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外蒙的徐树铮为何卷入五四风潮:迷恋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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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凌驾于总统、总理之上?

林纾是否有意识地以“荆生”暗指徐树铮,是一回事;新文化人士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从“荆生”形象认出了徐树铮,又是一回事。我以为,即便林纾主观上并没有以“荆生”暗指徐树铮之意,新文化人士也有足够的理由,从“荆生”想到徐树铮。说新文化人士将“荆生”认作徐树铮是一种“运动之术”,那才真是厚诬了新文化人士。

在那时期的北洋军阀中,徐树铮的确算得上一个独特之人。

1880年11月11日,徐树铮出生于江苏省萧县(1955年,萧县划归安徽)。徐树铮字又铮,又曾自号则林。“徐则林”显然是表示要效法“林则徐”。徐父是个乡村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徐树铮因此从小受到较好的旧式教育。庚子事变后,徐投身军旅,与段祺瑞相遇而深受段之赏识。1905年至1910年,徐树铮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从日本回国后,又回到段祺瑞麾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宣布退位后,袁世凯继孙文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则先后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事。1914年,徐树铮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段祺瑞自遇徐后,便对徐极为倚重和宠信。曾在北洋政府中枢担任要职的张国淦,在回忆文章《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中说:“段一生事业,固由徐助其成,亦实败于徐一人之手,此公论也……民元段任陆长,徐管理总务厅事,一切公牍批阅指示,即由徐代为主持。及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国务院,段保徐为秘书长,袁不允,段怫然大不悦,对袁个人之不肯尽力帮助,此其原因之一。黎元洪继任,段仍保徐为院秘书长,黎亦不同意,经中间竭力疏通,始勉允任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北洋时期活跃着的军阀和政客中,徐树铮有两点颇异于他人:一是很有文才,传统文化的修养很不错。张国淦在上面所说的回忆文章中,也说徐树铮遇段祺瑞后,“段赏其才气纵横,始加重视”。这里的“才气”,首先指“文才”。张国淦又说:“徐之为人,非久甘寂寞者,其精力强干,下笔千言,恒辈之所不及。段对之言听计从,即事未关白,亦引为己责,可谓任之专而信之笃。”这就是说,身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这秘书长到了“溺爱”的程度。在军界和政界角逐的同时,徐树铮还以他自己的方式,重视文化教育。在文化建设上,在教育事业上,徐树铮也有着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样,就与林纾携起了手。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说。

徐树铮另一异于他人之处,是极其专横跋扈,极其敢作敢为。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虽然对段祺瑞提议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但终拗不过段祺瑞,徐树铮于是成了国务院秘书长。而身为秘书长的徐树铮,却往往视大总统黎元洪如小儿。地方军阀,本就是土皇帝,皇帝一般行事,不难理解。徐树铮是在政府中枢担任秘书长这样的职务,虽是要职,但毕竟只是在总统和总理身边办事。权再重,也是高级管家、高级听差的角色。但徐树铮往往凌驾于总统、总理之上,常做些先斩后奏、斩而不奏的事。这一时期的所谓“府院之争”,名义上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是黎元洪与段祺瑞之争,实际上是总统府与徐树铮之争。张国淦在《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一文中说:“徐每日进府盖章,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是何原因……徐竟率对以‘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章,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其跋扈可想。”一个国务院秘书长,拿着公文请总统盖章,竟不许总统过问公文内容——这种事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干?

说到徐树铮,不能不说到所谓的“安福俱乐部”。1917年7月,张勋的复辟闹剧收场后,原来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安福俱乐部”最初的成员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一文中说,这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办法,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而“安福系之产生,就是由这个临时参议院而来的”。简单地说,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达到控制国会、操纵选举的目的,才成立了这样一个“议员俱乐部”。而“俱乐部”的当家者,就是徐树铮。“俱乐部”一开始设在北京西城的安福胡同,后来,聚集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安福胡同的房子已嫌狭小,便迁到太平湖新址。“安福俱乐部”虽是皖系军阀创设,但目的是要掌控国会,所以其成员必须来自“五湖四海”,各省议员都有。有些是被诱而来,有些是投奔而来。随着皖系的势力迅速壮大,想挤进这“安福俱乐部”的人自然不少。刘冰天在《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一文中说:“安福俱乐部列名的议员,每月受津贴三百元,确系事实,支票上钤有‘任重致远’图章一个。”(中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三百元可不是小数目,那时的北大教授月薪也就此数,但已是高薪了。所以,仅以此为诱饵,就可以招来许多人。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安福系挟官府之权威,加之以金钱的补助,那(哪)有不获全胜之理……所以全国大选揭晓之后,绝大多数议席,皆为安福系所占有。而这些议员既然是由安福系一手包办而来,当然也就不能不俯首帖耳,甘愿服从其驱使了。”选举结束,国会成立,这国会便被人们称为“安福国会”。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控制国家政权两年之久。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两年。“安福系”在政界呼风唤雨、耕云播雨之时,也正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新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界翻江搅海、除旧布新之时。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当是时,徐树铮势焰熏天,炙手可热。”徐府自然门庭若市。刘振生说,“此时奔走北池子徐宅之人士,约为四类”。第一类便是“老学究”。“徐树铮幼受书毒,咬文嚼字;他最得意的一部书就是《古文辞类纂》,每日有暇,即圈点讽诵,不离手也。因此之故,他对于世所谓文学家,颇能推崇优礼,最著者为柯劭忞、王树枏、马其昶、姚永朴、林纾、王式通等。”这让我们明白,当新文化运动蓬勃高涨之时,在北京的一些保守、顽旧人士,则聚集到了徐树铮身边。换言之,在那几年,“安福俱乐部”不仅是北京的政治中心,也是思想文化上保守、顽旧势力的一个据点。如果说,北京大学内部也聚集着一批思想文化上的保守、顽旧人物,那“安福俱乐部”则是大学校园外保守、顽旧势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