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左，还是右，其理论基础在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6 10:05:45
前两天，读了王维民博士的《中国向何处去》，很受启发。虽然他是我们集群博客中的博友，还忍不住要再讲几句。维民先生的文章尖锐而含蓄，文章虽短，分量很重，其心情、其理脉、其分析、其感慨都让同仁心动。我这里，想就所谓左、右问题发表几句议论。
左、右问题，其实是有不同层次区别的。既可以在价值层面立论，也可以在政策层面立论，还可以在体制层面立论。就西方情况而言，其左派和右派之分主要表现在政策主张这个层面。例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说没有左右，显然不符合实际，但其基本立论基础不是价值方面的对立，也不是体制方面的对立。他们在价值和体制方面是有共识的。也有一些所谓极左和极右的思潮或者主义，如先后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麦卡锡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种种，这些已经出离所谓左与右的基本范畴，他们实际上是与整个民意为敌，与全社会为敌，与宪政为敌。所以，或早或晚必为整个社会形态所反对所消灭所抛弃。而一般意义上的左派或右派，如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他们在基本价值观念上，在对社会基础的认同上，在对政治体制的立场上，并无根本区别。所以，左的或者右的都有充分的言论权利，也都有几乎均等的执政机会，这在法理上是具备充分的正当性的。
但左派与右派在中国的表现另有不同。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这种不同就有非常激烈的社会表现和政治表现。如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原本都是主张革命的，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显然有区别，也可以看做当时大的变革阵营中的左派和右派。因为有这样的共同性基础，所以才有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才有国共第一次合作。但这样的合作很快就破裂了，而且是以血腥的方式结束这种合作的，所以左与右的问题转瞬之间就演变成敌与我的问题。左与右变成敌与我，在共产党内部尤其有尖锐的表现。在1949年之前，所谓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确实都造成过重大的伤亡与损失。毛泽东一生是最强调路线斗争的人。从井冈山到抗日战争爆发，他主要的表现是反左；抗战以后，主要表现又改为反右。反左、反右都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1949年以后，虽然他也说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从其后半生的基本表现看，还是反右。1955年合作化就反右，说邓子恢等主张有序进行合作化的人是小脚女人；57年更是反右，这场运动造成了数十万人的巨大冤案；59年还是反右，把彭、黄、张、周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直到文化大革命，更把刘、邓路线看成是右派修正主义路线。对于左的反对的不多，虽然也出现所谓林彪反党集团，也批评王、张、江、姚是四人帮，但没有认定他们是极左路线，主要是批评他们不听话。说自己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但林彪非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指责在今天看来是多少有些滑稽的。一个公民他主张设国家主席，哪怕是自己就想当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可以吗？毛泽东的左右之论在逻辑上似乎也有缺失。依常理讲，反左的时候他就应该是右的，反右的时候他就应该是左的，但实际情况是，他传达给人民的信息和他自己表达出来的自信，却是他既不是左的也不是右的，他是高居于左和右之上一贯正确的。但一贯正确的可以有吗？这个真没有。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这几十年讨论的左右问题常常就是敌我问题。而在1949年之后，所谓反对左和右尤其是反右造成的社会代价比左右本身还要巨大许多。
所以中国的左右问题是不可轻易言及的，基本上属于正常生活状态的禁区，跨过这个禁区你就成敌人了。只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才在知识分子主要是理论界这个小范围内又有了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等等。依我看，那些特别坚守所谓国学立场的学者以及不甚关心社情也不甚关心政治而埋头于专业的人也可以看做两种流派，也未可知。但它的活动范围并不大。虽然就整个社情而言还存在诸如民族主义情绪、民主政治诉求等等更其深广的社会基础，但不管新左派也好、自由派也好还是国学派也好都与它们有些隔膜。在这一点上，我也很赞成王维民先生的不少观点。而且更为特别的是，中国的这种左右争论，小圈子痕迹浓重，常常混同于意义用事，不知不觉间便陷入人格恶斗之中，不是你说的我不同意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是你之所以这样说就因为你这人不怎么样，其潜台词是不但要反对你的言，尤其很鄙视你这人。古人云，盗亦有道。说通俗点，就是土匪之间也有确定的行为规则和道义理念。但在我们这里尤其是我们这些所谓知识人中间常常出现这样的状况：一群土匪只有在抢劫完毕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火拼；但我们常常还没有出发甚至刚开始有一个打劫的念头就先自内部争斗起来了，结果是钱没抢成，先把同伴杀了。这种没规则、缺道义的状况只要你睁眼细看可谓比比皆是。我希望这不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如果这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特色更可悲了。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既不应该是敌我之争也不应该是人格之争。
