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邓子恢 - 《党史博览》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邓子恢
□ 许人俊《党史博览》2005年第10期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场大劫难,许多领导人都先后身陷困境,历遭磨难。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也不例外。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人,在汹涌的“文革”政治风浪里,依然一身傲骨,正气凛然,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大雪压顶松不弯”的气概。
奉命回京参加“文革”运动,“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邓子恢甚感茫然。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他大谈“耕牛折旧制度”
解放前后,中共党内对一些年长且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往往习惯尊称为“某老”,如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吴老(吴玉章)、谢老(谢觉哉)、林老(林伯渠)……邓子恢也是其中之一,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种场合讨论有关问题,或是见到邓子恢时,也都亲切地尊称他“邓老”。
“邓老”这一称呼,最早是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喊起的。当时,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在新四军众多领导干部中,邓子恢年龄最大。因他曾经东渡扶桑,留学日本,知识渊博,加上为人厚道,作风正派,德高望重,颇有兄长风范,所以,大家都跟着陈毅尊称邓子恢为“邓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子恢在中南局担任第二书记。1953年,被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参与领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1964年,毛泽东在全国城乡发动“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当年11月,经中央同意,邓子恢到广西农村参加“四清”。
邓子恢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熟悉农业,热爱农民,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
那时,他看到农村人民公社搞“大呼隆”劳动,吃“大锅饭”,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很低,农民生活困难,深感忧虑。于是,在搞“四清”的同时,他居然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远离首都的南国偏僻山区秘密推行生产责任制,提倡“大农活小段包工到组,小农活大段包工到户”。他特别强调责任制必须联系产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对人民公社对固定资产管理不严,将农民的耕牛、大农具收归集体,而且不搞折旧、不搞经济核算等现象极为不满。他在玉林地区指导地委制定了《关于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的意见》、《关于做好生产队现金、产品管理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生产队固定资产管理的意见》、《关于生产队实行耕牛、大农具折旧存放款的意见》。这些措施实行后,当年的生产管理和粮食产量都是合作化以来最好的,干部高兴,农民也开心。
后来,邓子恢转移到桂林地区搞“四清”时,仍然继续倡导生产责任制,推行经济核算和固定资产折旧制。他还不断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建议在全国推广耕牛、大农具折旧制。一天,他拿着厚厚的《资本论》对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说:“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或叫不变资本)如机器设备、建筑物等等,在生产过程中有一部分被磨损,从而将它的价值转移到生产物中去。这些固定资产,虽然表面上存在,但它的价值由逐步磨损而减少。临到全部更新的期限,以至最终报废,必须有相应的形式来弥补这部分固定资产,使之回流到它的出发点,这就是折旧。”随后,邓子恢转到耕牛话题上,动员王祝光说:“我们可以先搞耕牛、农具折旧,不折旧就是吃老本,最后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样办经济是不可能办好的。”
然而,正当他在广西基层满腔热情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并取得明显效果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在北京悄然兴起。1966年7月底,邓子恢接到中央通知,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已经被打倒。凭着以往的政治经验,邓子恢预感形势不妙,忧心忡忡。一回到北京,他立即参加了8月1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还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升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中央领导班子如此大幅度的升降调整,邓子恢不但感到突然,而且很不理解。
“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邓子恢甚感茫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他干脆公开宣布自己要退休,想过老百姓的平静日子,开始学习如何安度晚年生活。
8月17日,邓子恢突然接到中央通知,让他8月18日到天安门城楼,陪同毛泽东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那天,他身揣“红宝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面带笑容,拉着他同朱德、叶剑英、贺龙、徐向前、陈云一起合影留念。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时,邓子恢又一次参加了。
那天,在城楼上,他依然心系农村和农民,念念不忘“耕牛折旧制度”。一年前,他在广西曾经就耕牛折旧问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报告,中央一直没有表态。这次,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他感到机不可失,于是抓紧时机,再次向毛泽东重提“耕牛折旧制度”的话题,大讲其重要性、必要性,建议允许农民私养耕牛,发展养牛业。众所周知,当时毛泽东正一心一意发动“文化大革命”,致力于抓“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对邓子恢的话题当然不感兴趣,一直只听不吭气,直到接见结束时也没有表态。邓子恢并不灰心,还想另外寻找合适的机会,同毛泽东重谈这个事关农业生产发展的话题。家里人知道此事后,都大为吃惊,认为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大谈耕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可是,邓子恢却不以为然地说:“允许农民养牛,对生产有利,对国家有益。凡是利国利民的建议,就应该提嘛!”
然而,他没料到,“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很快就烧到了他自己的头上。
农林口动员“炮打司令部”,邓子恢在劫难逃,首当其冲。面对调查人员的谬论,他火冒三丈,拍案而起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来到农办机关大院视察,了解运动进展情况,随后,到三楼会议室作了“炮打司令部”的动员报告。他明确指出:“炮打司令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农林口,就是炮打邓子恢、廖鲁言。”
“炮打邓子恢”的号召刚刚发出,农林口机关干部闻风而动,热烈响应,原本安安静静的机关大院,随即闹腾起来。“炮打邓子恢”、“肃清邓子恢影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些大字报还贴到了邓子恢家里。
这年国庆节后不久,在首都红卫兵四处散发的“百丑图”上,出现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彭真、邓子恢等人的形象。随后,邓子恢家中直通中南海的红电话机被撤掉了,副总理特种供应取消了,身边工作人员撤走了,原有的警卫人员虽然留在门口,但被通知不许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可以随意进入他的家中。
更有甚者,有一天,国务院农办奉“上级指示”,竟然派人对邓子恢夫妇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不准你们在农办居住,你们必须立即离开农办大院!”邓子恢的夫人陈兰伤心地流下了眼泪,邓子恢也很气愤,但又无处说理,只好以沉默表示抗议。幸亏这一计划后来未能实现。冬天,农办机关又借口锅炉房缺煤,停止供应他们家的暖气。年过七旬的邓子恢,原本体弱多病,受不了寒冬的折磨,只好用小小的蜂窝煤炉子烧火取暖。结果,满屋到处烟熏气染,一家人苦不堪言。
1966年冬天,农林口各部机关的造反派,把邓子恢绑架到十三陵一个偏僻的农村里,什么也不让带。夜里寒风呼啸,邓子恢没有被子盖,只好穿着棉袄,蜷缩在农民的炕上冻了一夜。第二天,邓子恢又饿又冷,造反派又将他押到农展馆开大会批斗。
这次绑架批斗邓子恢,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他极为生气,立即通知卫戍区派警卫战士值班,加强保护。他明确指示:“邓老身体不好,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背靠背批判,但不准揪到会场上斗。如要揪到会场上斗,必须经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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