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奇特的宝相花画纹带神兽镜

摘要：佛教最早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是在东汉早期的明帝时期，何时传入江南，是学界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一枚宝相花画纹带神兽镜的研究，提出了江南神兽镜中兽的出现，最早是与北方的佛教逐渐在江南的传播有关。

关键词：    神兽镜       佛教传播        宝相花

湖北省鄂州市是我国古代四大铸镜中心之一,因在汉、三国时期盛产铜镜而闻名国内外,其中尤以各种神兽镜最具当地文化特色。我们热爱中国统传文化、更酷爱研究，尤其对汉、三国时期的铜镜更是情有独钟。最近在与当地收藏家协会的交往中，发现了一面酷似神兽镜的铜镜，该镜圆形、圆钮、圆钮座，栉齿纹凸棱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对称四兽间以四个立体宝相花纹饰，外区十个方枚一周，每枚四字铭，铭文模糊难以辨认，十个半圆枚一周，半圆枚的立面饰莲瓣纹, 其外为栉齿纹一周，由五龙拖舟、羽人驾舟、仙人奇马、神人捧月以及鸟、兽等组成画纹带，素缘。直径14.3cm、厚0.6cm。此镜品相为黑漆古，以小面积的绿翠相间，典型的江南水坑出品。从此镜的型制看，其钮为较小的半圆钮，其缘为素缘，镜背内区面积较小，这几个因素都说明此镜为东汉中期的产品。

如图1所示，从此镜的纹饰看，与鄂州大量出土的神兽镜造形基本一致，但神兽镜大多有兽有神，而此镜只有兽却无神。四只兽姿态各异，其造形及雕塑技法与在鄂州出土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画纹带神兽镜上的兽造形一致。因神兽镜中的兽亦属于“神物”，因此，我们将此镜命名为“宝相花画纹带神兽镜”。

在中国的艺术品中，宝相花乃佛教的专用花，常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建筑、绘画以及艺术品上，唐代有专以宝相花为纹饰的铜镜，它的属性象征着佛教文化。

鄂州地处长江中游，当地物产丰富，地下铜铁矿藏储量大，兼有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商代以来作为战略要地，这里一直是军事重镇。公元221年，孙权自公安迁来鄂州后更名武昌，229年称帝并在此建都，使武昌成为当时江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佛教由北方向南的传播者，首先会考虑找江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及经济发达地区，当时的武昌可以说是江南较为适合首先传播佛教的地区。

中国在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河南洛阳的白马寺，东汉晚期传入江南。孙权在武昌期间曾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佛家名僧支谦、维祗难、竺律炎都曾得到了孙权的帮助而在武昌传教，三僧在此地共同将有名的《法句经》由印度语翻译成了汉文，向中国信徒传播，并在武昌创立了佛教中的净土宗。

过去鄂州曾出土过几枚四叶八凤佛兽镜^【1】，此镜种出现在东汉中晚期至三国初期，此镜背纹饰中有佛像、飞天等，说明在东汉中晚期有关佛教的绘画艺术已经普及到江南。那么作为佛教象征物的狮子及宝相花，应更早于佛教中的绘画艺术到达江南。这几枚四叶八凤镜在鄂州的出土，说明在正式传播佛教之前的数十年间，江南的人们对佛教就已有所接触，由于吸收了佛教的文化艺术，才可能将“飞天”这一唯佛家独有的艺术形式运用到青铜镜这种日常用品之中，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一种纹饰艺术。其实这种传播佛教文化的方式，是那些塑造镜模的工匠不自觉地吸收外来文化所起的作用，它们塑造“飞天”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在江南传播佛教，而是为了尽量多地找题材塑造到镜背纹饰中，以提高铜镜辟邪的功能，从而得到更好的经济效溢。

中国的道教虽然在东汉晚期形成，但道教文化的源头极其深远，不但战国时代的老子在传道，甚至可以追溯到炎黄时期，这之间发生发展了2000余年。与道教同理，佛教在江南的萌芽、传播与兴起，必然也会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支谦、维祗难、竺律炎等来鄂州传教之前，江南的人们不可能无人知道佛教。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不但带回了葡萄、苜蓿，亦带回了狮子的形象与佛教文化，这可能是中国北方中原的人们始见狮子之始。至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西方的佛教正式传入中国，这之间已历200余年。在此期间，中国北方的人们早已熟知狮子的形象。从公元67年开始建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至东汉末期支谦、维祗难、竺律炎等来武昌传教，这之间又经历了近160年，在佛僧来此传教之前，不能认为江南的人们对狮子没有认识。

