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再议未来20年国际关系发展趋势

2010年11月07日08:04南方网王逸舟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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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副院长
编者按：9月5日，本报评论周刊刊发王逸舟先生所作《未来20年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应对》一文后，收到很多读者的积极反馈。事实上，在王逸舟先生看来，除该文所分析的国际制度存在网络化、新旧交替矛盾加剧，及军事优先性下降等三个趋势之外，未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还存在其它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和脉络。今年以来，无论是中美、中日、中欧，还是中国与东南亚邻邦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少新的变数，中国外交面临不小的挑战。这一背景下，王逸舟先生特再次撰文分析国际关系与制度发展相关动态，以为读者理解中国应对之道及国家中长期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性思路。
技术进步等后发因素重要性上升
仔细追踪不难发现，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制度里一如既往存在着激烈争夺、“下先手棋”的局面，只是这种较量在不同时期和领域有着不同的方式与表现。这里只从三个角度略作透视。
其一是地缘政治学说的不同阶段与特征。近代早期有所谓的“陆权论”；19世纪又有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的“海权论”。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缘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的考察，创立了新的“空权论”(制空权学说)。由此不难发现，21世纪综合国力竞赛，将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间展开，深海、大洋、极地或外空可能体现出传统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力的延续与超越。
其二是能源开发的不同途径与思路。尽管工业革命至今，以煤碳、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天然矿石资源，一直是各国发展的主要能源动力，然而新的趋势已经显现，从中长期角度观察，不论大小国家，只要率先掌握高效和便于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在综合国力的长期较量中占据有利位置，发挥超出自然幅员和人口规模的国际作用。
其三是“熊彼特命题”的启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竞争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论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生产方法的创新或科学技术的创新，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都是对从前同类的某种打破和推翻，是在此基础上的超越与再造。熊彼特命题促使人们用全新的角度看待诸如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发展停滞或企业倒闭等等不利现象。也就是说，谁能在当下的问题与矛盾中找到解决它们的突破口，创造性把自己的劣势、困难转化为优势或先机，谁就可能在竞赛中后来居上、在新时期立于不败之地。
谋划新时期的国家大战略，必须有新的思路与手笔。超出狭隘地域的高边疆，可再生的新能源，持续而创造性的破坏，便是新世纪的这类制高点。
国际体系分层化、碎片化
要考虑国家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还必须注意到，国际行为体的数目在不断增多，涉足面在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和贸易领域，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甚至有意无形中支配、“绑架”一些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在社会和生态领域，相当多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和团体，加入到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重大论坛，在政府间峰会外召开各种“会边会”，不仅以“打擂台”方式冲击传统的国际议事日程，更试图用行动证明它们的目标并非虚言。
在世界军事和安全领域，尽管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仍然垄断着尖端技术和主要军备力量，但它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非政府挑战者———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跨国犯罪势力试图掌握更多的财政资金和攻击手段，改变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与安全庇护；在全球宗教和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回归、反原教旨主义努力相互激烈争夺，血缘、民族、部落、教派、“文明”的各种认同都在抢占自己的地盘，这些争斗中有相当部分跨越了主权国家国界和政府控制范围，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下各国政府不得不顺势而谋的强大潜流。
如果说传统国际体系的行为体是数量有限、行为模式可预期的话，人们现在再也无法对于新的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做同样的判断：它们的此消彼长速度太快，它们的互动方式太难预测，它们对国际格局的冲击也变得更加诡异和难于应对。无论如何，它们使得21世纪的国际体系发生着更大更明显的层化过程，使得看上去曾经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格局呈现日益裂变、碎片化、多元而复杂的局面。这种态势很难用“好”“坏”的价值判断，很难用单一的方式应对，但它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某种新现实。
进入新世纪的国际体系，越来越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结构：它不光有显著粗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的传统架构(第一层面“高阶政治”)，还有日益强劲有力的国际经济、贸易、能源、资源、金融和物流的新型架构(第二层面“低阶政治”)，更有不断崛起、更加活跃的国际社会、文化、宗教、媒体、出版、艺术、教育的新型架构(第三层面“新社会力”)；上面讨论的“分层化”和“碎片化”现象，最常见的就是发生在第三层面上，而且由于这些现象的显化，“国际社会”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空洞、无法认知的概念，相反成为任何国家必须考虑和应对的给定环境。
世界格局受民族元素冲击
联合国诞生至今的60多年历史，从一个侧面提示了世界政治地图的不断改变趋势：建立之初联合国只有51个主权国家成员；如今，正式成员与正在申请加入它的主权国家总数近200个。这种加速度、跳跃式的增长，不过是当代全球化进程催生和推动下国际体系不断“层化”的一种表现，是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格局在世纪之交受到民族关系“元素化”冲击的一种结果。
近代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先后出现了几次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高潮。最近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冷战格局终结，这次进程尚未结束，裂变的潜流还在涌动(如前南地区的科索沃，俄罗斯联邦内部的车臣、印古什等北高加索地带)。
造成这种不断裂变、国家数目增多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是某些国家旧时的压制性政策造成离心倾向，更在于全球范围民族问题风向标的变化。20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多元民族组成的联邦政体受到大力推崇，多民族国家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这种曾经广泛持有的认知，包括大量主权国家的政治实践，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受到质疑，在苏联解体后更直接受到抨击和挑战。
