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养老困局”

新华视点：透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养老困局”

新华视点：透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养老困局”

新华网昆明１１月１６日电（记者王研  王海鹰  吉哲鹏）随着我国城市化特别是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出现了诸多“不适应”问题，而社会机构养老似乎还无法承担这一重任。于是“七十岁的送水老人”“五年只用六度电的最节约老人”等事件相继发生，凸显了一些家庭面临的“养老困局”。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记者日前在云南、山东、北京等地进行了调查与追踪。
子女离开父母－－“家庭养老”问题凸显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达１．６７亿，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２．５％。与此同时，新近通过的社会保险法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养老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昆明市６０多岁的植奶奶对记者表示，幸福的养老应该具备“四老”条件：有个“老伴儿”、有点“老底儿”、有个“老窝”、有些“老友”，但在她自己的身边，这样的人似乎少之又少。
能同儿女一起生活是最理想的，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子女离开父母到外地谋生甚至到外国打拼，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空巢”老人越来越多。民政部的统计表明，城乡“空巢家庭”已超过５０％，部分大中城市达到７０％，比例之高，令人吃惊。
这些老人中，有老伴作陪或者生活能自理的，采取“家庭养老”的模式也过得不错，如果孤身一人，则老来寂寞就成了最大问题。６６岁的杨玉芬家住济南舜玉小区，外地工作的孩子定期给赡养费，吃穿不愁，但“心里老是空空的”，因为跟孩子很少交流，有时她忍不住打个电话给孩子，可“说不了几句话他就要挂电话”。中央文明办的有关数据证实：我国独居高龄老人中，５０％常年患病，３０％患有心理问题甚至抑郁症。
这种情况下，一些独居老人选择了雇请保姆陪伴。然而，近年来保姆工资不断上涨，有经济条件的老人还能勉强承担，农村老人大多只能望洋兴叹；加上老人与保姆相处未必融洽，许多老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生活。昆明老人张小余由此成为一个极端的个案——昆明市为整顿市容大规模拆除防盗笼，今年１０月２６日，正在东风巷一户人家外拆防盗笼的工人，突然发现卧室里的床上有具遗体，身躯盖着被子，露在外面的头颅已成白骨。同一个院子的人这时才知道，多年不曾见面的７０多岁老人张小余，原来早已死亡。
“张小余的案例传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北京大学教授乔晓春说，独居、患病、养老保障乏力，三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张小余事件有可能再次上演。“养老问题正在逼近每一个家庭。”山东社科院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高利平分析说：“现代家庭日趋小型化、核心化，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照顾和满足老年人需要的功能正在削弱，是传统养老模式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服务设施不足－－“机构养老”难当重任
在记者调查中，不少专家认为，一方面“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另一方面“机构养老”未能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３．８１万个，床位２６６．２万张，养老床位总数仅占全国老年人口的１．５９％。
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养老机构布局不尽合理，既存在“一床难求”的问题，也存在“床位闲置”的现象，一些老年公寓、养老院的入住率并不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收费偏高，老年人难以承受；二是社会养老机构的设施和管理服务水平难以令人满意；另外，也有传统观念上的原因，‘机构养老’尚未被老年人普遍接受。有的老人认为‘进老年公寓就是被子女遗弃’，子女也担心被人指为‘不孝’。”山东省老龄办副主任陈志军说。
北京市民傅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为了给孩子姥姥找个合适的地方养老，他比较了当地多家养老院，最大的感触是，收费便宜的养老院往往设备陈旧、卫生条件差，而医疗卫生条件好的养老院价格比较高：“北京的养老院门槛在一千三四百元，如果老人不能自理，起码要两千四百元左右。”
在一些地方，条件好的养老院供不应求。在济南最大的养老院富翔老年公寓记者发现，公寓按二星级宾馆标准装修，分单人房、双人房和三人房，室内整洁明亮。老人们要么玩纸牌，要么聊家常，显得其乐融融。但其负责人孙煜航说，公寓的４００张床位已全部满员，还有６０多人在排队。
另一方面，条件差的养老院入住率较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浪费。“在开销较大的水电、税费等方面，公办养老机构享有优惠和补贴，而民办养老机构按非居民性质收费，日常开支负担很重。”山东省德州福泰老年公寓负责人孟非州说，“资金短缺、服务差设施差、入住率低”成为限制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的恶性循环。
孙煜航说，富翔公寓虽然满员，也处于微利状态。从养老机构的供需看，目前还算勉强维持平衡，如果政府再不加大对民营养老机构的优惠措施，进一步培育“社会养老机构”，那么随着老龄人口的持续增加，５至８年这一市场必将失衡。
乔晓春认为，政府一方面要对民营养老机构实行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对丧失了自理能力或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在入住养老机构时要给予补贴，“瑞典９０岁以上的老年痴呆者进入养老机构，政府承担全部费用，值得我们借鉴。”