在中国产的各种猛兽中，没有哪一种与神兽镜中兽的形象一致，经仔细观察，我们认为神兽镜中兽的原形为狮子，而在中国并没有任何地方出产狮子，狮子这种动物的形象本是随着西汉张骞通西域及佛教的传入而逐渐进入中国的。在此之前，中原的人们对狮子这种动物可能也没有概念。狮子原本产自中亚地区的沙漠地带，在佛教中，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座骑，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原的人们认识了狮子，狮子的形象逐渐开始出现在艺术品上，甚至被人们用石材雕塑成石狮子摆放在门口，起到一个镇邪的作用。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这种动物形象，如见到了唐代海兽葡萄镜上的狮子，似乎成为了中国产的动物，很少会有人去考究这种动物原产自西域。但早期出现狮子形象的地方或艺术品，都是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东汉以后在江南首先出现的神兽镜，其背纹中的兽，最早还是受佛教影响而创造出的一种兽的形象。

中国人自古讲究吉祥，兽与寿读音相同，在铜镜上铸兽，有向人祝寿、企盼长寿之意。铸兽需有祥瑞的兽的形象，狮子为文殊菩萨的座骑，是被菩萨驯化了的祥瑞之兽，可以当人们的保护之兽。

在《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中几枚四叶八凤佛兽镜的著录，曾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最近在鄂州市博物馆新编辑出版的《鄂州铜镜》图录中，又著录了一枚三国时代的画纹带对置式佛兽镜^【2】，因此镜背纹中的佛像已不是四叶八凤佛兽镜上那种平雕艺术形式，而是以高浮雕的形式出现的佛，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此之前，中国境内未见出土有浮雕形式的佛像的佛兽镜。凡见国内外学者著录有中国式的有浮雕式佛像的佛兽镜全出土于日本，在日本学者中曾有人提出，中国的工匠不曾铸制过佛兽镜，从而进一步提出，在日本出土的看着象中国镜的佛兽镜为日本人自已所铸。《鄂州铜镜》的出版，打破了这一观点，说明鄂州曾铸制过浮雕式的佛兽镜。图2即为这枚三国时期的画纹带对置式佛兽镜，图3为此镜中佛像的局部放大图，从中可以看到，其镜中的佛像乃“曹衣出水”式佛，而宝相花画纹带神兽镜的发现，则将佛教文化在鄂州铜镜上的应用又向前推进了约100年。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超过了三千多年，完全可以说是文化灿烂源远流长。但自古以来文字的使用大多一直操纵在贵族、达官显要、官员及富户的手中，一般平民百姓识字的并不普遍。百姓传播文化大多使用口头文学，所以造成了许多历史传说。由于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大多没有文化，对事物的看法往往不深刻，再经一代代流传下来，甚至有时是以讹传讹将事物的原貌传得没了踪影，因此造成平民百姓在信仰方面盲目倾向比较大。佛教中僧人的住所都称为“寺”，如少林寺、林隐寺、归元寺等，而道家操持的场所都称庙或观，如中岳庙、五庄观、天星观等；这些寺院及道观的名称在僧人或道人的眼中一看便知其属性，而一般平民百姓却概念模糊。如鄂州市的西山上有一座属于佛教的灵泉寺，相传为孙权的避暑宫所改建，宋代的高僧佛印大师即在此寺住持，苏东坡也常来走动，还曾留下了千古流传的故事，时至今日，其寺院在鄂州市的百姓中信徒也不少，每月初一及十五都有大量信徒天不亮就到寺中作课，而在这些虔诚的佛教信徒中，大部分人却将这座佛家的寺院称之为“西山庙”，看来他们并不了解“庙”本不属于佛教而是道教的场所，亦不知晓道教与佛教乃两个完全不同信仰的教属，可见其信仰的盲目性。通过国家的数次扫盲运动，今天的百姓不识字的人可能已十分少见了，那么在约1800多年前东汉中期的百姓，其信仰的盲目性更是可想而知。

