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情绪的历史 恐惧 恐吓 害怕

人性：情绪的历史  恐惧  恐吓 害怕
恐惧
在这个世界上，恐惧是我最为害怕的一件事情。
［法］蒙田
1．在古英语中，意为危险。
2．由于感到危险的迫近或者意识到邪恶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痛苦和不安的情绪。在其早期的用法中，多指那些非常强烈和极端的恐惧情绪，常赋予无生命的东西或抽象的事物以人或生物的特性、思维与活动。
3．对某件事情的恐惧状态；尤指对神（更准确地说是对强力权威）的恐惧或敬畏。
4．因关心某人或某事是否安全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5．作为宾格使用时，指导致恐惧的能力；引起或将要引起恐惧的事物。
达尔文在生理学层面上对其做出的解释：
睁大眼睛或嘴巴；眉毛抬高；一动不动；摒住呼吸，蜷缩/哭泣，心跳加速，脸色苍白，流汗，毛发悚然，呼吸加速，唾液分泌失调，口干舌燥；颤栗；失声；瞳孔放大；颈阔肌收缩。
1.恐惧
在《牛津英语大辞典》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其做出解释之前，恐惧就早已存在了，而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情绪，它确实客观地存在着。同时，世上也总有一些事物天生就有令人恐惧的属性，比如，悬崖峭壁和饥饿的猛兽。世上充满危险，而正是它们提醒人类在靠近时产生恐惧的情绪。这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恐惧这个词源于一个听起来很像哭泣声的古撒克逊语，除了害怕和担心的意思之外，这个古撒克逊语还暗指某种不明之物在前方等待着我们。的确，所有的恐惧情绪都混杂着一种要被伏击的感觉，一种害怕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的担忧。恐惧警告我们某种行为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正因为恐惧预示着某种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坏事，结果往往是人类会被一些本不存在的或者不可解释的事物所慑服。
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近500年的思想启蒙，从理论上讲，我们的精神应该是非常坚强的。但事实却是，即使那些最为理性的现代人也会发现他们曾被某些不可解释的事物推入恐惧的漩涡。空屋中发出的惊声尖叫，突然间自动关闭的房门，百寻不获的钥匙突然出现在壁炉架上。刹那间，人们为巨大的恐惧所淹没，不得不努力去阻止思绪陷入某种对超自然原因的思索。
尽管我们会把上述事件视为无意义的，从而加以忽略，但这些经历却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潜藏于人类心智深处的本能，即一旦有证据表明外界存在危险，人类就会反射性地产生恐惧的情绪，这是人类的本能。无论是现代的神秘主义还是梵蒂冈的教会，各种成系统的、不成系统的信仰无一不是建立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先民的幻想之上的，而这些幻想正是先民无法摆脱本能性恐惧时产生的。就像所有的物种在受到外界刺激时会分泌肾上腺素一样，人类在感到恐惧时就有了夹杂着人类的意识和想像的信仰。恐惧对我们的影响还不止于此，社会起源于人类的合作团体，而后者的出现也是由于恐惧的存在。在所有的恐惧之中，有一种恐惧最为可怖，那就是死亡。人类在死亡面前，如履薄冰。
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如果要追问人类的何种情绪最为古老，那么答案一定是恐惧。当人类最早的祖先南方古猿在非洲草原上步履蹒跚，结伴而行时，世界就是一个充满威胁和恶魔的地带，有暴风骤雨，有烈火焚烧，还有无法控制的疾病和疼痛，这些与他们形影相随。而在人类起源之初，理解的缺乏更加深了恐惧的程度。
到了大约200万年到150万年前，早期原始人开始尝试着借助神话的形式去理解这个可怕的世界。于是，闪电成为自然之神被激怒的结果，它可以通过仪式加以缓和。这种想像出来的因果关系似乎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由此，供奉等象征性的仪式被认为可以治愈疾病、减缓暴风骤雨。虽然这些活动只不过时有奏效，但这已足够让其发展成更为复杂的仪式系统了。
在中古到上古的转折时代，即大约4万年前，也就是最后一个冰河期，上述象征性的仪式最终促使人类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即艺术和宗教。人类历史也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阶段。假如我们把宗教，比如欧洲和北非等地的犹太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看作是在埃及和希腊—罗马多神教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一神教，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多神教的信仰体系出现在史前时期，但是正如古生物学家约翰尼斯等人在二战后所认为的那样，多神教仍然是建立在先民对一个最高神祇的信仰和畏惧之上的。考古发现的动物牺牲品、被埋葬的某一部分动物躯体，或者是上古时期洞穴壁画中的打猎场景，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目的：祈求神祇能在他们捕猎时赐予好运。在为巨石所掩蔽的、黑漆漆的洞穴中，先民们手举火把，将熊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切割，敬献给神，以此祈求神能够在下一次的捕猎中再次给他们带来好运，让部族繁衍生息。除了供奉牺牲品之外，先民们还用红色的赭石、黑色的陶土在墙壁和洞顶上画出追逐捕猎的场景。19世纪后期在西班牙桑坦德省的阿尔塔米拉地区，20世纪40年代在法国西南部的拉斯科岩洞，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大量表现先民对富庶生活想像的作品。有用石灰石、皂石或者象牙雕刻出的许多表现怀孕女性的小雕像，雕像似乎预示着子孙的兴旺，以保证部落在经历寒冷和食物匮乏之后能够存留下来。
