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布衣常委夏家骏——中国高层维权真实写照--网上舆情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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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骏其人——
夏家骏：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公安部特约督察员、历史学家、书法家、烈士遗孤。多年来，由于夏家骏的家已经成为一个上访接待站，有人把夏家骏当成是“办案子的”，又有人称他是“夏包公”、“夏青天”。
夏家骏的父亲夏次叔是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至1938年任李宗仁秘书，1938年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暗杀。夏家骏当时只有6个月，他的母亲因此发疯，他4岁时进入孤儿院与哥姐相依为命。上世纪60年代初，研究生毕业的夏家骏因父亲遗留的历史问题而受到株连，被下放到北大荒教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夏家骏调回北京，他的父亲夏次叔也于1983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作为法律史专家的夏家骏多方查找先父遗墨，在《北大学生周刊》上查到夏次叔1930年的文章“青年与责任”。该文针对胡适“为求学而求学”阐述一己之见：“应为解放广大劳苦大众而求学，为推进政治进步而求学，为促进生产力而求学。”在湖南老家的“励志楼”上，也镌有夏次叔的题字：“岂让古圣贤擅占史册美”。族中长老告知夏家骏，夏次叔是“很硬气的人”，“位居高官，心里有下层人。”夏家骏把先父的遗墨和口碑当作自己为民办事、死硬到底的精神遗产。
作为烈士遗孤，夏家骏的学术生涯并不顺利。他曾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因为他的法学观冲击了传统学术堡垒，本已具备带研究生资格却被“挡”在研究生导师组之外。他一度“破例”给研究生讲课，因为学生反响强烈，讲过三次后再也不让讲了，说是“哗众取宠”。按夏家骏的说法：“从此我再也没有上过讲台。老实说，有些年我一直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地活着。”
没有上讲台的权利自然也没有上讲台的待遇：夏家骏一家四口人曾在筒子楼中蜗居了整整7年，双层架子床，儿子、父亲睡上面，女儿、母亲睡下面，仅有的一张写字台四人共用。儿子睡了，老父亲再点灯熬夜，困了就趴在桌上眯到天亮。大概是由于他是烈士遗孤并且是少数民族（土家族）的缘故，被剥夺了授课权的夏家骏最终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和抚慰，1993年，他当选正部级待遇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当选人大常委之后，夏家骏为老百姓办的第一件事是帮助江苏的一对夫妻重见天日。那时候，这对夫妻因为在老家揭露贪污而得罪人，为了逃避迫害躲到北京，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地下室里一住就是半年。夏家骏了解情况后，给乔石委员长写信。经过乔石的批示和过问，事情很快得到解决。夏家骏却为此付出了被肆意侵权的代价：1993年6月的一天，夏家骏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他位于筒子楼里的房间被抢劫，家中东西被扔出屋外，烈属证下落不明。后来法庭判令肇事者向夏家骏赔礼道歉并归还物品，夏家骏却至今未得到精神、物质补偿。
1995年，有人向夏家骏举报河南省保险公司总经理周华孚严重挪用公款，夏家骏请中纪委调查此事。调查中，周华孚大骂中纪委混蛋，极力阻挠调查。夏家骏在给朱镕基的报告中要求严惩祸国殃民的蛀虫，说是“到了居安思危的时候了……”
1996年，来自湖南长沙的一位70岁老教授叩开家门，跪在夏家骏面前。教授的独生子在公共汽车上维持秩序时被歹徒刺死，本定于5月31日对该歹徒执行枪决，令人不解的是，杀人凶手非但没有被执行，反而在电视上被称为优秀青年企业家。夏家骏调查后，针对这起刑事案件背后的腐败向原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直谏：“腐败不除，民不聊生。”这年7月，凶手得到应有的惩处。