由此联想到维民博士所说自由派基础问题。自由派究竟有没有基础？我看是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派存在的经济基础；民主诉求就是自由派存在的社会基础；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自由就是自由派存在的价值基础。我在2004年出版过一本《民间视点：中国现在进行时》。那书的原名叫做《现代化的逻辑》。现代化有什么逻辑？它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舍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市场经济的逻辑是什么？是民主政治。凡市场经济必定诉求民主、规范民主。古希腊的民主传统就与它的城邦式市场经济因果相关。罗马帝国兴起，小农经济成为社会基础，民主传统就此断绝。中国古来没有民主传统，不是我们中国人人种差、素质低，或者我们的智慧不够甚至人格有缺陷，而是小农经济不需要民主，消费不起民主从而从根本上就拒绝民主。所以从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看，你要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必然走民主化道路，这个逻辑是无法改变的，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它。你顶多可以扭曲它，但扭曲的结果必定付出惨重的代价。不仅如此，还有公民权利和自由理念，也是这逻辑所规定的一部分。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的民主大约只有两个结果，或者是民主其外、专制其内，或者是多数人的暴力。这就等于是说我们中国人讨论左和右的问题或者用王维民博士的说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应该有一个共同性的价值基础的，政策基础的与体制基础的。这三个基础分别是公民权利与自由理念，民主政治再加上市场经济。这三者应该对当代文明而言具有普遍性意义，所以才有“普世价值”之说；这三者作为社会的根基又是完全不可以破坏的，所以才有所谓伦理底线之说。
其实这些基础不仅是属于自由派的，而是属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所以中国的所谓新左派也好，自由派也好，乃至国学派也好都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各自的社会理念、价值诉求与政策性主张。离开这些基础就不仅仅是左与右的问题了。就会成为一些同胞所担忧的，向左一走成了朝鲜了，向右一走成了美国了，或者再向右走更腐败了，再向左走成计划经济了。这些当然是需要我们所特别警惕的。
综上所述，我以为中国现在的左与右问题，其核心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其系统则是建立一个新时代的文明问题，对此，凡有良心的中国人必须有所坚持，有所反对，有所警惕。
201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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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问题，其实是有不同层次区别的。既可以在价值层面立论，也可以在政策层面立论，还可以在体制层面立论。就西方情况而言，其左派和右派之分主要表现在政策主张这个层面。例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说没有左右，显然不符合实际，但其基本立论基础不是价值方面的对立，也不是体制方面的对立。他们在价值和体制方面是有共识的。也有一些所谓极左和极右的思潮或者主义，如先后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麦卡锡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种种，这些已经出离所谓左与右的基本范畴，他们实际上是与整个民意为敌，与全社会为敌，与宪政为敌。所以，或早或晚必为整个社会形态所反对所消灭所抛弃。而一般意义上的左派或右派，如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他们在基本价值观念上，在对社会基础的认同上，在对政治体制的立场上，并无根本区别。所以，左的或者右的都有充分的言论权利，也都有几乎均等的执政机会，这在法理上是具备充分的正当性的。
但左派与右派在中国的表现另有不同。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这种不同就有非常激烈的社会表现和政治表现。如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原本都是主张革命的，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显然有区别，也可以看做当时大的变革阵营中的左派和右派。因为有这样的共同性基础，所以才有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才有国共第一次合作。但这样的合作很快就破裂了，而且是以血腥的方式结束这种合作的，所以左与右的问题转瞬之间就演变成敌与我的问题。左与右变成敌与我，在共产党内部尤其有尖锐的表现。在1949年之前，所谓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确实都造成过重大的伤亡与损失。毛泽东一生是最强调路线斗争的人。从井冈山到抗日战争爆发，他主要的表现是反左；抗战以后，主要表现又改为反右。反左、反右都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1949年以后，虽然他也说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从其后半生的基本表现看，还是反右。1955年合作化就反右，说邓子恢等主张有序进行合作化的人是小脚女人；57年更是反右，这场运动造成了数十万人的巨大冤案；59年还是反右，把彭、黄、张、周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直到文化大革命，更把刘、邓路线看成是右派修正主义路线。