“居家养老”新模式：社区服务＋政府补贴
记者调查发现，山东省青岛市正在探索一种叫“居家养老”的新模式，其核心内容包括，社区提供优质服务，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住在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峡街道成武路社区的独居老人，现在每天都能得到“居家养老”服务员的探视，这些由政府出资聘用、分配到各社区公益性岗位的服务员，还会给他们送来一袋牛奶和一份《老年生活报》，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在市南区，享受街道资助的送奶、送报、送家政、送保险、送午餐、送爱心服务的老人已有５０００多人。
青岛市老龄办事业处处长王少梅介绍说，青岛市在区（市）级成立了养老服务中心，街道成立养老服务社，社区建立养老服务站，由政府聘用人员为困难老人提供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为其他老人实行有偿和低偿服务。各区服务各有特色：市南区提供“六送”服务，市北区政府出资为２４００多户独居老人安装应急呼叫器，提供２４小时紧急呼叫服务；四方区政府在社区建起助老大食堂，为困难老人提供就餐和送餐服务，街道对食堂运营实行补贴。
乔晓春认为，这种“居家养老”新模式，集中了“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两方面的优点，既减轻了老年人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建设养老机构的福利资金，符合我国国情。”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也认为，目前我国的社区发育不完善，义工队伍短缺，社区服务人员满足不了需求，“如果社区服务这张网建立起来，社区服务功能尽快完善，就能承担一部分养老压力。”
“从法理上讲，养老是需要国家投入支持的，不能完全交由市场及家庭。”乔晓春等专家说，鉴于我国老人更愿意“居家养老”的现实，政府应在社区建立养老服务和协调中心，为居家老人提供日常生活方面的廉价、优质的养老服务，其内容包括老年生活照料、卫生护理、心理健康、精神慰藉等。
还有专家建议，在社区建立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如青年志愿者队伍；以下岗职工为主的生活服务队伍；以社区卫生中心为主的医疗护理队伍等；通过社团形式将社区低龄健康的老人组织起来，为高龄的需要照料的老人提供居家服务，把服务时间“储存”起来，当自己需要生活照料时，优先免费享受同等时间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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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建养老补贴制度 北京已推出养老券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昨天（7日）透露，我国将建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对于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等养老困难的老年人，经过评估，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为他们入住养老机构或者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支持。“十二五”时期，力争使得每1000名老年人拥有各类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
自1999年以来，中国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城乡家庭养老条件明显缺失。截至2009年底，我国1.67亿老年人中，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1899万，占11.4%，他们之中多数人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
但是高龄老人与养老床位的比例却存在着严重的倒挂。我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全国老年人口的1.59%。为此，对于城市“三无”、农村“五保”老人，我国采取集中供养或分散供养的方式，保障其基本生活不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建立高龄补贴制度，逐步将本地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纳入高龄补贴保障范围，按月向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计发高龄补贴。同时，探索建立由政府主导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在养老服务补贴方面，北京已经走在了前面。今天上午，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从2010年1月1日起，《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办法》已全面实施。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个月都可以领取到价值100元的居家养老助残券，凭券可以在社区指定的家政、商品专柜以及老年餐桌使用。(记者张楠)
武汉酝酿系列"养老新政" 保障覆盖全体老年人
昨从武汉市计生委获悉，“十二五”期间，武汉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该市将研究建立独生子女死亡父母临终关怀制度等系列“养老新政”。
楚天都市报消息（记者陈凌墨）昨从武汉市计生委获悉，“十二五”期间，武汉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该市将研究建立独生子女死亡父母临终关怀制度等系列“养老新政”。
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武汉市人口将突破1000万，其中老年人口将达170多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6%。
