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出言不逊 毛泽东发誓一定搞出核潜艇(2)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也符合开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对他们来说，无论何时，民族尊严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中国共产党只会选择后者。

    1960年初，二机部组建反应堆研究室，开始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老军工专家武杰回忆道：我被分配到修造部“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这在当时海军里是“天字第一号”的绝密工程，连海司直属机关的负责人也不知道。有位负责人在海直机关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无意中讲出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代号，仅仅是个代号，其他的什么也没讲，但这也捅了大篓子，立刻被免职了。当时的核潜艇设计完全是“纸上谈兵”。由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核试验反应堆，根本就不能上艇，核潜艇的装备也没有。当时我们仿制苏联导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鱼雷更不用说，别看鱼雷是老兵器，但制造难度相当大，现在世界上能独立设计制造鱼雷的国家连十个也超不出去，远比能造导弹的国家少得多。另外潜艇的通信、导航也都是空白。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我国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三个大摊子。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核潜艇工程于是进入了冬眠期。

    三

    1963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艇总体设计等关键项目的研究，为国民经济恢复之后试制核潜艇作技术上的准备。

    50多人的队伍，承担庞大的核潜艇工程，显然力不从心。但是以总工程师彭士禄为首的核动力研究人员仍然不言放弃。他们边学边干，为核潜艇工程作理论上的准备。在渤海湾望海寺旧址上，有几排平房，彻夜灯光通明。这里住着留下来继续研制核潜艇的科技人员。为了培养科研力量，彭总工程师和蒋滨森等几个了解核动力的专家给全研究室开了5门课：反应堆物理、工程热力学、自动控制、结构以及动力装置。

    这50多人就是核潜艇工程的种子！他们惟一的愿望是尽快渡过这段挨饿受冻的困难时期，努力创造条件，积蓄力量，使这一尖端项目早日重新上马。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701所所长陈佑铭奉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于笑虹将军之命，从外地赶到北京报到，担任09工程（即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但谁都没有想到，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时间，一大批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被打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要他们靠边站，把他们从科研和生产第一线赶走。陆上模式堆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开工两年多，仅完成总投资的15.1%，10个主要实验室一个也没有建成。科技工作者的热情被无情地泼了一盆冷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

    科研难以为继！生产难以为继！科研第一线的管理人员心痛了，二机部、七机部的领导，海军的领导心痛了，聂帅也心痛了。聂帅决心扭转这种局面，尽管这样做他要冒很大风险，因为早已有人准备好了一顶“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随时准备扣到他的头上。但他早已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当有科研人员向他报告，有些造反派对核潜艇工程横加干预、无理阻挠时，他怒不可遏：“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三百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他们中很多人是从批斗会现场赶来的。9时多，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器宇轩昂地走进会场。很长时间没穿军装的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服，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元帅的话掷地有声：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这项工程，不能等！不准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聂荣臻会后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是中央军委给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最大支持！

    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尚方宝剑”，广大科技人员欢欣鼓舞，而那些善于以“抓革命”冲击生产的“造反派”们，也不能不掂量掂量这份公函的分量。

    在核潜艇研制受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给予特别关照，连续作了几次批示：1968年2月28日，毛泽东批准海军建设核潜艇基地；1968年4月8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电示，抽调陆军1个师的部队支援核潜艇总装厂的建设；1968年7月17日，毛泽东签署电报，命令某军区派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和核动力研究所的建设；1969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示某军区派1000人的工兵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建设。

    所有被迫停产的工厂、科研所都逐步恢复了工作。核潜艇工艺复杂，一艘核潜艇就是一座浮动的海上科学城。一艘核潜艇的发电量可以满足一座中等城市的照明用电。据统计，建造第一艘核潜艇的材料有130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表和附件有2600多项、46000多台件，电缆300多种、总长达90余公里，管材270多种、总长30余公里。参与这些材料设备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和生产的计有2000多家工厂，协作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1968年11月23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

    核潜艇开工后，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经国务院、中央军委研究决定，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工作。组长是海军政委苏振华，成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罗舜初、赵启民，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六机部副部长边疆，国防工业办公室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张元培，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舰艇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等。

    四

    核潜艇工程的核动力装置由核动力研究所负责研制，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在核潜艇被迫下马的两年间，彭士禄综合同行们的正确意见，提出核动力研究不能只凭一腔热情蛮干，必须稳妥第一，最好先搞一个陆地模拟堆，充分研究改进后，再安装到潜艇里去。不久，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和数十名设计人员，被秘密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反应堆试验终于如期达到预定要求。共和国核潜艇的龙头工程终于被攻克了。船用核反应堆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美国人折腾了十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了。

    中国有了船用核反应堆，但如何将它变成潜艇的中枢，大家却茫然无所知。核潜艇总体所所长夏桐与总设计师黄旭华为此事一起商量了很多次。有一次，黄旭华突然冒出一句话：“听说国外有一种核潜艇玩具太逼真了，美国都不让卖了。”对啊，夏桐猛地想起，我们闭门造车在这里空想管什么用，难道就不能先造一个“超级玩具”，然后再在实践中逐步修改完善？夏桐的这个奇想后来引出了做一个1：1的核潜艇模型的大工程。颇为有趣的是，一时间研制部门中最为忙碌的竟是几个木匠，他们都是通过最严格的政审和技术考核筛选出来的。核潜艇的模型完全是按1：1的比例用木头制作的，它有着逼真的五脏六腑，甚至连里面的电话也是木头造的，宛如一个超级大玩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加快核潜艇研制步伐较为关键的转折点。

    1970年4月，数万台设备、数不清的零件联在了一起，一个庞大、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建成了。

    5月1日，陆上模式堆开始试车。试车结果表明：陆上模式堆工程良好，具备了开堆试验的条件。至此，核潜艇研制已经基本通过了设计、安装、调试、操作四道关，就剩下最关键的试验关了。

    7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听取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关于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问题汇报。汇报由彭士禄主讲，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参加。

    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

    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攻击型鱼雷核潜艇“长征一号”就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下水了。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