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银币铸行概况

中国近代银币铸行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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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银币铸行概况

在探究近代中国银质铸币有关问题时，银质辅币之铸行不容忽略，银辅币以其铸额巨大，流通广泛，皆在壹圆型银质主币之上。所谓辅币，系指币值分别为库平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及五钱、四钱、三钱、二钱、一钱、中圆、半圆、伍角、贰角、壹角、贰毫等币值之银币。中国民间称之为“小洋”、“银角”、“毫洋”等。近代中国银质辅币之铸行，当以新疆地区为先，清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当地已普遍行用各种不同名目之小天罡银币。至于内地省区，则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广东所铸“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三钱六分、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库平钱分二厘、库平三分六厘”。

此四等辅币之币值、重量及直径等，皆成其后各地铸造银质辅币所循规范。在各种不同币值之银质辅币中，以库平重一钱四分四厘及库平重七分二厘者（即贰角型与壹角型银币）大小适中、交易方便而为民众乐于使用，流通最广，为数最巨，世间习称其“双毫”、“单毫”。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各地货币流通领域中，银质辅币所占比重远大于银质主币之现象十分普遍。尤以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绝少铸造银质主币，所行皆系贰角型及壹角型银币。造成近代中国银质辅币发行数额巨大之根本原因在于其成色较低，铸造盈利远大于银圆，因而各省竞相仿铸，漫无限制，至清代末期，即已失控，以致数量泛滥，种类纷繁，成色低劣，无法平价兑换银圆。对此，清廷曾多次立例制止，均未奏效。民国前期，政府亦于《国币条例》中明确厘定银质辅币重量、成色，且令天津造币厂于1916年开铸统一辅币。但各省仍以滥铸辅币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之重要来源，不仅毫无罢手之意，更变本加厉。及至30年代，银质辅币才渐由银行发行之辅币券所替代，退出近代中国货币流通领域。

相反，近代中国金质铸币为数甚稀，在流通货币中仅扮演配角。众所周知，黄金作为珍罕难得之贵金属，自古被中国民众视为贮藏保值之重要手段。虽中国古籍中不乏历代用金为币之记载，亦见有关实物资料存世，但此类铸币之用途多限于赏赐、祭祀、进奉、布施、馈赠及殉葬等，鲜有大量鼓铸，以其充当流通货币者。此种状况，清代及民国时期亦未改观。在近代中国，由中央政府令铸法定流通金币之例仅见于清代末年。其时清廷曾酝酿进行币制改革，设想在中国确立金本位币制，并欲铸“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等，以求藉此统一通货。为此，天津造币厂奉命试铸“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两种金币。然是项计划终因国库空虚，存金无多而告夭折。“大清金币”亦未行用，仅有少量样币传世。概而论之，中国近代金质铸币中之绝大多数，乃属非流通金质样币、银币金样、试铸币及纪念币、章之列。此中较具盛名者，除“大清金币”而外，又有“户部光绪元宝银币金样”、“四川省造卢比金质样币”、“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壹圆（长须龙）银向金样”、“孙像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银币金样”及贰角型金币、“袁像民国共和纪念币壹圆银币金样”“袁像民国八年造贰拾圆、拾圆金币”等等。

近年来，又陆续见有“光绪辛丑吉林银圆局造金圆流通”、“福建官局造光绪元宝银币金样”、“民国十六年张作霖像伍拾圆金币”、“赵恒惕像湖南省宪成立纪念银币金样”等珍品面世。尽管如此，在其时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金币仍在当地货币流通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清同治年间，新疆南部已有中亚浩罕国入侵者阿古柏建立之伪政权铸行“铁拉”金币流通。1907年，新疆藩司王树楠建迪化银圆局，利用当地产金甚丰之有利条件，铸有“饷金二钱”、“饷金一钱”两种流通金币。民国前期，云南省曾陆续铸行币值不同之“唐像拥护共和纪念金币”、“滇字金币”等。西藏亦于1918年至1920年间铸造币值为二十两之“色章果木”金币，此类金币之铸行，多系当地政府筹措资金应付军、政开支短缺或弥补市场面通货不足等所为。后因金价不断上扬，金币多被民间兑换收藏无以为继等而相继停铸，流通时间甚短。

此外，1949年前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空前严重，经济濒临崩溃，被迫恢复银本位币值，复铸银币。此间，四川省曾拟铸金币投入流通，面值分别为伍钱、贰钱五分、贰拾元、当银圆拾元等，均仅见铜样存世。

在中国近代贵金属铸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人民革命政权所铸银币尤为引人瞩目。为冲破国民党反动势力之经济、军事封锁，各革命根据地相继成立银行，发行包括纸币、银币乃至布币等在内之各种流通货币。[/size]
[size=3]　　以银币而言，早期铸币在鄂西北革命根据地鄂北农民银行发行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造壹圆”、“1931年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币壹圆”、湖南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铸造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制壹圆”、及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所铸“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制壹圆”等。其后，鄂豫皖、中央、川陕及陕甘革命根据地等于1932年至1935年间均先后设立银行及造币厂，铸行银币。此中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造币厂及川陕革命根据地所辖川陕省造币厂铸银币数量最巨。

