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女子眼中的大陆：从台北到北京（1）

    《从台北到北京》就是作者行走两岸间，以新闻人的敏感对大陆和台湾两岸不同文化的感触和体悟。它会带你走进台湾，更会带你走近台湾人——在此你几乎可以触摸到一个台湾女子梦的蒙太奇。她穿越过现代的北京和前世的北平，在陌生和出离中惊醒过，在残酷与伤害中破灭过，又在友善与希望间涅槃，成就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

    或许当你意识到所谓“不可分割”不只是生硬的口号，更是两岸人心灵相通后的柔软与坚定时，才能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情怀吧。大陆与台湾的联通，原本就不是一个海峡的距离，而是你，和另一颗心的距离。

[作者简介]

宫铃，网名胡同台妹，台湾人，祖籍安徽。台湾资深媒体人，先后从事广播、报纸、电视与网络媒体，专职采访台湾时政与两岸新闻。2004年起，多次跨越两岸从事新闻报道工作。2005年，报道中国“两会”，获温家宝总理提问。曾随行采访胡锦涛主席与连战主席、宋楚瑜主席首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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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4 15:51


被《南方人物周刊》称为“大陆互联网上走的最远的台湾人”，期望能与网上的好友们，创造一个重视平凡人价值的“微亮时代”。

[作品简介]

　　◎ 从台北到北京直航不过三小时，但两岸人的心理距离有多大？
　　◎ 60年的距离，两岸人的心的差距到底有多远？
　　◆ 宋楚瑜题写书名并作序推荐！
　　◆ 继《我们台湾这些年》之后，两岸交流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之作！引发两岸高层关注，必将掀起新一轮的台湾热。
　　◆ 一个台湾女子关于两岸最真挚的情感解读，让13亿大陆人真正了解台湾人民的心声
　　◆ 两岸之间第一本以民间为起点的书，有利于两岸之间彼此相互体谅谅解、促进两岸交流。
　　◆ 细腻的观察、比较两岸各地方文化上的差异，整理了两岸间观念与习惯上的不同，实质上也解释了两岸交流间，若干争议背后的深层因素，非常发人深省。


自序：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写书，在我心里是极为神圣与崇高的。而我没有想过我能够做这件事。

自认文笔尚可却不够精彩，十几万字，每个字都是考验。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立言著书被放在最后，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所以，举凡是“作家”，我都无上崇敬，我想过，就算将来会有一本自己的书，大概也就不过是本自传吧，恐怕还得是自己出钱印刷，分送亲朋好友如此而已。

然而人生是充满惊奇的。我没想过到了大陆还能够接触媒体，还能够以这样一个台湾人的身份说说话、写写东西。而一切的开始不过是我为了对其他台湾朋友在网络上受到攻击兴起的“我先挡着”这样的义气。

无所求，却收获丰富。

当我第一次在网络上写文章而获得几万点击时，我是诧异的。虽说过去在电视、在报纸都曾有过“受众”，但我仍然想着：“何以这些人要看我的文章？”

写完文章的我总是感性，看着许多人的反应，我常想，“你们是谁？你们有所收获吗？我们彼此能够了解彼此内心的感受吗？”

一个人在大陆，没有钱、没有背景与人脉关系，有的只是一颗单纯到有些傻的心，就这么待了下来。也许是因着过去长久以来身为记者的训练，我喜欢观察人，观察人们的反应。当我发现大陆朋友的反应经常出乎我意料时，我不禁想，这是为什么？

一如我在新浪微博发生被发私信的“立方网事件”时，我只是单纯地想，这种被侵犯隐私、个人名义的事情很过分，我应该抗议，而我以为大家都会这么做。事后我常开玩笑地说，“当我冲出来了，才发现后面一个跟随者都没有”。然而我不是为了带领大家做什么，只是因为我想要这么做、我觉得应该这么做。但就是这个念头，常常让我在大陆的人群中，形成一种特立独行的状态，我成为“张扬”、“麻烦”、“难搞”的代名词。

也因着这些种种，我开始去感觉彼此的不同。

我发现，社会环境、政治体制、教育乃至所信仰追求的目标，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思考上“第一念”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就注定了后面一连串的不同。

然若，我们彼此对这些不同没有意识，那么“以己度人”必定是错误连连，会产生误解甚至纠纷。

于是我成了大陆互联网深水区的“胡同台妹”。

而这个发展始于“义气”，发扬光大却是因为我好奇，我想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而我又在想什么。

然而我最大的收获却是“我开始懂得谦卑的面对他人的在意与痛苦”。

许多台湾朋友会抱怨，到了大陆脾气变坏了，很容易愤怒。当我问他们原因，总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思考并观察了好多年，我也不知道答案。直到有一天，当我收到一个来自台湾合作伙伴的email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台湾人不好意思指责别人，发生问题时会替对方找借口、找台阶，而大陆人会直率地先问责对方。

又譬如我像是在台湾那般说些内心当中真实的美好愿望时，会被指责“唱高调”。挂在嘴边的“谢谢”成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客气，甚至是“虚伪”。始终用着的正体字，成为不懂得入乡随俗的“顽强抵抗”。

