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个大农村

                               刘仰 (2010-11-16)
桌上放了一本书，《从台北到北京》，书名由台湾政治人物宋楚瑜所题。宋楚瑜的书法不错，看着他的手书，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练书法，没给自己打一个写毛笔字的基础。其实也不能完全怪自己，文革年代，书法之类的中国传统不受重视。那个年代，中国大陆完全是想在现代化道路上跑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所谓“赶英超美”正是体现，而且还以为走向现代化可以有一条捷径。不仅如此，那个年代还认为传统是向现代化快速奔跑时的累赘、羁绊。所以，从传统过来的老年人需要改造，像我们这种小孩子，从教育上就尽量不与传统沾边，没机会拿毛笔练字，也是时代的结果。这个时代背景，也体现在《从台北到北京》这本书中。
作者宫玲的身份比较特殊，我们一般称之为台湾人。宫玲原先在台湾的媒体工作，后来代表台湾媒体到大陆工作，因在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向温总理提问而让很多人认识了她。此后，作者长期留在了北京，也辞去了在台湾媒体的工作。之所以说她身份特殊，是因为对于大陆来说，她就是台湾人，没什么疑问。但是，在台湾，由于前几年被扭曲的“本土化”思维，像作者这样的人被认为是“外省人”。作者的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北京人。虽然她出生在台湾，但是国语很标准，被台湾的“本土化”所排斥。我能理解这种奇怪的感受。在台湾被“本土化”排斥，从小接受老一辈关于的家乡的教诲，以为自己的家乡是在大陆；等真的到了大陆，还是有隔膜，又只能把台湾当成自己的家乡。因此，有一些行走于海峡两岸的“外省人”给自己找了一个无奈的定位：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大陆人，而是“第三种人”。
这种隔膜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和政治造成的。我们如果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它大致可以看成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化。当年谁都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正确的，对方的方式是错误的，于是，造成很多非此即彼的固定思维。然而，很多答案只有时间才能给出。到了如今的21世纪，我们已经很难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只能说各有利弊。但是，这种冷静客观并不能随时随刻地体现在很多生活细节中。当大陆与台湾的交往越来越多，以前留下的印记时不时地会在生活中很小的地方再现出来，这也是作者感到两岸之间存在很多差异的原因。这本书中，作者通过自己在北京等地的亲身感受，讲述了不少两岸之间的差异。
我认为，除了某些根本问题外，两岸间的差异是很正常的。即便在中国大陆，人们也常常把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四川人、东北人、河南人等等互相作比较，如今，在这种比较中又多了一个台湾人，只是让这个话题更加热闹而已。差异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它是一种社会生态的多样性，甚至还是快乐、趣味、好奇、惊喜的来源。只不过在所有的差异背后，我们有一种深入而牢固的潜意识：大家都是中国人。我读了这本书后得出一个结论：作者的这个意识是很明确的，但是，她在某些时候，对于两岸的差异有较多委屈，这就没多大必要。
两岸差异的产生，除了历史、政治和地理因素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化，这也是我在本文开头所说面对宋楚瑜先生的书法时的感受。由于对现代化的不同认识，两岸对于中国传统也有不同的认识。台湾与大陆在中国传统的继承上，有不同的形态。事实上，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断裂。在台湾，就是被日本殖民时期，被迫向日本文化靠拢；大陆的文革时期，大规模向正宗的西方文化靠拢，也是对于传统的严重伤害。总体上说，台湾所保留的中国传统要更多一些。比方说，宫玲在书中讲了一个很小的细节。在她进入社会以后，她的父亲告诉她，她在社会上的表现，会被人看成是父母教育的结果。一个人如果在社会上表现不好，会被认为是没有“家教”，父母脸面很难看。反过来说，年轻人注意自己的良好表现，也是为了维护父母的声誉。因为，年轻人自己将来也会成为父母，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给父母争光。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说实话，这一传统在大陆已经比较淡漠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陆年轻人更多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人，说话办事都只代表自己，只需对自己负责。因此，在公共场合、人际交往、网络上说脏话、表现乖张，或者像芙蓉、凤姐那样以丑为美、以丑为荣，冒着天下唾沫的枪林弹雨而勇往直前，他们自己很少觉得这是没有教养、没有家教，有辱父母先人。即便不说脏话，很多人也认为这只是个人修养，与父母无关。这不能不说是两岸对于传统文化态度不同所造成的一个差异。
宫玲的书中还讲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她曾经把北京形容为“一个大农村”，结果遭到很多大陆网友的批评，甚至是攻击，认为这个傲慢的台湾人看不起大陆。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对待中国传统的差异。由于受西化的影响更严重，在大陆看来，农村就代表落后，高楼林立的北京，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大农村”？五光十色的北京已经代表了大陆与现代化的充分接轨。而对于作者来说，由于台湾对中国传统的延续保持得较为充分，因此，在她的观念里，农村是令人羡慕的，是一种安逸、亲热、没有污染、没有噪音、较少被他人操纵的自我满足。这就像我前几天的一篇文章所说，在中国传统里，田园生活是一种理想，但如今，我们在大陆只能把它当成风景。而对于台湾人来说，很多人还把它当成现实。因此，作者没有料到，“农村”这个词对于她来说并没有贬义，在大陆读者那里却被看成是骂人，是看不起人，就如同我们说某人是“乡下人”。
然而，这个差异还让我看到更深的一层。宫玲之所以认为“北京市一个大农村”，不是因为北京还具有农村的形态，而是因为北京还有很多以农村为典型的热情、融洽的传统人际关系。这也说明虽然大陆试图彻底放掉传统而奔向现代化，事实上，传统的生命力还很强大。即使城市的形态已经不是传统的农村，但在人们的内心中，传统的人际关系依然有较大的保留和延续。然而，反过来说，宫玲尽管认为用“农村”形容北京并非贬低北京，但她确实认为北京的人际关系似乎不太符合现代化。这使得大陆和台湾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又有了更加复杂的解读。我不想在这里仔细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双方更多地交流，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两岸的隔绝造成交流的匮乏，如今，交流的增加是一件好事。但是，交流未必是要改变对方，而是加深理解。“求同存异”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只有更多地交流，才能牢固地确认真正的“同”，并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宽容地对待各种各样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