu.cＯm］
这些原则一经推广，今日之汉字为数2万，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无疑的已是世
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
的运用某种想像力，下至最基本之单位。上海人的沪语发音软如法语，广东人的粤
语发音便如德语，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所以这种书写的方式促成中国人文化
上的团结，其力量不可权衡。只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其引用起来，不管是一条吊
慰的短柬或是一张实验室的报告，同样要从摆方块的形式作起点。中文的前置辞和
联系辞少，抽象的意义只能重楼叠架构成（如本书文句中之“的”后带“之”，
“之”后又“的”）。也要将可以眼见耳闻的事物极度的延伸，才能成为可以理解
的观念（有如“抽象”即系抽出其相，与“具体”之具有其体相对）。其为单音字，
又要写上10个字才能代表10个音节。文人用笔，通常省略当中某些环节（例如“一
将功成万骨枯”，只有两个子句，当中无联系辞，也不知道所说系理论抑是事实），
虽说言简意赅，却不是严谨、正确的通信工具。
公元前10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汇，饱和到大约1000个字（专家认为其他的20
00字大致为专有名词），青铜技术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两文化为周所替代。周
发源于西安附近，为后起之强国，此后数千载，这黄土地带上的一雄给中国的影响，
远超过东部平原的商。这地区自中古至近代并非中国最富庶地区，更不是最容易接
近的地区。西安总揽这地带却注定要在中国历史里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以一个天马
行空的比喻来说，就如同让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在历史上的功效，超过东部
的麻州或宾州。这种比喻别无他意，不过强调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中国文化
为亚洲大陆产物，美国文化则离不开大西洋的传统，此中有一个深刻的差异。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前言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种合乎当时农业扩张的统治形态，
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统治更加稳固。800年的统治中，影响之深远，常使历史学家难
于区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还是中国人的性格？
说来也难于相信，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讲，孟子在传统政治
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虽说他受业于孔子孙子的门人，因之被中国的皇帝和文人尊
为“亚圣”，亦即第二个圣人。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杰作《中国古代的三
种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与法家对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书，
是亚圣言行的纪录，其中最后一章，缕叙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他出生于山东之
邹，在西安之东约700英里。
孟子的政治观念
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乱的时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诸侯开始互
相攻伐吞并，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秦国。当孟子在政坛活动的时候还有12国。他访问
了当中的一国——齐。齐国的国王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打败了北方的敌国——燕。
他企图井吞燕国，又怕其他国家干涉。孟子没有在战略上或外交行动上给齐王任何
吞并或是撤退的劝告。可是他倒主张尊重民意，因此他给读者的印象则是，可能时，
他会让燕国国民自决。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现实也不能得到齐王朝廷的欢迎，于是
只好前往其他国家Ｍ谢嵝ЯΓ靡孕铩巴醯馈保墒呛廖蕹晒?
然则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
即算盂子有时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种“公意”，如果把这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
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
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
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
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
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
类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样，认为这种施政方针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
《孟子》一书与孔门子弟的《论语》同为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
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
干”。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
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3000年，甚至
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情义。这样一来，这才
值得注意了。如果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征，也还未说尽此中的奥妙，因为其中尚有天
候地理之因素在内。我们读《孟子》时，挑选某些章节和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对
照，则当中的关系更为明显。
周民族的发展
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
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地提及农业。周人之
始祖契据说自幼就熟悉栽种食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直到商朝末年有
关周人的历史才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时候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
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到商代最后的一个国王期间，周王不是因为
他的威势，就是由于他的仲裁力量，巳开始打破局面。不少名义上受商节制的小国
家，已开始向周臣服。周之势力东渐，及于汉水，尤其威胁商在东部平原的侧翼。
商周武力冲突一开，周王西伯曾一度为商之阶下囚，以付赔得脱。
西伯的一个儿子终能纠集多数叛商的部落国家东征，于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
前1027年或1122年。这不同的日期，由于不同的专家据史迹考证而有此差异。读者
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
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纪录对照。841年前的日期带有推算性质，
