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

相蓝欣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师邓小平曾说过：“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讲思想解放，道理也是一样。套话连篇累牍，口号日新月异，往往会词不达意，起不到思想解放的效果。语言含糊的主题在媒体上变奏再多，中外听众和读者还是不感兴趣，记也记不住。
“含糊其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西化概念带来的混乱。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并没有神学本体论（或称“是论”），所以不会问“政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类问题。西方传统则反之，本体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一句话，“上帝创造的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首先要接受《圣经》中的造物主，否则哪里有“平等”可言？平等地位也有个“准入”和“不准入”的问题。中文的流行译法“人人生而平等”反而是不正确的，刻意掩盖了美国民主制的神学背景。
中国传统也没有政治的空间划分理论。政治从来都不是可以同经济、社会相隔离，有着单独操作的空间，更谈不上量化操作的空间。三权分立，计票直选，政治派别按三个方位界定（左、中、右）等西式传统没有理由成为全人类的普世政治价值。
中国人的政治观是动态的，时空相结合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问题，即下一步应当往哪里走。“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可行手段。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西式“民主”这个特定的政治模式认定为人类发展的共同方向。只有接受基督教传统的目的论和末世论，这个既定方向才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如果美国人干脆把中国“民主化”挑明为“西化”，意思反倒彰显出来。
但中国人在寻“道”时，又总要问个为什么。比如，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西式民主化的道路”？笔者几年前在华盛顿做基辛格讲座教授时，多次向美方的政要学者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人似乎集体失语。从建国初始，他们就习惯把自己的政治体制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楷模，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命题，没必要问个为什么。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其实聪明得很，给这个新生国家取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无名之名”：“美利坚合众国”。所谓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政治和地理概念是含混的，原本13个成员的版图和治国理念因此可以不断扩张、改造，且大可不必限于美洲地域。换句话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人类的普世价值，非一般民族国家的传统名字，如英格兰、法兰西和中国之类可以囊括。里根总统曾公开宣扬，美国乃“光明山巅的金色庙宇”。从“光明山巅”往下看当然是一片昏暗。
中国人不大赞同横向比较的人种、文化和体制优劣说，但总是相信纵向的体制高下论，即政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王朝更替的逻辑。政府政绩造成的政权兴衰是常理，绝无亘古不变的“永恒”政治价值观可以诠释。中美双方的政治传统和出发点如此迥异，我们却常常坠入西式话语的圈套。但事实证明，不管你如何用他们的概念立论，比如“利益攸关论”，中国只要不接受西式“民主化”（即西化）的预设目标，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必然难以妥协。更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利益之一是推进全球的“民主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这个战略产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传统政治思想没有过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界解释一些中国人原创的原则，说服力也不够。原因也是概念不准、语言含糊。至少，我们在谈政治时，用的是从日文转口的“politics”，将脱离时间的空间和基督教神学背景装进中国的西式政治概念，其中
中国传统的“政”和“治”的要义已失，传统理念的人本、动态和时空结合的政治逻辑在中外论辩中并不起作用。其实，中国为政思想比西方有很多先进之处。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本身要正，治理的政策才能正确。如若不然，必草菅人命，民不聊生，政权也就岌岌可危。由此推论，孔子是第一个推崇人民对暴政造反有理命题的大思想家。
中国政治传统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在西方，直到17世纪的约翰·洛克，才开始讲清这个道理。用西式本体论的语言来解释民主对中国是好是坏，无异于承认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果。如果认为民主只是解决决策程序问题，于是直选制度就成了评判政治好坏的首要标准。根据西方传统的“天赋人权”说（以上帝造人为前提），西式民主还是保护抽象人权的“最高上诉法庭”和人类不可逾越的最佳政治形式。中国人不相信世界末日，政治也不可能有最终或最佳的模式。孔子的为政思路，正如荀子所总结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将儒家的君民关系的实质一语点破，比西方政治科学的论证高明许多。
将“政者正也”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里，道理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学者福山鼓吹“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式民主的绝对优越，从而为小布什政府的“政权变更”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然而，连福山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布什主义”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并没有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可，而且在实行过程中已经失败，美国的“软实力”一落千丈。事实证明，任何强国，其身不正，国际地位必然下降。
因此，在与美国交流时，如果根据普世价值论的思路劝说美国要有耐心，中国的“民主化”尚需时日，那只能刻意迎合美国人坚信“耶稣终将到来”的心理，但实质上传递了中华传统劣于西方传统的错误信息。近年来国内儒学大兴，很多人以为儒家“和合”思想传播的机遇到来，但美国人多以为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于是有沈大伟等美国学者重提中国在亚洲的传统“霸权”，即“朝贡制”的恢复。这种新“中国威胁论”虽然是隔靴挠痒，荒诞不经，但同近年来国内“快餐儒学”突然成为大众流行文化有关。“快餐儒学”未必得儒学精要，但支持了外人对当今中国事务的一个基本看法：回归传统是为了防范“进步”。
