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我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如何为自己维权

林贤治：我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如何为自己维权

　　11月8日，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举行。这个由房地产商赞助的民间散文奖， 头奖奖金高达30万，创下国内文学界单项奖最高纪录。作为纯民间的散文奖，该奖称要“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 奖励具有独立立场和独到创见的年度散文，旨在突出“在场”的概念，强调“去蔽、介入、揭示本真”。

　　广东作家林贤治凭借《旷代的忧伤》夺得头奖，获颁30万元奖金。“‘在场主义散文奖’用一个概念标举其文学价值取向，据我所知，这在全国所有文学奖项中，是绝无仅有的”。林贤治在获奖感言中说，“我欣赏这种独立性”。

　　有人用“坚守”、“边缘”来形容林贤治，其实诸如此类的奖他也得过一些，大多都是来自民间的认可。他一如既往地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在意奖项的，当然，在颁奖礼上，他也不忘自嘲：“当然我不掩饰一笔可观的奖金带给我的快意。”对于诸如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官方奖项，他针锋相对地用“不知羞耻”之类词语批驳了一通。但他同时补充说，“肯定有人说我是狐狸心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对于待遇，不上网甚至不用手机的林贤治表示，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每天一条鱼一块肉几条青菜，有书看，能写字，就够了”。在他看来，在当下，如果知识分子仅仅想获得保障温饱的待遇，几乎都能得到满足。问题倒是，面对纷繁复杂的诱惑，如何在物欲横流中保持独立和清醒？

　　时代周报：您在得这个奖之前还有没有得过其他奖？

　　林贤治：《文艺争鸣》得过两次，《书屋》两次，80年代还得过广东的鲁迅文学奖。我们不能以个人的进退安危作为对这个世界判断的标准，世界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与我们的认识是息息相关的，不是说得了这个奖，就说我们的言论环境已经很好了。

　　真正堪称知识分子的人，是不会在意什么奖项的。得奖与否，得什么奖，奖金多少都不会考虑的。但是，我们却经常从很多类似鲁迅文学奖这样的奖项中，看到很多荒诞的丑闻，包括评委得奖等。而且，评奖这种东西，除非程序公正，否则弊大于利。当你把奖项挂在这里，大家都努力地奔这个奖而去，努力讨好评委，努力按照评奖的目标来仿制作品，这有什么益处呢？

　　时代周报：你现在能得到的待遇是什么样的？

　　林贤治：我在出版社做文学编辑，主要有一份工资，另外我编书写书，一年的收入比一般的同事还稍好一点。

　　时代周报：多年来，您的这种独立的甚至被评价为“边缘”的状态，是不是会使你与很多东西失之交臂，或者说保持姿态，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林贤治：首先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么的独立。我是性情使然，另一个是乡村生活养成的习惯，使我远离了一些热闹的场所，也远离一些所谓的学术小圈子。我以前说过，农村生活对我是一个基础教育，执笔为文其实跟庄稼汉种庄稼没什么两样。有时我感慨，农民种粮食除了自用外，拿到市场上卖，他们并没留下姓名。我们这些人写文章发表后，有名有稿费，已经够“幸福”的了。

　　“幸福”这个词，是一个哲学概念，伦理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文革”时我曾感叹说，如果能让我一生平稳地做一个农民，那就是最大的幸福。那样，我可以因此不必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可以安稳地过日子。现在得益于偶然的机会，我浮上了社会的上层，但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拿笔的乡下人而已。

　　今天要不是得了奖拿了别人的钱，我是不参加任何这样的会议的。因为我觉得已够“奢侈”了，自己写文章能拿稿费，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凭自己的文字拿钱。所以我不奢求其他东西。也有人说我被遗忘了，被边缘化，很为我抱不平。但实际上，这样有它的合理性。因为首先是我拒绝了别人，不是别人拒绝我。我觉得，只要让我安静地阅读与写作就够了。虽然我的文章常常被人删改，有时候不能出版，出版后也经常有麻烦。现在我还有一本写了6年的文学史专著也未能出版。刚出版的《烙印》，也是编了6年以后才出版的。

　　社会转型期，它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改革就是改变和变动，对现存不合理秩序的一种否定。如果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完美，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改革呢。奇怪的就是我们需要进行非常深入、大力的改革时，我们却顺延这种现存秩序的不合理性，而且少有人说这秩序不合理。实际上，知识分子文化人也是最大的弱势群体。

　　时代周报：具体来说呢？

　　林贤治：文化人以自由言说为职业，但当他们真实、个体、自由的声音不能原原本本地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你说他的权利在哪里？当他们的自由权利被部分剥夺的时候，他们能怎样维护呢？所以文化人本身就缺乏维权，你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言说，如何帮助别人说话呢？我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如何为自己维权。

　　时代周报：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不能保障，另一方面这些人也确实需要安身立命的资本来保障自己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包括知识分子也确实需要一些荣誉和支持，有人说，待遇和经济自由决定了知识分子的脊梁？

　　林贤治：不对，我觉得官方给知识分子的待遇是要区别的，对某些独立知识分子有诸多限制，但对另一些知识分子、作家则相当慷慨。可以给他们非常优厚的条件，像给作协的费用，据网上的各种调查数字是非常惊人的，用纳税人的钱还少吗？一方面养了大批鹦鹉，大家用一个调子说话，但另一方面则令一些人很难发声。今天我在获奖感言里说，鲁迅的言说方式是“吞吞吐吐，曲曲折折”，这是他自己说自己的写作风格，他采取这种风格是不得已。但是，像鲁迅这样用自我遮蔽的语言进入问题的核心，当代又有多少作家能做到呢？

　　我觉得对现在的知识分子来说，起码的保障还是有的。从1949年开始作家就成了单位人，除非你自己要跳出去。你还是能保障自己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唯有体制把你包起来的时候，你的嘴巴才属于它的。

　　时代周报：现在国家对理工类、应用类这样能迅速转化为GDP的专业愿意投入大量的资金，引进大量的人才来实现政绩等，但对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如此？

　　林贤治：在“文革”时候，就把知识分子分开了，反动的学者要打倒，但还要保护自然科学家。技术作为一种工具，超实用工具，说实在的，这种依附于政绩体系的科学家也是工具。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就需要严格审查，而这种进入公共空间的话语，也恰恰是从人文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而不是从技术工作者口中说出的。

　　时代周报：所以这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宿命？

　　林贤治：从来如此，历代如此。后“文革”时代，邓小平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颁奖、表彰、鼓吹的都是自然科学家，但没有社会科学家，其实其中有很多人推动了中国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那群知识分子踊跃谈论中国的问题。但后来提出反自由化，清除思想污染，思想解放运动就有点沉寂下来了。

　　对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我认为首先需要抵制的，是权力的诱惑、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生活困窘。

　　时代周报：一个国家、民族，如果人文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未能得到彰显，将会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产生怎样长远的影响？

　　林贤治：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众声喧哗的社会，有多元多样的声音。像鲁迅当年说的“无声的中国”，那是可怕的。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文章中引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强调思想禁锢、沉寂的可怕。稍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1957年号召“大鸣大放”，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然而不幸的是，转瞬之间，敢于鸣放的人大多成了“右派”。随后是“三面红旗”，“放卫星”，说大话空话，接着发生“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丧失了真正的声音。

　　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声音就是全社会的声音，他们负有启蒙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丧失了创造力和独立精神，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其结果，将不但没有进步可言，而且必将导致真理的丧失、集体人格的丧失，丧失进步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