我知道不同，但可否就让这些不同存在？因为这个世界原本有不存在“标准答案”，所有的对错、好坏、黑白其实都是相对而存在。这是我心中这些年来始终的吶喊，然而当我在互联网上遭遇“删帖”“无法发表微博”以及网易微博的“暂停歇业两天”以后，我开始感觉到“标准答案”在这片土地的重要性。 于是一个始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我，开始回到了一个像是我在读国中时，必须被管制发型、裙子长度，甚至是书包背带长度的年代。我感受了一个过去我不曾想象过的状态，这份感受是过去“旁观的我“所无法理解明白的。
而在这样一个被“激流”不断冲击而深感疲累的我，开始深刻懂得佛所说的“无所坚持”“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境界的可贵。

当许多网友恶狠狠地对着我喊打喊杀，恍若回到那个台湾躁动的年代，许多激进派人士也曾说过“你这个外省人滚回你老家去”。只不过那时年轻，以为自己真的还有一个老家，到了大陆才知道，我的老家就是台北。

我始终在思考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家乡”与“安土重迁”观念。于是我成为一个民族的怪胎，好在这一次有许多人陪着我，我们似乎被排拒在一个 “不中不台”的异度空间，这让我想起柏杨小说“异域”，更让我想起那群孤立在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军孤坟，看来我比我父母乃至许许多多的他们还幸运一点，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难怪我姥姥总是抱怨姥爷就这样孤零零地把她给丢在了台湾，即便她回到北京多次，即便要定居北京也不难，然而那个“老家”，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成为了一个再也无法到访的虚幻。

然而这样的一群人会逐渐老成凋零，当我坐在往返两岸的飞机上，我遇到了许多未成年、在暑假独自返回台湾度假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或是大陆与台湾的结合，或是台商，这些小朋友说着标准普通话，但却是道地道地的台湾之子，我更确知，等到他们的时代来临，两岸将会是一种不同的概念而相互存在，所有今天坚持的，都将成为历史，如今为坚持而捶胸顿足的情感，都将烟消云散。

一个不曾想过写书的我，勉力为之，所写的都是我最真挚的情感。在写作期间我历经了最痛苦的忧郁侵扰，夜不成眠，无端哭泣，因为我知道要在两岸彼此各有坚持的状态下，写出一本让双方都能“看得下去”的书并不容易，然而我甚至妄想着这本书能够让彼此都能以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对方，更重要的是“看自己”。所以我会沉重地问：“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统一，这有生是谁的有生？”“对你重要的事情，对对方也一样重要，既然知道这种想要而不可得的痛苦，又为什么要把这种痛苦加诸在对方身上？”

我只知道在我生活、工作、吃饭、睡觉的当下，所有的政治都是虚幻，在生活中，我只需要跟我身边的人相处好与融洽，而这个前提是，我们至少要知道因为生活经验值的不同，我们彼此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与感觉。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看到老外彼此见面会在大庭广众下拥抱甚或亲吻，我们不以为怪，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老外的“生活习惯”，那么两岸的人们因为语言、外型的相同，是否我们就会不小心的忽略了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甚至对彼此不经意的“霸道”？

如果说，这么多年的游历与观察要有那么一点点意义，我想，如果因着本书能让两岸的人们有意识的“知道”彼此有所不同，那已经是让我欣喜若狂了，至于了解、甚至感同身受，就留给老天爷因着缘分而各自有所体悟了。
在这漫长的大陆旅途中，跌跌撞撞多年，我，虽是独自行走，但我仍是“得道多助”，感谢许许多多的两岸朋友们。北京市台办孙宇女士，真诚热情的姊妹情谊；郭成炎先生的多年相伴与情感的支持；刘丹小姐的跨两岸、跨年龄的友谊，还有许许多多族繁不及备载的网友支持。

我由衷感激邹明先生在凤凰网共事期间，无私地给予我舞台，并因着他的“伯乐”精神我有了重生的机会，虽然我并非千里马。也因为他不懈的毅力与坚持，本书才得以完成。我真挚的感谢这位在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领导、朋友与哥哥，是他给予我在2008年起，一个不同的人生。

最后我要感谢贾默如女士，我的姥姥，没有姥姥的北平故事、北平话，乃至许许多多的北平生活习惯，我不会如此好奇渴望地想要到这片神州大陆一探究竟。我因为姥姥而骄傲的想象着我是前世格格重回北平胡同，因而有了胡同台妹这个笔名的发想。

我感谢宫维钦先生与任丽文女士，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年来我独自在大陆闯荡，他们心里有着无限的担忧与想念，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按此标准我极为不孝，身为女儿的我似乎少在他们跟前尽孝，替他们分忧解劳，反倒增加他们不少烦心。但因着他们对我的身教言教，让我有这份勇气与涵养，得以在面对无情风雨时，仍能坚持地走下去。我无力给予我的爸妈奢华的享受，谨以此书献给他们，我只想告诉他们，或许我能够感受他们的情感与哀伤，然若孝道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想或许“贴心”亦能表达我对他们深刻的爱。

我也想告诉许多许多朋友们，一个人能够笃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有家乡，而家乡在哪里，这种义无反顾、义正辞严其实是一种在我眼里非常珍贵的幸福。而我最大的收获是，因着种种自己亲历的痛苦与快乐，我知道，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心存谦卑，才能使得自己的心胸平和与宽容。