不能视作绝对的可靠。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载，可是他未
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溢称“文王”。
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溢为“武
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
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事实发展却不尽然。
周代的文化
我们可以相信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
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但是这黄土地带的统治者入主中国后，随着就产生许多文学
作品，有些至今还传颂不绝。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两个民族
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
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
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有些学者怀
疑商与周具有种族的差异，可是其间的区别不可能极深，因为文字上未因更换朝代
而产生剧烈的差异。此外，我们可以相信黄土地带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早
期周人流传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种类的耕作物。
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周公，
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时至今日，历史家对他的规划，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
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这种
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
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
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假使以同样的设计组织美国，则密歇根湖岸所有不规则之处即可以全部忽略不
计。我们可以假设它之整饬有如怀俄明州的州界般整齐。在那种理想的方式里，纵
使实际上国都偏东，我们仍可以将它与哥伦比亚区同置于地理的中心，很方便的与
缅因、佛罗里达、俄勒冈、得克萨斯及亚利桑那各州等距离，就算它各为1500英里
吧。国都又务必有近接的各州环绕，那么也可以让马里兰州直接与俄亥俄州接壤。
这还不算，各州内的县、乡、镇，也算全部方整。实际上如此砖砌的设计不可能全
部认真的付诸实施，只是当日地广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马虎不计。上层领
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
封建与宗法
周朝的制度，向称“封建”，英文总是译为feudal，其实封建制度与欧洲的fe
udalism（封建制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处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实
质。大致说来两方都是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
之子孙，和现有各部落国家的首长。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
级。这些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王都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理论上封地都
处在九条大型方格的地带里，各与国都同心。事实上这种方格在地图上也画不出来，
况且当时西安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可是这间架性的观念则不难领会。
虽说有如此大刀阔斧而不合实际的观念，周公很多的创设还是可以在事实上证
明，而且下及纤细之处。其中奥妙不难解释：他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
善，符合自然法规（natural law）。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
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
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
质，可算其来有自了。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也就被认为是自然法规
之一部。
周公另一创制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
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大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
（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日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
仅公侯伯于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
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
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
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约40英亩方整的土
地，每边各以三分，割成9个等方块，每块约45英亩。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8块方
地，并共同耕种当中一块“公地”，亦即公侯所领之地。这样的安排，不必全照规
定一成不变的办到，却好像已在广大的区域内施行。显然当日农民认为在中央地区
无代价的工作，有如一种公众的义务。流传所及，今日中文字里公众之“公”也与
公侯之“公”无别。[一起网|17794.Com]
说是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井不言过其实。事实上周人借着封建，广泛地推行
了农业。因为封建又与宗法相连，才保持了全局的稳定性。这后来被称为“儒教”
的和平共存的原则，日后被孔子一再称颂，而将它归功于文王和周公。以上一再提
及的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又尽力于仪节的种种特性也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几千年
的不解之缘。这也就是说周朝统治中国达800年，不可能没有留下永久的影响。有时
即使历史家也很难区分究竟某种特色是周之性格抑是中国人之性格。
春秋与战国
可是周朝王室在一个广大的疆域内作为多数农业小国家的宗主，实际上保持着
发号施令的力量，不过约250年。最初的世纪内，新耕地不断开拓，“蛮夷戎狄”逐
渐自渔猎生活改为耕耘，周朝责成他们进贡，朝廷对各种争端的仲裁也颇有力量。
只是在公元前8世纪或甚至还要早时，以上种种积极因素逐渐失效。公元前771年，
国都西安被入侵的戎人毁灭，国王被杀。王子东迁，以后的周朝在历史上称为东周，
从此政治上长期衰退，直到周的领域全被秦国吞并，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国。
传统上东周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可是两段之间，并不衔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
元前481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如此称呼，