假如的确是恐惧引发了最初的神学，那么除了不可预料的因素之外，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到底还害怕什么呢？我们或许能从山洞里那些烧焦的骨骼和残留的灰烬中找到答案。在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已经会使用火来煮食、照明和防卫了。随着游牧生活方式的开始，先民们迁居于各大陆，发生在对立部族之间的残酷争斗也大为减少了。和更早时代的人类相比，旧石器时代的先民虽然还会经常游牧，但他们能够利用领地内的各种屏障来保护自己。尽管他们还会感到恐惧，但他们进行宗教和文化活动的目的却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现代人从事这两项活动的目的无异了：害怕自己和家人的死亡。
一旦火被驯服，原始人就能够煮熟食物，使其易于消化，但好处还不仅于此。原始人也用火取暖，用火驱赶旷野中的狼、鬣狗、豹、虎等野兽。火的使用一定给原始人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即距今20万年以前，火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原始人不再是完全受制于环境了，相反，他们拥有了某些控制环境的能力。火的驯服的确使人类在摆脱恐惧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对于原始人来说，他们却无法借助自己的才智去摆脱死亡。死亡总是恣意妄为，贪婪地吞噬着生命，似乎比任何外敌都更为强大。
二战以后，大量的洞穴遗迹通过考古发掘出来。借助这些发现，我们或许能够证明上述观点。遗迹表明冰河时代的原始人已经有了非常复杂的葬礼，躯体的腐烂是无法阻止的，但死者的亲朋好友却不认为他或她已经不存在了。换句话说，死者虽然已然瞑目，但却似乎仍能对在世者施加影响。大概冥界就是这样被区分出来的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考古学家多次发现死者被埋葬的姿势总是面朝下而且蜷曲着。这是由于尸体在下葬时被绳索缚住，而绳索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因腐蚀而消失了。在地中海沿岸，即现在的意大利地区就曾发现了这样的墓葬。
对于原始人而言，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不可逃脱的事件，而死亡的到来又是那么的随机。大概那个在人们狩猎时赐予好运的神也掌管着生与死，他通过疾病、猛兽的吞噬或者饥饿等各种方式将人们带到死亡的面前。
距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的80年里，进化心理学认为成系统的宗教信仰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就是原始人为了借此理解各种自然力。通过设立一个个掌控某一现象的神，比如火神、风神等等，混沌的世界就有了次序，同时世界也有了亲切感。这一观点在进化心理学中一直是不争的事实，直到德国的两位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出版了他们的《启蒙的辩证法》。在这两位学者看来，启蒙主义的观点是不对的，即宗教的出现并不是人类为了在自身与自然之间建立起某种可靠的连接方式，而是由于人类内心中普遍存在着巨大恐惧。某位拥有无上权力的神，通过各种自然现象表达其愤怒和怨恨，不期而至的闪电、熊熊燃烧的森林之火都是他的工具，然而关于这个神的真实面目，人却无法定义和把握。所有的奉献行为都是为了能取悦于他、它或者他们。
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于那控制死亡的神灵的恐惧，和我们每个人都体验到的对未知的恐惧整合在了一起。正因为控制万物的神是看不见的，不能被理解的，因此自然本质以及我们自己的本质都是不可把握的。而必然降临到每一个生命体的死亡或许就是通向另一个不可知的世界的大门。既然身后会有一个死亡的国度，那么在黑暗的边界会发生些什么，这是人们极为关心的事情。在古希腊，紧跟戴奥尼索斯教（活跃于公元前7世纪晚期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之后出现奥菲士教，是最早提出死后精神仍会存在、灵魂不灭的教派之一，其教义认为死后的世界里的生活是否幸福取决于之前在尘世人们是否赎清了罪恶。与之前崇拜酒神的戴奥尼索斯教不同，奥菲士教不主张在狂乱的放纵饮酒之后，再进入精神的纯净阶段。奥菲士教的彼岸世界是真正英雄的乐土，然而在基督教的彼岸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奖罚分明，根据尘世中的表现，人们被重新分配到不同的世界。但自19世纪早期以来，许多思想者都指出，教会之所以能诱使人们接受它的济世良方，正是因为人们恐惧于地狱里的永世折磨。与之相比，天堂永福的作用就微弱多了。
一旦人们接受了原罪的观点，恐惧也就促使基督教末世论的形成。一旦人们意识到末世审判依据的是自己在尘世间的一系列行为，那么人生就为恐惧所主宰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引入了焦虑一词，其含义指的就是对环境和生存本身的忧虑。这一思想在存在主义那里变成了每一个体的存在状况。这种焦虑起源于基督教认为人的行为有无数的责任。这也是耶和华对人类的报复。
除了对于末世惩罚的害怕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恐惧，即对虚无的恐惧。对于这个问题，叔本华早在19世纪初就讨论过。在20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先驱海德格尔那里，此问题重又出现。纳粹占领法国时期，萨特针对这一问题花费了数年时间完成了其著作《存在与虚无》。萨特认为我们内心中之所以会对存在充满恐惧，原因是人们害怕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苦难人生一定得有一个终极的原因，这种想法导致我们去信仰上帝等最高的全能者。这种焦虑的后果之一就是，整个西方神学自始至终都力图为上帝的存在设立一个逻辑的、理性的基础，即力图去论证上帝的存在。