而我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

宫铃
2010年8月30日 《从台北到北京》——来自台湾的前世格格从小到大的“北京梦”（1）
【2007年，一位在北京已经七年的大哥如此跟我说：外省人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大陆人，我们是第三种人。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有种发自内心的凄凉却又无法不认同。在台湾，外省人是“不得已”的移民；在大陆，外省人被台湾人这个概念所概括。然而外省族群的家乡怀想由于两岸的分隔只存在于一个虚无的空间里，交流之后，这个族群游荡在两岸之间找寻那个早已消失的过往，前半段在大陆、后半段在台湾，就这样飘移着无法落地。】

对于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发展，大概首选就是上海，其次就是广州那一带。北方城市对于台湾人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我不一样，而是从小就对北京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

在台湾，我这样的人被称为“外省人”，概念上跟“北漂”有些类似。我的爸爸是安徽人，妈妈是北平人。1949年我父亲14岁，据他自己说，上学途中跟一位同学看到坦克车很威风，就这样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从上海辗转去了台湾。

这段过程写在纸上只有短短几句话，不过，父亲也曾淡淡地说过，“在上海的夜晚，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到处都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象，我14岁时连自己一个人去饭馆吃饭都很害羞，而父亲在他14岁时，便和一大堆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时刻还有枪炮威胁，那种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我也未敢追问，生怕触动父亲心底那根伤心的弦。只是后来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常听到父亲说，真遗憾当年没带爷爷奶奶的照片出来，我大概能体会那种心情——这么多年很多感觉只能靠着脑海中模糊的记忆，连个可依凭的照片都没有。而这样的故事，在我父亲的同袍、军校同学那些叔叔伯伯的聚会中，虽然不曾公开听到他们说起，不过那种异乡游子的思念，总是很浓很浓的。

我的母亲在1949年时仅8岁，因为姥爷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所以也是必须离开的。根据我的了解，姥爷是先离开的，姥姥带着三女一男四个小孩在解放后的北京生活了8个月后也离开了。姥姥一行人先辗转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了好久的船到了台湾。我听姥姥说过，她一上船就严重晕船并一直呕吐，无力照顾孩子，就只能由我妈这个8岁的大姊照顾弟妹，最小的四姨那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又是全家族第一个小孩，我妈就把我交给姥姥照顾。从小我的周遭几乎全部都是外省人，因此我的台语很糟，记忆所及，我大概到了高中才有了本省籍的朋友。我这样的人更精细的区分法就是外省人第二代。

我的姥姥是通县一个地主的女儿，家里曾经帮姥姥在私塾请过教书先生，然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社会风气依然很不开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社会上依然相当浓厚。因此，姥姥的私塾教育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不仅没有通过教育改变传统女性的命运，其后更是被裹了小脚。不认识字跟裹小脚这两件事，姥姥常常抱怨，但我记得她常常戴着老花镜看报纸认字，电视上的字幕她也会跟着读，遇到不会的字她还会问我，我的姥姥就是这样一个好强又努力的老太太。

姥姥是地道地道的老北京，有事儿没事儿都会讲起老北京的人与物、是与非，于是我幼年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北京烙印。在姥姥的心目中，只有“北平人”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胡同里的街坊邻居见了面，会温文有礼地打招呼，礼节繁复，显出皇城的雍容气度。从小到大的“北京梦”（2）我有个很深刻的印象，记得有回去看姥姥，她很生气地跟我抱怨说无意间听到邻居谈论她，说她是一个礼节规矩很多的老太太。虽然这在我听来实在没什么，不过由此也可窥见，这样的一个北京人在台湾社会的环境中是如何的特殊。

从小我就是个爱听故事的人，最喜欢在幼儿园下课的午后，缠着姥姥跟我说北京的故事。在我小小的脑海中，北京是一个可能比台北还熟悉的概念，胡同、叫卖、穿街走巷的小贩子，还有相声、京剧以及天桥的艺人，是如此鲜活地在我脑海中像走马灯似的活跃着。我始终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要去北京看看这样的表演、过这样的生活，而所有的这一切就成为我这个在台湾生台湾长的小孩的童年回忆的重要组成。

除了那些传统艺术与生活，我姥姥讲各种神怪故事的本领也很厉害。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狐仙。她跟我说，在北京的大户人家都会有一个小屋子是专门存放过冬御寒的取暖煤，姥姥家当然也有这么一间。小房子里堆满了煤，日常取用时通常都是从前面拿，所以房子的后头就成了人烟罕至之地。“狐仙就住在那间房后头”，姥姥用坚定的语气向我讲述，说她本家的一个叔叔就曾经被狐仙迷惑，迷到厉害的时候，那个叔叔还能两手两脚在地上快速行走，“那个速度不像是我们人用手脚在地上走的状态，就跟狐狸一个样，甚至还偷家里养的母羊刚生出的小羔羊来吃”，其后的发展当然少不了道士、符咒等必要的《聊斋》元素啰。

除了狐仙，北京黄鼠狼也是姥姥口中经常提及的。她说，北京城以前就有很多黄鼠狼，黄鼠狼比狐仙还厉害，绝对不能招惹，如果把黄鼠狼给惹生气了，那黄大仙可是会把人闹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个在紫禁城里工作的朋友，初次见面时，我就问她紫禁城里有没有黄鼠狼，她笑着说好多人认识她时都问这个问题，所以在紫禁城里，黄鼠狼在感觉上还真是如影随形呢！

