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上海的中共间谍刘人寿

17岁的刘人寿与女友黄景荷等奔延安。入党，聆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教诲。1939年初，19岁刘人寿接到姐姐来信，称母亲希望刘人寿能到重庆相见。刘人寿将信呈交潘汉年。潘汉年考虑在日伪控制的上海建立情报网，便让刘人寿、黄景荷利用这个机会，先去重庆，再返回上海。刘人寿与黄景荷登上军车，辗转到了重庆。不久，潘汉年也到了重庆。
黄景荷的表哥陈震在国民党“民权号”军舰上任报务员。5月3日、4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刘人寿以躲避轰炸和学一门技术以便找个好工作为由找到陈震。陈震带他到 “民权号”舰，住在舰上学习收发报。按照规定，外人留宿军舰，必须得到舰长同意。副舰长与陈震及黄景荷的哥哥是同乡同学，做个顺水人情。陈震写了保单，就将刘人寿带上舰。
两个月后，刘人寿能每分钟发电码120个，超过80个的合格标准。在“民权号”上试发几次，对方都表示满意。
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有一三层新式里弄建筑。是李白最后的居住地，也是他工作、被捕的地方。每逢节假日，大批上海市民前来瞻仰烈士风范。“战斗在敌人心脏”、“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词汇再一次将人们带回那个令人揪心的时刻。
李白1942年9月被捕。和李白不是一个系统的刘人寿，最早得知这一消息。当时，刘人寿因电台被破坏，经潘汉年介绍，认识了在新闸路常德路开设“源源无线电行”的涂作潮，希望他帮忙建电台，以便尽快与延安取得联系。
一天，涂作潮慌慌张张来找刘人寿，说与他有联系的一座电台已被破坏，报务员被捕，涂不能回家。这时，刘人寿才知道与涂有联系的电台即是李白电台，该台设在许彦飞所找的房屋中。
李台被侦破后，许彦飞和照管李白夫妇生活的张建石要设法营救李白。张建石与属刘人寿一部的张建良相识，便要求张建良帮助营救。张建良有位颇有胆识并富有正义感的黄埔好友，能与日方取得联系，他同意营救李白，但要求了解李白被捕后的口供，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张建良经过打听，得知李白虽经日方多次刑讯，但并未暴露身份。情况摸清了，“移花接木”的营救方案也成熟了:即把李白电台说成重庆国民党电台。由于日方把战略重点放在与重庆搞“全面和平”之时，释放一个重庆的报务员，乃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
不久，张建良获知消息，日方已允考虑释放。许彦飞帮助觅了铺保，由李夫人裘慧英去“七十六号”办了保释手续，才把李白营救出来。
李白获释后，刘人寿曾奉命征求李白的意见:“是要去解放区，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李白说:“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从此，李白在张惟一、刘人寿的领导下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
1949年，一个下午，一名女情报人员向化名“竹先生”的刘人寿传来消息，刘人寿非常激动，立刻给李白打电话，但没能打通。直到傍晚，他又试着给李白打电话。结果对方说，李白生病住院了。他开始感到情况不对，前几天还见过面的呢。
担心出事，刘人寿叫了辆黄包车送女情报人员去火车站。回家之后，刘人寿才得知，李白已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刘人寿想尽办法也没能救出李白，这成了他最懊悔的一件事。他曾说，李白同志已经被捕过，而且差点丢了性命，原则上不适宜再在上海工作。当后来得知李白还是一位老红军时，刘人寿的懊恼之情愈加深切。
抗战期间，潘汉年潜回上海。通过袁殊牵线，潘汉年假意与日伪合作，将中共情报人员打入当时驻沪领事岩井英一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这其中就有经香港返沪的刘人寿。
岩井公馆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刘人寿进入岩井公馆后，在顶楼掌管了一部电台。他每天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选择部分内容交给日本人。
在刘人寿的隔壁，有个日本特务翻译组。日本翻译遇到无法翻译的汉字，便向刘人寿请教，刘人寿借机获得情报。一天，刘人寿被日本翻译叫去解答问题，迎头碰上突然到来的岩井英一。刘人寿刚走，岩井英一就询问日本下属:这人经常来这里吗？幸亏日本翻译说:“这人不叫不来。”
一天晚上，刘人寿正在顶楼操作电台，突然闯入一伙日本海军特务，抄下了电台的呼号和波长。情况表明，打入魔窟深处的中共情报员，其实也受到对方的严密监视。刘人寿更加谨慎从事，尽力收集情报工作。“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封锁消息。刘人寿从电台中抄收到中共中央军委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决定，通过日本人在上海的报纸捅了出去。其间，他还把收集到的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和日本南下袭击美国的重大情报及时发给中央情报部。后来，潘汉年考虑刘人寿的安全问题，从岩井公馆撤出。刘人寿开始在上海组建秘密电台，分别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襄阳路西)。
日本宪兵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地下电台。刘人寿平时发报，都要把门窗加厚密闭，以防电键声和灯光外泄，有时发报的波长不当，会引起电灯闪光。1942年夏，位于贝勒路的地下电台被日本宪兵侦测发现，但没有具体测定在哪个房子，日本宪兵几次进屋检查，所幸机器收藏在夹壁里，没被找出。
1947年，因潘汉年远赴香港，其在上海的情报系统，实际负责人已是刘人寿。
淮海战役前夕，地下党员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令潘汉年、刘人寿极为欣喜，他们希望吴仲禧尽力在前方多收集情报。吴仲禧找到当年保定军校的同窗吴石，吴石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发了介绍信，要李树正对吴仲禧多加关照。
1948年夏天，吴仲禧到徐州后，受到李树正热情接待，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见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行事反映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就默记了一部分。第二天他又借口进入机要室，把主要部署用笔记了下来。
接着托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剿总司令刘峙正式批准他回后方。车到南京没有停留，吴仲禧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汇报。
送走吴仲禧，潘汉年立即赶到医院，找到在医院当文秘、同时担任情报交通工作的刘人寿之妻黄景荷，将写好的情报传递给她，由她带给负责电台发报的刘人寿。
这份被后世称为《徐州剿总情报》的密电最后由刘人寿发到了延安。但那时的刘人寿并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刘人寿在翻阅李克农的传记时，才蓦然发现一件事:第一份向中央提供有关淮海战役的敌情电报，竟是自己的电台发出的。这是解放军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敌方部署最早、最完整的情报，对我军决策起到重要作用。刘人寿电台61年前发出的密电。如今成为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重要展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