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饶漱石

 历史人物-饶漱石     饶漱石(1903-1975) ，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调到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因卷入高饶反党联盟和潘汉年案件被解职、逮捕、判刑。
    人物生平 　　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钟岭乡环洲饶家人。出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著名党外民主人士饶思诚。早年入江西省立三师（今抚州一中）、上海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曾赴英、法、苏留学。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赣东北及浙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青年工作。 　　1929年起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任新四军政委。1938年回国。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1947年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山东的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他与高岗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 　　1955年被开除出党。 　　19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 　　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

   革命人生

    昵称“小姚”

　　因饶、姚谐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时期的饶漱石常常被战友们爱称为“小姚”。 1941年1月11日，在国民党   

  

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期间，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政领导人叶挺（字希夷）、饶漱石：“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在此，饶被毛泽东昵称为“小姚”。  　　1939年11月，饶漱石回国后转到新四军内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初到新四军中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加上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全无联系，初来乍到就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的饶漱石当时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饶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致使饶“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因此，他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间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他更特别注意克己，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无疑，他这样做是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后来，他在检讨材料中坦承：“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项英对中央和毛泽东不满，叶挺是党外人士，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甚为重视，亲切地称他为“小姚”，让其和叶、项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事宜──如1940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中越过项英，直接要求饶：“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小姚的材料限于12月1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供七大用。”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

    争当主席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   

  

书记。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选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过程中，饶漱石玩弄了政治手段。按当时惯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曾两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就谦让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知晓后对陈毅说：“你既然那么忙，我就挑起这个担子吧！”结果，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饶如愿以偿。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又身兼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就显得比其它大区主席要风光些。由于陈毅落选，外界纷纷揣测，谣言四起。对此，饶自己也是心虚的，他后来承认：“ 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内，饶漱石还是兢兢业业的，并曾多次得到毛泽东肯定。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小平（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中曾指出：“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在此，毛泽东点名表扬了饶领导的华东，并实际上对负责中南、西北工作的邓子恢、彭德怀提出了批评。 　　出于对饶的关心，中央和毛泽东曾让饶到北京休养过一段时间。可是，生性多疑的饶却无端揣测中央让他去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为此，他曾专门深夜造访毛泽东，无话找话说，想从毛泽东的口风中试探出中央对自己的态度。

     高饶联盟

　　1953年初，饶漱石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来，曾在一些同事中大放厥词：“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的领导之下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1952年底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党内野心家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为此，高岗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饶漱石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最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榫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他一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这也是郭日后挨批的原因之一）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密指示郭：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结果，他们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问题”：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国民党华北当局主办）上面刊有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张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启事》──“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不参加共产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高岗、饶漱石看后，如获至宝地说：“哼！这样的人，刘少奇都敢用！对付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善于选择他们的薄弱点展开反攻。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材料报给毛主席。”由于中央对于此事已经知情，它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所以高、饶的这一“石头”没有能激起甚么波澜。  　　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高岗、饶漱石利用毛泽东批评薄一波主持的财经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企图间接达到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威信的目的。在会上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声色俱厉、无中生有地指责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结果，高岗、饶漱石“明反薄（一波），实反刘（少奇）”的目的部分达到，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月12日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可惜，也许是利令智昏，高、饶没能领会毛泽东的警告之意。  　　初尝政治斗争甜头的高、饶决定乘胜出击拱倒刘少奇。1953年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高岗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大批长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饶后来交代，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会上，安子文受到警告处分，高、饶阴谋又告得逞。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饶漱石活动得更加厉害。高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企图改组党的领导，由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兼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逐渐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说：“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谈到“政治感冒”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1953年12月，毛泽东两次约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谈话。第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明就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很冷漠。陈毅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这才满意，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对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最后，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告诫张：“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显然他要张鼎丞在中央组织部里全力牵制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此时，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在此之前，他向高、饶发出过警告，并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4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全会做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做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

