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搬迁现场被打死 旁人向警察求助无回应(华夏时报 20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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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礼士路一市民当街被打致死悬疑调查
http://www.chinatimes.cc 华夏时报·华夏网  2006-3-9
■核心提示
１月２４日，家住西城南礼士路的北京居民杜建平得知街坊被法院实施强制搬迁，遂站在警戒线外观望事情进展，不料却突然遭到数人围攻，头部严重受伤，虽然经多方抢救，但仍于２月１２日死亡。
事发时数位居民在场，有目击者称，殴打杜建平的凶手曾多次在拆迁区内出现，事发当天还能自由出入警戒线。
居民说，杜建平被打时，不远处就站有多名警察，行凶者打完人却从容离去……
那天，北京居民杜建平的生死前后，发生了什么？

昨天，面对亲人的遗像，杜建平的妻子和女儿痛哭不止

女儿扑到杜建平身上，却怎么也无法将他唤醒。在惨案发生的现场，有居民记录下这一幕。 （现场资料图片）

1月24日的拆迁现场，警察与居民隔路相望。（现场资料图片）

据目击者回忆还原的事发现场。■王维/制图
“我爸是被人打死的”，杜婉乐用低沉的声音吐出这几个字。直到今天她都不知道，那些歹徒为什么会对父亲杜建平下毒手。
55岁的杜建平是在2月12日停止心跳的，那天是正月十五。
在此之前的１９天里，他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其间接受了两次开颅手术。医生从他的头部取出4块颅骨碎片——他曾遭受过严重的暴力袭击。
去年大学毕业的杜婉乐在几个月前才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但她现在却无法将工作继续下去，自从父亲出事后，她就不得不留在家里陪伴悲痛欲绝的母亲。
■事件
春节前惨剧突然上演
杜建平一家住在南礼士路二条附近一幢4层楼房的3楼。２００４年９月，这家人和周围的２００多户居民的房子被列入“南礼士路１９号危房改造项目”的范围，该项目开发商是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博瑞星房屋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负责拆迁。在拆迁工作启动后，这里大部分居民陆续搬走，但是，还有６０多户居民因为不满意拆迁安置条件等原因拒绝搬迁，杜建平一家也在其中。
搬迁现场聚集围观者
去年7月，杜建平等４户居民被建工集团诉上法庭，理由是他们签下了拆迁协议，却没有按时搬走。西城区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这４户居民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搬迁。
之后，居民们不服判决，上诉至市一中院，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维持原判。今年１月１１日，西城区法院向４户居民下达了强制执行通知书。
李荣雯（化名）是４户居民中第一个被“强制执行”的。１月２３日，她接到通知，法院将在第二天上午对她所住的房子进行强制搬迁。这一消息引起街坊们的关注和议论。因为平时熟识，杜建平还特意找到李荣雯，叮嘱她不要作出过激举动。
出于对街坊的关心，１月２４日早上７点多，在家吃完早饭后，杜建平带着女儿杜婉乐以及他的两个妹妹来到李荣雯家门外。这时李荣雯已经将房门紧锁，在屋子上方一根用于加固的钢筋上系上绳套，她自己则站在桌子上。
见此情景，杜建平十分着急。由于无法进屋，他只能和其他几个街坊站在窗户外劝说李荣雯：“已经到这步了，能跟他们谈就跟他们谈，不能谈的话也没有办法，你快下来吧，要注意安全。”但是他们的劝说并没有收到效果。
大约８点３０分左右，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的法官和法警来到强制执行现场，同来的还有月坛派出所民警和西城公安分局治安队民警，以及西城区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共约三四十人。
执法人员到达后不久，就在现场拉起警戒线，他们试图驱散围观者，但没有成功，居民们都退到马路对面，却不愿离开。很快，马路对面聚集了数十名居民，杜建平和杜婉乐也站在人群中。
