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论

1959年10月4日，毛泽东送走赫鲁晓夫后，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同赫鲁晓夫的会谈。在周恩来汇报了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后，与会人员进行了议论，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国当局表面上所谓“爱好和平”的一面……

1958年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

《百年潮》授权刊发，请勿转载。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在中苏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对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作过一些评论，而且随着双方分歧的加剧，对赫鲁晓夫的评论也逐步升级，从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上升到半修正主义以至修正主义。这些评论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见证了这个过程。

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从1958年起，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关系恶化的事件。1958年7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引起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旧病复发”，又想控制中国了。7月底，赫鲁晓夫来华向毛泽东解释。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沉默”、公开评论发展为公开批判。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苏中分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访美，自以为“开辟了苏美关系的新纪元”、“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自以为成了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和平缔造者”。10月，赫鲁晓夫怀着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的心情来华访问并参加新中国10周年大庆。其间，赫鲁晓夫在庆祝宴会上讲话，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并在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会谈中粗暴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以致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

1959年10月4日，毛泽东送走赫鲁晓夫后，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同赫鲁晓夫的会谈。在周恩来汇报了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后，与会人员进行了议论，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国当局表面上所谓“爱好和平”的一面，而且真的相信，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爱好和平”。赫鲁晓夫这么讲，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倾向。这只能由美国来教训他。现在我们无论怎样讲，他也是不会听的。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我们是赞成和平共处的，这是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当做路线，他相信苏联跟美国、社会主义跟帝国主义可以永久和平共处下去，可以实现他提出的所谓“全面彻底裁军”。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毛泽东在会上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很重要的教员是反面教员，像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这样的反面教员。用反面教员来教育他，往往比我们跟他辩论，跟他讲道理，会起更好的作用。会议作出结论，认为目前应采取以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应看到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对中共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一直耿耿于怀。10月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访华归国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10月31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再次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把中共领导人比做托洛茨基，把中国的对外政策比做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政策。12月1日，他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批评中共领导人开始骄傲起来，这就会符合敌人的利益。

面对赫鲁晓夫的再次挑衅，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共的对策，包括赫鲁晓夫12月1日提出的“对表论”。会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其中写道：“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同年，1959年，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毛泽东根据这个讲话提纲，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要点是：

第一，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是它打的也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法，从内部搞演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能够消灭的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

第二，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而上学始于斯大林。历史上我们跟苏联的分歧很多。赫鲁晓夫这个人也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国内他搞农业、工业、七年规划，他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当然这也反映他本质的一个方面。现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头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如果自己不能纠正，那么苏联党内会有力量来纠正他。我们应该保持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

第三，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行动、言论，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其中有美帝国主义，有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有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闹得特别凶的、表现特别积极的、态度特别恶劣的，就是南斯拉夫党，这是不足为怪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反华浪潮也是好事，一来可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二来可以激发各国人民的觉悟。应该看到，这种反华现象是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这必然会遇到国际上各种各样反动势力的反对。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自己要心里有数。我们应当尽快把中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起来，尽快建设我们自己的尖端国防科学技术，应该加强党内的团结，首先是1万多高级干部的团结。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总结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的变化，并确定了中共应采取的方针，即以团结为重、硬着头皮顶着、暂不公开争论、从容观察的方针。对赫鲁晓夫个人的评论，则认为他在某些方面有修正主义倾向，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

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争吵后，两党、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双方的分歧也被带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场合。

1960年2月4日，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为定于5月在巴黎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造势。中共中央派康生等人作为中国观察员参加了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康生在会上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称:“中国一贯主张普遍裁军，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一贯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都不能对中国有约束力”。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中共，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有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毛泽东是“老套鞋”等。2月5日，苏共中央派人向康生等宣读了口头声明，给中共戴了许多帽子，攻击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等等。

2月22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要同西方达成妥协，就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

4月，我们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根据毛泽东关于“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评的观点，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的指示，这三篇文章集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对南斯拉夫进行批判，没有直接提到苏联及赫鲁晓夫，但文章中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