纯系根据两部历史书籍而来。《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以春去秋来的方式记载前一
阶段的重要事迹。《战国策》是一部不具作者姓名的著作，片段叙述秦统一之前约
182年各国间的军事与外交，两书各有独到精采之处。
在这两阶段间，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衍进了好几世纪才成定局。
周朝的组织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维持一成不变的关系，可是人口激增之后，
环境更变，这种安排已无法维持。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此时已不存在，各国当
面接触之后冲突时起。外交问题，也影响到内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盘继持他的
军事实力，丧失了这领域之后，对诸侯的仲裁也鲜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则是各
国的进贡也告终止。
可是全部经过，并不是只有衰退和今不如昔。很显然的，社会的流动性起先使
贵族间的等级不容易保持，继之则连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生产增加，铜
钱开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东周末叶，以平民出身的学者也周游列国，说辩于诸
侯之间，而尤其是进入战国这一段历史上号称“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政治哲学
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兹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无此精到之处。所谓
百家争鸣的百家，实际不过约20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
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
组织，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
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这些思潮对当日政治之
狂澜不能挽救，只能使明达的人退而为隐士。以后道家以一种“到自然去”的指向，
策励艺术家和诗人。他们主张的极有限度的政府，也在不少农民造反的场台里赋予
大众性的意识，成为他们解放的宗旨。法家和欧洲18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
法理学家很相像。他们认为法律表彰着统治者的意志，不受习惯的羁绊，也不受世
俗的道德所约束。但是中国的法家在整个社会需要团结与凝固的时候展开，因此不
免留下了极坏的印象。通常他们支持独裁者，以赏罚为不二要义，而这些独裁者心
目中的法律则不外军法和戒严法。
我们该如何说明周朝末年的大混乱？我们该如何解释此中矛盾；一方面有人在
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
n）一样的慈悲为怀，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 便不怕手段不纯正，以致
施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弄到焚书坑儒，而这些事迹都
发生于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秦始皇统一全国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
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展开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
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
传说周武王渡黄河灭商的时候，有800个商的附庸，参加他的征伐。虽说我们无
从证明每一个都是一个部落国家，只以数目之众，即表示当日自主之单位为数必多。
在春秋时代，纪录留下了170个国家的名目。当诸侯互相吞并的时候，其中之一——
楚，就独自吞并了百余国中之40个。迄至孟子之日，只有12个可以在地图上画出，
其中也只有7国可以实际算数。这样的兼并不断的继续下去，一直发展到周之封建所
划分的各国疆域全部作废，最后，所有土地归一人管辖，治下延伸到东亚大陆的一
大部分。
在东周的550年内，战争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变。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战斗不
出一日，交战时保持骑上风度。交战者按仪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
道德标准。一到战国时代，这样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强国已有今日欧洲各国的
疆域规模。作战起来其凶残也不下于现代人物。一到战国末年，每方投入战斗的兵
员近50万，实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可以连亘数月。有好几个国家已做到
全民动员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个国君命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个前线
的重镇集结。当时战死的人数和加于俘虏的残酷事例，不论是否经过夸传，足以使
现代的读者战栗。在这样鲜血淋漓的纪录中，不免令人怀疑许多作家提及中国人的
和平性格是否名副其实。
中国因秦而统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桩大事。如此大规模螺旋式的发展，其程度
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无此事例。很多背景上的因素无从全部缕
列。可是有了现代科学的知识，我们自信可以将此中主要的原因概述有如下章。由
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盂子提倡全国慈悲为怀这种平平之论，足以在如此的长时间内，
得到如此热烈的支持。亚圣与始皇，恐怕他们自身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某些客观
因素已经把他们生平事业牵连在一起了。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前言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
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
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
幕后的重要功臣。
旅游者从西安到骊山所看到黄褐色的土壤是黄土地带的东南边际。这土壤纤细
有如面粉，令人设想几百万年前经过风力的转运，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它的深
度自50英尺到700英尺，它的下层可能是在冰河时期结束时受到极大的压力所粉碎而
成。当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水力冲刷而沉淀于东部，又经过长期间的堆积，才聚
成今日之深度。这种现象给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因为黄土之纤细，可
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
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
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
结。凡此都经过无数成文资料的证实，井非某一种资料强作此说。
黄土与中央集权
黄土还给中国另一种影响：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
0英里。它也在内地接受几条支流的汇入，其结果是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
通常河流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锟赡芨咧?