圣·安瑟尔莫，11世纪的法国教士、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希望通过逻辑论证的方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的论证是一种本体论证明。其内容是，被设想的无与伦比的对象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上帝是一个被设想的无与伦比的对象，因而上帝存在。
200年后，托马斯·阿奎那论证说上帝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上帝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先天的，就像安瑟尔莫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确有能证明上帝存在的事实证据。这就是说，假如自然界中所有的事件都得有一个先导原因的话，那么在所有这些因果关系的起点处就应该有一个第一因，其本身不再需要外界的推动。假如生命序列的起点没有这个第一推动者，那么就是无创造了万物，这就意味着无存在，显然这是一个悖论。因而必须有一个第一因，而这个第一因就是上帝。
阿奎那的论证在19世纪初被神学家威廉·佩利进一步完善。在其著作《自然神学》中，佩利论证说，既然自然界中充满了各种精致巧妙又和睦相处的事物，那么就应该存在着一个设计它们的智慧者。在自然界中，生命现象是如此纷繁复杂，以至无法通过随机来产生，因为随机会导致很高的错误率。因而，我们只有通过一个起始的创造者才能够解释这一切。
还有一些人试图通过奇迹的出现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即使奇迹与众所周知的物理原理相违背，或者只是偶然的出现，又或者其因果关系不可理解，但论证者统统不予理睬，只是强调奇迹使他们目睹了上帝的伟大。另外有些人指出，人类先天就能意识到一些道德律的存在，如大部分人都能告诫自己谋杀、强奸或者偷窃是错误的，这被伊曼纽尔·康德称为绝对命令，他以此论证上帝的存在。但问题是，假如错误的观念对于物种的生存并不必需，又假如是上帝给予了我们正确的信念，那错误的信念又来自何处呢？
上述所有这些论证上帝存在的努力都存在着一个弱点，那就是论证都能被推翻。最好的证明只能是上帝现身给我们一看，而不是隐藏在另外一个世界中。然而，就算上述论证都被推翻了，却还会剩下一个功利主义的想法。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帕斯卡正是这一功利主义的代表。他认为，人们最好还是相信上帝存在，因为如果上帝不存在，自然不会有什么损失；可假如上帝存在，若人们不相信，那后果就比较严重了。这一功利主义的论证使我们意识到信仰原来可建立在数学概率论的基础上的，而帕斯卡恰好是一位概率论的大家。下面一段话是帕斯卡对前面众多论证的反对：
关于上帝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论证是如此复杂，如此超出人类理智的范围，以至于这些论证本身都缺乏了说服力。只有当人们阅读这些论证的那一片刻才有些用处，可一小时之后，人们又开始担心起来，因为这些论证者或许是错的。
上文中，“担心”二字是关键。我们无法被任何一种解释所说服，因为下一个解释似乎同样有道理。帕斯卡的盲目信仰，即单纯地相信有上帝存在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假如我们始终不明白安瑟尔莫的本体论证明，那么就合起书本随它去吧。假如我们不愿像帕斯卡那样，仍然想寻找更多能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那么得到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上帝存在，而且还有我们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早在佩利出生以前，牛顿就从设计的角度论证过上帝的存在。面对包括眼睛在内的，各种精巧的自然物，牛顿进行了认真的思索：
光、光的反射与生命体的眼睛，它们之间是如此巧妙地配合在一起，难道这是没有任何目的随机产生的结果？像这样的思索导致人类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万物，万物全部控制在他手中，他是让人敬畏的最高存在者。
假如我们只是肤浅地惊叹于上帝的存在，还远远不够，因为这就像是我们看过大峡谷之后，惊奇无比，但回到车上却又忘了一样。我们必须让自己有一种敬畏的情绪。但难道上帝需要的就是人的这种敬畏情绪？难道信仰的本质正如19世纪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是恐惧与颤栗？只有在恐惧与颤栗中，上帝才会接纳我们？如此，上帝不就成了一个凶恶的统治者、无情的迫害者？
随着西方世界的政教分离，先前学者们苦苦论证的那个理性上帝逐渐失去了威力。但这却丝毫不会影响到非理性信仰的存在。与现实世界并存的灵魂世界，它对我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我们对它的影响力。灵魂世界仍然是原初恐惧的副产品。它是人们死后要永久安息的世界，也是那些不受欢迎的、偶尔打扰我们正常生活的鬼魂的居所。对于灵魂、无形力量、鬼魂、幽灵的信仰是如此经久不衰，以至即使人们怀疑上帝的存在，也不会质疑它们。只不过在21世纪，它们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而已，比如各种治病的秘方、拥有魔力的水晶球等，在西方世界，它们填补了由宗教信仰危机造成的空位。