反其道行之的，是民族关系及实践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滋生、坐大和泛滥，这些原教旨主义形形色色，但共同点之一是强调本民族、部族，甚至教派、血缘、语言、文化传统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并且在对比中贬损、降格其它的民族、部族、教派、血缘、语言和文化传统。这类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行动纲领层面表现为反对联邦政体和或任何多元一体式的政治安排，质疑多民族国家体制的优点，力主在更加单一的民族传统基础上，建立更加独立或自治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方式。不用说，很多国家政府在综合治理上的失败，包括压制性的、不公平的内部民族方针，是这种思潮和政治纲领的催化剂。
在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重大潮流和基本符号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体系安排时，如20世纪70年代之前，民族分离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诉求就处于不活跃状态；一旦国际氛围扭转，譬如大的霸权体系分崩离析，曾经弱小或受压制的民族(部族)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就开始大行其道。而世人在21世纪初见证的，恰恰是一个对多元民族国家体系及思想基石带来重大挑战的时期，一个至少还会延续一二十年的复杂过程。
内战外溢局面可能增多
此外，就国际冲突领域而言，冷战时代形成的国际冲突格局(所谓“大战不犯、小战不断”)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中止；由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角逐和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争斗引发的小规模战争仍有可能不断出现，围绕出海口与水道控制、资源稀缺或粮食短缺、部族积怨及教派矛盾、种族歧视或宗教差异、恐怖主义与核扩散问题等展开的危机可能上升到武力对抗的地步。
往中长期展望，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虽然将尽力避免全面战争对抗，但在某些地点和问题上实施“外科手术”打击、“拔钉子”战役、“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特别是各种矛盾的结合部(要害区位)、在所谓“不同文明圈的分界线”上、在危机可控和代价有限的范围。
从国际战略设计角度观察，今后一二十年内，各大国的战略设计思路也会发生相应调整与改变，即：更加重视消除多样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着力发展各种特种打击力量和功能性装备；更加重视危机的预防与管理机制，避免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手足无措；更加重视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战略文化和族群心理的研究，防止类似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出现的“战场上打赢、战场外打败”的尴尬困局。
世人见到的是一幅看上去有矛盾、实际是某种新趋势的画面：主要大国之间高谈国际人类和平、力求全球战略稳定，甚至大力消减核武、防备战略误判，而它们同时在建立自己的多层次、多强度的战备方案，发展更加迅捷、有效和多功能的武装力量，并且对中小型的“麻烦制造者”实施不间断的遏制、制裁和直接打击。
“避免大震动”、“大国不开战”仿佛成为某种默契，哪怕它们之间有各种太极推手式的暗地较量和神经战层面的博弈，而局部战争手段和各种短促有力的军事解决方案受到更多重视，大国对中小国家和非国家势力的武力使用变得简单易行。当人们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要特点时，主要是指大国之间无战事、世界大战可能性近乎消失，而绝非意味任何冲突绝迹和军事干涉不再的情势。
国际冲突的另一点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未来，随着信息手段穿透力的增强、传播过程带来的“放大”或歪曲现象的加剧、以及国际组织和地区性联盟干预能力的加强，一些传统上影响空间仅限于本国内部的骚乱与动荡，越来越有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国际规范的强制，而外部因素又多半有相互对立的多重考虑与干预战略，从而使内战外溢、多边卷入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增高
前面讨论里已涉及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的评价，牵扯到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再认知问题。按照旧时的理解和实践，一个政府在国内干得再好，那也仅仅是内政的范畴，它未必获得高的国际评价与影响力；反过来，一个政府哪怕在国内胡作非为，它(及其独裁者)也能毫无困难地保留联合国的席位和各种国际组织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受到霸权时代(包括两极格局)维护的这种传统主权及其观念，与政府责任的履行及国内民权的状况无涉。
时代在变化，国际关系也在进步。现在世界的多数国家和多数公众，已越来越能感受到上述两分法的失效。随着多数国家和整体国际社会的进展，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岂止是不可分割，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放大与延续。一个国家不论采用什么样式的体制，重要的是国家当局能否保持经济和福利的可持续增长，保证政治与社会的建设性稳定，保障人员、物流和资金的公平有效配置；借用眼下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要以“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凡是达标的政府，它在国际上说话就硬气，国家主权和安全就更有可能获得保障，这种体制的延展力和内外弹性均有可能超常发挥；而那些鱼肉百姓且蛮横无理的政权，哪怕天然资源丰饶、地理位置优越，它对外宣示的信用也会被国际社会打折扣，甚至出现被强制剥夺主权权利(即使是一部分主权)的后果。
还必须指出，国际政治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政治，前者的复杂博弈和反向作用也在改造、塑造、影响后者的内涵与方向，信息传播和全球化的其它手段仅仅是使这种过去不那么凸显的双重博弈变得更加有力、快捷、显化罢了。还是以美国为例：表面看，布什主义直接造成的是美国的国际失败(公信力大幅下降)；深层次观测，它也严重挫败了美国的民心与干劲，制约了美国的硬、软实力。
综观当今世界，各国国家体制满足社会需求的效能及其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决定着各主权国家在全球社会的安身立命状态，决定着各自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大小。
再议中国如何应对
从全球发展角度测量，国际间流行的所谓“中国力量”或“中国模式”的各种说法，更多不是像国内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在热情赞美中国，而是描述一种可畏不可敬，更不令外国公众向往的低层次发展及笨拙“体态”，主要指着庞大中国经济的快速粗放扩张，尤其对各种矿石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全球占有率、低技术含量的大宗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碳排放总量的急剧上升和对全球生态的消极影响，多半是对精致严格、创意奇妙、高水准和前沿性等“好词”的反向解释。
的确，离开中国当代经济不断扩大的规模和令人咋舌的发展速度，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能拿出来的、比较像样的品牌数量真的很少，由中国人在全球重大方向上直接推出和建制的东西确实无多。
单从外交和国际政治讲，尽管按中国官方的尺度，中国国内进步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公众的开放意识和进步需求在不断提升，但为何外界总是把中国与某些封闭、落后、一成不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等量齐观，为何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把我们的国际战略与“资源争夺型”甚至“资源掠夺型”的西方传统列强对照，为何国际社会有相当多的朋友总觉得中国与那些麻烦国家、失败政权或不讨民众喜欢的独裁者走得太近，为何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老在批评中国在提供发展援助和安全援助方面“小气”、显得与国力不符？
若要改造世界，先要改造自身。适应时代要求和进步标准的国内转型，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须牢记：当我们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时，并非是为推卸国际责任寻找借口，而是坦承中国目前发展所处的较低水平，包括器物层面的相对粗放、体制层面的相对落后和观念层面的相对自闭，是为着防止虚骄之气阻碍高水平的内部革新和外交审慎；不管外界怎么解读“发展中”的宣示，中国媒体和公众要有清醒、准确的自我估计.
