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 《党史博览》

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 阎长贵《党史博览》2004年第07期
“高炬”不是江青
“高炬”是1966年5月8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的作者,是一个笔名,其意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其实,也可理解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火炬”——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选择和决定用这个笔名的作者本人知道了。然而,这个笔名究竟是谁的?同谁有关?多年来,在党史界、文艺界,绝大多数人说是江青的笔名、化名,或者说和江青有关。兹举几例。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68页上记述：
《解放军报》8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上记述：
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上记述：
5月9日(按:应为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略)。
《中国1966年—风乍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5页,除了讲到“高炬”(江青化名),还指出“高炬”的名字并非5月8日第一次出现,它写道：
4月25日,《解放军报》刊登高炬《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株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这是受到江青控制的写作人员组成的高炬——高举斗争火炬——的第一次亮相。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5页上写道：
5月8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由她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类似的说法还可以举出不少。看来,“高炬”是江青的化名(或笔名),或同江青有关,这是“铁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然而,事实究竟怎样?应该说,现在辨证清楚这个问题也不难,因为当事人或知情人很多都在,若再过几十年,那就难了。
“高炬”(及其文章)和江青毫无关系,也不必执意这样说。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说法,就是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来的,亦即江青提出来的。然而,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及其署名“高炬”,又确确实实同江青无关。这是真正的知情人讲过的。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说：“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何明是关锋的笔名……高炬的文章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临时用了这个笔名,乃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有的书上说这是‘江青的笔名’,或说这篇文章是‘江青主持写的’,都不正确,当时江青还在上海,7月20日才回到北京。”穆欣说法符合实际。只是有两点不够确切,一是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而5月8日尚未经中央公布正式成立,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云云,似值得进一步斟酌,是否应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二是所谓“临时用了”高炬这个笔名也不确切,如前所说,4月25日《解放军报》就发表过署名“高炬”的大批判文章。我问过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他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应该说,他非常清楚“高炬”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他也说“高炬跟江青没有任何关系”。
总起来说,对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再不要“以讹传讹”了,还它一个简单明白的本来面目吧!
江青没有参加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再说江青和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具有标志性的会议,它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的“五一八”讲话,等等。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没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江青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江青传》、《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看来,江青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毫无疑问的了。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江青当时还在上海,7月20日才回到北京。”那么,为什么这些有权威,或没有什么权威的书,都说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议呢?是不是会议名单列有江青的名字,而她实际上没有参加?当时江青身边的好几个工作人员(护士、厨师、服务员等)都可以提供证明。这件事我没有条件查阅会议档案,不知会议名单上是否真的列有江青的名字。但是,江青确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觉得,对这件事情,也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江青1966年7月20日回到北京,就和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连不断地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校煽动“文化大革命”之风。8月初参加进一步全面发动和更进一步深入“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8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从有关材料看,12月份,江青不是接见这个造反派,就是接见那个造反派,加上我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任她秘书的亲身经历,可以认定：从1966年7月20日到1968年1月,江青没有离开过北京。其后,即1968年1月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仅就1967年来说,整整一年,江青没离开北京一天,这是江青随毛泽东1949年3月进北京后,很少见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阅注：杨银禄说：从文革开始，到九大，江青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北京。］
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样?据在她身边工作十几年的同志讲,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个月。每年过了国庆节(有时国庆节前)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5月、6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从北戴河回来,过了国庆节,又去南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唯独1967年,江青死死地呆在北京,哪里也没去。对此,周围的人都看到了,其中原因,很费思索。但是,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江青秘书整整一年,没和她乘过什么专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见到过她在外地的豪华住处。江青在1967年,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等处开会,会见什么人,其住处就是钓鱼台11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大概是1967年6月份,江青身体不大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当我有一次这样劝她时,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说实在话,当时我真想江青到外地去一段,这样我也可以跟着乘乘飞机,到什么地方去看看;而我虽然参加工作五六年了,还没怎么离开过北京,更没有资格和条件乘飞机了。可是,江青在1967年就是一步也不离开北京。
1967年,江青的主要活动
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讲,在1967年,江青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在过去,她常要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她打扑克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着强的对家,如不让着点,江青就可能输,但让又不能露出破绽,露出破绽她也发脾气。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等任顾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说:“江青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可能是事实。在“文革”前(以及“文革”中),江青爱养猴子、养狗,说猴子“最富有人情味”,狗“很忠实于主人”等等,往往在广东买,带到北京来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这些事,在1967年,我都没见过。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记述:不知是刮的什么风,这天下午,江青又眉开眼笑叫小阎:“你跟我到健身房里,帮我做点事。”
这个健身房足有七八十平方米大,明亮宽敞,设备豪华。……
钓鱼台有没有这样的健身房我不知道。江青在1967年1月以前和1968年1月以后,即我去给她当秘书以前和被她赶走以后,她是否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我不知道,我也没调查了解过。但说1967年江青带着我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包括说她和其他人活动过),纯粹是瞎编。
江青在1967年“工作”和开会之外,还有些什么业余活动或娱乐活动呢?据我看到和亲身经历的,就是看戏、看电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个别时候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送片子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17楼放映厅看,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几个人)一起请来。如果没有这些人来,就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1967年所看的片子,主要是中国片子,还有香港的,外国片子并不多。就内容来讲,实话实说,没有什么黄色的。
顺便说一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单位——从基层单位到高级单位的舞会,都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取消了,或者说,面对着红卫兵造反派的行动也无法举行了,唯独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化装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的清唱,等等。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我不会跳舞,只能坐在那里看。
1967年,江青反复说她是“政治化了的人”,从她实际的行止和表现看,也确确实实像个“政治化了的人”。江青是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抢头功,以便职务和地位进一步攀升,这也可以说是她的政治野心—须知当时她连中央委员也不是。总之,1967年是江青竭力往上爬的一年。从后来的情况看,江青这个目的是达到了。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制造出来后,康生、陈伯达等人,把揪出王力、关锋、戚本禹,都说成江青的“功劳”。1969年4月在“九大”上,江青不仅挤进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挤进了政治局,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