各种超自然的活动甚嚣尘上。2002年8月，一个叫做幽灵研究会的团体声称，在欧洲各地中，英格兰北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约克城是鬼魂出没最多的地方。证据是有人在20世纪50年代亲眼目睹著名的罗马军团出现在财政厅的地下室里，还有人在皇家大剧院里看到红十字会的女医务人员从墙壁里钻出来去摸坐在前排观众的脖子（很难确定她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许她因不伦之爱而被幽禁在了墙里，一旦有机会出来就想做些恶作剧）。到这个闹鬼小镇来旅游的人群中，学生团体逐年上升，学生都被这些故事所吸引，反而对真正的历史毫不感兴趣。
我们前述所讲的恐惧和超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幽灵问题上发生了倒转。我们之前说，因为对自然恐惧的原因，人类预设了上帝的存在。然而现在，人们却尝试着去相信来自灵魂世界的信使曾经造访过自己，以期去感受一种因恐惧带来的快感。灵魂学的研究实验从不缺少那些自愿在深夜被关进“闹鬼的地下室”的参加者。即使他们没看到、也没听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他们也会不时倾向于认为有神秘者正注视着自己，还有其他的存在者，空气变得异常寒冷，突然有手或轻或重地推他们。在全世界，从非洲的部落到美国或欧洲地区，有许多人都报告说曾经在晚上睡觉时遭到神秘存在物的袭击。奇怪的是，这些报告虽然有文化差异，但一个共同点是，所谓的神秘存在物都是一个脸色极其苍白的老妇人，目光凶淫，爬到人的身上，遏制人的呼吸。一个英国男人报告说曾经被这样的幽灵强暴，幽灵的性别可以随意地变换。或许存在着这么一群幽灵部落，夜夜游荡在我们周围，伺机偷袭熟睡的人们。受害者对这群幽灵的报告融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宇宙观，非洲的土著人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某位品行较坏的先祖，而美国的研究者则使用了超声波探测器，当教士说出耶稣基督的名字以期击散幽灵时，就会有一股强大的电流冲击监控器。
关于幽灵的种种，我们总是能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各种报道。等我们爬上床，关了灯，却发现自己不由自主身陷其中，无法入睡。深夜，在黑暗闭锁的房间里，我们重又像孩子一样被非理性的恐惧所包围，恐惧将我们彻底淹没，无法自拔。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我们得不到其他人的庇护，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
《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编撰者将恐惧的含义注释为“对神（更准确地说是对强力权威）的恐惧或敬畏”，这一解释也表明恐惧情绪和人对灵魂存在的理解之间的联系。恐惧当然不仅仅和宗教现象有关。但是只要有宗教，就必然有恐惧的存在。因而，只要宗教反对者的理由不够充分，人们仍会坚持对宗教的信仰。
恐吓
1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认为，管理国家的本领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理性的判断、狡猾精明以及不会因小失大的博弈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写《君主论》一书就是为了能献给一位理想中的统治者——靠武力夺得政权，又愿意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那里获得统治国家的知识。或许这位统治者的个人权力会受到敌手的挑战，但那些古代先哲的思想却揭示着人类普遍的天性。另外，马基雅弗利还继承了启蒙时期那种对于世界有序性的观念，这种科学化的观念预先假定，相同的政策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而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我们知道，君主最好不要重用那些在叛乱中辅佐自己获得权力的功臣，以免他们居功而傲。另外，要尽快将前朝统治者的余部和后代斩草除根，防止任何可能的叛乱。用高压代替共和制，因为“对民众要么爱抚要么压制；压制轻会得报复，而重压下反而没有反抗”。
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大都被专制的政治家所控制。马基雅弗利的家乡佛罗伦萨一度由梅第奇家族统治，最早是科西莫·罗伦佐，然后是其子皮耶罗。他们正式的爵位是托斯卡纳公爵，但其势力大大越出了自己的封地，他们还为梵蒂冈贡献了4任教皇。马基雅弗利亲眼目睹了梅第奇家族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为争夺那不勒斯，派兵入侵意大利，这就是延续65年之久的意大利战争的开始。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皮埃罗二世，站在那不勒斯人一边反对法王，结果导致了法军入侵佛罗伦萨，皮埃罗被驱逐。1494至1498年，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是性情苛刻的传教者萨沃纳罗拉，他利用自己在民众中获得的支持排斥商业和人文主义。他的统治导致经济下滑，而罗马的教皇也把他的宗教改良主义看作是一种威胁，宣布把他驱逐出教会，最后干脆给他扣了一顶异教徒的帽子。萨沃纳罗拉于1498年被烧死。1507年左右，马基雅弗利的朋友皮埃罗·索德里尼被选为正义旗手（掌管日常行政事务的官员）。马基雅弗利被任命为“九人民军”委员会秘书，负责组建民军，成效显著。1510年马基雅弗利受命前往法国斡旋，寻求与法国的联盟。在他的努力下，法国愿意帮助佛罗伦萨。然而1511年10月，威尼斯、教皇裘利斯二世、西班牙国王费迪南、英国和瑞士各州订立“神圣同盟”，目的是将法国侵略军逐出意大利。法军在1512年的拉万纳之战击败西军，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法国没能把战术胜利发展为战略胜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法军召回德国雇佣兵，而瑞士雇佣兵则投向威尼斯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法军被迫退却。佛罗伦萨被西班牙军队团团围困，少量民军毕竟无法抵挡大批正规军，1512年9月，佛罗伦萨投降，索德里尼逃走，梅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二世在西班牙的扶持下再次夺回了佛罗伦萨的政权，建立自由共和国的梦想终于破灭了。作为共和国政府的重要人物，马基雅弗利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他先是在11月被罢免，接着又在1513年2月被指控参与了一桩阴谋，被捕入狱，受尽了折磨。朱利亚诺二世的兄弟基奥梵尼当选教皇列昂十世，佛罗伦萨成了教会保护的领土，在教皇登基实施的大赦中，马基雅弗利方获出狱。