而我自己在北京时有回深夜打车，因为出租车走错路，在一个小区里掉头时，车灯照到的尽头，我看见了一个比猫还大的动物，在车灯的照映下，那动物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而且盯着我们看，完全不怕人，我看了觉得很神奇，便问师傅那是什么，师傅淡淡地说，那是黄鼠狼。我当时那个兴奋呀，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回台北给我妈说，我看见黄鼠狼啦！

当然，在这些以外，对于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吃了。从小我是吃姥姥做的饭菜长大的，那肯定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北京美食啰！饺子、打卤面、炸酱面这些就不用说了，姥姥还能做蒸饺、各类的饼。在台湾，北京人并不多，要吃到北京菜并不容易，但我却是天天接触，特别强调这个是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了解一件事，台湾地处福建省外海，在气候上、生活习惯上，跟地处华北的北京那是天壤之别，所以在北京很平常的东西，到了台北那就会是相当稀有了。

就拿酸菜这东西而言，台湾也有酸菜，但跟北京乃至东北的酸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种外省人独有的食物，连在台北市都可能只有南门、东门这两个市场才有，因为外省人聚居，才能找到。但我从很小就吃酸菜白肉火锅、夹肉烧饼、合菜戴帽、花素蒸饺、牛肉馅饼、韭菜盒、肉丝拉皮……这些特殊的食物，而吃惯这类型食物的我倒成为我这个台湾小孩在生活上的特殊性。不过，特殊算是好听的了，我对台湾本地的一些小吃，因其料理上跟北京的饮食习惯大相径庭，因此有些台湾小吃我基本上没法吃，这也让我无法“合群”，直到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后，才因为方便这个理由，慢慢地能够接受许多台湾小吃。终于踏上“寻梦之旅”2004年6月17日，作为台湾一家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我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国航的班机从香港中转，到达首都机场已是傍晚七点多。当飞机的鼻轮刚刚触地的那一刻，整个机舱按照惯例震动了一下，但我心底的震动远远超过现实，我透过小小的窗户看到首都机场大楼上悬挂着书法体的红色“北京”二字，不知为什么，当时鼻子很酸，默默地流下两行清泪。

不过，等到实际生活的展开，我才发现北京跟我想象中还是大不相同！

到机场接我的是电视台雇用的采访车以及司机李师傅，听到他的口音，那叫一个亲切。我好奇地东张西望，还立刻打电话给一个已经在北京生活一年多的高中同学，想要来个异乡重逢，但结果是令我意外的。

电话通了，他的口气听来也十分高兴。

我问他：见个面吧！

他说：好呀，你住哪？

我回头问师傅，喔，原来是大山子。

他听完口气有点为难地说：好远哪，今晚恐怕没法见面了。

说真的，当时真得很不高兴，想着，我大老远地跑来，再远能有多远哪，懒就说一声，干吗推托？这朋友可真不够义气。

只好问：真有那么远喔，你住哪？

他：我住中关村海淀这里。

村？这朋友混得很差呀，住在村里，可能真的很远，郊区吧，只好无奈地挂了电话。

直到将近一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中关村不是一个村，虽然不在郊区，但距离大山子是真的真的很远。如同大家所知，台湾很小，台北市更小，在台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想至多四十分钟吧，当时的我真的不知道北京原来这么大，更无法想象中关村到大山子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

接着，就是一路上的东张西望，这一望也望出了许多疑惑。到处映入眼帘的是当时在北京卖得很热门的“水煮鱼”。

水煮鱼？真奇怪，这水煮的鱼有什么好吃，干吗每家餐馆都卖，还当作招牌菜挂在门口，水煮的鱼也能当宝似的！我很庆幸当时没开口询问，直到一周以后我自己吃了所谓的水煮鱼，我才发现，很多事情原来真的不能望文生义。水煮鱼那个味道可真棒，让我有段时间疯狂迷恋。

在这为期一个月的驻点期间，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让我这个自诩为北京人的台湾女子着实长了一回见识。

首先我真的见识了北京的大。到了北京的第一个白天，因为没有什么事，我就自己打车出去闲逛，走到大街上心想去哪里呢？想到我弟很多年前陪着我妈回北京探亲，回来总说王府井，就叫了车，说去王府井，一上车便被师傅身边的铁板给吸引住了！

我问：师傅，为什么要装铁板把自己包住呀？

师傅懒洋洋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怕抢钱！

在往后一个月的时光里，这个曾令我好奇的铁板勾破了我无数双丝袜，而这铁板更挡住了空调吹出的冷风，让我受尽折磨。

接着就是前往王府井的路上。在这里我还是要啰嗦地强调一句，我是住在大山子，而我不知道王府井到底在哪里，至于会有多长车程对当时的我而言，那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而且别忘了，我是从很小的台北刚到很大很大的北京。