       自我检讨

　　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人找饶漱石谈话，正式点出了他和高岗的问题。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毛泽东两次建议的精神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会议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会上，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在“黄花塘事件”及与安子文争吵问题上的错误，清点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并要求严肃处理：“ 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现在，我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送到杨尚昆处。经过汇总，杨尚昆再向毛泽东和其它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两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  　　1、黄花塘事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在陈谦让时，玩弄手段取而代之； 　　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问题──承认当时他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认为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在检查的结尾处，饶漱石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八顶“帽子”： 　　(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 　　(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 　　(4)宗派主义； 　　(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 　　(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 　　(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做完书面检查后，饶漱石就无所事事，静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散步外，他几乎足不出户。  　　面对高饶的迅速蜕变，曾和饶漱石长期共事的陈毅感触颇深，他在1954年写下了《手莫伸》一诗，意味深长地警戒自己，激励世人，诗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人物评价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高岗、饶漱石为什么没有平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高饶事件在国人心中，仍有许多挥之不去的疑团。高岗、饶漱石究竟有没有反党，他们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如果没有？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本人长期收集饶漱石的资料，根据现在解密的有关资料，谈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高岗、饶漱石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究竟有没有反党  　　从现在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证据显然是不足的。其实高饶事件并不复杂，高岗曾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对待农业合作化，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的分歧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搞了一些名堂，如在背后封官许愿，贬低刘少奇、周恩来的非正常组织活动。企图在党内取代刘少奇的地位。曾先后拉拢过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人。陈云、邓小平当即反对，并向毛泽东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才有了1953年的那场反对高饶的斗争。事实是高岗利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散布流言蜚语，贬低刘少奇、周恩来，又利用毛泽东对薄一波等人搞的新税制不满，在会上对薄进行猛烈批评，并把刘少奇的一些话安在薄一波身上来批。饶漱石也在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抓住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问题不放。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否定。这两件事后来被引申为“明批薄一波，实反刘少奇”，“明批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继而被引申为高饶结成反党联盟的主要依据。高岗在杭州对林彪说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他所犯错误的主要问题，现摘录如下：“毛主席说过，有了枪就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造就了一个大党。”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都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我就不服这个气，主体就要象主体的样子。主体的代表人物，你林总当然算一个，我也应该算一个，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毛主席越来越不重视刘少奇了，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拿枪造党的人，重视军队的党。咱们一直是跟着他。给长征提供落脚地的人，现在还有谁？东北怎么样？这你很清楚。东北就是先进嘛！东北的先进，东北的正确，东北创造出来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一贯的。所以，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高岗这些话后来被党中央确认为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企图煽动一些高级干部对中央不满，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自命为是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为其夺取党和国的主要权力制造根据。  　　对于高岗的这些活动，毛泽东虽然对他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高岗是“地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但都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否对高岗说过“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之类的话。但从1954年9月14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选举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来看，高岗说的不完全是造谣。是不是由于高岗不顾场合透露了毛泽东的核心机密，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只好让高岗去自食其果，已经永远无法知晓了。  　　此外，虽然还揭发出高岗、饶漱石的一些问题。如高岗有生活作风问题。饶漱石历史上和陈毅有过矛盾，应负主要责任，不按组织程序当上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但两人历史上均无问题，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背地里都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也没有反对当时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恰恰相反，高岗在关于农村合作社及工业发展建设等问题上的认识和毛泽东的想法十分吻合，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则和毛泽东有分歧。因而1952年，毛泽东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当时的政务院属平级单位，调高岗任计委主席，把原属政务院管辖的八个工业部划给计委管，又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毛泽东信任高岗在党内高层是人所共知的。  　　单凭上述的问题，高饶的问题怎么也上升不到“结成反党联盟”的。毛泽东当年发动对高饶的斗争旨在增强党内团结，反对党内分裂，反对宗派主义。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给会议定了基本的调子，为增强团结，多作自我批评，不搞面对面揭发。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都作了发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既有自我批评，也有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揭发。