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通胀当前，可否提高粮价 （外一篇）

李昌平：通胀当前，可否提高粮价
2010年11月12日07:57东方网李昌平我要评论(128)
字号：T|T
李昌平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11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就“认清形势 妥善应对 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进行现场解读。周望军的基本观点是：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
周望军解释说：这次涨价的特点跟2004、2007、2008年涨价的原因和品种都有所区别。2004年价格上涨是由于粮食减产，当时的CPI达到了3.9%。2007年是猪肉价格短缺引起的。2008年涨了5.9%，这次的特点主要是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如粮食、蔬菜、鸡蛋、食用油、方便面等，实际上根源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粮价是百价之基。肉奶蛋都是由粮食转换的，包括酒也是由粮食做的。
周望军特别强调：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是重要物资储备充分，这么多年国家也积累了丰富的调控物价的经验，防止通货膨胀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和手段保障，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笔者认为，周望军副司长“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的观点值得商榷。
历史上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
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左右，当时粮价是被绝对管制的，通胀与粮价上涨无关。
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到0.24元/斤，上涨100％多，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
1993、1994、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通胀率分别达到13.1%、24.1%和17.1%，同样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而是在通胀出现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
2008年的通胀率为5.9%，是在粮价稳定的情况下，食用油和猪肉价格暴涨引发的。2009年粮食价格补涨后，通胀结束。
由此可见，历史上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反而每次通胀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
今年的通胀，也是在什么都涨了之后（大蒜涨800%，房子涨60%，劳动力涨20%，石油涨25%，种子涨100%，肥料涨20%），粮价才开始上涨的，并且只有粮价涨得最少（10%左右）。
人所共知，中国的粮价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日本农民生产的稻谷，日本政府以每斤12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而我们收购农民的稻谷价格在1元钱左右；相对于“种房子”，“种粮食”的收益实在是太少了，百分之一都不到；最近25年，一般公务员工资上涨了60倍左右，农资的价格涨了20倍以上，而粮食价格只上涨了6倍左右。
如此，再认为“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恐怕说不过去。
周望军副司长所说的“这么多年国家也积累了丰富调控物价的经验”。而过去的经验，其核心恰恰就是压低粮价，这样一来，岂不是向农民转嫁通胀风险？
在笔者看来，长期依靠压低粮食价格向广大农民转嫁通胀风险的做法，是中国经济深层矛盾的根源。譬如：农民收入低、农民工工资低、内需不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中国生产物质他国生产票子、经济自主性受制于外部市场约束、贸易摩擦不断、进出口定价权丧失等等，一定程度上，与持久压低粮价相关。
农民是我国的大多数，如果长期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应对通胀或经济危机，其结果恐怕是民弱国虚！
当前正确应对通胀的办法不是打压粮价，而是让2011年的粮食定购价在2010年基础上，有大幅提高（即使明年粮食定购价提高50%，粮价和其他商品的比价也是最低的），以调动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如果粮食出现抢购和非正常涨价，政府应该大胆把充足的储备大规模低价投放市场。
我相信这样做了，当下市场供给大幅增加，加上2011年必定是农产品大幅增长之年，各种投机资金立马放弃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炒作，粮价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立马就会恢复正常。这样做既没有伤害农民，也为农产品增长和物价长期稳定打下了基础，也为增加农民和农民工工资、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堂吉伟德：蔬菜限价好傻好天真
2010年11月14日07:11南方网堂吉伟德我要评论(24)
字号：T|T
福州10日开始对大白菜、上海青、豆芽菜和空心菜等4种主要蔬菜实施“限价令”。至11日，福州6家主要超市的80家门店全部将菜价调至政府指导价之下，4种大路菜的降价幅度两日间普遍达到15%—50%。
限价令是纯粹的行政手段干预，虽然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后续发展如何，却未必理想。尤为严重的是，这种办法本身有“头痛医脚”的不对症，结果不但治不了病，甚至会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效果，禁令流于形式或失去效力，公权力的形象也会受到破坏。
蔬菜价格上涨过快，是物价上涨的缩影。先前，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当前物价上涨是流动性过剩引起，具体有货币发行过量、天灾等临时性的因素、农村的生产资源相对减少，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热钱炒作四大原因。在物价整体推动下，蔬菜的上下产业链都在疯狂涨价，单纯采取行政的价格干预，既不科学也不公平。
一方面会“菜低伤农”，进一步压缩菜农的种菜积极性；另一方面会因为限价导致部门菜价过低，影响流通环节的积极性，在趋利性的市场规则下，容易使大白菜、上海青、豆芽菜和空心菜的市场供应减少，甚至到无菜可卖的程度，最终受损的还是市民的利益。
本来，治理非理性的菜价，政府应采取更为理性的手段和措施，比如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利用税收、法律、财政等综合手段积极应对。比如对炒价等行为，进行法律层面的追究，对违法者进行惩处；对于菜农，可以采取加大补贴，降低其种植成本；对于销售、流通等环节，可以采取税收减免等办法，降低销售成本；对于城市低保和贫困人口，可以实行特殊物价补贴，增加他们的购买力，降低菜价上升带来的支付压力，一定程序上保证生活质量。特殊时候，还可以投入国家储备菜，或者发售平价菜，以平抑价格，满足需求。
可以说，限价的想法很好很纯洁，做法却好傻好天真，既破坏了供应的平衡与稳定，首先招致以菜农为代表的群体的不满意，又会因为价格的反弹和市场供应不足引起消费者和市民的不满，落得个“两头讨不好，两头不是人”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