然而在经历上述种种挫折后，马基雅弗利并没因此而放弃他对政治乃权术之道的信仰。他写作《君主论》一书时正是遭受“神圣同盟”酷刑的时候。《君主论》于1516年5月出版，马基雅弗利本打算把这本书献给臭名昭著的朱利亚诺二世，但是朱利亚诺二世的死让马基雅弗利转而将这本书献给其外甥、年仅24岁的继承者洛伦佐。洛伦佐因不满足于仅仅控制佛罗伦萨一个地区，在掌权后的一个月内，他就占领了乌尔比公爵领地。马基雅弗利看到了真正能够实践其理论的政治家。如果能细读一下这本集严谨政治理论与优美文字于一体的论著，年轻的洛伦佐肯定会对第七章感兴趣，这一章正是讨论了乌尔比的统治者瓦伦蒂诺公爵，即凯萨·波吉亚失败的统治策略。凯萨先是实施高压的统治，然后对时局有所松懈，结果被反对者赶下台，还被施以酷刑。马基雅弗利评论说，“他清楚地意识到人如若不是被彻底地征服，那就会猛烈地反扑。”
《君主论》一书的基本前提即人性是腐败和自私的。正是基于此，马基雅弗利才相信人们普遍缺乏对于公众事务的奉献精神。对于他的这种观点，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作一种过激的愤世嫉俗而盲目加以否定，毕竟当马基雅弗利说“除非为外界所迫而行善，人们往往是恶的”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整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几乎都对此表示赞同。比马基雅弗利晚一个世纪的莎士比亚让他小说中的马克·安东尼提醒人们，芸芸大众在一个人的生前从来不知道感激他的功德，一定要等他死了以后才会把他视若神明。《君主论》对洛伦佐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马基雅弗利一再强调的观点，即“没有什么能比慈悲更易毁灭自身”。
关于人类的堕落，《圣经》将其归咎于亚当和夏娃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暂且不论为什么上帝之前偏偏要暗示亚当和夏娃有智慧树的存在这一问题，我们倒是可以循着这个思路，思考一下究竟是哪一种知识导致了人类的堕落。透过这一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面纱，我们重又看到了原始恐惧的存在，因为人类知识的一大突破就是他们发现恐惧这种情绪不仅仅可以自发感受到，而且还可以有意加诸于他人之上。我们的祖先知道了如何去恐吓他人。如果史前时期的游牧部落为了争夺匮乏的食物和居住地而互相争斗，那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人类知道了恐吓和威胁有助于取得胜利。争斗源于人们认为各部落都有获得资源的平等权利，然而在实际争斗中却往往是那些强壮英勇的人取得胜利，于是强壮和英勇本身就有了威慑力，有了不战而胜的潜在可能性。
任何政权系统都需强力加以保障。尽管在现代的民主体制下，所有遵纪守法的公民都无需害怕政府，但是恐惧仍然是民主体制得以建立的基本因素，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和独裁制是一样的，二者的区别只在于恐惧的程度与恐惧的对象的不同。假如你酒后失言在酒吧里破口大骂总统，民主制的政府可能会给你一张红字的警告书；但是在独裁制的国家里，可能还没等你睡醒，一大早就有人将你抓走。独裁制的政府显然比它的民众更为恐惧，否则它为什么不允许人们畅所欲言呢？
在马基雅弗利生活的16世纪，恐吓是政治家获得权力的通行证。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武器，恐吓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个充满恐惧和憎恨的国家比起一个相对和谐的国家，总是会给统治者带来经济上的负担，而非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马基雅弗利也告诫他的君主如果各方条件都允许，那么在夺得政权之后不妨也施行些仁政。但要永远都不忘记“在必要的时刻采取强硬的措施”。
人们一般都认为，如果公众能够消除恐惧、达成共识采取一致行动，社会就能取得进步。1933年3月4日，面对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慷慨激昂地对美国人民说，“我们惟一恐惧的事情就是恐惧本身”。除了劝告人们不要灰心丧气之外，罗斯福还精辟地概括了民主社会里的属性。这句话通常被解释为恐惧是可以战胜的，假如我们能够不恐惧恐惧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无所畏惧地取得任何成功。但是罗斯福的实际意思却是指恐惧是惟一我们必然会去恐惧的东西。对其他任何事情的恐惧都是可以克服的，然而对恐惧的恐惧却是除外的。如果说在民主社会中，恐惧真的可以促使人们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在一个不可能有共识的专制社会里，恐惧则是稳定社会的惟一原因了。比如1973年的智利，民主选举产生的阿连德政府被皮诺切特的军事叛变颠覆，在此后17年的独裁统治中一直有屠杀事件的发生，这也是历史上许多通过叛乱建立国家之后经常会发生的情景。羽翼未丰的新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经常实施高压政策，这难免会引发大大小小的反抗。