警戒线内，李荣雯隔着门与建工集团项目负责人进行了长达３个小时的谈判，１１点３０分左右，双方终于达成口头协议，在李荣雯付７万元的前提下，建工集团给她一套一居室的住房。随后，李荣雯打开房门，坐上警车离开现场。搬家公司的工人开始将李荣雯的家具等物品搬上货车。
遭毒打不治身亡
看到“谈判”圆满解决，部分围观居民逐渐散去。杜婉乐见时间不早了，就对父亲说：“咱们回家吃饭去吧。”杜建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看一会儿。”于是杜婉乐便和下班路过现场的母亲一起回家了。
杜婉乐到家后刚把外套脱下，一个邻居就气喘吁吁地跑来敲门：“你爸被打了！”
杜婉乐闻讯，急忙下楼……当她跑回现场时，发现父亲仰面躺在地上，已不省人事，眼睛和鼻腔内不断渗血，左耳和后脑流出的鲜血更是浸湿了地面，额头上还有一个带血的鞋印。
杜婉乐无法相信，自己离开不过几分钟功夫，父亲就变成了这样。她扑到父亲身上，想把他唤醒，但杜建平毫无反应。过了快半个小时，１２０急救车赶到现场，把杜建平送进复兴医院。
经紧急处理，医院诊断杜建平为脑挫裂伤，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膛出血，颅底骨折，颅骨骨折，头皮下血肿。下午１点，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患者昏迷状态，颅内高压，随时有脑疝致呼吸循环停止的可能。”
下午６时许，复兴医院对杜建平实施了第一次开颅手术，以清理脑部血肿和减轻颅内压力，手术医师还观察到杜建平的“脑组织广泛挫伤”。这次手术后，杜建平住进了ＩＣＵ病房。由于术后情况不好，颅压仍然很高，１月２５日下午１点，杜建平接受了第二次开颅手术，医生发现他的脑组织已经开始出现坏死。这次手术后，杜建平很快丧失了自主呼吸的能力，完全靠呼吸机、升压药及强心剂来维持心脏的跳动。２月１２日中午１１点３０分，杜建平的心脏停跳。
■目击
惨案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
杜建平的遭遇令人震惊。为什么歹徒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施暴？他们下手为何如此狠毒？惨剧发生在距拆迁现场不到20米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尽管有多名居民在现场目击了杜建平被打经过，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却不足以解开一个个问号。
目击者1、我与打人者擦肩而过
刘勇（化名）一直称呼杜建平为“大哥”，两人已经相识十来年了。１月２４日那天，刘勇出门较晚，等他来到强制执行现场附近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看到杜建平站在人群里，就过去打了个招呼：“大哥，您干吗呢？”杜建平回答：“没干吗，就是看看。”看了一会儿，刘勇因为“想喝点水”，就回家了。
大约在１１点半左右，刘勇再次来到现场——“杜建平被几个小伙子簇拥着，从他原来站的地方向西走，其中两个人一左一右搂着杜建平的脖子。他们正好和我打了一个照面。我还问了一句：‘大哥，干吗去啊？’杜建平回答‘没事’。我当时还以为是朋友找他有事呢，也就没在意。”
谁知走出去六七米后，刘勇听到背后有动静，他回头一看，杜建平被那几个小伙子围在中间拳打脚踢。没等刘勇反应过来，那帮人已经散开向西走去，“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慌，甚至都没有跑”。事隔一个多月了，刘勇对此仍记得很清楚。据刘勇说，行凶者个子都在１.７５米以上，衣裤都是深色的，“如果现在看到他们，我应该还能认出来”。
目击者2、打人者一直都在现场
因为也接到了强制搬迁的通知，马兰（化名）对李荣雯的情况也是十分地关心。１月２４日那天吃完早餐后，她和老伴一起出门，来到强制执行现场的马路对面观望。
见到李荣雯被警车带走以后，马兰转身向东走了六七米，刚和人说了几句话，就听到有人叫“有人打人了”。听到叫喊声，马兰赶忙扭头。
“当时远远地看到有人打成一团，他们身边还停着一辆收废品的车子，我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和收废品的打呢。”马兰回忆。等到马兰走近一看，才知道躺在地上的是杜建平。
事后马兰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行凶者是一伙穿着深色衣裤的年轻人。这让她想起之前看到的一些情景。
“在现场围观的居民身后，总是站着几个穿深蓝色衣服的年轻人，他们穿的裤子侧面裤缝处还镶着白边，好像是运动裤一类的。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便衣警察，来这里维持秩序的呢。”马兰一度还想和这帮人搭话：“小伙子，看啥呀，快走吧。”但是对方只是笑笑，没说话。