王逸舟：未来20年国际关系趋势及中国的应对
2010年09月05日07:18南方网我要评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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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不仅来自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对外扩展力，更来自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性，且进步性与安全性成正比联系。
从现在起往未来一段时间看，比如15年到20年这样一个中长期范围，国际关系和制度会朝什么方向演变？新旧国际力量的较量能否延续冷战结束后的势头与轨迹？尤其随着所谓“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一批非西方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变换有哪些看点或追踪的线索？
在预判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事实上，恰恰是那些非常规、不对称、无法确定的因素，经常构成当今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中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主题，变成了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某种“常态”。
国际制度存在网络化趋势
首先可以预判的是，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
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最近二十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
例如，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先有“京都议定书”，后有“哥本哈根进程”的强力推进；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世人见证了被称作“海洋大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看到它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制约；在国际政治和人权领域，产生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潜移默化地约束着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进程。
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越来越多介入，提出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指导性意见(被广泛称作全球食品安全“新指南”)；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已经而且可能更多地对于主权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展调查和提出指控，假使后者被认为实施严重的犯罪方针的话；在国际水域，类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书》的国际法，对于规范全球船舶业的环保态度和措施，正在发生日益增大的约束力。
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扩展至低政治范围)，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
新旧交替矛盾加剧
第二个趋势是，国际制度改革提速、新旧交替矛盾加剧，争取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多样。
就国际制度的演变而言，未来中长期时段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凭借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其二，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另一种出现几率相当大的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它决策份额，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军事优先性下降
第三个趋势是，国际关系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的优先性有所下降。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作用的世纪。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国家间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优先位置。
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新特点。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已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各国经贸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无形中加大了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
再次，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军事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优先性和权重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法制的重要性得到更大重视(如遵约程度的提高、国际法的相对增强、国际法的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的声音逐渐放大，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上升。
 
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
然而在上述趋势之外，国际关系的调整还面临几个不确定因素。例如：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文明间的冲突”，究竟朝着更加剧烈的方向演进，还是逐渐衰减及至相反方向？
在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冲突与矛盾的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改变：拥有强大综合实力和技术优势、主导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欧美各国，与占据重要地理和资源区位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在涉及国际军事、能源、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激发出各种极端思想、企图和势力。
如果说巴以矛盾为核心的中东和平问题，好似全球冲突局势的睛雨表；那么美国及其盟友与所谓“伊斯兰反美阵线”(包括伊朗这样的国家政权、哈马斯这样的势力和“基地”组织这样的游击队)之间的较量，则决定着国际范围热点冲突的基本走向。大体上可以判断，当今国际冲突和热点的五成三发生在这两大系统之间，而主要地点是在从北非到西亚中东到中亚乃至东南亚连为一体的“伊斯兰弧带”上面。
美国布什主义所折射的“新十字军东征”指向，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在新时代称霸全球的主要方略之一，是用欧美现代体系为坐标并且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力促十字路口的伊斯兰文明体系朝着前者期待的方向转型。反过来，伊斯兰反西方阵营用同样强硬甚至更加极端的方式(如恐怖主义)，对抗西方的改造企图和打压政策，包括对内部的温和亲西方政权及势力进行反制，以及在世界其它地方结盟反美力量、形成松散的统一战线；这些努力又与传统的西方左派激进思潮、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力量形成复杂的认同与合作，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引发的批判与抵制浪潮，构成今后相当长时期国际政治的一种重大紧张之源。
