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孟买共识”与孰优孰劣？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孟买共识”与孰优孰劣？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简单地说就是：“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因上述三个国际银行总部都在华盛顿，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代表美国经济研究所出面邀请国际银行组织和拉美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进行研讨，达成一定共识，因而称作“华盛顿共识”。
  
随后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其用意是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其目的是为了摆脱拉美国家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而与此同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推翻社会主义的转向巨变，“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也被广泛的用于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甚至为了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直接转变，放弃过渡和审慎政策，采用休克疗法，造成市场和社会短期震荡。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这一所谓“华盛顿共识”日益深入人心，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但是“华盛顿共识”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被砸的支离破碎。
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北京共识”最初也是由一个人发起的。这次是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年他发表了一篇夸张而雄心勃勃的长篇论文《“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作为《时代》杂志的前编辑，在论文发表之时，他是高盛集团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还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当时雷默在中国的专家中基本上还默默无名，但他立刻吸引了中国学者和官方的注意力，并在这片土地上卷起了一场风暴。提出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乔舒亚在论文中阐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
    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乔舒亚•库珀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目前，中国已成为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商品的重要进口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钢材、石油等市场的重要支撑力量。可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支持中国的增长，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长。这种情况使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北京共识”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乔舒亚•库珀认为，中国一向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主张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中国当前参与了４０多个亚洲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北有上海合作组织，南有东盟“１０＋３”等。 乔舒亚•库珀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盛行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目前，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另一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现在又冒出一个“孟买共识”。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29日文章原题：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作者迈克尔•舒曼）
    舒曼提出：在减轻贫困、建设工业、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把经济实力转变成政治实力方面，中国都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中国的崛起让西方怀疑其所珍视的民主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是否还站得住脚。一些人于是认为，中国倚重国家的、半市场性的经济——即 “国家资本主义”——比较适合于满足现代世界的需要。建立在专注于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正在被“北京共识”所取代。但是，北京共识是否真的是穷国有效的模式呢？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助理拉里•萨默斯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提出，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他称之为“孟买共识”——可能会最终取得胜利。
    所谓“孟买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比较，某些西方人把着眼点放在何处是值得人们注意的。萨默斯认为：“到了2040年的时候，“孟买共识”将会最终战胜“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他认为“孟买共识”是既不同于过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华盛顿共识”），也不同于不会取得持久成功的专职资本主义思想（“北京共识”），是所谓建立在民主发展式国家的思想基础上的，不是受到从重商主义角度重视出口，而是受到以人为本地注重提高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的推动。印度与中国经济相比的优势在于：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因而需要加强私人消费的作用，以使经济增长较为均衡。印度已经达到中国想要达到的水平。与中国经济相比，在印度经济中，消费发挥着大得多的作用。因此，印度无须实行让全球经济变得扭曲的政策。事实上，印度从世界其余国家购买的东西要比卖出的多。印度的经济增长受国际经济冲击的程度要小得多。”
    “民主。最使我感到烦恼的就是不得不倾听称赞中国民主集中主义政治制度的无稽之谈，尤其是如果发言的是并不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西方人。许多企业家都认为，中国的民主集中主义一直是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一个必要因素。但印度闹哄哄的民主制度在过去20年里创造了世界上经济增长的最佳纪录之一——并在此过程中维护了人民的公民自由。”
    这个共识、那个共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高、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否有帮助。我注意到，萨默斯之所以推崇“孟买共识”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经济以外的因素，即印度闹哄哄的民主制度所创造的奇迹。但是我认为，萨默斯先生的观点有点过于幼稚，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诚然，“北京共识”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因素，具体原因我就不在这里分析了。但是他现在就把未来三十年内，究竟那个共识能够走上成功之路，结论下得未免有点过早。他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现在的执政党共产党已经明确宣布：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要摆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把着眼点放在拉动内需和提高劳动者收入方面。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既有其内在强劲动力和需求，也有政府自身在发现问题以后的不断修正和矫正，他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忽视了中国政府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而采取的应对政策和措施，难免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可笑境地。
    我认为中国只要按照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最终成功！让历史来检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