根据大家对行凶者外貌的形容，马兰坚信，打杜建平的就是那些一直站在她身后的年轻人。
目击者3、打人者能自由出入警戒线
“警戒线外围观的居民没有任何的过激言行，站在人群中的杜建平更是连话都很少说。”杨旭（化名）回忆说，从当天上午８点钟左右，他就一直站在距杜建平不过两三米外的地方关注强制执行的进展。
“刚开始时，我并没有注意到杜建平被人带到一边，等听到动静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倒在地上了。”杨旭说，由于他距打人的地方只有六七米远，能看到打人者围着杜建平，猛踹其头部。这一点事后得到证实，据医院的检查报告显示，杜建平的伤几乎全部集中在头部。杨旭还回忆起当时的一个细节，其中有几个人边踹嘴里还边嘟囔着：“让你脑子好！叫你脑子好使！”
和马兰一样，杨旭也较早注意到有一些“奇怪”的人在搬迁现场转悠：“那天特别冷，但是这些人只穿着单薄的外套，很显眼，再加上我对附近的居民多少都有些面熟，但这几个人却明显是生面孔。”
杨旭还注意到，在现场，除了警察和法官外，其他的工作人员的胸前都挂有证件，凭此证件才可以进入警戒线内的区域。“但是这几个人身着便装，而且没有证件，却能够自由进出警戒线，根本没有人过问，我还看到他们进过开发商的办公室。”这些人的“特权”，一度让杨旭同样认为他们是“便衣警察”。
3月7日下午，杨旭肯定地对记者说：“就是那些一直在现场转悠的人打了杜建平。”
目击者4、曾向警察求助却无回应
王芳（化名）的家与李荣雯住的楼房离得不远，可以直接从窗户看到强制执行现场的情况。当天大约１１点半左右，她看到李荣雯开门走了出来。她就跑下楼，和另一个居民走过马路，凑到警戒线跟前，站上一个土坡向李荣雯家里张望，两人还议论了几句。
正说话间，马路对面传来“打人了”的叫声，王芳下意识地回头，看到在马路斜对面的地方，一群人围住中间一个人，并不停地拿脚跺他。由于距离较远，王芳这时还不知道被围攻的人就是杜建平，她扭过脸向站在身边的警察求助：“同志，那边打人了，正踹着呢。”但是警察没有理睬她。
“警戒线旁一直都有警察，在我的身边就有三四个，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好几个。他们都面朝马路对面，不会看不到打人啊。”王芳对警察的袖手旁观很不理解。经多名在场居民证实，杜建平被打时，有好几个人向一路之隔的警察求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后来在居民们的反复要求下，才有一个警察来到杜建平旁边查看。而这时，行凶者早已扬长而去了。
■调查
迷离真相初露端倪
居民们都肯定杜建平在事发前没有和何任人发生口角或冲突，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猜测行凶者是受人指使。同时，让他们不能理解的是，警察对发生在眼前的惨剧没有立即予以干预。
真相是什么？
建工集团项目部——讳莫如深
记者３月２日与北京建工集团南礼士路项目部一位程（音）姓负责人取得了联系。记者刚刚说出“１月２４日”几个字，对方便打断话头，说：“这件事正由公安部门调查，我们不便说什么。”当记者问起在杜建平被打时，是否有建工集团的工作人员在场时，对方没有做正面回答，而一再强调事情很复杂，建议记者采访西城区相关部门和公安部门。这位负责人否认了“行凶者与项目部有关”的说法。
政府部门——没有透露调查进展
据了解，杜建平被打事件发生后，西城区组成专门的工作组调查此事。2月21日，杜建平的亲属曾与工作组进行过一次对话，参与谈话的有西城区建委分管危改工作的副主任王乐斌和其他一些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但是这次对话并没有解除亲属心中的种种疑问。
3月6日下午，为了解调查的进展，杜建平的大哥杜小建拨通了王乐斌办公室的电话。王乐斌在电话中说，现在此事主要是区信访办在调查。随后，在表示“我这里有人”、“在电话里说这事也不合适”后，挂断了电话。
3月7日上午，杜建平的家人又致电西城区信访办一位姓赵的副主任。在电话中，赵副主任对死者家属的心情表示理解，同时建议亲属可以先提出民事赔偿方面的要求，并称“不一定要在刑事那部分处理完后再提”。但是对于亲属们最想了解的调查进展，他却没有透露。
警方——凶手是拆迁公司找来的
据杜建平的家人说，３月２日下午，市公安局两名警员来到家中，正式通报了案件的进展情况：目前查明殴打杜建平的有８人，其中５人已被抓获，但包括主犯在内的其他３人仍在逃。
这种说法在月坛派出所一位崔姓民警口中得到证实。这名民警一直在调查组与杜建平家之间联络。3月6日下午，杜建平的亲属把崔警官叫到家中，该民警称：杜建平被害案目前正由北京市公安局的“打黑除恶”部门负责侦破。经过初步调查可知，当时殴打杜建平的8个人系某俱乐部的保安。事发那天，拆迁公司的一名经理的司机将这8个人召集到现场，交代他们“维护秩序”，“谁要是捣乱，不老实，就收拾收拾他”。
