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1）

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1）

转帖 2010-10-30 14:41:09 阅读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

1952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胜利地走过三年光辉历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提
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三反”、
“五反”运动业已结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取得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回
合的胜利。从1953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建设就要开始了。  毛泽东在1951年2
月曾提出一个“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期发展战略。现在，三年准备
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不能没有一个通盘的、
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此刻，他正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以后中国
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建国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
年9 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
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
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
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 资小我大) ，但绝对数字( 指资)
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 十五年以
后会怎么样? 要想一想。”“( 资本主义) 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
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
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
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
参加。”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
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
共16人。

    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并连续召
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

    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讲话。它表明，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转变的步骤、方法，同他原来所设想的相比，发生了变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
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加广阔的道路。第二步，是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
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能“毕其功于
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都需要在实践中
去寻找答案。毛泽东，还有中共其他领导人，原来是这样设想的：在新中国成立后
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
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
当程度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
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
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
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要在“很远
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
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
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
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
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
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同时，也估计到还不能立
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
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
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
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
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居中国现代工业第二位的私人资本
主义工业，还没有纳入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当时估计，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
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大约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但是，到1952年，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
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刚刚渡过3 周年华诞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
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
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比重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
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1952年9 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
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超过了私营。特别是经历了“五反”运动，私营
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
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普遍地发展起来，并且出
现了许多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
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实际上正在悄然兴起。

    这三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继续变化的集中反
映。而就劳动生产率来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成份的国营企业，明显地优胜
于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国营企业优于公私合营企业，
公私合营企业又优于私营企业。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
要依据。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经济政策所作的分析，就是
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比例数字上：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现代性
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他说：
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
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1952年秋，当毛泽东了解到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就成为提
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
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1952年6 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
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
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
间阶级。”这个判断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即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而
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
义的大事。毛泽东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
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
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
少奇在10月2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过渡问题，信中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
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
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
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
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
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
代价。
    “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
交给国家。
    “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
来决定。”
    关于个体农业的过渡问题，刘少奇在信中说：“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
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
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
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
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还说：“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
不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
    关于个体手工业的过渡，信中说：“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
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取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
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
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
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
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
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这显然是一种谨慎而又留有
余地的态度。
    斯大林在9 月24日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
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
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的时候，
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
看别人的反应，使自己的想法更完善一些。自1952年9 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例如：1952年11月3 日，他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
是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953年1 月31日，他说：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
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1953年2 月1 日，他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
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
其他并没有改组呀! 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
工业还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从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
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
开始。
    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他不急于正式
提出，他感到还需要下去作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
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
    1953年2 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列车路过河北，
邢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列车上。当张玉美向毛泽东汇报到邢台全县入社、入组的
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
美介绍了两个村庄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只一个月的时间，全村就
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十分兴奋，他说
：“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
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
不错。”“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
法。”又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
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2 月16日，毛泽东来到阔别25年之久的武汉。17日晚在同中南局、湖北省委、
武汉市委负责人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
19日，他又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了一次。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
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已经被打倒了，还
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
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
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
采取赎买的办法。
    这次视察共十三天。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2 月27日晚9 时，毛泽东就在颐年
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 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
地区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
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
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
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了。
1953年6 月13日至8 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起初是按
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准备的，后来改由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
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大区、各省市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163 人。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
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
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6 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
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李
维汉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了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
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毛泽东高
度重视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修改成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
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 未定稿) 的封面上。提纲写
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
着后者。
    “几种错误观点：( 一) 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 二) 由新民主主义走
向社会主义；( 三) 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
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 一) 农业；( 二) 手工业；( 三) 资本主义企
业。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
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总路线作了明确的表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
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讲话批评了“左”的偏向。他说：“对基建、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都发生
急躁。‘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无止境无目标地进攻，工人阶级自己处
于进退两难地位。”
    讲话又批评了他认为是右的三个观点。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
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存在
激烈深刻的变动。“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
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走向就是没有到达。这种提
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安定中农，因为他们
怕“冒尖”，怕“共产”。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批评了上述观点以后，毛泽东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
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
全部过渡完。提出“由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反“左”反“右”。
    全国财经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发表这样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
话，并且批评了被他认为是右的观点，这是非同寻常的。他的用意是要以总路线为
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
到总路线上来。
    此后，毛泽东就着重研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
    7 月，他在审阅财经会议领导小组的一个会议纪要时，写了一个批语，对“五
反”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新的分析。他写道：“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
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
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
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
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
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
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 福利费) 、为国家( 所得税) 及为扩大生产设备( 其中包
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 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7 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批语的基本观点作了系统发挥。
他说：
    “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
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在1918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 当时俄国) 资
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 没收) 这条路不可。
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
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
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
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
的‘三权’( 指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引者注) 和利润分配。现在资
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
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
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
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
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
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
资本主义。李立三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
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
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
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
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
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
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
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
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
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
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
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
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
；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
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
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
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
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
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这篇讲话，不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讲得比较完备，同时也涉及了国家
工业化、农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从新中国成立
后三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整篇讲话体现了“反‘左’反右，逐步过渡”的
思想。
    全国财经会议，由于高岗发难，节外生枝，致使会议一延再延，开了两个月。
最后，终于排除了高岗的严重干扰，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党的高层
领导中间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这是全国财经会议所取得的主要成绩。会议即将结束
时，8 月11日，周恩来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它载入了毛
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会议结束以后，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党
委立即进行传达，在高中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开展了总路线的教育。
    9 月8 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第49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
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
    会议的前一天，9 月7 日，毛泽东邀请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
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
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
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
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
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
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
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
(《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
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他还谈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致设想：“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
商业基本上( 不是一切) 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
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
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
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
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他批评了两种偏向，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
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
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 争取尽可能快些) 适合国家的方
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
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他还提出：“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
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在谈到私营商业问题时，他明确表示：“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在大规模社会变革的
前夕，毛泽东的一席讲话，给他们疏通了思想，消除了顾虑，这为推进社会主义改
造事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9 月25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里，
向全国人民正式发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毛泽东1952年9 月24日提出初步设想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
时间。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也有一个逐
步扩大范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全国财经会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充分讨论。由此可见，毛
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
尽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社会震动。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
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
传提纲。提纲的起草几易其稿，开头毛泽东不太满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
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最后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
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
’倾的错误。”
    根据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革命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
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为此，毛泽东特地作了一个说明，加以解释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
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
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
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
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
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
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
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
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这段分析，同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所谓社会主义
革命阶段的开始，也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并不是说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或者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周恩
来对这个问题也讲过同样意思的话，只是还没有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概念就是
了。他说：“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
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