然而，在断定其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很难对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演化做出方向性的预测。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关系极其重大紧要，带有全局性的引导意味，决定着诸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联合国安理会的偏好、北约的战略调整和美国军事学说的再定位等等重大事态，影响着国际制度建构的整体氛围和国际力量斗争的基本格局。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对抗
第二个不确定因素是，全球化进程与各种民族主义如何对冲和此消彼长，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抵消？
自20世纪后期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向世界各个角落。它所带来的变化显然产生了某种“政治外溢”效应，即弱化了传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形态，不断缩小着主权政府权力行使的空间与合法性，从不同方向对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理论与政策偏好形成约束。然而，另一方面，在很多地区，多数主权国家不仅没有朝着消亡的方向演进，反而增强了干预的力度与方式，比如国家政权赖以生存和行使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学说(经常冠以“爱国主义”的名称或色彩)，不断被有意识地更新、充实，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与偏好。
“民族视角”与“本土化”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那些成长最快、按道理说对全球化最有好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区域。在各国，各种保守势力和传统思想，更是对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大加鞭挞，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政策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心理基础。在世界范围也不难发现，愈是经济发达和开放的地区，各种反主流的NGO和新社会运动愈是活跃，它们对于全球自由贸易造成的分化、市场逐利引发的恶性竞争、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少数族裔的边缘化以及主要大国和跨国公司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的现象深恶痛绝，提出了指向相反的各种诉求，这些诉求从一定程度加强了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力。
不妨说，在我们所处的新世纪初叶，见证的是一种反向、双轨的运动，即跨国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反全球化的浪潮。现在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复杂较量造成的结局可能大相径庭：如果全球化持续发展甚至走强，也就是说二战后一直起作用的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依然基本主导世界发展进程，现有的国际组织与规范将继续扩展，非西方力量的取代将漫长艰难；假使反全球化运动和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某个时期或通过某些事件占据上风，哪怕是暂时和局部，也可能使各种重大国际安排与决策过程发生重大改变。
民主和集权的较量
第三个不确定因素是：民主与集权的较量如何持续，它们对于全球制度和组织有何后果？
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间，我们见到了全球范围内民主与集权的双重变奏：一方面，在俄罗斯、东欧、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出现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旧的专制或集权方式被抛弃，多党制、议会民主、投票选举等等西式民主形式受到推崇，民主化作为全球市场自由化的某种副产品和催生物得到更加迅速的扩展，民主的政治合法性和目标取向有了更多拉升。
另一方面，随着民主化进程出现的各种紊乱却是民主的鼓吹者、推广者始料不及，几乎所有被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那样的转型“阵痛”与政治麻烦；各国对此反思与批评的同时，也在思索民主的实现方式，尝试适合本地区的道路与做法，包括以某种集权的手段、在特定的时期与领域、推进民生与民主的多重目标(早期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政体，新近有以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一批中大国家为突出体现的转型模式)。
从另一个方向观察，在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由于金融危机等经济停滞、政客欺骗或软弱导致的政治混乱和低效率等等所谓“民主赤字”现象的大量出现，也从侧面助长了非西方世界对欧美民主模式的疑虑和对新权威主义政治转轨道路的好奇(乃至仿效)。人们看到，对于民主的目标价值与当下作用，实现民主的路径与手段，政府与国家的“有为”与“无为”，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利弊得失等等，存在着大相径庭的分析预测；对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不仅是学术理论和媒体大众的兴趣，也折射出世界政治现实行进的曲折难料。
民主与集权的上述复杂矛盾与不确定性，必然反映到国际制度的改革与演变上面。拿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二十国集团”(G20)来说，世人尽管能够见到它相对于“八国集团”(G8)之重要性的上升，预见它在金融领域及整个世界经济危机防范方面发挥的更大作用，却很难判别下面的问题———它究竟代表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趋势(对西方垄断地位的某种修正或取代)，还是新形势下世界主要大国掌管经济事务的一种新形态？从“十二国集团”自身的决策过程分析，它未来仅仅是“八国集团”(经常被称作“富人俱乐部”)传统磋商模式的某种扩大，还是朝着联合国安理会那种比较紧密而有效的机制演化，或者是适应新兴大国的崛起产生一系列“树状”(多元且分层、功能切割但互补)的更加复杂和制衡的决策过程(类似欧盟的政治过程)？
“二十国集团”对于全球化、多极化、国际关系的平衡稳定起什么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它内部的民主化或集权化走势，决定于它如何处置本身追求更高效能或更大代表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些重要线索并不是现在能够断定和梳理清楚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不仅处于现今国际体系的边缘，而且选择了“造反者”的基本方针和态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活跃，内涵也更加具有互利共赢的建设性。总体而言，到20世纪末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经济全球化推进和国际制度影响扩大的重要动力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从最近四五年起的中国的发展益发引人注目，综合国力等硬实力大幅提升，外交与国际战略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世博会的顺利召开等等，象征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和力量体现的主要代表；各种国际机制和规范的作用发挥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甚至被广泛认定要从“主要受援国”的位置转向“重大资助方”或“决策者”的方位。
客观地分析，虽然多数中国人并未承认这种所谓“全球定价人”、“主要责任方”或“供货商”的新定位，外部世界特别是主要国际制度决策圈内对此却有相当广泛的共识与议事安排。在所有这些关乎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重大国际制度的修改与推进中间，中国的地位与角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管是有诚意的邀请还是居心不良的压力。