刚开始，我好奇地东张西望，接着，困了，睡着了！

忽然醒来，看看窗外，啊，还没到喔！不过看到了台湾人都知道的秀水，又是一阵好奇，然后又睡了。不知睡了多久，又起来，还没到？？？这师傅是绕路了吧？心中如此困惑，但又不敢说，只好问：师傅，王府井有这么远吗？
师傅大概听出了我这话的意思，就很不客气地说：您刚才是从东四环外上的车，王府井那可是在市中心呢！

好吧，四环听起来的确有点远，就当你没绕路吧，我心中这么想着。

终于到了这王府井，说真的，我没想到这里真的有井，更没想到原来这里不是什么景点，而是一个可逛街、购物，还有着东方新天地商店街的现代化建筑的地方。我随着许多观光客到那井边照了个像，还到了东华门夜市看到烤蝎子、蚕蛹还有海星，很恐怖，一样没吃！

话说有天晚上，因为想家睡不着，百无聊赖中起身打开电视，看到一部年代久远的黑白战争电视剧。剧里面塑造得最坏的一个人是一名国民党员，他在村子里奸淫虏掠，丧尽天良，还勾结日本人欺压村民，活生生一个十恶不赦的形象。

看到这里，我哈哈大笑，因为在我小时候看过的战争电视剧里面，村子里最坏的都是共产党员，衣服扣子永远扣不好，帽子斜歪着，上面肯定有颗红星，永远都是猥琐的样子，眼睛色眯眯，还肯定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奸诈样。到这里全反过来啦，对我而言，这真是一个好有意思的反差。“失根的一代”（1）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落叶归根”，可是作为一个台湾外省人第二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我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述说长辈们给我的记忆，也费了很多字句去描述我在刚到大陆时的心情，可能很多人无法切身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乃至我的父母亲，在许多的情感上，其实很纠缠。

小时候，一直觉得台湾是我们大家的，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乃至原住民所共有的，但外省人是台湾这群人中的贵族。我的长辈们保留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全部言传身教地给了我，也使得我与其他小孩有着很大的不同。

姥姥从小教我北京话，使我的国语能够在台湾同龄人里出类拔萃，在小学的各种演讲、朗诵、作文比赛中往往能够有所斩获。由于姥姥的原因，我喜欢京剧，喜欢相声，喜欢数来宝。

爸爸喜欢唐诗宋词，写得一手好字，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台湾自然是外省人的天下，所有的人都要讲国语，都要学习大陆历史，我的家庭背景自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我的初高中时代，岛内兴起了本土化运动，外省人首当其冲成为要被质疑的，因为我们是外来的，而我们曾在某段时间压迫了本省人乃至本省人的语言、文化。外省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微妙。

我地道的国语首先被人发难。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民进党支持者，我上车后刚说了要去哪里，他就冲我大吼“滚下去”，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口音过于标准而受到排挤！

高中有一次开班会，大家起哄要用台语开会，身为班干部的我上台作报告，由于我的台语真的很差，要整段用台语作报告对我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台上结结巴巴讲话，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

大学里，一群来自南部的本省同学聚在一起谈话，看到我走过去便会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我，并用台语说，“看，外省婆来了”。

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任何埋怨。我知道，当年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时，为了推行国语，也曾对不会说国语、或是不小心说闽南语的学生，要求他们挂上“我要说国语”的牌子以示处分；我也知道，为了维护外省人在统治阶层的地位，籍贯曾经是很重要的。

过去曾经这样对待他人，如今随着历史的轮回，我被这样对待了，我几乎连抱怨的正当性都不具有。

我开始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告诉别人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姓氏一说出去，大家马上就能知道我是一个外省人。为了不被看出我是个外省人，我开始刻意用挟带闽南语的口音说话，甚至台湾国语。

我曾有的骄傲全部变成痛苦的来源，我对自我乃至对整个历史的架构崩解了，曾经的理所当然全部变成错误，即便我觉得委屈，即便我觉得茫然。那时我常常在想，是否我的家应该在海峡的那一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把别人的还给别人？

也因此，我训练出自我的一套辨识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本省人和外省人来。这么多年过去，虽然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经不会再对我造成影响，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正确率高达八成以上地辨识出，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如同我在大陆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台湾人那样。

刚到大陆的那一年，我几乎不厌其烦地去跟只把我当作台湾人的大陆朋友解释，“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在台湾的外省人”。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大陆朋友都知道在台湾还有一群外省人。“失根的一代”（2）我内心的困惑是，我爱台湾、我爱台北，为什么我爱的权利也因为我的父母亲来自大陆而被剥夺了？为什么我说出的意见与声音必须被曲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同路人”这样的大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我的头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故乡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亲切与美好。

两岸开放探亲后，姥姥曾经到过北京两次，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然后不断地跟我抱怨，姥爷死得早，把她孤伶伶地丢在台湾，北平又不一样了。我不解，这么多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再怎么变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来到北京才找到原因。

在北京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姥姥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但是很多东西都像是南池子那个胡同里的牌号，断掉了。这些东西，不光是那些胡同、那些店铺、那些宅子从地图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记得从北京回到台北，我跟姥姥抱怨，说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听完就急了，要买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门啊！我连忙跟姥姥解释，西直门那一带早已建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卖米的店铺早就没有了。