运用民族语言来阐述理论
习近平最近提出，我们应当“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只有放弃西式语境，我们才能够认真研究“第三
次思想解放”的路径问题。依笔者之见，用明确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至少有两点需要向全世界挑明：第一：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任何永恒的“普世价值”，因此将西式政治体制移植到中国无法成活；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不可能是“民主化”或“西化”，而可能出现挑战西方民主理论的人本政治模式。西方应当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中国“西化”进程的幻想。毫无疑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吸收西方体制的某些长处，但“中体西用”的大方向不能改变。至于中国今后的体制架构如何，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径。
改革说到底是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将体制改革称为“变法”是有道理的。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决心很大，气魄恢宏，挑明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应当打破条条框框。
“天”，“祖宗”和“人言”的含义究竟如何？首先，“天变”是指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天变，“道”亦应变。其二，“祖宗”应如何理解？有一个流行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但“祖宗”也包括不合理的决策体制。下一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突破行政改革的框框，对传承下来的苏联式决策体制进行全面评估。其三，何谓“人言”？笔者以为，它既包括国内反对改革的思潮，也包括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噪。“奥运政治化”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国能否从容应对，处变不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和国际国内民众的支持。“危机”本身既有危险也有机遇。危机管理的目的是“化险为夷”，不必将杜绝危机定为理想的，但根本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对外解释自己的机制跟不上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发展趋势，更缺乏现代手段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比如说，“对外宣传”的部分资源完全可以用在国际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设计。中国的改革思路固然不需要别人批准，但国际舆论的认可和赞赏却至关重要。（
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
相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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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师邓小平曾说过：“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讲思想解放，道理也是一样。套话连篇累牍，口号日新月异，往往会词不达意，起不到思想解放的效果。语言含糊的主题在媒体上变奏再多，中外听众和读者还是不感兴趣，记也记不住。
“含糊其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西化概念带来的混乱。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并没有神学本体论（或称“是论”），所以不会问“政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类问题。西方传统则反之，本体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一句话，“上帝创造的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首先要接受《圣经》中的造物主，否则哪里有“平等”可言？平等地位也有个“准入”和“不准入”的问题。中文的流行译法“人人生而平等”反而是不正确的，刻意掩盖了美国民主制的神学背景。
中国传统也没有政治的空间划分理论。政治从来都不是可以同经济、社会相隔离，有着单独操作的空间，更谈不上量化操作的空间。三权分立，计票直选，政治派别按三个方位界定（左、中、右）等西式传统没有理由成为全人类的普世政治价值。
中国人的政治观是动态的，时空相结合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问题，即下一步应当往哪里走。“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可行手段。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西式“民主”这个特定的政治模式认定为人类发展的共同方向。只有接受基督教传统的目的论和末世论，这个既定方向才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如果美国人干脆把中国“民主化”挑明为“西化”，意思反倒彰显出来。
但中国人在寻“道”时，又总要问个为什么。比如，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西式民主化的道路”？笔者几年前在华盛顿做基辛格讲座教授时，多次向美方的政要学者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人似乎集体失语。从建国初始，他们就习惯把自己的政治体制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楷模，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命题，没必要问个为什么。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其实聪明得很，给这个新生国家取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无名之名”：“美利坚合众国”。所谓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政治和地理概念是含混的，原本13个成员的版图和治国理念因此可以不断扩张、改造，且大可不必限于美洲地域。换句话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人类的普世价值，非一般民族国家的传统名字，如英格兰、法兰西和中国之类可以囊括。里根总统曾公开宣扬，美国乃“光明山巅的金色庙宇”。从“光明山巅”往下看当然是一片昏暗。