据介绍，未来5年，武汉老人有望享受到系列“养老新政”。据了解，武汉将研究建立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对城乡65岁以上无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妇女实行养老护理津贴制度；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无子女家庭建立稳定的家庭医生制度；探索建设计划生育家庭老年公寓，无子女老人优先入住，费用由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建立独生子女死亡父母临终关怀制度；开展无子女、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双女户家庭老年服务预防保健、权益保障、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等方面的试点等。
秦皇岛市区自建房养老机构每张床位补贴3000元
记者近日从秦皇岛市民政局获悉，该市日前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提高对社会办养老机构的补贴，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养老产业，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据介绍，凡该市经批准办证的、床位数达到50张以上、运营一年后入住率达到60%以上的，给予开办补贴，其中用房自建的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按照核定的床位数，城市区(含开发区)每张床位补贴从1200元提高至3000元，各县补贴从1000元提高至2000元；租用房屋5年以上进行改扩建的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按照核定的床位数，城市区(含开发区)每张床位补贴从150元提高至300元，各县补贴从100元提高至200元。对批准办证的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按连续入住6个月以上老人的实际占用床位数，给予营运补贴，城市区(含开发区)每月每张床位补贴从20元提高至40元，各县每月每张床位补贴从15元提高至30元。
另外，该市还将增加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开办费，为每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开办费1万元、居家养老服务站提供5000元。
重庆将启动消费养老险返利 消费越多养老金越高
以后市民在购买商品、就餐时，就可同时解决养老保险问题。昨日，记者从“全国产业经济国情调查办公室西南调研组成立仪式暨西南特色产品项目对接会”上了解到，重庆市老龄工作委员办公室、重庆老年事业发展基金、重庆消费养老发展办公室联合银行、保险公司等，推出一款积分消费养老保险。
消费者购物或就餐时，商家将退返一定的资金给消费者，这些资金将直接打到消费者的银行账户，再由银行帮市民缴纳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方式是商家返多少银行就帮消费者买多少。
主城积分消费养老险下月启动
该项目负责人张子洋介绍，这种消费积分变养老保险的模式，是市民凭一张积分卡，在指定的商店、超市、餐馆、酒店消费后，商家将退返一定的资金给消费者。这些资金将直接打到消费者的银行账户，再由银行帮市民缴纳商业养老保险。“返利因商品的价值而有所不同，有的商品返利是价格的1%用于购置保险，有的返20%。”张子洋介绍，假设市民购买了500元的保健品，按照20%返现，就退还100元，这笔钱将直接由银行帮市民购买保险。
参与该项目调研的全国产业经济国情调研办公室西南调研组秘书长余中明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购买保险，市民年轻时消费得越多，年老得到的保险金就越多。目前，该项目已在铜梁、万州等区县试点，下月将会在重庆主城启动。
—— 相关评论 ——
多支柱模式养老是必然选择
目前，三支柱模式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采取，收到不错的效果。我国在“未富先老”的人口条件下，也必须有长远的眼光，明确企业年金第二支柱的地位，给予全面、到位的优惠政策，推动年金的发展。
民政部发布的《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7亿人，比上年增长了4.53%，占全国总人口的12.5%。这相当于整个欧洲60岁及以上人口的总和、美国人口的一半。未来几年老年人口将以年均800多万的速度增加。
□牛海(上海理工大学)
多少年来，中国人都是靠家庭养老，不过目前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中国独特的“4-2-1”家庭人口赡养结构，使家庭冀望后代成年后赡养上一代的传统方式不再可行，需要政府和社会承担养老责任。我国现阶段比较成熟的养老保险制度只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也只涵盖了2.35亿人，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很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的财务面临枯竭危险。据蔡昉教授的测算，大约从2013年开始，我国老年抚养比例开始上升，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大规模的老龄化浪潮给国人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怎么养老？二三十年后谁给我们养老金？