新建立的国家无论其拥戴者多么众多，总有对其不满想要恢复旧制度的人，因而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往往会使用更多的武力来稳定局势。恐惧01649年克伦威尔把国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成立英吉利共和国英吉利共和国：从查理一世1649年去世到1660年恢复君主制的英格兰的州和政府，包括1653到1659年的摄政国。——译注，但是这个名分不清的政权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动荡不安。首先是爱尔兰和信奉基督教长老会的苏格兰拥戴查理一世的儿子为查理二世国王，然后是某些军人也不愿意再追随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而改为效忠查理二世。在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各政治派系之间总是纷争不断，而他们解决纷争的方式也是诉诸武力。一旦旧的体制被推翻，社会就给不同派别以获取权力的同等机会。在17世纪的英国，基督教会的权威是争论的中心。教友派信徒和清教徒都坚持信仰是个人领域的事情，只要足够虔诚就能得到上帝的眷顾，但是天主教徒却仍然认为教会是精神领域的权威。而欧洲的君主往往是以上帝的名义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因而政治与信仰的争论也有关系，克伦威尔1653年用暴力解散议会，就任护国主。他把国家的立法、行政、军事、外交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时，他不得不面临的局面是，必须要尽快并彻底清除以上所有的复杂问题。
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刺小说《1984》极富表现力地抨击了专制体制，小说的卓越之处并不在于如何描写人民的反抗，而是虚构了一个训练人们将政治要求内化为自身需求的国家。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回忆起儿时曾经看到的一幕电影场景——许多反对派撕扯着随处可见的印有大哥头像的海报，然而最后他还是向控制者投降了。西奥多·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称，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历史是一本控制日益加深的历史。在学会了如何控制自然之后，人类通过建立法律秩序和政治体系来控制自身。进入20世纪后，阿多诺认为控制已经延伸到人的精神领域，理智的欲望、文化的偏好乃至情绪反应都是社会事先规划好的。而这种控制如此成功，以至于让人以为这些观念都是自己自发产生的，然后对外在施加控制的社会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心满意足。英国一家青少年服饰品牌曾经打出这样的宣传词，“我就是你”，或许它应该再补充一句“拒绝是徒劳的”。假如有人要批评电视网络的话，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即这一切似乎都是公众所需要的。对此问题的讨论重新让我们陷入“亿万群众的判断是不会错的”这种陈词滥调之中。但是，安徒生笔下《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却说出了真理。
正如奥威尔所指出的，政治对人性的内在控制不可能是绝对的，否则就不会有《1984》中那位极力逃脱控制的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了，正是温斯顿的内心反思使我们看到了我们之前所没有意识到的外在文化的控制。但是现实中，恐惧经常会使民众不敢以不满的心态寻求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使民众有了不满的心态，政府往往也会将这种情绪转而针对其他并不真实存在的原因。如此，不满的心态不能使人们找到社会的根本问题，反而加强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同。对此，最好的一个例证就是爱国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的仇外心理。这种心理表现在各个方面，从世界杯比赛中支持本国队员到对敌国实行攻击。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这种极端的仇外情绪是没有办法根除的。
种族主义无法消除这一令人沮丧的现象，重新让我们回到了马基雅弗利人性本恶的观念。假如人类都是说谎者或欺骗者，很容易为当权者加诸于我们身上非理性的恐惧而控制住的话，假如没有哪个人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那么人类不是注定要像野兽般互相争斗？西方哲学中有一种相对顽固的观点就是对上述疑问持肯定的态度。托马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立论基点是“自然状态论”，其目的就是说明在一个缺乏公共权威的社会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必定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亚瑟·叔本华从生物学的角度将世界理解为掠夺的、无情的，而人类作为生物的一种也是如此。但这些悲观的观点似乎都忘记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虽然恶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宿命，但人仍有可能在实际中表现出善的行为。
害怕