中国人不大赞同横向比较的人种、文化和体制优劣说，但总是相信纵向的体制高下论，即政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王朝更替的逻辑。政府政绩造成的政权兴衰是常理，绝无亘古不变的“永恒”政治价值观可以诠释。中美双方的政治传统和出发点如此迥异，我们却常常坠入西式话语的圈套。但事实证明，不管你如何用他们的概念立论，比如“利益攸关论”，中国只要不接受西式“民主化”（即西化）的预设目标，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必然难以妥协。更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利益之一是推进全球的“民主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这个战略产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传统政治思想没有过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界解释一些中国人原创的原则，说服力也不够。原因也是概念不准、语言含糊。至少，我们在谈政治时，用的是从日文转口的“politics”，将脱离时间的空间和基督教神学背景装进中国的西式政治概念，其中
中国传统的“政”和“治”的要义已失，传统理念的人本、动态和时空结合的政治逻辑在中外论辩中并不起作用。其实，中国为政思想比西方有很多先进之处。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本身要正，治理的政策才能正确。如若不然，必草菅人命，民不聊生，政权也就岌岌可危。由此推论，孔子是第一个推崇人民对暴政造反有理命题的大思想家。
中国政治传统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在西方，直到17世纪的约翰·洛克，才开始讲清这个道理。用西式本体论的语言来解释民主对中国是好是坏，无异于承认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果。如果认为民主只是解决决策程序问题，于是直选制度就成了评判政治好坏的首要标准。根据西方传统的“天赋人权”说（以上帝造人为前提），西式民主还是保护抽象人权的“最高上诉法庭”和人类不可逾越的最佳政治形式。中国人不相信世界末日，政治也不可能有最终或最佳的模式。孔子的为政思路，正如荀子所总结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将儒家的君民关系的实质一语点破，比西方政治科学的论证高明许多。
将“政者正也”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里，道理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学者福山鼓吹“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式民主的绝对优越，从而为小布什政府的“政权变更”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然而，连福山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布什主义”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并没有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可，而且在实行过程中已经失败，美国的“软实力”一落千丈。事实证明，任何强国，其身不正，国际地位必然下降。
因此，在与美国交流时，如果根据普世价值论的思路劝说美国要有耐心，中国的“民主化”尚需时日，那只能刻意迎合美国人坚信“耶稣终将到来”的心理，但实质上传递了中华传统劣于西方传统的错误信息。近年来国内儒学大兴，很多人以为儒家“和合”思想传播的机遇到来，但美国人多以为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于是有沈大伟等美国学者重提中国在亚洲的传统“霸权”，即“朝贡制”的恢复。这种新“中国威胁论”虽然是隔靴挠痒，荒诞不经，但同近年来国内“快餐儒学”突然成为大众流行文化有关。“快餐儒学”未必得儒学精要，但支持了外人对当今中国事务的一个基本看法：回归传统是为了防范“进步”。
运用民族语言来阐述理论
习近平最近提出，我们应当“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只有放弃西式语境，我们才能够认真研究“第三
次思想解放”的路径问题。依笔者之见，用明确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至少有两点需要向全世界挑明：第一：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任何永恒的“普世价值”，因此将西式政治体制移植到中国无法成活；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不可能是“民主化”或“西化”，而可能出现挑战西方民主理论的人本政治模式。西方应当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中国“西化”进程的幻想。毫无疑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吸收西方体制的某些长处，但“中体西用”的大方向不能改变。至于中国今后的体制架构如何，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径。
改革说到底是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将体制改革称为“变法”是有道理的。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决心很大，气魄恢宏，挑明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应当打破条条框框。
“天”，“祖宗”和“人言”的含义究竟如何？首先，“天变”是指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天变，“道”亦应变。其二，“祖宗”应如何理解？有一个流行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但“祖宗”也包括不合理的决策体制。下一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突破行政改革的框框，对传承下来的苏联式决策体制进行全面评估。其三，何谓“人言”？笔者以为，它既包括国内反对改革的思潮，也包括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噪。“奥运政治化”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国能否从容应对，处变不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和国际国内民众的支持。“危机”本身既有危险也有机遇。危机管理的目的是“化险为夷”，不必将杜绝危机定为理想的，但根本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对外解释自己的机制跟不上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发展趋势，更缺乏现代手段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比如说，“对外宣传”的部分资源完全可以用在国际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设计。中国的改革思路固然不需要别人批准，但国际舆论的认可和赞赏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