而高岗、饶漱石的发言则完全是自我检讨。但他们的检讨，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快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作出决定，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两个座谈会的主旨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待和自我批评。两人的座谈会先后开了七次，高、饶的检讨一次次都没有过关。高岗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即1954年2月17日开枪自杀未遂后失去了自由。1954年8月17日3点，高岗服“速可眠”再次自杀身亡。在当时，自杀就是最大的犯罪，就是叛党。高岗的死，使毛泽东原来想通过斗争，达到增强全党团结的目的落空了，也令中国共产党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用毛泽东的话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也使高岗犯错误的性质变为犯罪。1954年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亡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里有这样一句话：“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这在当时定他为“反党”、“叛徒”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尽管他在行动上，言论上没有反党行为。如果高岗不死，毛泽东原本还要让他继续工作，保留中央委员，到陕西任省委副书记兼任延安地委书记。对饶漱石，毛泽东原本也要保留他的党籍，只撤销他中央委员，中组部长职务，但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一件是上海解放初期，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主持镇反时搞了个“以特反特”的方针，被人诬陷为包庇重用、掩护特务分子达3300多余人。而这方针又是饶漱石亲自批准的，致使毛泽东认为饶漱石的问题不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是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第二件事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汇报饶漱石向他发牢骚，他的检讨是被迫写的，是陈毅对他打击报复，他要向中央申诉。饶又多了一条拒不承认错误，要翻案的罪状。第三件事是潘汉年自己交待，1943年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因潘长期在饶手下工作，又把饶牵连上了。致使毛泽东党中央认定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饶是首犯，潘汉年、扬帆为主犯。三人均被逮捕，后被判刑坐牢。造成了共和国第一惊天冤案。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高饶被定为反党联盟虽无事实作依据，但却是情理中的事情。当然，还有人为因素。当年高岗要取代刘少奇、周恩来，但后来高饶的问题均由刘、周主办。刘、周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实在是一种正常现象。刘少奇、周恩来是人不是神，高饶的检讨为什么一次次不能过关？就可想而知了。谁都知道，检讨是否深刻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 　　二、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党内一次权力之争，同历史上朝朝代代宫廷斗争没有太大的区别。胜利者对失败者总是把罪责定得过重。更不会让失败者轻而易举翻案。高饶的问题也不例外。这是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即观念上的误区。建国以后，党内外极“左”思想愈来愈严重。当年以思想定罪的事层出不穷，批评一个党支部书记就可能戴上反党的帽子而坐牢。因此，党内外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非常容易戴在人们头上。“反党”、“路线斗争”用得太滥、而且非常不准确，党员自杀又被视为叛党。也可以成为罪状。这种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不少人们认为，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看待当时的高饶问题，高饶问题永远不可能平反。1978年，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此后，虽然平反了党内外一大批冤假错案，高饶的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但当时人们的意识观念并没有多少改变，要想对高、饶问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再一个原因仍是人为因素。党内这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党的高层领导人发话，尽管是冤假错案都不可能平反。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关健人物是邓小平、陈云。而邓小平、陈云又是当年在与高、饶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多次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总之高饶的问题不揭露，不处理不成的，现在看来，处理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对于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我想谈点个人看法：第一：“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从现在解密的资料来看，似乎找不到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的依据，只有贬低刘少奇同志的言论。高岗并没有反对刘少奇去当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只是想让林彪去搞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周恩来。从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来看，无论背后或公开，高岗都有这个权利。就是有问题，也只是犯了自由主义。当年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就擅自草拟中央政治局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名单，也只是受到当面警告处分。按说，安子文的问题要比高岗严重得多。退一万步说，高岗就是反对刘少奇，能不能就说是反党？我看值得商榷推敲。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被打倒了。而真正要打倒刘少奇的却是毛泽东。难道毛泽东也是反党？第二：“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这话确实是实事求是的，但以前却都是说路线斗争，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对高饶的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三：作为第二代党的领导核心说了“要肯定”，这个反那里还平得了？再说，这时“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也未复查出结果。饶漱石还有所谓“内奸”、“反革命”的罪名。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开始对潘汉年、扬帆案进行全面的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昭雪。事实证明，这个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但饶漱石问题中央却没作复查结论。为此，1982年8月13日，饶漱石的原秘书陈麟章给陈云同志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鉴于潘汉年，扬帆已经平反，过去认定那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自然不能成立，饶漱石此前在党内外担任过重要职务，将来写党史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而且完全有条件弄清楚，无论对后人还是对饶漱石的亲人都有必要把所有事件弄清楚，并建议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陈云有没有收到这封信，如何处理这封信现在不得而知，但后来没有回音。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其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发表，说明了中央用特殊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只是这种特殊方式没有多少人知道。1989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词典》出版。在“重要事件”一章中有“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的条目。用以取代以往一直认定的“高饶反党联盟”。

     饶漱石的性格缺点

　　饶漱石平时很少与任何人交往。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  　　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