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后是如何对待老朋友的？ - 金满楼：读史。新知。锐评。 - 西门送客 - 和讯博...

袁世凯称帝后是如何对待老朋友的？

   文@金满楼

   在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也没有把云南造反看得有多严重，因为云南是穷省，造反的队伍也不过万把人，力量还不如“二次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至少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几个省份都同时独立了，军队也大大超过了护国军，但北洋军还不是轻易取胜？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孔夫子曾教导我们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二次革命的时候，袁世凯是代表中央平叛，得道多助，所以一鼓荡平；但现在袁世凯已经不占理了，因为你要搞复辟、做皇上，总统誓辞言犹在耳，如今却非要强奸民意，搞假选举，弄真皇帝，那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那原本不满的声音就如滔滔江河，汇成洪流了。

   要说起老袁起家的本钱，原本在于他多年经营的班底，也就是他在小站练兵、巡抚山东、总督直隶、做北洋大臣及军机大臣时所培养、提拔的各路文武大员，这些人才是袁世凯的本钱。有了这些人，哪怕摄政王载沣把老袁一脚踢回了河南老家，但他的那套班子并不是谁都能指挥得动的。

   袁世凯多年精心打造的班底，可以分为文武二类，文的有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杨士琦、梁士诒、周自齐、周学熙、严修、于式枚、梁如浩、梁敦彦、张一麐、金邦平、傅增湘、杨度、施肇祥、曹汝霖、陆宗舆、孙多森等；武的那更是将星如云，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张勋、张锡銮、倪嗣冲、雷震春、江朝宗、曹锟、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田中玉、鲍贵卿、何宗莲、商德全、王英楷、俆树铮、靳云鹏等；介于文武之间的还有赵秉钧、田文烈等人。

   正是靠了这个班底，袁世凯才得在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后东山再起，并把大清给赶下了台，自己则顺顺当当的做上了民国大总统。按理，袁世凯此时手下谋士如群、猛将如云，如果他能以国计民生为念，励精图治，这些人自然可以成为安国经邦之才，但要是老袁要重返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太子党，那向心力、号召力就没了。

   特别是老袁在推行“军民分治”、“废都督”、“军事处”、“模范团”等举措后，那些老部下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不满之心也就日渐增长。及至帝制运动时期，一批新进党徒为贪图荣华富贵，不惜将老袁绑上帝制的战车，而老资格的部下如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知道帝制不可为，暗中萌生自立之心，这民国就不免乱象丛生了。人心要是乱了，这老袁的队伍就不好带了。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说来容易做时难。早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后，袁世凯身边便有一批人退出政坛，不愿为老袁服务，譬如“北洋三杰”的“龙首”王士珍，他自命忠于清室，民国后便隐居乡里；前清协理大臣徐世昌也曾一度隐退，消极政治；于式枚也以遗老自居，退居青岛；至于那个有个性的辨帅张勋，他则一再声称第一忠于清室，第二才是袁世凯，大清朝都亡了，他的军队还拖着大辫子，也是个不稳定因素；加上民国初年老袁便与唐绍仪失和，加上主管警政的心腹赵秉钧暴死，旧有班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已经消退，这才给了那些新进党徒机会。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旧侣、故友、耆硕之分，但他的那些老朋友也并不买他的帐，譬如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即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除了李经羲坦然接受外，其他三人都对此不屑一顾。

  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看到筹安会的宣言后，便已洞察了老袁的心思，从这天开始就不再去清史馆上班（赵尔巽即《清史稿》的主编，这种态度本就是效忠前朝的表现）。对于袁世凯后来的封赏，赵尔巽根本就不予理会。

  在袁世凯初投吴长庆军中的时候，张謇曾经是袁世凯的老师，袁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对张执弟子之礼，每次写信都尊称张为“夫子大人”。尽管袁世凯可能真的没有从张謇那里学到太多的东西，但按中国人的观念，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而袁世凯随着自己地位的不断升迁，对张謇的称谓也日渐不同。

   譬如袁世凯升为北洋大臣后，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于是张给袁的回信中调侃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弄到后来，称谓更是稀奇古怪，正如张大状元说的：“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为此，两人在一段时间内几乎绝交。直到后来袁世凯支持立宪运动，张謇才与袁世凯恢复关系。这次袁皇上封张謇为“嵩山四友”，张謇也不领情，随后便离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

   尽管袁皇上给予“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的待遇，但李经羲、张謇仍旧不以为然，毫不买账。也许，在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小样，就你小袁这德性，还能称王称帝？做你的白日梦吧。