大量人民革命政权自铸银币之行用，无疑对保障各革命根据地经济独立自主，稳定金融市场，确保革命武装给养，改善当地民众生活及粉碎国民党反动势力军事围剿，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等皆产生极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成为中国惟一法定本位货币。但建国之初，部分边远地区仍有银币行用，其主要集中于川、滇及西藏等地。尤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尊重藏族人民在商品交换中长期以银币的习惯，保护其合法权益，特许该地区暂时行用银币，并由内地调拨袁像民国纪年壹圆银币等入藏，缓解通货不足，且将原西藏地方政府所铸银、铜币等作为辅币流通。

1962年5月10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西藏自治区金银管理和禁止外币、银币流通暂行办法》，彻底废止银币流通，使之最终退出货币流通领域。至此，中国近代100余年行用银质铸币及货币市场紊乱、货币多元化之历史宣告终结。人民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完全占有大陆市场，并在中国内地首次实现货币制度统一。

中国近代货币发展最为引人瞩目之变化，当属银圆本位币制之确立。中国近代贵金属铸币之铸行，系中西货币文化相互碰撞撞、交融之重要产物。此前之2000余年间，中国铸币长期沿用先秦时期所创手工范铸技术，钱币形制亦代代相袭外圆内方之制。尽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项工艺及钱币形制可以满足社会经济及货币流通所需，且相对占有较为先进、优越之地位。但时至近代，世界许多国家之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时期，包括铸币在内之各项生产技术及设备等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相形之下，中国传统铸币技术明显落后于人，甚至无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之需。

世纪中、后期，伴随外国银币大量涌入及列强势力东渐，西方货币文化对中国近代币制及铸币生产领域之影响不断增强。1889年，“广东钱局”率先自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订购铸币机构设备，延聘外籍技师入厂工作，开中国近代机制银币铸行之先河。此后，各地造币厂多见有由国外购入机构或委托雕刻币模者，如“庚子京局制造光绪元宝”银币币模，“陕西省造光绪元宝”银币币模、“孙像民国十八年帆船图案银币”币模等皆属此列。在华工作之外籍铸币专家中，意大利籍雕刻师L.GIORGI尤负盛名。据载其受聘于天津造币厂期间，曾主持雕刻包括“宣统三年大清银币”、“袁像民国纪年银币”等在内之诸多币模。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铸币生产能够逐步摈弃旧有手工范铸落后方法等，转而大量采用先进铸币机械设备，铸造工艺水准迅速提高，并形成相当规模之生产能力。

在铸币形制等方面，则既秉承中国铸币以书法艺术见长之传统，又注重吸收、融汇西方近代铸币造型美观，雕刻入微之优点，逐渐形成以币铭为主，图案为辅之独特风格。同时，还通过生产实践培养造就出大批本国铸币专业人材。铸币生产亦得以跻身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之行列，并占有一定地位。中国近代贵金属铸币之行用，为时虽不过百余载，却已历经由繁渐简、由分散铸造渐趋形式统一复杂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西方列强相继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之不平等条约，割让大片领土，支付巨额赔款。1851年爆发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纵横18省，更严重动摇清廷统治基础，使之陷入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廷不遗余力，兴兵围剿，军费开支浩繁，国库空虚至极。同时，中央政府权力日渐削弱，各省地方行政长官则开始执掌实权，画地为牢，各行其事。在此情形之下，铸币权失控势属必然。因难以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支持，各省纷纷设厂铸币，企图以铸币盈利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及扩充军事实力等，一发而不可收。民国前期亦然，各军阀集团拥兵割据，连年混战，铸币混乱较前代尤过之。清末及民国时期铸币纷乱、失控见之于诸多方面。

以银币铸额而论，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初期十余年间，各地所铸壹圆型银质主币为数即达14亿元之巨。加之各省铸币图案、形制、币值、计量单位、成色及铸造工艺水准等皆参差不一，又镌本省省名于币上，遂致甲省铸币难行于乙省。即便在同一省份，仅因造币厂人事变动，亦导致前后铸币版别货币各异。历届中央政府虽曾屡颁条例，三令五申，订立法定货币，终无所获。且其自铸银币，形制、质量及成色标准等亦变换频繁，反复不定。可以断言，在近代中国，货币铸行权从未有过真正统一、集中。故此，铸额庞大，铸地庞大，铸地分散品种、版别繁杂，成色、铸工优劣悬殊，流通混乱，可谓中国近代贵金属币铸行之一大弊端（抑或特征）。凡此种种，无疑对于近代中国银圆本位币制之完善打击沉重，并令其在各统治集团进行之权力竞争中停滞不前，甚至退化，最终在世界经济潮流冲击下趋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