负重前行的养老保险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是现收现付制，是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制度安排。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下艰难运行。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计，如果中国到2033年仍未改变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缴纳的综合税率要达到39%以上才能支撑制度的运行，到时企业和工作年龄人口将难以承受。这还只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情况，考虑到公务员退休金的财政全包，农民新兴养老保险的试点推开，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建立，目前仍以缴费人数多于领款人数而暂时可以维持和推开。《社会保险法》出台后，我们看到了政府致力于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担当和勇气。但现实的情况是，多个省市的基本养老保险面临巨大的隐性债务，个人账户空转，每年要财政兜底。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都需要政府的补贴，才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将来这些磁片化的养老保险布局能否统一起来，建立公平的基本的养老保险还成问题，即使是全国统一，替代率水平肯定是个大问题，也可能只够基本的生存需要。所以，要想过上体面的老年生活，必须多渠道开辟养老金来源。
“三支柱”养老模式
世界银行早在1994年就向世界各国推荐“三支柱”养老模式，第一支柱是国家建立的公共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由国家给优惠政策，利用社会力量建立。第三支柱是个人在保险市场购买年金。目前，三支柱模式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采取，收到不错的效果。我国在“未富先老”的人口条件下，也必须有长远的眼光，明确企业年金第二支柱的地位，给予全面、到位的优惠政策，推动年金的发展。因为企业年金的特点是，个人账户式基金积累制，劳动者在工作期间以固定缴费率在养老金账户上积累资金，由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统一投资管理，退休后根据个人账户的积累情况领取养老金的制度安排。它的优势是反映同代自养，实行代内平衡，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很小。第三支柱的个人年金作为补充，需要良好的金融和保险市场环境，才能让老百姓放心地去购买保险，为未来进行投资。
总之，我们的养老问题确实是远虑大于近忧，留给我们完善养老保险体制的时间不多了，政府的战略规划和长远眼光非常重要，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养老问题，与社会、个人一齐努力，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实现养老责任的政府、社会和个人分担，才能保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防止老年人口贫困化趋势，实现和谐社会发展目标。
将来我们靠什么养老，“以房养老”是否可行
日前，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目前，受到国家政策和生育观念的限制，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这就使得养老归社会成为必然，社区、福利机构的介入正在一步步加大。对此，窦玉沛表示，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会有一个过程，资金和服务都可能存在某种短缺，“以房养老”不失为一种自我保障的选择。

□众论
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保险的待遇差距应该不断地缩小，才能体现出社会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成功
养老保险首先要实现省级统筹，但目前许多地区还是地市级、县级统筹。全国统筹要分级分步进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主任张丽宾
要尽快探讨养老资产组合问题，在消费成为经济主要拉动力的新阶段，探讨“消费养老”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
将日常消费资本化作为养老的财富来源，是一种有价值的商业模式创新。
———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主任杜平
是时候加快探索“政府出钱，社会出力”的养老模式了。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振华
所谓“以房养老”，就是投保人将房屋产权作抵押，按月从保险公司领取现金直到身故，相当于保险公司通过分期付款(按月支付)的形式，收买投保人的房屋产权，类似于把住房抵押贷款反过来做，因此也称作“反向住房抵押贷款”，简称“倒按揭”。在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的今天，“以房养老”是否可行，“百善孝为先”是否已经过时，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养老体制，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观察、去思考，因为它关系着将来谁为我们养老。
O观察
现行养老体制的隐忧
□仲富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当前，社会养老体制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前几年上海著名的断肢再植专家陈忠伟院士因“空巢”而不幸坠楼身亡一直刺痛着社会的良心。近年来，关于老人赡养以及养老中的各类惨痛新闻不绝于耳，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我国人均寿命有了很大程度的延长。但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生育率的下降、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以及家庭结构的演变，使得“空巢”家庭日益增多，这也成为我国社会工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各地人口的流动强度不断提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外地迁移，一些老年人则由于生活习惯、传统的乡土观念等主、客观原因选择留在农村成为“空巢老人”。城市中许多年轻人出国留学和到海外工作，也使他们的父母成为城市生活中“孤独的人群”，这些空巢老人由于年迈丧失了一定的劳动能力，又得不到子女的照顾，他们的生活状态、养老问题以及在隔代教育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已成为当下值得全社会给予更多关注的社会现象。