1712年的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和王后索菲亚·多罗西亚的小王子腓特烈出生了。威廉的前两个儿子都因为疾病而早早夭折，所以这个儿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他惟一的继承人。威廉缔造了普鲁士的第一支国家军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他生活极其俭朴、节制，对奢侈品毫无兴趣，与妻子的关系也不甚亲密（索菲亚·多罗西亚并不是威廉心仪的结婚对象，他的最爱卡罗琳公主嫁给了他厌恶的表兄、英格兰的乔治二世）。与威廉“斯巴达”似的生活不同，索菲亚王后喜欢呆在法国，乐于在社交圈里闲聊，有时还会赌博。她身体十分强壮，怀孕14次，其中的第12次连她自己都没觉察到。1723年的一天，她感觉身体有些疼痛和胃胀，第二天居然生下了一位小公主。
年少的腓特烈王子是普鲁士惟一的继承人。从他襁褓之时起，父王威廉就立志把他培养成欧洲军事帝国普鲁士的真正统治者。每天早上，他在炮声中起床，6岁时就有了一支自己的童子军，7岁时有了一个小型的兵械库。再稍大一点，威廉开始对他实行严酷的惩罚制度。一旦被发现在训练中流露不耐烦的情绪，或者柔弱地被马摔在地上，或者从母亲索菲亚那里沾染了一些法国习气，他都免不了挨一顿毒打，更不要说有一年冬天他居然戴了副保暖的手套。威廉无法忍受把军事帝国普鲁士交付给一个“懦夫”。
威廉对腓特烈非常不满意。腓特烈12岁那年，威廉和他的大臣们共进晚餐，席间他突然无缘无故地训斥起了腓特烈，甚至打他耳光，扯他头发。最后发疯一般开始乱扔盘子，一旁尴尬的大臣也假装和国王一样扔盘子，想表明国王过激的行为是因为饮用白兰地过多、喝醉了造成的。但是，腓特烈没有被大臣的掩饰所蒙骗，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站在一旁。
情况对于腓特烈王子越来越不利，因为父王日渐喜爱年幼他10岁的亨利亲王。当腓特烈吹吹长笛就被批评有女人气时，亨利亲王却因其阳刚的外形得到父亲的赞赏，威廉甚至过于热情地吻了亨利15分钟。国王与王后的关系也更加恶化。因为威廉裁减了宫中侍从的数量，索菲亚不得不有失体面地做起洗洗刷刷的活儿；她还要忍受那些国王招揽来的斯巴达苦行者。对此她十分不满，怂恿孩子们去激怒威廉。她甚至还在画室里做了很多挡板，以便孩子在威廉暴怒时躲起来。
威廉国王不断对孩子和侍从实施暴力，搞得他们不是断鼻子就是掉牙齿。更严重的是，有时他还会陷入到一种奇怪的精神恍惚状态中，无法和周围的人讲话，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哭泣。威廉的症状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称作神游症神游症：一种病理性的健忘状态，患病时患者明显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但恢复到正常状态时即将其遗忘。这种情况常由于高度神经紧张所致，可能持续长达几个月。——译注，一种极度抑郁的表现。或许他意识到自己对腓特烈过于残酷，然而看到腓特烈不断忍耐自己的暴行后他又着实瞧不起这个儿子。有一次在公共场合，他把腓特烈打倒在地，还说如果是自己遭受父亲如此的侮辱早就自杀了。在威廉眼里，腓特烈的忍耐是一大缺点，他无论受到多大的侮辱都没有反抗的勇气。
18岁的腓特烈随同威廉出访萨克森，他又被父亲当众揪着头发摔倒在地。这次，腓特烈决定离家出走，他想彻底摆脱军队生活和自己那不正常的家庭。然而计划走漏了风声，腓特烈和好友汉斯一起被投入了大牢（他们很有可能是对同性恋人），当汉斯被拉出去施以绞刑时，腓特烈痛苦万分。威廉一度也曾想处决腓特烈，但最终还是手下留情，他还想将王位传给亨利，但也没有付诸行动。出逃计划失败后的第二年，19岁的腓特烈迎娶了布恩斯韦克的公主伊丽莎白，年轻的新娘极力讨好自己那缺乏激情的丈夫，结果只是徒劳。
随着年龄的增长，威廉国王经受着痛风和肠痉挛的折磨，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还是会命令侍从用轮椅推着自己去打骂孩子，由于缺乏运动，国王的体重不断增加，去世时已经超过了127公斤(他的身材很矮)。1740年5月31日，威廉仿佛有预感一样，坐着轮椅到索菲亚面前宣布自己就要在这一天去世了。威廉死后，腓特烈继承王位，称腓特烈二世，他在位46年，史称腓特烈大帝。
按照当代临床心理学的观点，像腓特烈王子这样幼年有不良经历的人往往会在此后的生活中存在或多或少的阴影。然而事实却是腓特烈辉煌的统治生涯令人印象深刻。普鲁士在1701年才宣布建国，腓特烈只是建国后的第三任君主，在欧洲那些王室贵族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毫无根基的暴发户，然而在腓特烈的统治下，普鲁士至少拥有了欧洲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他贯彻执行那种在幼年就深植于心的军人作风，对外进攻奥地利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六世（CharlesⅥ）于1840年驾崩，但是他没有男性继承人，于是他的女儿特里莎继位为皇帝。这个时候腓特烈联合法国以女性没有继承权为借口发兵奥地利。然而腓特烈真正的打算是乘机吞并富饶的西里西亚省区（Silesia），这里是日耳曼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棉纺区，对于维持普鲁士高额的军费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译注；对内推行改革，将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在德国人眼里，腓特烈是一个将日耳曼人统一起来的伟大领袖，19世纪末德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与他一脉相承。当1945年希特勒带着腓特烈的画像躲入地堡时，起源于腓特烈的德国激进民族主义也到此结束。
冷酷严厉的成长环境往往赋予人以双重性格。他们外表很坚强，而且喜欢用政治上的辉煌来证明自己；但内心却十分敏感，腓特烈和伏尔泰之间通信多年，讨论当时哲学界感兴趣的话题。腓特烈不仅拥有军事上的雄才伟略，而且一生都坚持谱写音乐篇章。他的音乐作品虽不见得多么出众，但至少具备专业水准。