我知道，其实姥姥的北京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筑、不只是那栋宅子，整个环境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不见，在历史的某个点就已经消失。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那个家乡就是地图上的北京，回来了，发现不对，然后回去台湾，然后继续思念着，继续跟台湾这个社会无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里，似乎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承接了这样的痛苦，另一部分却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因为有家属、亲戚在台湾，大陆的亲人们也承受着某些苦难。爷爷奶奶在“*”中丢掉了性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母亲的亲戚们也因为我们，终生无法入党，影响了发展。

而这所有的一切，使得分隔了几十年的亲人相聚平添遗憾。

经历过种种，从外省人是特殊的，到外省人是蛮横的，再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外省人为荣。思想经历了解构，这段过程是孤独且悲伤的。

在台湾本土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我一直坚信自己的根在大陆。我曾经很愤怒地认为，那些穿着草鞋、粗鲁野蛮的本省人，怎么能够与我们这些斯文有礼、文化底蕴这么深刻的外省人是同一类人呢？我们的同胞应该在大陆。

但是当我到了大陆，我才知道，我们的根也不在大陆。

到了大陆，很少有人能把我当作同胞去对待。别人一听说你是台湾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政治问题。所以后来我一直解释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外省人。我以为等他们都明白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后，我就会被看成同胞。然而，在大陆人的心中，外省人哪怕不算台湾人，也不会是大陆人。

在大陆，我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是蓝是绿，支不支持统一，然后被严词交代“我们迟早会收回台湾”。更有甚者，会跟我说，要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甚至很详细地跟我讲解如何实施空中打击，如何实施海上封锁。

一开始，我感到反感与愤怒，我试图说明与解释，台湾人并不全是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到后来，我沉默，并且开始麻木。

后来我甚至开始宣称我是香港人乃至新加坡人，为的只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直到2007年，一位已经在北京七年、同为外省人第二代的大哥告诉我：我们外省人是不属于大陆人也不属于台湾人的第三种人。这个说法虽然悲哀，却让我打心底里认同。

我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在台湾，还有一个家在大陆；到了台湾本土运动兴起，我发现台湾原来不是我的家，好，我的家在大陆；到了大陆发现，原来那个家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在大陆，我就只是个台湾人。

我的根在虚无之间，在长辈的嘴上、在我的幻想之中，就是落不了地。

所以，2005年再到北京，我不再寻找，把自己从当年的那种想要找寻、想要求证的心情中抽离出来，也因此，我到大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父亲在安徽的老家。

也许你觉得我应该悲伤或痛恨，然而我没有。我感谢着这一切，种种经历让我学习了宽容与谅解，更多的是我有了很超然的态度与视野。

外省人这个族群，是历史的产物，它终将随着通婚、代代递传的过程，慢慢融合在台湾发展的进程之中。也因此，死守着这个族群的伤痛毫无意义。从积极面来看，也由于这样独特的背景与传承，在两岸的交流之中，我有了某股力量的支撑，让我更能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与大陆朋友往来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走过，所以知道，这些差异都可以透过理解而被忽略。

对于我的身份，我始终没有感到累赘，也没什么遗憾，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大时代的胸襟和视野。我们在台湾变革的浪潮中，对历史、对社会、对自我都有了深刻的分析与解构，这些解构过程，使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看清一些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如今，我有很多很多本省籍的好朋友，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我，不带任何背景与色彩；我也有很多大陆的好朋友，我跟他们一样有着生活上的各种烦恼，只是*，我相信，我能同时拥有这样两群朋友，都是因为我有着这样不平凡的背景，我有着浓厚的中华民族情怀，也从未忘记我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台湾外省人。《从台北到北京》——温家宝总理与我“两会”经历的第一次（1）
【一场来得有些意外的“两会”总理提问，让我对我的新闻生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而在大陆的新闻采访经验更让我深刻理解，两岸观众对于媒体报道需求的不同。台湾的*是否真的混乱？而大陆的新闻是否就是枯燥？我想，这都得要用对方的眼睛来看，才能看出端倪！】

来大陆之前，和众多的台湾人一样，对于大陆政治人物或政府体制的所知几乎为零。除了*先生、*先生，其他大多是生吞活记，并不了解。而与政治人物息息相关的，从小从新闻中听到的地名，不是中南海就是北戴河。我不知道中南海不是海，而北戴河不是河，只觉得，好像大陆的政治人物都很悠闲，不是在海边，就是在河边。

除了中南海和北戴河，大陆很多其他的东西当时对于台湾人来说也是很茫然无知的。比如，我第一次驻点完，从北京回到台湾，电视台同事问我感觉北京如何？我说都很好就是塞车很严重，整个北京就像是一个大停车场。结果对方很诧异地问我：“他们哪来这么多车？”

甚至也有人问过我，难道大陆现在没路牌也可以到处乱走了？

2005年，由于我本人强烈地要求去北京驻点，终于获得电视台首肯，而没有想到重回北京就赶上2005年的“两会”。其实对记者而言，虽然遇上大的新闻事件很辛苦，但对记者而言还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采访也成为我新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次的采访中，我不但进入了以前只有在电视上才看到的人民大会堂，并幸运地得到了新闻发布会现场提问*总理的机会。对于“两会”的采访和报道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升旗仪式，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物，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也终于有够有机会以台湾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与大陆的各级官员有了接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2005年报道“两会”期间很多的经历都是毕生难忘的。

