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自述33岁闪婚 前女友曾说一失足成千古恨

核心提示：1964年春节前夕，黔阳县组织篮球比赛，那时邓则是县代表队的，要打比赛了，比赛场就设在安江农校。农校几位热心的老师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鼓动我把婚事办了。热心的“红娘”曹延科老师更是“趁热打铁”，抓住练球空隙请邓则来我的宿舍喝茶休息。为这弄得我还很尴尬和措手不及，因为我的洗脸盆漏了个洞，只能歪在一边接点水请邓则洗手，而且我宿舍的墙脚边还丢了我几双臭袜子。但后来邓则跟我说过，就是因为这种状况，她深深感到“老师”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

有人牵线，速战速决！从介绍到结婚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把邓则从赛场上拖下来，要骑自行车带她去打结婚证。邓则说比赛还没完，我跟她说打结婚证比打比赛更重要！她有个叔伯哥哥，说你怎么搞的，比赛都不比了？我说比赛明天再比吧，今天这个结婚证更重要！

此前我也谈过恋爱，未成功。那时安江农校对门是黔阳一中，是个重点中学。1956年的时候，这所中学也要开一门农业技术课，而普通中学没有讲农业课的教师，就要我去代课。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教化学的女老师，我们在一个教研组里，谈了三年恋爱。我们两个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后来她跟我讲，她要跟别人结婚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她找的那个人，第一是出身比较好，第二是在大学当助教，第三是工作在长沙，这些条件都比我优越。实际上她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只是迫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无奈。对此我感到很痛苦，我也很痴情，等了她三年呢。后来她生小孩了，我就彻底断了念头，之后她曾说过她一失足成千古恨。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2010年11月12日第19版，作者：袁隆平 口述 辛业芸 访问整理，原题：《杂交水稻之外的袁隆平》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

这是我们知道的袁隆平。

光环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们所熟知的袁隆平——母亲从小教他说英语；因为带着弟弟逃学被父亲“打了一餐饱的”；考大学时选农业作为第一志愿，刚开始并不被理解；差点成为专业游泳运动员，险些去当空军飞行员……袁隆平的口述，带我们去认识一个杂交水稻之外的他。

我要感谢我的“贤内助”

我和邓则的结合，在当时堪称“门当户对”。我们是1964年2月结婚的，那时我已经超过33岁了，货真价实的晚婚。

此前我也谈过恋爱，未成功。那时安江农校对门是黔阳一中，是个重点中学。1956年的时候，这所中学也要开一门农业技术课，而普通中学没有讲农业课的教师，就要我去代课。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教化学的女老师，我们在一个教研组里，谈了三年恋爱。我们两个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后来她跟我讲，她要跟别人结婚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她找的那个人，第一是出身比较好，第二是在大学当助教，第三是工作在长沙，这些条件都比我优越。实际上她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只是迫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无奈。对此我感到很痛苦，我也很痴情，等了她三年呢。后来她生小孩了，我就彻底断了念头，之后她曾说过她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3年冬，学校老师和过去学生中的热心人关心我的婚姻大事，帮我物色了对象，她就是邓则，我过去的学生，小我8岁。她1959年从安江农校毕业后，分配到黔阳县农业局两路口农技站，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她也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一直没有考虑婚姻问题。经过她的两位同学谢万安和王业甫的撮合，我非常愿意，就去找她。两个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谁都不挑谁；加上原本是师生，互相熟悉和了解。她对我印象比较好，认为我的课讲得好，爱打球，爱搞些文艺活动啊，又会拉小提琴啊。她也很活跃，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运动，爱打球，还是黔阳县篮球运动代表队队员呢，因此我们很情投意合。

1964年春节前夕，黔阳县组织篮球比赛，那时邓则是县代表队的，要打比赛了，比赛场就设在安江农校。农校几位热心的老师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鼓动我把婚事办了。热心的“红娘”曹延科老师更是“趁热打铁”，抓住练球空隙请邓则来我的宿舍喝茶休息。为这弄得我还很尴尬和措手不及，因为我的洗脸盆漏了个洞，只能歪在一边接点水请邓则洗手，而且我宿舍的墙脚边还丢了我几双臭袜子。但后来邓则跟我说过，就是因为这种状况，她深深感到“老师”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

有人牵线，速战速决！从介绍到结婚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把邓则从赛场上拖下来，要骑自行车带她去打结婚证。邓则说比赛还没完，我跟她说打结婚证比打比赛更重要！她有个叔伯哥哥，说你怎么搞的，比赛都不比了？我说比赛明天再比吧，今天这个结婚证更重要！

农校的老师们都很热情地帮我们布置，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曹老师拿出5元钱，买回了喜糖；女体育教师周琼珠将刚买回的绣着一对红蝴蝶的平绒布鞋送了来……这样，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结婚时，我只穿了很一般的衣服，本来也不帅嘛。

我为了庆祝我们的新婚，曾邀请邓则去游泳。记得有一天开会到晚上11点，但在新婚的激情和游泳的兴致的双重驱使下，尽管黑灯瞎火，我还非拉上邓则去游泳不可。为此我还特意拿上一把小剪刀，以防河里有渔民布下的渔网，碰到鱼线时可以剪开脱身，然后我们去游了个痛快。

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叫我“袁老师”，我一直称她为“贤内助”。最有意思的是，前几年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辛世文教授（现在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见面时，我们互相介绍自己的夫人，他说“这是我的太太”，我就说“这是我的贤内助”。后来他太太就说“以后不能叫太太啊，要叫贤内助，贤内助比太太好”。

在我事业最艰难、工作最困难的时候，邓则却最坚定地支持我，她付出的确实太多了。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搞科研，家里的担子都由她挑起来。我曾连续7个春节都没有回家，是在海南岛过的。小孩都是我的贤内助带的，二儿子出生才3天我就南下了，但我的贤内助也没有埋怨我。她知道这个事业很重要，毫无怨言地支持我。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为了照顾我母亲，直到母亲去世，邓则才带着3个孩子来长沙和我团聚。从1964年到1990年，26年里我们基本是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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