同样是在1996年，广西北海市政府承诺卖给湖南农民企业太平集团148亩地，当场收钱2300多万元。当地政府挪用这笔钱做边贸生意亏了本，湖南农民要钱6年没结果。当农民找到夏家骏时，他已经不再是含金量较高的人大常委，而变成了政协常委。夏家骏说这是他接手的最棘手最难办的案子：“事情反映到我这儿，我就去了，一定解决，当地答应得很痛快。我走以后，农民们又等了20多天，没有任何结果还被硬生生撵了回去。我又下广西，找省人大，要求见自治区主席成克杰。成克杰不见我，我悻悻而归。回到北京，我马上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每人写了一封信，同样内容，‘如此对待农民是不公平的’。转过年来，中青报采访我，我披露了这件事。我承认这是我第一次败走麦城，但是我坚信能走到胜利的彼岸。后来事情也解决了。”
1997年7月20日，夏家骏还曾到中南海向总理朱镕基面陈国事，说是“信仰日弱，假话日多，权色日重，吏事日怠，上下日远。”从而被朱称为“好人”。夏家骏所做过的最为风光也最为火爆的一件事，是黑龙江省鸡西市反复造假欺瞒温家宝总理，被夏家骏一再揭穿的重大案例。限于篇幅此处从略。……
夏家骏其事——
特写镜头：2008年的某月某日上午9点，一位略显疲惫来自河北的中年农民，手提装满材料的黑色皮包，急着在夏家骏的家门口反映当地征地中的问题。而土地问题，正是这位布衣常委近年关注的重点。
“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对某些地方对农民征地补偿不足的种种弊端的一番痛斥，竟使在场人士听得‘触目惊心'，以致政协临时决定把这个意见上报中央。”夏家骏，这位68岁的老人谈起为老百姓办的诸多“小事”和“小事” 里的各色人物，有酸甜苦辣，甚至惊雷骤雨。
——对农民我们良心有愧
我想向总书记建议，对欺压农民问题严重的干部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查国土局的账，查冤假错案，查审批的手续，查款项的收支。像辽宁辽源市的一块土地，卖给了6个商人，一女六嫁。就要查清卖土地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否则，对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我们良心有愧。
●是些什么事让夏家骏对农民和土地如此关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全国各地视察，发现某个县的广场至少比天安门广场大 5 倍；某地距市区65公里修建的高尔夫球场，打一小时 2000块，主要是市领导偶尔来打一打；浙江的一个县级市，大街竟修了一条150多米宽。开发区里，大片大片的土地在那里撂荒。我就想到农民主要靠土地生活，土地没有了，将来生活怎么办？
还有在某地，有一块用来盖经济适用房的土地，10万块钱1亩，政府补贴5万，开发商出资5万。合同上明明写着给农民安置工作，结果一个也不安置，强制性撤迁时，开发商动员上千人来驱赶一个村庄的农民。据群众反映，这块被征土地村子的三个书记同一天拿到上了牌照的轿车。而辖区民警根本不管农民被打一事，据说其中某个所长一人就有3套房子。
一些地区少数干部急功好利，搞开发，上项目，好大喜功。一些则是官商勾结，把土地批给奸商，自己中间吃好处，如请其出国考察，供其子女出国留学，为其异地买房子，保证其下台后有出路。有的干部总觉得自己有权，说服不了群众的话，就让警察来动武。如果公安局长敢不听话，县委书记就把你拿掉。像浙江某市国土副局长，群众反映是一个廉洁的干部，该市听说温总理要来视察，为了推卸乱批土地的责任并防止国土局正直干部揭发市领导的问题，便将该副局长连续审讯12个昼夜，最后诱使其被迫承认受贿并将其判刑。
——小问题可能燃成烈火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小事涉及群众利益和典型意义的事，是带有方向性的。像黑龙江鸡西市农民讨不到工资自杀了，我认为这是大事，要大张旗鼓地反映。要知道小道理包含着大道理，小问题可能燃成烈火。
●是些什么现象触动夏家骏往上反映情况？
辽宁朝阳市的刘向荣是个好市长，受到诬陷了，8个小时审判判处有期徒刑8年，从法律上来讲，太冤了。我认为这是反腐败必须依法进行的一个大问题，不是刘向荣个人平反的问题。所以我坚持给中央反映，最后5个常委批示，使之得到了平反昭雪。河北涿州动用警察和武力来强行拆迁，不给安置住房。我反映给中央，就是提醒全国要注意拆迁问题。结果中纪委、监察部和建设部联合发文，政府不得作为拆迁的主体单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领导不批示问题难解决
中国的问题，有的不通过领导批示解决不了；领导几次批示以后还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有。 譬如，河北香河有一个年轻党员承包了一个工厂，审计后发现外面还有人家欠的60万元没有审计到，结果审计一推六二五，纪委却开除了他的党籍。他跑来找我，我便给廊坊市委书记写信，说一个农民对党的这种质朴的感情令人感动，希望给他处分，不要开除他的党籍。市委书记立即批示给了香河，香河纪委却去警告那个年轻党员：“你去告诉那个夏老头，它是搞书法的，就好好搞他的书法吧，少管党内的事。”我只好给省委领导写信。