  至于徐世昌，他在得知自己被封“嵩山四友”后，非但不高兴，反而抱怨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对于帝制，徐世昌原本并不反对，但他认为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反对操之过急。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徐世昌向袁世凯辞去他上任不久的国务卿一职，回到老家河南卫辉继续过他的田园生活去了。

  说起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那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徐世昌同袁世凯一样，也是出身于书香官宦家庭，但他没有袁世凯运气那么好，徐世昌的父亲很早便去世了，致使家道中落，家计困窘。在未发达之时，徐世昌曾当过塾师，又在洛阳、安阳、扶沟等县衙帮办文案事务，一直是郁郁不得志。光绪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淮宁县任文案一职，由于淮宁与陈州相隔不远，徐世昌得以结识袁世凯。

  袁世凯比徐世昌小4岁，他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有大志的人，两人于是结为金兰之好。年轻时的袁世凯轻财尚侠，他在得知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于是便慷慨解囊，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以壮其行色。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十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而此时的袁世凯则已经投入军中，并随着吴长庆去了朝鲜。

   徐世昌在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但由于当时的军机大臣、掌院李鸿藻（也是徐世昌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不佳，以至于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连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未曾有过（翰林一般会外放各省学政或督办乡试，大有油水可捞），生活非常清苦，他过年过节能送给老师的贽敬，只有二两银子。

   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他知道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便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年薪能拿到两千两银子，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徐世昌与袁世凯为布衣之交，而且很早就知道袁世凯绝非常人，因此也就不顾自己的翰林身份，在军中帮袁世凯操持所有文案工作，如所有来往文书、随营学堂的阅卷、军营中的章程制度、操典律条等，都是出于徐世昌之手。袁世凯对徐世昌也十分优容，但凡家中有事，徐世昌可以来去自由。

   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要职。1907年的时候，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并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二年后，徐世昌回京再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协理大臣等要职，而此时袁世凯已经被罢回乡，北洋系的势力实际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维持。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也是靠徐世昌的坚持举荐下才得以成行。由此，徐世昌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基本无人可及。

   与徐世昌的消极形成对比的是，袁世凯的另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严修是天津人，进士出身，他原本是贵州学政，袁世凯在直隶办新政的时候将他延请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将直隶境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搞得有声有色。1905年，在袁世凯的举荐下，严修升任学部侍郎，在全国推广“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改革运动。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严修公开站出来为袁世凯上折鸣不平，而且是亲自到车站送袁世凯回乡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为此，严修也被清廷罢官，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

  袁世凯复出后，几次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之职，其中当然也不乏报答老友之意。但此时的严修已经绝意仕途，他一心一意的从事教育（南开大学便是严修创办），就连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如袁克定、袁克文也与严修有师生之谊。在听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后，严修急忙从天津赶到北京，而袁世凯听说老友来了，他也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待严修。

   严修见了袁世凯后也不客气，他开门见山的对袁世凯说：“我听说大总统受杨度等人的撮弄蛊惑，要变更国体，改行帝制，心里十分着急。杨度这个人一向阴险狡诈，为了自己的发达而不择手段，大总统一定要小心此人。如今共和思潮已经深入人心，倘若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大总统你想，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有什么好下场？你何苦要去做什么皇帝呢？你别看现在外面搞请愿、搞选举，闹得乱哄哄的，可大总统对外面的事情真相，你知道多少呢？”

  见袁世凯还没有醒悟，严修有些激动起来：“大总统！现在的局面危险万状，你要不及时刹车回头的话，我真是为你担心，为克定和袁氏家族担心哪！”听到这里，袁世凯才频频点头，似有触动。但严修走后，袁世凯又故态复萌。

  曾在经济特科复试中获得一等第二名的张一麐也跟随袁世凯多年，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袁世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参与新政立宪事宜的时候，张一麐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几乎是形影不离。袁世凯一出山，便立即把张一麐调到身边，后来任命他为机要局局长，所有重大事件的策划都少不了张一麐的身影，而机密文件也大都是由张一麐来起草和保存。

   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张一麐对帝制运动的猖狂感到忧心忡忡。一天，张一麐终于抓住机会向袁世凯进谏：“大总统，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曾经劝你自立为帝，取代清廷，但那时你没有答应。如今时机已失，民心已定，决不可改弦更张，重蹈覆辙啊！如果你现在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帝制自为，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呢！”

   袁世凯听张一麐说得这么认真，便敷衍他说：“这都是外面的传闻，复辟帝制是没有的事，请仲仁（张一麐，字仲仁）放心！” 张一麐听后很高兴，出去后逢人便说袁总统无称帝之意，为袁世凯辟谣。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听到后，气得直牙痒痒，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将他改任为教育总长，目的就是要把张一麐从袁世凯的身边调开。

选自系列连载《民国原来是这样》（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