隐忧一：传统农村家庭养
老模式面临困境，一些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
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开展，使农村的家庭小型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单个儿女与以往相比有了更重的赡养负担。随着大家庭的解体，计划生育导致的“4-2-1”或“4-2-2”家庭结构日益增多，加之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发展低迷及物价上涨，使得家庭负担日益沉重，一些农村贫困户日常生活困难，养老难以为继。
隐忧二：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
随着我国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各种行业中，受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繁忙于工作和事业及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青年父母无暇顾及老年人，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隐忧三：社会养老的相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
现在我国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依据除民政部1992年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外，几乎没有其他规范化的法规。由于没有相关的专门法规，各地在实践中缺乏坚实有力的立法依据，有的地方只能出台一些暂行办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长期性、稳定性，而且《方案》只是简单地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将保险对象定位在“非城镇户口，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农村人口”范围内，忽略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发展的加快，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一客观规律，保险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隐忧四：各地养老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困难，保障水平低。
《方案》中规定基金的筹集“坚持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有效的操作与实施。首先，受传统观念影响，许多老人还是选择家庭养老方式，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观念上难以适应和认同，行动上缺乏主动性，而且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支出却增长很快，能够用于储蓄的部分很少，从而降低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其次，大部分地区的集体经济非常薄弱，集体补助很难得到落实，而地方政府和国家财政也没有给予有效的资金和政策扶持。
隐忧五：城市家庭养老中保姆行业的不规范。
怎样全面提高家政服务行业的素质，迫在眉睫。我不禁想起了我的老师、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这位学贯中西的新闻学权威，曾经对新中国新闻事业有过突出贡献，然而，由于老人对小保姆过于信任，到外地出差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小保姆。未料想小保姆乘机偷窃，将王中老师的财富悉数卷走，并逃之夭夭。这个事件给了王中先生致命一击，没有这个变故，也许王中教授不至于病故。
孝文化仍需弘扬
在社会养老体制隐忧交集的情况下，国家一时恐怕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大声疾呼：弘扬中国传统的“孝文化”。
孝德观念作为一种生活原则，历经岁月几千年的演化和积淀，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心理，成为中国国民的一种行为习惯。一直以来，农村的家庭养老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是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的一种养老方式，这种方式也是我国多数农民的首选。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仍占养老保障总数的90%以上。从古至今，我国都有着家庭养老的传统和习惯，家庭关系是双向的，从而形成了两代人之间的相依心理。孝在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从总体上说，孝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根源、基础和元德，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根本和特征，是中国社会、政治、法律、教化的精神基础。每一代人都把赡养老人作为义务，国家从法律上明文规定子女对老人必须承担该义务，社会也从道德上去谴责那些“离经背道”之人。
百善孝为先，子女有义务有责任常回家看看。但从长远看，整合各种资源，为老人营造幸福的养老环境尤为迫切和重要。目前很多城市都在建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功能涵盖医疗、娱乐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个基层的帮扶通道，不但能解决老人的实际困难，也能安慰老人孤寂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