至汉末、三国时代，鄂州的佛教文化已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但这种社会基础应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其起始阶段应在东汉中期。对于大多数百姓的精神寄托而言，不论什么教，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他们就信仰；不论什么神、什么佛、什么仙或兽，只要能保护他们，或给他们带来利益，他们就崇拜，这是中国古代百姓对于信佛或者信道的基本心理要求，而少有人去研究所信仰的教会的历史及理论。同样道理，在铜镜上塑造佛、兽、神、仙等形象并不是雕塑工匠及铸镜工匠的信仰，而是塑模工匠及铸镜工匠在按照当时当地人们的心态制作满足人们心理需要或精神寄托的产品。

在中国上古时期，长江中游的江南为三苗之地，其时还处在蛮荒时代，其巫术就已较普遍；既使到了西周时期，楚人及其祖先信鬼神的传统比北方民族的先民强烈得多。东汉时期虽已不存在楚国，但地处江南的鄂州先民可以说绝大部份还是楚人的后代，人们很容易随着时代产生新的盲从。当人们心目中有了佛的意识以后，在铜镜背纹中铸上与佛有关的兽或宝相花，在当时就算是紧跟时代适合潮流的最新产品，其销售量定会好于比较老的铜镜品种。江南神兽镜上兽的形象，应是在这种社会思潮中造出来的艺术产物。它的出现，并不等于人们真正是信佛或信道，而是一种潜意识的需要。人们在心理上需要保护，亦企盼长寿，见到狮子就感觉佛在身边，听到“兽”字就如同听到了“寿”一般。这种意识形态的需求，甚至还体现在今天一些人们的心理状态上。中国人的这种表达含意的方式往往是含蓄的，至今西方有许多国家的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含蓄的民族；所以，狮形的兽铸造在汉代江南的铜镜上，在当时应是大有市场前景的。

鄂州在汉三国时期曾有一个比较大的铸镜中心，从《鄂州铜镜》一书中可以看到，战国时代鄂州就有铸镜，经西汉至东汉，铜镜的数量越来越大，品种也越来越多。此时鄂州所铸铜镜的品种与北方的镜种相比，区别不明显，在鄂州流行的铜镜品种北方都能找到，说明天下文化的交流是非常及时的。佛教传入北方时，传播的重点是以白马寺为中心的洛阳地区，因当时的洛阳为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随着佛教正式在洛阳传播的同时，其佛教的影响及其与佛教有关的偶像、艺术品被逐渐传到江南，应是历史的必然。

从东汉中期开始在鄂州大量铸制的神兽镜中的兽，开始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塑造出的一个新的动物形象，这种动物形象是塑造镜模的工匠根据文殊菩萨的坐骑的形象提炼出的一种适合中国人心理的动物形象，是塑造镜模的工匠用技艺对历史文化作出的贡献，他们塑造新形象并非基于信仰佛教，而是一种对新的艺术形象的捕捉。

在鄂州出土的一只三国时代的青瓷碗中，如图4所示，烧制了六团宝相花，联系这枚同时代的铜镜看，其新型艺术的引进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雕塑师塑造新形象只是为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因为在汉代鄂州的铸镜业当中，塑模与铸镜是分开的两个行业，塑模的工匠不一定懂铸造，但凭雕塑技艺塑造适合市场的镜模，而铸镜的工匠一般不具备雕塑技能，如制作几何纹饰的镜模兴许可为，如铸高浮雕的镜种，恐只能找专业塑制镜模的工匠了^【3】。而江南这种不自觉的以佛教的传播为开始的兽的形象，很快被即将兴起的道教文化所占有，最终成为道教文化中的神兽镜中的兽。

2003年2月6日于鄂州市寓所

【1】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

【2】鄂州市博物馆《鄂州铜镜》第139页，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

【3】董亚巍《浅谈鄂州镜的塑与铸》《鄂州大学学报》2000年2期、日本《古代学研究》155期，2001年12月，及《鄂州铜镜·前言》，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