今天，可以说，下述判断毫不夸张：缺少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参与，缺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赞同，没有这个新兴大国的政治意愿和安全保证，相关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便失去了意义，其最终决议与安排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
从中长期时段预测，在不发生主要大国全面对抗的前提下，只要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保持可持续性，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或突发事件能阻挡上述趋势；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国将成为各种主要国际组织与规章制度实现变革、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因与变量之一。
对于中国来讲，主要威胁不在外部，而在自身的隐患。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将一个真正强大、团结进步的中国击垮；它们至多是以防范、围堵或结盟、制裁的方式，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而不可能像对待一个中小国家对手那样彻底击倒中国巨人。中国若出现了真正的危机，一定是内部的麻烦无法收拾所致，是解决危机的努力落后于危机扩散的速度所致，是诸如政治腐败现象达到完全不能抑制的程度、各阶层的贫富悬殊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政治共识、国内民族矛盾急剧扩大等恶性事态所致，是这些事态面前外部势力插手干涉加剧危机、国内又没有统一有力的统筹应对所致。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及国家利益的保障，不仅来自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对外扩展力，更来自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性；安全性与进步性成正比联系。总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的成功与失败，均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作为，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全面改革与制度建设的成效。
王逸舟:周边争端预警国际关系调适
2010年10月24日07:42南方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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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
今天的世界至少是三维的，有经济的界、有政治的界，还有社会的界。中国在经济世界是弄潮儿，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政治界正在试图赶上，差强人意，有的好，有的不好。而社会界则是软肋，是短板。我们的社会能力，我们的国际社会交往的观念、手段、机制严重缺失，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估。
近一个时期，很多朋友不约而同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周边事端特别多、麻烦层出不穷，有人担心是不是由于中国崛起，外部某些势力试图构筑一种包围圈将方兴未艾的中国扼杀掉。在我看来，不管是中国周边区域格局出现的震荡，还是世纪之交的这些年，全球出现的重大变化，整体而言叫“千年之变”，是出现深刻改变的一种结局。特别是中国和一些来自于非西方世界的大国，通过自身的艰苦努力，在艰辛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展现了一个比较美好的、崛起的前景，从而引发了原有国际秩序，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周边层面开始出现一些调适、摩擦、不适应。我们所说的类似像东海、黄海、南海，包括像其他的地方，像泰国、吉尔吉斯斯坦等等出现的变化，都是这个变化格局震荡的组成部分。
或者用最简单的话，中国是全球新秩序的主要动能，最重要的变量之一，而且我相信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只要保持国内的发展与稳定，我们就是新的国际秩序重大调适、变革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中国有全球人口的1/5，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这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重大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还带来了更深刻的社会的、政治的、文明的含义。对这个变化，坦率说不仅外国不适应，很多国家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中国人自己，包括公众、媒体、外交家等，也不适应，需要进行跟上这个变化过程的调适。
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发展，是造成周边出现这种调适的第一大原因，所以对此不必特别大惊小怪，不必匆忙应对，也不必担心遏制或者是包围的企图，这不足为怪，不足以让我们失去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关键是我们做得怎么样，中国主要的威胁不在外部，大国特别是超大国，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未来成也好败也罢，主要是在内。在我看来，中国主要面临三大挑战，能否处理好它们，是中国未来成败的关键所在。
发展危机
第一个挑战是发展危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是极大规模的增长，喷发式的增长，但也是以规模、速度，简单粗放的增长为特征的，换句话来说，这种比较低端的模式，在一定的时期有比较大的速度，但进入新阶段，它传统的增长局限性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了，它的速度重要性会下降，它规模的重要性会下降，而它的质量、科技、集约程度的压力要求也会增强，现在我们正处于调适过程。
发展危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曾经引以自豪的模式，现在正在开始出现缝隙、出现漏洞、出现源泉枯竭的状态。如果你不正视这些调整，未来的发展就会从一个高速喷发增长、一帆风顺的曲线，开始出现波浪式前行，盘旋式上升，甚至是增长下行。不夸张地说，不要以为发展永远像过去一样9%、10%，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肯定的，我认为未来完全可能出现下跌、震荡，甚至可能出现大的危机。关键判断点，是看我们能否转换旧的增长模式，减少对矿石能源的依赖和对生态的污染，增加科技的含量和创新的水平，从全球制造业的中低端逐步提升到中高端层次。这一转换过程非常不易，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新旧结构的磨合转换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甚至危机，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从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种模式的动能正在急剧下跌，它靠惯性还可以往前走一段时间，5年、10年、20年都有可能，但不是理想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中国未来时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盛国家，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大国所应该具备的。
安全威胁
第二个挑战是安全威胁。安全威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安全的新情况，另外一类是非传统安全的新挑战。
传统说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但现在这么说不合格了。在联合国海洋法生效之后，中国新增了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各国都竞相利用海洋法往外推，我们新增加的面积中有一半被别人占着，有一半是有各种各样争议的，南海、东海、黄海近一段时间风云变幻，这就是重要的根源。