对于有警察看到杜建平被打却坐视不理，任由行凶者从容离去的说法，崔姓民警表示对此并不清楚。但他透露，公安部已派出督察组调查此事。
昨天，西城警方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事发当天，杜建平曾与拆迁公司方面发生矛盾，打人者系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目前，西城公安分局正配合市公安局调查此案。
■追访
亲人和邻居眼中的杜建平热心而乐观
杜建平的去世令他的家人陷入无尽的悲伤，他们至今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的妻子由于过度悲痛而精神恍惚，只会不停地翻看家中的相册，嘴里反复念叨着几句话：“这么好一个人，什么事都为别人想，怎么就被活活打死，就这么没了。”
长期任工会干部很热心
今年５５岁的杜建平有33年中共党龄，年轻时前往陕西延安地区插队，随后在当地电厂工作，１９９１年调回北京。在他３３年的工作履历中，有长达２４年的时间是担任工会干部，他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北京建工集团下属的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公司机电公司工会主席。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由于所在企业调整，杜建平离开了公司。
街坊邻居们对杜建平最常用的一个评价是“热心”。由于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８年在市委党校学过法律，杜建平的法律意识比很多人要强一些。在拆迁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后，很多居民都愿意求教杜建平，而杜建平也会给他们出一些主意，但他却一贯反对采取过激手段来解决问题。一位邻居说：“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和谁红过脸吵过架。”
“可能就是因为老杜在拆迁问题上主意多，法律知识全面，引起了一些人的憎恨，才会遭到这样的横祸”，有居民这样猜测。他们实在想不出杜建平还有其他得罪人的理由。
杜建平的家里塌了半边天
杜建平在家中排行老二，深受兄弟姐妹们的敬重。前两天家里翻出了２００２年春节录下的一段录像，画面上是杜建平和妹夫一起唱《游击队之歌》的情景。“看着看着，眼泪又流出来了。”杜建平的大哥杜小建说。
虽然离开单位后每个月只能拿到４００多元的“失业保险金”，但乐观的杜建平仍保持着他广泛的爱好，体育、音乐他都很喜欢，“每个星期他都会和朋友一起出去打乒乓球，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
杜小建指着卧室里的一架旧钢琴说：“建平几年前买来这琴时还是坏的，但是经过他一番捣鼓，居然被修好了，后来他还买来专门工具，学着自己调琴。”
杜建平对摄影也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但会拍照片，还会修理照相机。拿起一架父亲还没有来得及修好的相机，杜婉乐非常难过：“我刚从大学毕业，开始能养家了，小时候就曾答应过爸爸，长大挣钱后给他买他最喜欢的相机，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快要实现了，可是爸爸却突然不在了……”
杜建平的突然离去让家里塌了半边天。２００６年春节，全家是在愁云惨雾中度过的。杜建平的妻子现在已无法上班，杜婉乐因为要照顾母亲也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家中经济来源日渐枯竭。杜建平在医院住了不到２０天，花去了１０万多元的医疗费，家中凑出了３万多元还远远不够。
因为欠费，杜建平的家人到现在也没有拿到死亡证明。
注：文中化名系应当事人要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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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弢/文 成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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