有的人我并不认识， 但也能解决问题。譬如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有个工人来上访，反映 8 年没有工资也不报销药费。我便给李区长写了一封信。不到一个礼拜这个工人就拎了一个果篮，跪到我家门口喊，“夏老，我的问题解决了。”又如，对天津某工人的困难，我直接给戴相龙书记写信，戴书记不仅立即派人解决了他个人的问题，而却全厂的问题也随后完全解决了。
——我不是官员是布衣常委
有人称呼我“布衣青天”，这个词不科学，在古代是指某些行为正、办事公的官员。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群众，无权办具体事，不过是把问题反映给领导，并通过许多好领导给困难群众办些事而已。但喊我布衣常委是对的。第一，我是老百姓, 不是官员；第二，我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常委有协商、监督、参议之权。从人大常委转到政协常委时，中央统战部领导跟我谈过，“你还是正部级”。但我从来就不去想什么正部级待遇，不要专车。有的地方官员问我什么级别，我说没级别，那好，他就找个普通科员接待我。但解决不了问题，我是要找领导的。
由于我当了常委，认识了这些领导，知道哪些问题该谁解决、谁能解决。像属于纪委的事，我给纪委领导同志写信；属于国务院的事，我给总理或部长写信。属于各省的事，我就给书记、省长、副书记、副省长写信。如果我是普通老百姓，第一，我不知道这个程序；第二，群众给中央领导来信，秘书不见得送给领导，写信就引不起重视。而我也知道，不该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的一般问题，我也决不越级。
我现在每年写信或亲自去办的大事小事，至少在几百件。我每天至少收到三封信，一年至少在千封以上。来访者一天最多是十五六拨，少的也有五六拨，一年不下3000 人。我的手机费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四千多元。为了节约，我只好不停地发信息，右手大拇指常常累肿了。我下去私访，政协是不给费用的。我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企业家的案子，由他们给我拿路费。农民、穷人的案子，我就利用出席会议、视察的机会，顺便把事给办了。
相关话题：暗访私访遭遇异议
我一般不在原地接触举报人。了解情况后，我一个人打个车到当地的公共场所转一转，问一问。为了不暴露身份，在一个地方我最多呆三五个钟头。到当地的某些人知道我来了，我早已离开了那里。有的省委领导就提出过异议，“听说你还到某市去私访，这样好吗？”我说，“我了解情况，群众反映的是不是实事，并不影响政府的威信。”
在1996年，当时湖南太平集团给我反映，1992年他们花了2300万到广西北海买了148亩土地。但是直到1996年，土地在哪都不知道，钱也不退。这样我就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广西，跟政府值班室主任吴主任说要见成克杰。他说不能通报，叫找负责人大代表议案的柳处长，这位柳处长则说，“我没这个义务，我要是反映给他，我的饭碗就砸了。”再找吴主任，则说：“您不是法律专家吗？您打官司去。”我说：“你废话，打官司我就不到你这里来了。你告诉成克杰，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这便是我首次“走麦城”，但我当天返京即给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写了一封信，都是同样的内容。隔了两个星期，据说成克杰就被叫到中南海，挨了批评，并被责令严肃处理关于太平集团的问题。后来我搞书法展，在布展时成克杰来了。他说：“老夏你不够意思。”我说：“什么不够意思，问问你的秘书，你拒绝接见我。”
以后遇到的可多了。譬如在河北保定，为解决一个公安干警两地分居的问题，市公安局批了，但得市领导签个字，人事局才重视。就这么一件小事，我四天没见着书记。最后给他秘书打电话，秘书就说了一句话：“你怎么知道我手机的？”“啪”就把手机挂了。还有，到广东中山农民企业家要债，陈市长18天拒见，并说：“常委？常委多着呢，咱们中山就有60多！”。到内蒙赤峰，为赤峰办好事，高市长拒见，第四天他在我住的楼下宴会吃饭，却连十分钟也不给。……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一天我从常委退下来了，成为一个地道的布衣，该管的事我还是要管。我既不怕别人公开整我，也不怕别人给我暗中下绊。明朝有个民谚：“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也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逍遥。”我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是好是坏，让历史去检验, 让群众去评说。
摘报编辑：Tangx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