又比如我们的邻国数目有多少呢？过去教科书多半说14个，个别说15个。实际上，中国是全球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有近30个邻国，仅次于俄罗斯，俄罗斯有接近40个邻国。但即便算上俄罗斯，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存在这么错综复杂的主权纠纷。我们有一半是接壤邻国，另一半是非接壤邻国，像朝鲜、越南等是接壤邻国，非接壤邻国是指在土地上没有跟我们连在一起，但是是近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像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
在过去，有接近一半的邻国跟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主权纠纷，现在仍然有10个国家，在当下跟中国有主权纠纷。有的很严重，有的甚至容易引发全面对抗，这是世界上其他大国所没有的复杂局面。我观察得越多、研究得越多，接触中就发现中国的军方、外交、政治高层，他们的苦心、他们的焦虑，他们平时处理事情的难度，真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还有就是非传统安全，什么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呢？就是军队在战场上经常是无法消除威胁的，靠坦克大炮无法面对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不是战场上可以瞄准的，而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各国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是不一样的，对我们来说，一种是恶性传染病，指的是有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冲击波的传染病，比如说非典、甲型流感，这一类流行病症在中国发作的频率比较高。2003年在北京发非典时，没有任何的外敌入侵，军队没有任何的动作，但北京就像死城，非典对于中国的影响完全不亚于一场中小规模的冲突。
另外就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未来胜负未断定的一次较量。哪怕是美国如此超级发达的国家，金融海啸瞬间就让这个国家伤了元气，并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看上去没有死人，但有人说40万亿美元没有了。什么战争有这么大的损失？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遭罪、倒霉、活该，中国也有重大的利益伤害，因为我们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人劳动的血汗，作为外汇表达出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放在国外，特别是美国。
最后是三股(恐怖、极端、分裂)势力的挑战，现在它们开始在西部蔓延，开始做大，开始做一些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没有防备的事端，对我们边疆的稳固、对民族的团结、当地的发展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对于非传统的安全，要有综合的办法，它不是武器能够解决的，不要靠军队的杀手锏来解决。很多时候是民族关系的调适，新时期经济差距的缩小，科技教育水平的改进，和中亚这些国家复杂的外交关系博弈，一系列非军事的方向联系在一起。从我的研究来看，这些都刚刚开始，我们极不熟悉，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国际压力
第三个挑战，是新的国际压力。中国今天面临着崛起的双重效应，既看到中国崛起的正效应，也看到很多始料不及的副作用。中国士气不断提振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出现了微妙变化，认为中国不再是穷兄弟，不再是发展中的国家，现在中国搞这么大的高速公路、这么大的场馆建设，很多国家说我的总统府还是破破烂烂的，你还说是我的兄弟，不行吧？国际组织也不给你援助了，而发展中国家开始跟你要援助，认为你是跟美国一样的强国、大国。但是国内认知的角度和国外认知你的角度正好是对冲的，我们按照人均来衡量，而国外大部分看总量，认为中国是核大国，中国的军费是全球第二，中国是新兴世界的第二大市场，这些都是总量。还有人认为中国给别人太少、拿别人太多，认为中国是富而不仁的大国。我参加很多会议，感到国外对中国的期待大大出乎我们国人的意料，现在中国人的想象和外国的多数国家想象是反向的。
我紧张的是这种反差，这种不断加大的对冲。对此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国外也没有想清楚。去年我参加世界达沃斯论坛，温总理在上面演讲之后，下面就开始讨论，我听到了很多奇谈怪论，这些在国内是听不到的。比如说很多人批评中国搞新殖民主义，我很不高兴，在会场休息时，就拦住了一个南非的领袖，问她为什么那么尖刻地抨击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她说，不是我个人对中国有什么偏见，我知道中国曾经给非洲建设过铁路。但是一般人怎么看你们？你们经济上是强大的，但你们去非洲之后将成片的森林、矿山掏空了，这跟过去老牌殖民者没有太大的差别，非洲永远不能满足你们的胃口。你们也不帮助我们发展，只投矿山，不投可持续发展，你们不管我们的教育、卫生，只要资源，那么我们未来的发展怎么办？我们只好依附于你。她说，中国从来没有拿大炮打非洲，但是你们用钱将我们的森林和矿山掏空了，以前我们依附于老的殖民者，现在我们同样要依附于你们，讲完了之后扬长而去。
我听完了非常难受。国内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发展让第三世界的穷兄弟拍巴掌，但我越来越感觉到，今天世界对我们中国的发展是异样的眼光，既有少数主宰性大国，特别是欧美国家刻意歪曲，但同样还有我们自身体制上、政策上、对外关系上的很多缺失，使得别人有口实，使得别人可以拿捏你。
例如中国经济一日千里，但是对外的援助提供得很少，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说我们给了不少的钱和物啊。是的，单笔的援助不少，但在我们整个G D P总量中的比例却在下降。和国外对比更明显，一些北欧国家的国际意识很强，国民愿意将自己兜里的一小部分拿出来给联合国，给各类国际组织，像挪威、瑞典、冰岛等平均是他们G D P的1%，而中国，占G D P总量千分之0.5都不到，微乎其微。换句话说我们的国际意识还不强，大家都在想如何赚钱，那么在世界动乱时你怎么可能长久赚钱呢，邻居不好时你怎么可以长久地好下去？
又比如参加国际组织，提出各种决议案。在国际组织中，多半我们没有贡献、不会提出倡议，不仅没有想，而且主动参与都比较少。中国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新兴大国，如何为世界也做出相应的贡献，这就是我所说的变负压力为正动力，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不要变成一个狭隘的经济动物，在发展的同时也让人民享受到尊严、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国的善意，带动国际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国际压力最重要的含义。
国际债权大国应重新寻求利益分配
2010年05月18日09:00上海商报张茉楠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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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于5月下旬拉开帷幕，人民币汇率可能再成核心焦点。不过，在笔者看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债务国向债权国进行战略制衡的一种工具，中国应跳出“人民币升值论”的怪圈，通过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来寻求更大利益。
当前“中美经济不平衡”被指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与中国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之间的不平衡，而实际上这种失衡更深层次反映的却是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权利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
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然而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称，正面临着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