对于左的反对的不多，虽然也出现所谓林彪反党集团，也批评王、张、江、姚是四人帮，但没有认定他们是极左路线，主要是批评他们不听话。说自己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但林彪非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指责在今天看来是多少有些滑稽的。一个公民他主张设国家主席，哪怕是自己就想当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可以吗？毛泽东的左右之论在逻辑上似乎也有缺失。依常理讲，反左的时候他就应该是右的，反右的时候他就应该是左的，但实际情况是，他传达给人民的信息和他自己表达出来的自信，却是他既不是左的也不是右的，他是高居于左和右之上一贯正确的。但一贯正确的可以有吗？这个真没有。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这几十年讨论的左右问题常常就是敌我问题。而在1949年之后，所谓反对左和右尤其是反右造成的社会代价比左右本身还要巨大许多。
所以中国的左右问题是不可轻易言及的，基本上属于正常生活状态的禁区，跨过这个禁区你就成敌人了。只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才在知识分子主要是理论界这个小范围内又有了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等等。依我看，那些特别坚守所谓国学立场的学者以及不甚关心社情也不甚关心政治而埋头于专业的人也可以看做两种流派，也未可知。但它的活动范围并不大。虽然就整个社情而言还存在诸如民族主义情绪、民主政治诉求等等更其深广的社会基础，但不管新左派也好、自由派也好还是国学派也好都与它们有些隔膜。在这一点上，我也很赞成王维民先生的不少观点。而且更为特别的是，中国的这种左右争论，小圈子痕迹浓重，常常混同于意义用事，不知不觉间便陷入人格恶斗之中，不是你说的我不同意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是你之所以这样说就因为你这人不怎么样，其潜台词是不但要反对你的言，尤其很鄙视你这人。古人云，盗亦有道。说通俗点，就是土匪之间也有确定的行为规则和道义理念。但在我们这里尤其是我们这些所谓知识人中间常常出现这样的状况：一群土匪只有在抢劫完毕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火拼；但我们常常还没有出发甚至刚开始有一个打劫的念头就先自内部争斗起来了，结果是钱没抢成，先把同伴杀了。这种没规则、缺道义的状况只要你睁眼细看可谓比比皆是。我希望这不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如果这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特色更可悲了。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既不应该是敌我之争也不应该是人格之争。
由此联想到维民博士所说自由派基础问题。自由派究竟有没有基础？我看是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派存在的经济基础；民主诉求就是自由派存在的社会基础；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自由就是自由派存在的价值基础。我在2004年出版过一本《民间视点：中国现在进行时》。那书的原名叫做《现代化的逻辑》。现代化有什么逻辑？它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舍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市场经济的逻辑是什么？是民主政治。凡市场经济必定诉求民主、规范民主。古希腊的民主传统就与它的城邦式市场经济因果相关。罗马帝国兴起，小农经济成为社会基础，民主传统就此断绝。中国古来没有民主传统，不是我们中国人人种差、素质低，或者我们的智慧不够甚至人格有缺陷，而是小农经济不需要民主，消费不起民主从而从根本上就拒绝民主。所以从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看，你要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必然走民主化道路，这个逻辑是无法改变的，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它。你顶多可以扭曲它，但扭曲的结果必定付出惨重的代价。不仅如此，还有公民权利和自由理念，也是这逻辑所规定的一部分。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的民主大约只有两个结果，或者是民主其外、专制其内，或者是多数人的暴力。这就等于是说我们中国人讨论左和右的问题或者用王维民博士的说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应该有一个共同性的价值基础的，政策基础的与体制基础的。这三个基础分别是公民权利与自由理念，民主政治再加上市场经济。这三者应该对当代文明而言具有普遍性意义，所以才有“普世价值”之说；这三者作为社会的根基又是完全不可以破坏的，所以才有所谓伦理底线之说。
其实这些基础不仅是属于自由派的，而是属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所以中国的所谓新左派也好，自由派也好，乃至国学派也好都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各自的社会理念、价值诉求与政策性主张。离开这些基础就不仅仅是左与右的问题了。就会成为一些同胞所担忧的，向左一走成了朝鲜了，向右一走成了美国了，或者再向右走更腐败了，再向左走成计划经济了。这些当然是需要我们所特别警惕的。
综上所述，我以为中国现在的左与右问题，其核心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其系统则是建立一个新时代的文明问题，对此，凡有良心的中国人必须有所坚持，有所反对，有所警惕。
201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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