然而，在腓特烈辉煌文雅的外表之后却隐藏着某些不太光明的东西。晚年的腓特烈常有无名的恐惧厌恶情绪。据称，他不喜欢穿新衣服，原因很可能是他害怕那样会失去自我。在逆境中成长的人往往更加害怕失去，害怕重新回到以前。他们总是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腓特烈害怕一旦失去了所取得的成就，不就正好证明他那严厉的父亲对他的偏见和侮辱是正确的吗？晚年的腓特烈还非常病态地害怕水。不要说洗澡了，单单看到水从碗里溢出来对他都是可怕的折磨。侍从只能在毛巾中混入古龙香水和烟灰，虽然这不见得会有多少清洁效果，但至少感觉起来是干爽的。
心理学家伊萨克·麦克，是研究恐惧和焦虑方面的专家。他认为恐怖症是一种习得行为，其中环境起一定的作用，比如看到父母恐惧的话，孩子很可能也会恐惧。幼年时受父母的责骂，虽然不见得有暴力，但是孩子还是会产生一种难以控制的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会一直伴随他到成年。另外，恐惧焦虑的对象有时候是间接的。一个小孩在公共场合被别人打了腿部之后有了恐惧感，但恐惧的对象并不是被打，而是打骂过程中恰巧扔在他脸上的衣服扣子，于是他再也不愿意穿有扣子的衣服，总是选择带拉链或者按纽的，而他自己可能还搞不懂这一奇怪举动的真正原因。罗伯特·格拉夫害怕电话，原因是在战争时期有次他打电话，突然隔壁发生了巨大的爆炸。除了上述视觉性的恐惧之外，还有一些恐惧是触觉性的，如碰到棉絮或者舌头触到软软的果冻、肉冻就会浑身发抖。
美国有4 5%的人长期为某一种恐怖症所困扰，棘手的是这种害怕是非理性的。至少当害怕指向某种终极存在，或者充当固有社会习俗的卫道士时，我们能明白这一点。恐怖症是一种无根由的、消极的害怕，这种害怕会自我强化，会不断地发展，愈演愈烈。面对一个看到蜘蛛尖叫不止的人，单单去告诉他蜘蛛可能更害怕他是没有作用的。理性的认知无法减轻那些害怕蜘蛛的人看到后者爬出地毯时的恐慌。
恐怖症是如何产生的呢？麦克博士从进化论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他认为恐怖症是人类从低等的灵长类进化到高等动物这一漫长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副产品。在进化过程中，为了完全起见，人类学会了害怕自然环境中的某些东西。害怕的对象肯定是具有威胁性的，比如蛇；反之，我们不会去害怕一个塑料瓶子。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我们会害怕蛇和鳄鱼，然而我们遇到这些动物的几率是很小的；同时，我们却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真正危险的事情，飙车、不安全的性关系、不卫生的食物以及一天抽20支烟。即使我们知道这些是危险的，我们也不会对它产生恐怖症。因而，麦克博士说，“我们的神经系统更多的是对远古时代的危险产生反应，而不是对新的威胁”。此观点虽然正确，却还不够深刻。麦克博士忽视了恐怖症患者复杂的情绪体验。恐怖症不仅仅是一种害怕，当然也不单是一种高强度的恐惧。它混杂着厌恶情绪，而且起因于外界环境的不可控。通过暴露疗法，很多恐怖症可以治愈。在该疗法中，患者逐渐接近恐怖对象。首先是在可控环境中出示恐怖对象的照片，然后是真实的恐怖物，程度逐渐加深，直到患者在正常环境中看到恐怖物的突然出现也不会感到害怕为止。但是暴露疗法的有效性不是100%，这表明人类作为一种有感情的物种，当他从理性认知的角度理解到恐怖的多余后，仍然克制不住恐怖的情绪。
有些人通过一两次的暴露疗法就能消除恐怖症，但有些人却只能将恐怖症降低为紧张状态，如肌肉紧张、呼吸急促和目光注视等。麦克博士认为，在治疗中时间的控制很重要。另外，治疗效果还和接受治疗者的承受能力有关，有些人愿意更多地注视、思考自己恐怖的对象，直到害怕的情绪逐渐消失。但是这些愿意体验高度恐惧情绪的人后来很多都会丧失对轻度害怕情绪的感知。
麦克博士对焦虑恐怖症的分析以及他所采取的暴露疗法都存在一个疑问。即恐惧的情绪到底是被消除了，还是被逐渐适应了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罗斯福总统。我们其实是在情绪的不可消除和对情绪的适应之间寻找平衡。战胜非理性的恐惧也许是不错的选择，但在这个过程中却要不断忍受接近恐惧物的负面感受。荷兰足球名将丹尼斯·博格坎普因害怕而无法乘坐飞机，其所在的阿森纳俱乐部希望他能乘坐飞机，但是博格坎普宁愿坐船也不愿意每次都去体验乘飞机的恐惧感。对于麦克博士来说，博格坎普就是一个不愿意去控制情绪的可悲者。但是博格坎普的回答肯定是，他已经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方法就是让自己远离恐惧的对象。
很多传统美德都要通过克服消极情绪而获得，比如与恐惧相对的美德就是勇气。如前所述，恐惧在进化方面上是有意义的，它让我们避免危险。但是当恐惧从单纯的自我保护层次扩展到非理性的、无法控制的程度时，那么，一套能够克服它的行为就显得很有必要。然而，一旦这套行为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戒律，却会引发许多不良后果，比如为了获得荣誉而去尝试无谓的冒险，却无视冒险者内心经受的恐惧折磨。一个幼年时不停被父亲打骂和侮辱的小孩，为了证明自己的坚定，指挥千军万马四处征战，却在私底下连水流在皮肤上的感觉也无法忍受。为了追求诸如勇气这样的美德，人们要忍受心理困扰对自身的折磨。如果没有达到美德所要求的程度，人们还会病态地沉浸于失败的沮丧中。那些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恐惧的人往往会寻求各种危险体育运动的刺激。从事这些运动本身似乎就代表了勇敢，但实际上却使他们无法很好地处理与恐惧的关系。他们为了逃避恐惧带给自己内心的伤痛，为了获得一种情绪的平静感，往往会使用麻醉剂或是对自己或者他人实施暴力。很大一部分的恐怖症患者之所以能够通过治疗而获得解脱，是因为他们发现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人恐高，那么多人害怕小小的牙科手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恐怖症患者摆脱了道德上的谴责，从而在情绪上有所释然。
有一种花生酱恐怖症是指人们害怕花生酱粘到上颚的感觉。避免这种恐怖症有两种方式，一是花钱去参加心理治疗；二是干脆别买花生酱吃，没了花生酱，自然也就没有了花生酱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