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中国如何从容应对挑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对这个判断，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明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如果说发展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的主题，那么“十二五”将是实现转型的关键5年。总体上，“十二五”仍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经济可以大有作为的5年；但就决策层而言，应更多关注转型之紧迫及转型之艰难，从而需要非凡的勇气与魄力来推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使转型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十二五”的机遇

从国内形势看，“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快的发展。一是劳动力优势。尽管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但“十二五”期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仍不会消失。二是资本优势。未来5年高储蓄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仍然有充裕的资本供给。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如果说过去30年，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那么“十二五”以及未来的更长时间，城市化将是主力。四是市场化不断推进，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会使经济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从国际形势看，尽管遭遇到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发展出现曲折，但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受到危机冲击，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呈现出不同步的情况，二者的相对力量也在发生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按购买力评价，到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比重将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这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中国可以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治理与区域性的合作，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之相应地，中国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逐步改变全球的货币体系，这些无疑都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十二五”的挑战

未来5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是外部需求萎缩的挑战。如果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称得上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那么，经历了这次危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恐怕要告一段落。首先，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再平衡与结构调整、金融部门的修复、实体经济活力的重新获得，以及新增长点的发掘，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金融危机之后所产生的财政危机，也会拖累复苏的步伐。2010年的美联储年会后，一份集合了多名央行官员与经济学家智慧的最新研究认为，后危机时代将有“10年过渡期”。也就是说，始于3年前次贷危机所造成的经济颓势还将持续大约7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全球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下降。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在面临增长下滑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抬头。

这表明，中国所面临的外部需求的萎缩并不是暂时的，而是一个会持续较长时间的“新常态”。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十二五”规划的制订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必须要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的位置。

其次，是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挑战。过去30年中国增长奇迹值得欢呼，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增长失衡问题非常严重。这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失衡；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失衡；内外需之间的失衡，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失衡等等。增长失衡问题导致未来中国增长面临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双重约束。一方面，经济赶超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结构失衡以及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可见，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在加速推进，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西欧早期工业化时期，涉及的人口只有1.3亿，而中国当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则要涵盖13亿人口。这样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将会给资源能源与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这无疑会对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形成自然方面的约束。

与此同时，社会方面的约束也在增强。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其一，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在0.46左右，已经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其二，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但考虑到城市隐性补贴以及社保等因素，城乡差距还要大得多。其三，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处于一个逐步下滑的过程。这些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成为扩大内需与转变增长动力的瓶颈和障碍，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二五”的对策

面对诸多严峻的挑战，“十二五”期间我们该如何应对？

首先，政府要转型，特别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政府转型是指要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当前来讲，紧迫的任务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首先，政府性驱动不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对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直接效果明显，但会带来财政风险。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承担。比如这次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第三，政府性驱动还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足，寻租腐败等问题。

其次，改变政绩评价体系。目前对于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还是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率。尽管加上节能减排指标，但还不足以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值得指出的是，即便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发展、经济转型，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又面临着“速度不减，指标不降，排名不跌”的挑战，使实质性的转型很难推进。因此，只有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考虑更多的社会性指标（比如居民收入增长率，就业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环保水平等），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绩评价体系，从而转变地方政府行为。

第三，更加注重发挥价格、财税机制的作用。发展方式转型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在掌握大方向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价格信号与财税激励的作用。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上不会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只有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使地方财政有新的支撑，缓解地方财力、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才不会出现地方单纯依赖土地财政、畸形发展房地产的问题。另外从根本上，只有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价格信号才可能更加准确，从而更好地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供给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