我刚到北京没多久就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是按照每天日出的时间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不同，对我这个晚睡晚起的人而言都是“天方夜谭”，我想过大概我很难有机会看到升旗吧！

没想到一场“两会”让我一连看到了多次升旗。

那是一个大冷天，前几天下过的雪在积在地上，气温很低。在那个时间，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太多的人。我正在大会堂前排队，一直留意着广场。在某个时间，广场上突然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很多人。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一直在注意着广场，却无法得知这些人都是从何处进入。人越来越多，升旗台下很快就被人群占据。继而，广场上传来军乐声，升旗仪式开始了。国歌奏响，旗手将手中的旗帜一角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上升。

而也就在同时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旗、国歌，而他们的国民都会在某些关键时刻为国歌、国旗而流泪。抛开所有政治因素，当旭日东升，万丈金光照耀在天安门广场，庄严的乐音响起，红色旗帜冉冉上升，这个场景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民众的凝聚力，每一个国家的公民也都需要合适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我想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就是最佳的平台。升旗仪式提升了民族凝聚力，通过对仪式的观看，民众也使自己的爱国热情得到迸发。“两会”经历的第一次（2）这种情形在台湾是看不到的。大概没有多少台湾人会特地起个大早看升旗，不过每年的元旦都有举行扩大的升旗典礼，我因为采访也曾参加过。在凛冽的晨风吹袭下，其实那种激昂的感觉不因地域或人群有任何分别。

“两会”期间，我在广场上看到了真实的巩俐，看到了真实的穿著军装的*，看到了真实的陈道明。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台湾媒体通常是一个人当两三个人用，所以偌大的人民大会堂，我所服务的电视台只派了包括我在内共四名记者，两名文字记者、两名摄像。而派出最多记者的台湾电视台也仅多了一组。这一点跟大陆的电视台动辄数十名记者出动的阵仗，还是天差地别。所以，台湾记者就必须在广场上东奔西跑地追逐各个新闻焦点，这也让每个台湾记者练就了一身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加上飞毛腿的本领。

之前，由于电视剧《康熙王朝》在台湾的热播，剧中饰演康熙皇帝的陈道明在台湾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也追看了这部电视剧，当时就感觉陈道明饰演的康熙皇帝很有水平，使角色形象深入人心。就因为这部电视剧，陈道明成了我的偶像，他的帝皇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映像。

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生活中碰到陈道明。那天，一大帮记者都在广场上，看到认识的名人都会上去围追堵截，就是在这一天，我看到了自己的偶像陈道明。

陈道明是我首先发现的，我离他比较近，看到后就大叫一声“陈道明”，后面就有一帮记者扑过来。我就被拥挤的人潮推向前方，一直被推到他的怀中，后面记者的麦克风都使劲地向我头上压过来。所以，我就在这位“康熙皇帝”的怀里依偎了大概十多分钟。但是，我的眼前夹了无数只手和麦克风，因此在这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我甚至没有看到陈道明的脸。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追星一族，即便是青春期，因为我懒，追星却要耗费许多精力，不过这个“康熙皇帝”对我而言属于在理论上不可能遇见的，因为我看这部电视剧时在台湾，而当时我根本没到过大陆。所以在感觉上还是很特殊的。但比较无奈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有太多只手横挡在我跟陈道明先生之间，因此即便是咫尺之近，却犹如天各一方。而唯一的印象就只是，陈道明本人很高很瘦，也很酷。

不过从这段经历也可以窥见，中国的“两会”还是非常受全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而这样的一个新闻现场对每个记者而言就是一场能力与体力的严峻考验。

可能每个人都听过一个段子：“不到北京，不知官小”。而我对此在“两会”上有了深刻的理解。由于当年“两会”要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这样的重要法案，于是军人代表就是我们必须追问的对象。当时，大家只要看到肩膀上配有将星勋章的军人都会一拥而上，而这就闹出笑话了。我们看到一个少将，于是就几十个记者一哄而上，询问关于《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与两岸关系，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刚好可以看到他配挂在胸前的名牌，我发现这位将军是“军乐队队长”，于是跟身边的几个记者说，“他是军乐队的”，大家面面相觑，一哄而散，就留下了一脸错愕的这位将军先生，而这种情况也可显见现场情况之混乱。

除此之外，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在电视上耳熟能详的官员。像当时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以及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两会”经历的第一次（3）我在台湾就曾听过薄熙来先生的大名，主要是台湾媒体将他誉为“大陆的马英九”，不过因为我对马英九没有偶像崇拜情结，所以对薄先生倒也平常心对待。

他来的时候，周围记者有很多，我并没有留意到，只是看到很多记者围了上去，便机械地跟着也挤过去。他人很高，我面前又手各种麦克风及录音笔，因此仰起脑袋也只能看到他的下巴。

我心想，这回损失大了，一位“皇帝”帅哥没见着脸，换了一位大陆的帅气部长，还是看不到！

然而当我们七嘴八舌地问及《反分裂国家法》时，薄先生也是机智过人，说了一句“李肇星同志来了”，记者们不约而同地回头张望，就这样，薄先生就溜之大吉，众人于是转移阵地包围了李肇星先生。