根据国际债务周期理论，不成熟的债权国是那些不能以本国货币向国外借贷，从而为其经常项目盈余融资的国家。这或者是由于其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或者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被拥有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地区或国家的货币所主导。不成熟债权国尽管有相对非流动性国外直接投资流出，但不成熟债权国的经济不断累积以国际性货币持有的外国流动债权，所产生的货币不匹配将使国内金融市场的投资组合难以实现均衡，政府对货币的管理也将更加困难。我国当前就具有不成熟债权国的许多特征：
从结构上看，中国债权国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债权国”，而不是主动性的“私人债权国”。从收益率上看，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却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煵⑼ü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3％－4％）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它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中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济掠夺。
此外，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
而与之相反的却是，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从货币构成看，美国的外国资产大多以外币计价，而其负债则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不仅支撑其债务的国际循环，也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美元本位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
债权和债务关系本应是国家博弈和互动的工具和筹码，当前是该思考中国如何扮演美国最大债权人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将作为债权国的金融权力转化为国家政策工具，增强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和向外施压的能力。
采取三步走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人民币国际化要采取“三步走”战略，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取向，先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再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成为储备货币。
推进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中国不成熟债权国地位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有密切关系。我国处于金融潜化阶段，中国金融结构、中国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结构性缺失。要尽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财富效应。
此外，中国要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
走出国际关系的“资源陷阱”
http://view.QQ.com　 2009年08月31日07:56 　 财经　 胡舒立我要评论(12)
胡舒立
近期，中澳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被形容为“跌至十年来最低点”。究其原因，当可溯及中铝对澳英矿企力拓收购的失利，以及由此触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参见本期文章“中澳关系探底”）。
这是相当出人意料的。中澳两国之间几乎有着一切修好的理由，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交恶。
就从最早引发龃龉的铁矿石纷争来说，首先应看到，双方具有极大的互补性。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铁矿石供应国，中国是铁矿石最大需求国。在这类投资巨大、周期漫长的资源产品产业链中，上下游在保持供需关系稳定上有强大的共同利益。这比任何口头上的政策宣示都更有力地要求双方建立良好、稳定和长期的合作关系。
经济之外，中澳关系有着同样强健的支撑。两国间无重大战略利益冲突，也不存在相互威胁，在诸如遏制全球变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当今国际重大议题上，观点类似，立场接近。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精通汉语，熟稔中国文化，曾作为外交官在北京驻节多年。他上任后提出“中等强国”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一便是全面融入亚洲，借助多边合作的力量，提升其国际影响力。顺应中国的兴起，既是这一外交政策的背景，也是这一政策的内容。没有良好的对华关系，“中等强国”外交就无从谈起。
然而，此次中澳关系的恶化，恰恰揭示国家间关系，哪怕是交好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时时面临掉进“资源陷阱”的危险。能源与资源往往是一国命脉所系，自工业化以来，便在世界地缘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史，往往围绕对能源与资源的竞争展开。进入21世纪后，各国之间在能源与资源议题上的零和游戏观依然根深蒂固。一涉及这类所谓战略性资产，各国之间戒心便故态复萌，相互间容易丧失信任，更难建立信任。
中国人对此不再需要更多的教育：2004年，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失败；本世纪以来，中国在能源与资源富国的开发努力，也一直被欧美大国置于放大镜下端详。
此次围绕矿业资源的纠结，正暴露了中澳这对本应和衷共济、互惠互利的国家之间关系的“软肋”。中澳要建立长期互信，必须正视“资源陷阱”，恰当解决当前纠纷，并为未来的中澳资源战略性合作铺设轨道。这需要两国决策者拿出勇气，打破观念窠臼，实现真正的双赢。
“症结”何解？我们的看法如下：
澳大利亚政府应正视铁矿石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内涵，放弃假装这是一个纯粹商业问题因而政府只好保持距离的“驼鸟政策”。
澳大利亚政府应理解，作为最大铁矿石需求国，中国对已经高度集中的铁矿石供应格局将进一步集中非常担忧。全世界可供贸易的铁矿石有70％来自力拓、必和必拓和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2007年，必和必拓要求收购力拓，2009年必和必拓与力拓宣布将合并铁矿石业务，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担忧。这种担忧是强烈的，也是有合理性的。
可惜的是，在现有的两国商业交往和外交框架内，中国的担忧无法找到恰当的缓释渠道。必和必拓对力拓的全面收购，变成了这两家公司合并铁矿石业务，但铁矿石业务的集中趋势未变。中国也无法指望通过国内的反垄断调查来对这一趋势施加影响，因为对其做出的所有惩罚最终都会被转为对中国钢厂的惩罚。
在承认中国担忧合理性的前提下，澳大利亚政府应考虑积极作为，在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主动和创造性地寻找新机制，将澳大利亚矿业整合的商业冲动与中国对上游资源进一步集中的担忧，集合在新的讨论平台上，保证彼此有切实的对话，并促成妥协。如果澳方继续对这些担忧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将会付出代价。
中国一方，要避免陷入“阴谋论”的猜测，不能过度夸大上游资源集中的威胁，以此来否认铁矿石价格主要决定于供求关系，价格上涨主要系国内钢厂需求强劲所致的事实。同时， 中国也应在法治框架下，运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法，来处理可能存在的不正当商业行为。在此次力拓“间谍门”事件中，中方在逮捕有关力拓员工时所援引的罪名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非先前披露的“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这是一个进步。