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纪录。其中一条支流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
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
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
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
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
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
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春秋》中有一段记载，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
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这“葵丘之
盟”在约350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
《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
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
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
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
更是如此。
上述谷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虑。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
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
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
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
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
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前人缺乏这种
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岁必有灾荒，12年必有大饥谨。其实在1911年民
国成立前之2117年内，共有水灾1621次和旱灾1392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
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392次。
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
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
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
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
0倍。不难想像，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
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
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
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
农业与游牧
此外另有一种气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权的发展。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
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中国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这现象不难解释，带着湿气的热
风，愈吹入内地，被蒸发的程度也愈为增高。而且沿海下雨就已减少了空中的湿气。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
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国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
每年至少15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中原农
业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农桑，
他们不直接的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
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
觅水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
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
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
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
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在时间上讲，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世纪即描画着骑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
牧成为一种部落习惯和随着而来的骑兵战术则出现较迟，并且经过一段长时间，才
传及东亚。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国家
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
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全国的国防线
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
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中
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50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
只不过始皇以残暴的力量完成帝国的统一，而亚圣还在以好意劝说，着重道德上的
移风易俗。在历史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在近距离之内，孟子好像失败，
当他劝说战国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时，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认识。井田制度早被
放弃，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因为国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
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课税，也将他们征发为兵，数以万千计。而且这种竞争风气更
受商业的影响。当时所谓商业仍在婴儿时代，只是因为有好几位特殊人物超越国界
的政治活动，才使之活跃而显著。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
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及恻隐之心对付。实际上，吞并的战争仍继续进行，以至最
后只有一个胜利者。
儒家与农村组织
然则从长期上讲，亚圣孟子与大成至圣孔子，都已看清中国命运上注定必然为
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虽然要根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humanism）
的调节。所谓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组成，在这种背景内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孟子》
一书中提及亚圣与他年齿稍幼的两个哲学家意见不合。杨朱主张各人循着自己的私
利观行事，若以道德激劝，强人违反自已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乱，所以他说虽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他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趋向，去接近欢乐，
避免苦楚，这和近来西方时尚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
sm）非常接近。和他观点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强调上天命令每一个人不分畛域又不
待仪节约束地去兼爱他人。既有如此的强迫性存在，则任何要求也不算过分。在行
动上墨翟和他的门徒冒着性命的危险，企图避免当日的兼并战争。
孟子对两人都没有好话可说。他指斥杨朱之纵容个人的私利观，等于承认君主
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爱，等于否定父亲的特殊地位。他以绝对的态度丝毫
不通融地警告着：“无父无君，禽兽也。”如此不容忍的态度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
惊讶。所以务必投以历史的眼光，才能了解个中究竟。
战国末期铁器业已出现，因此上层社会的繁复程度更增加。可是几百年后中国
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下层仍保持着均一雷同的基础。文笔之吏仍以竹片作书柬，纸
张之发明尚在公元后1世纪。但需要整个帝国一体行动的诸条件，却已迫不及待。如
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
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
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
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合实际，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
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作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降生之前。事实上整个
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
亲疏之分责成各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利，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现代的法理学是长时间推衍而成的。在西方直到中世纪结束，封建公侯无力控
制城市，才让市民不受庄园法庭的管制。之后又从这城市特权，产生了公民的自由
权利，自始至终这发展不待人谋。而等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自觉运动，
将所有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及于全民。又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才看到这种运动逐
渐地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是命中注定，中国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
这趋向的因素和它作对，而是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从未发生。欧洲汉学家白乐日
（Etienne Balazs）说．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
之内，权力最盛。
显而易见的，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
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
段长时期，这系统听产生的秩序及稳定，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
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中国沿海各处立足，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
露。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
为目的，而不及最高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
欠实力。当这些弱点暴露之际，其缺乏效率之处，尚可视作非道德。
将杨朱、墨翟和孟轲参差拼合，可以看出中国历史里长久的茎干。当然，尚不
止此，此后这面目及趋势，还有相当长的发展，牵涉到许多惊异曲折，上文不过指
出，任何值得提及的事体在中国展开，通常都是以极大规模的方式展开。中国历史
上戏剧性和出人意料的地方，当然也离不开这种特性，如果当中有任何差池与过失，
通常也是非同小可的差池和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