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原定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讨论柏林问题。但5月1日发生的美国U－2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击落事件，使得四国首脑会议最终流产。5月16日，赫鲁晓夫仍然按原计划从莫斯科飞到巴黎，随后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要美国对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遭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拒绝。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在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了分析，指出赫鲁晓夫有两面性，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两人对骂起来。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森豪威尔对抗，是因为美国派飞机入侵苏联，把他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毛泽东指出，对赫鲁晓夫，正面教育可以起点作用，但有限。对他能起较大作用的是反面教员，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人。毛泽东指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我们从他搞掉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现在又搞掉伏罗希洛夫，连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个书生也容不了，都要排挤，同此种人怎能共事呢？至于中苏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1954年还比较好，1956年就不行了，1957年好一点，1958年又不行了，就是这么反反复复，不好相处。这个人不可信赖。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毛泽东强调，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了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

1960年5月在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出半修正主义的评价后，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国际组织中，在国际会议上，经常有所反映，而且愈演愈烈，常常爆发激烈的争吵。

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领导人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兄弟党党员座谈中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

1960年夏，赫鲁晓夫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对毛泽东进行了猛烈攻击。对此，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有力反驳，揭露了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了赫鲁晓夫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行为。

会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破坏中苏关系的措施，并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于9月1日前召回在华工作的专家。不久又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

1960年9月，在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的劝和下，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会谈涉及到许多问题，如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关于中印边境事件、关于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关于苏联将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等等。由于两党之间的分歧太大，会谈无果而散。

10月至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针对当时的局势，毛泽东、中共中央多次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苏分歧是原则性的，但从整个中苏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分歧的积极因素。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更坚固的团结。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由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赴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多处影射攻击中共，邓小平发言进行了反击。在讨论会议声明等文件时，双方也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好在双方最终达成了修改意见，会议在通过宣言、呼吁书后圆满结束。

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缓和期。1961年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肯定了莫斯科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说，我们现在在党内要讲团结，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跟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团结，跟兄弟党要讲团结。全会决定对苏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把力量集中在国内经济调整工作上。几乎同时，苏共中央也召开全会，提出了今后对待中共应继续执行加强友谊的方针，最好同中国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不断地进行协商，互通情报，一如既往地给予中国物资技术援助。仅仅在1961年上半年，中国就两次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谈经济、技术合作问题。在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两国代表团也配合得很好。不过，好景不长，到1961年底，中苏之间的论战又重新点燃。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举行，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赫鲁晓夫作了总结报告和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报告。中苏双方围绕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等问题发生了争论。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劝告，甚至表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时，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10月23日，周恩来以准备全国人大开会为由提前回国。

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讨论《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时，再一次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1961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于9月5日、9月15日讨论了《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在讨论中，陆定一认为《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有两面性，它不仅比1957年《莫斯科宣言》倒退了，也比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倒退了。他认为，《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反映了赫鲁晓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有很多插话。他说，总的估计，这两年我们的斗争没有能够完全拖住赫鲁晓夫，更谈不上改变他的基本立场。他是很顽固地坚持他的立场的。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赫鲁晓夫对兄弟党、兄弟国家就是要欺压，就是要把你压服，压不服就整你，把兄弟党、兄弟国家当做敌人，搞颠覆，这是典型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另一个方面，对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是怕帝国主义的，他口口声声说要搞裁军、搞谈判，实际上是要争取在帝国主义的舞台上有一席地位。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民族共产主义，说我们单干，其实我们搞的是自力更生。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我们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说，现在，赫鲁晓夫又来挑战了，我们怎么办？我看，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修堡垒，就是把我们内部整顿好，做好物质建设，也要做好思想建设。另一件事情就是要准备斗争，现在要准备可能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有一场斗争，也可能斗争很激烈，也可能只攻击阿尔巴尼亚不攻我们，也可能围攻我们，我们要做这个准备。说修堡垒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封锁起来，不让人民知道赫鲁晓夫这一套东西。我们要发表赫鲁晓夫这个纲领，等他们通过以后就发表，利用这个东西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释为什么说他们提出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对他的错误观点。刘少奇在发言中说，《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是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概括地讲，可以叫做“三和两全”，“三和”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个“三和两全”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概括，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违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违反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个纲领草案是要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要继续革命了，实质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刘少奇还特别强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

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不同的会议上多次谈到苏共二十二大，他们都认为，苏共二十二大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暴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分裂的危险。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谈到中苏关系时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的广大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做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毛泽东在谈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时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是苏共二十二大，他在大会上搞“四反”（即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好像是嚣张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经到了顶点，接着就是走下坡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这就是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和赫鲁晓夫所作的报告。这就是他的顶峰，从此就走下坡路了。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预示着中苏关系将进一步恶化，再也没有逆转可能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阎明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