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不遗余力地支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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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原本只是一个中学生写小字报时用的笔名。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十多年后以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享誉文坛的作家)等7名同学来到圆明园遗址,他们用幼稚的头脑考虑不属于他们考虑的政治风云,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左派,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他们要造校党支部的反。学校领导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他们感到心情沉重,缺少力量,需要组织起来自救,争取更多的同学的支持。采用笔名的另一个用意是:不暴露真实姓名,让学校领导弄不清是谁,有多少人。几个人决定,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笔名,于是张承志用过的“红卫兵"被提出来,并获通过。
红,喻红色政权、毛主席党中央。红卫兵就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5月30日,一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大字报出现在清华附中校园。6月初,红卫兵便遍布北京各个中学。早期红卫兵成员多为高干子女,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在骨子里是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的坚定与纯洁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在这方面普通百姓的子女远不如他们,至于后来被这些红卫兵命名的“黑七类”子女,更被他们视为异端。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月,青年人被畸化着,明明在几千年阴魂不散的“血统论”中纵横驰骋,还自以为代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观念。
他们以为“造反”就是造所谓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也就是在造别人的反。建国后他们始终处于天之骄子的位置。他们痛恨“黑五类”,歧视并破口大骂狗崽子,从骨子里信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但这场“革命”却并不按照他们幻想的轨道运行,随着老子一个个被打例,他们自认为高贵的血管里也流进了“狗”和“鼠”的血。那个历史小丑、北工大的“血统论”的始作俑者就经历了这种待遇。这当然是后话。
幼稚的年青人同样不知道,自以为横空出世的红卫兵,从此演出的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没有哪一幕真的是靠了自己的七十二变,自己手中的金箍棒。他们不是时时受到唐僧紧箍咒束缚的孙悟空,而是背后有一只老虎撑腰的狐狸。众兽四散奔逃奔的并不是狐狸,而是畏惧真正的山中之王—它背后的虎。不信请看事实:不可一世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曾佩戴了他们的袖章,可谓威风八面。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平民子弟、受血统论压迫的学生也组织起来。其中北京建工学校有一一个组织名为“飞虎队”他们决定要教训教训西纠。
一天,一辆解放牌卡车开进北京四中——西纠的大本营。车上跳下十来个学生,个个手持一根木棒,见到佩戴西纠臂章的就打。曾经令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望而生畏的红卫兵纠察队的勇士们顿时作鸟兽散。“飞虎队”大胜而归。四中门口转眼又聚集了成百上千的血统高贵的“孙猴子”们。他们破口大骂,商量如何讨伐不知天高地厚的飞虎队。就在他们义愤冲天之际,那辆该死的卡车又不知死活地开回来。成百上千的“孙猴子”们毫不迟疑,拼命地转身逃命,没有一个敢于试试身手。那支“飞虎队”一时扬名北京城。据了解,“飞虎队”全部成员不过11人。
是“飞虎队”等后起的造反派特别勇猛善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造反英雄聂元梓最知道勇气、力量从哪里来,如她在天安门城楼上所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念毛主席;当我们感到幸福的时候,更加想念毛主席。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到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永远在我们身边。
8月18日上午7点30分,广场响起《东方红》乐曲。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开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邓小平、刘少奇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全场万众欢腾,无数只手举着红色《毛主席语录》向着天安门挥动。毛泽东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要八次接见红卫兵、各地来京的师生、群众?毛泽东是发动群众运动的第一高手,他理想要千秋万代不变色,要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在领袖死后焚尸扬灰,他怀疑刘少奇,也怀疑很多领导人,这个时候只有发动年轻人,让这些狂躁地崇拜自己的年轻人冲决一切罗网,把一切隐患消除。
红卫兵的确像没脑袋的苍蝇四处乱闯直到大打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