我们欣喜地看到，双方领导人都意识到两国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性质。8月21日，澳贸易部长克林高调宣布，中澳下一轮自贸谈判将于9月中旬在北京举行。这是一个迄今举行了13轮、耗时四年半，但依然纠缠于农产品贸易的自贸谈判。此时重启，被外界解读为澳大利亚急于拉回偏离正轨的中澳关系。另外，近期中石油与美孚澳大利亚资源有限公司达成的液化天然气购销协议，也被认为是中澳关系重近正轨的表现。
前有殷鉴，中澳关系转暖虽不能毕全功于一时一事，但只要双方关注彼此关切，平等恰当呼应，当可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毕竟，中澳终需向前看。
当国际关系变成了国际公共关系
http://view.QQ.com　 2007年07月22日11:28南方都市报　 Julian评论0条
最近，外交部的日子估计不会太好过，碰到的都是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类似达尔富尔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中国人海外形象，海外投资问题等等，都像一把把暗器一样，来去无踪，让人防不胜防。事情乍看好像微不足道，但发酵下去，危害却是甚大。这些国际公共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传统的以国家实力为后盾，以国家机器相互对峙、相互作用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好像要隐居到国际外交舞台的第二战线了。

百年奋斗史，奥运圆梦时。风霜雪雨，一言难尽；苦辣酸甜，品味悠长。…
中国，没有奥运金牌的日子
[慈禧与奥运擦肩而过][奥运呼唤天津起]
[中国“看”奥运第一人][中国哑将泪洒伦敦]
彪悍奥运主题曲
[奥运主题歌的难题][老年版北京欢迎你精彩]
博客：[批评巴金，韩寒已经很客气了]
热点：[加入刘翔输了奥运礼服大检阅]
这种以国际公共关系为重点的新外交格局体现在：第一，它不但是和平年代的产物，更是全球化的产物，如达尔富尔的问题就大大超越了中国与苏丹的外交关系层面，如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国际贸易格局、国家关系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产物。第二，与传统的外交关系不同，借助互联网络，这个系统具有大量的参与者，如所谓的《时代》“年度人物”，夹杂了难以估量的各种议程，让决策者难以作出正确的预测和应对。比如，一些宗主国对于我们的海外投资就存在很多不同的利益诉求团体。第三，如果传统外交关系是围绕国家实力作较量，那么这种以国际公共关系为重要内容的新外交则是以国家身份和形象为媒介的利益博弈。从某些团体企图将达尔富尔问题和北京奥运形象挂钩就可以清楚表明这种趋势。
为此，我们的外交思路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转变，积极培育国家形象这种软实力来捍卫国家利益。这就要积极拓展多元化外交，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用多种声音来应对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挑战。学者雷纳等认为，如果只依赖某个组织行为解决复杂局面，只能导致事情过于简单化或问题扩大化两种结局；而通过官僚体制解决复杂问题也只会导致体制和政策越来越复杂，从而让问题变得更难以解决。在冷战时期，人民外交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在这个“和平崛起”的年代，又到了它重新上路的时候了。
陈向阳：中国国际地位“被第二”
2010年06月16日00:42新华网陈向阳我要评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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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 国际关系学者
中国正在加速崛起，老的挑战发生新变化，新的挑战层出不穷，均需以新思路与大战略提纲挈领、统筹应对，寻求开创大国崛起新路径与新境界。
对中国国际定位的中外认知“落差”。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外界日益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大国”、“世界强国”，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对此，应明确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身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适度充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承担“大国责任”量力而行、权责对等，防止被外界“忽悠”与“误导”。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如何两全。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外界更一再“误读”中国对外战略取向。对此，应妥善兼顾二者，使之浑然一体，加以辩证运用与创新发展。
大国“聚焦”中国崛起，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被第二”，受到“老大”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猜忌与联手围堵。大国战略竞争向“高边疆”与“新边疆”(太空、海洋、极地、网络等)拓展，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大。对此，应保持低调，广结善缘，均衡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尽量少成为“焦点”，妥善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新态势，强调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
周边乱局持久化对中国构成冲击与战略牵制。周边多个国家持续动荡，大国在中国周边的地缘角逐加剧，“热点”与“难点”积聚发酵，中国周边安全与和平稳定面临长期严峻挑战，中国崛起恐将长期受制于周边乱局，存在着“龙困浅滩”的风险。对此，应加快完善“大周边”战略，切实以周边为对外工作的“首要”，加大投入与介入，强化危机管理，确保地缘战略利益与沿边和平稳定。
参与全球治理与维护国家主权的两难。全球性挑战迅速上升，全球治理成为世界潮流，中国的主权面临多边合作与国际机制的侵蚀渗透，传统的“绝对主权”似乎行不通。对此，应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能否以“相对主权”与“合作性主权”取代“绝对主权”与“对抗性主权”，稳妥参与全球治理，有效维护与实现国家“核心”主权和独立自主。
国防现代化频遭外部阻力。一方面，国际安全新形势需要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加强海、空、天与网络力量建设。但另一方面，中国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极易引发外界疑虑与“反弹”、“反制”，乃至诱发或陷入军备竞赛。对此，应务实、扎实、稳妥地推进军事现代化，切实提升军事威慑力与实战力，自主适度增加军事透明度，扩大军事外交，增加军事互信。
地缘战略重心及海洋战略重点难以把握。中国在西线内陆与东线沿海两大“战略方向”均面临严峻挑战，“陆权”与“海权”需要有效兼顾。同时，海洋方向在近海与远海均存在威胁，需要厘清主次轻重。对此，应在坚持“东西兼顾”与“陆海并重”大原则的同时，既要经营好西线与内陆方向这一“战略大后方”，又要对东线与海洋方向加大投入，尽快弥补与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在开拓海洋方面，宜采取“远近结合”、“远虚近实”、“远交近和”策略，远海以“务虚”(维护通道安全、军舰护航与打击海盗等)为主，近海以“务实”(捍卫海洋国土、维护领土完整、资源开发等)为主。
国际经济竞争加剧与资源能源“瓶颈”。面对这一轮金融危机，主要大国纷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新能源、绿色、低碳、环保、网络等投入，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争夺新兴产业标准。国际经济结构失衡面临“再平衡”，中国出口与人民币汇率备受挤压，对华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上升，中国对外能源资源依存度居高难下。对此，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开发新能源，稳步减少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对外依存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