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的眼中，官至外交部长的李肇星是官场中少有的性情中人。他有一个习惯，他在回答别人的提问之前总是会问对方一句“你是谁”。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别人向他提问都知道他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但他却不知道别人是什么人，这样的交流环境不公平，基于礼貌他也得知道别人的身份。

不过遇到不知内情的记者可能就会被“吓一跳”。当时某台湾同业就以为自己问的问题敏感，在被李先生一下子问道：“你是哪家媒体的？叫什么名字”时，不由得退后三步，这还引得李先生不开心，造成了一阵骚动。

而当所有台湾媒体包围着李先生七嘴八舌争相提问时，他倒也很有耐心一一答复。不过，我跟他之间倒有一小段对答斗智的妙事。当我提问完、而他反问我是谁我也痛快应答时，可能他不是很想回答我的问题，因此开始与我“搭讪”了起来：“我看你很眼熟，我们以前见过？”“部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请快点回答我的问题”。他不以为忤，仍是保持着笑容说：“我真的觉得你很眼熟。”这件小事让我对这位在荧屏上态度强硬的部长，有着“性情中人”的印象。

在台湾接受新闻方面的专业教育时，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见大人则藐之”，这句话当时就牢牢地记在了脑海中。这句话是说，无论你采访的对象多有权势、多有钱，心中都不要有所畏惧，这样才能畅快提问，否则有着屈服心理是不可能做出好报道的。

再加上台湾媒体竞争与开放的环境使然，因为要采访到什么高官贵人并非十分难，而主跑政治的我更是经常与他们近身接触，所以，我倒是很少见到什么受访对象会感到“害怕”。在我的新闻生涯中，其实我最怕的是“专业人士”，就怕自己问出个蠢问题，造成受访者困扰，而我又会担上“无知”的帽子，所以在访问专业人士前我都会努力作功课。

不过我觉得人无论再怎么自我要求，想要达到真正的客观公正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只要要求自己相对客观，因此，抱持着怎样的心态面对受访者就变得十分重要。如果心里想的是“他是大官，如果我采得他不满意，他搞不好会找我麻烦”，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又怎么可能做到追根究底，为受众监督把关的目标呢？相反，如果对受访怀有成见，处处找麻烦，这种心情恐怕也会“冤枉”或是“挑衅”，例如，有段时间媒体记者每遇陈幸妤都觉得她就是该发脾气的，如果没发脾气“新闻不好看”，而有意无意地激怒她，这也会造成受众对其负面印象的误解。因此，心态持平恐怕是作为记者的基本要求！ 两岸迥异的新闻状态（1） 既然谈到了与总理的接触经验，当然也得要谈谈我跟其他大陆官员相处的一些感受。

由于我在台湾主跑的路线是“立法院”，而行政官员是受到“立法院”监督的，所以在“立法院”有机会与各种官员打交道。也因此当我到了大陆也有了接触官员的机会后我发现，两岸的制度、社会文化导致两岸对于官的看法与心态大异其趣。

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由于体制上原因，大陆官员和台湾官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待人接物、公众气质、行政业务、个性和价值观等方方面面。我发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很多大陆官员面对台湾记者的时候都很发怵。他们首先会表现出戒备的神情，回答问题很有分寸，绝不会多说一句，采访完毕马上就离开。在台湾，新闻发布会后，官员们往往是会留下来与记者们聊天的。这实际上是官员和记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电视台记者在拍到了画片后会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做新闻，这个时候留下来的往往是平面记者。平面记者因为不需要画面，自然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运用。另外由于电视台强调时效、而平面强调深度，因此平面记者与受访者之间是需要深入交流，不但是挖掘新闻，更需要与受访者建立信任与情感。而新闻发布会，由于需要言简意赅，有一些信息并不会透露出来，官员们也乐意主动与记者接触，向他们作详细的讲解，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作为平面记者经常要去“立法院”。时任“立法院院长”的王金平先生有一个习惯，只要他人在台北，就一定会在下午的五六点钟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一个聊天场所，与媒体记者泛泛而谈。

时任“立法委员”后来当上了国民党副主席的林益世先生，也会邀请记者去他高雄的老家泛舟。

而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让我错愕不已。当我以为会后该发言人会留下与大家寒暄时，只见他迅速离场，现场记者也立刻鸟兽散，当时我还真有些怅然有所失呢！

自此我也能够了解，在大陆采访的新闻状态。

曾经有一回，两岸正盛传着要开放赴台旅游，国家旅游局局长邵奇伟私下赴台，当台湾各界得知此讯息，在北京驻点的我们就有了“他去做什么、要见哪些人”的询问任务了。当时我的摄像拍档是中央台的伙伴，国家旅游局派出发言人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拿着稿子读完声明后转身就要走，没给现场的台湾记者留下发问时间，我们当然是一伙人冲上去包围着发言人。事前，同业们都知道我的摄像伙伴是中央台的，可能“堵访”没有经验，有位他台的同业很好心，还特别给我这位伙伴一个位置拍摄。当我们如同打仗那样访问完毕，匆匆赶回驻点要剪新闻时，我发现拍摄带一无所有。我问伙伴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因为现场很混乱，画面不好看，还没对焦，堵访已经结束。

除了错愕，我哈哈大笑起来，我跟他说：“记住，以后全程开机拍摄，画面越乱，台湾的观众才有临场感。”而经过这一次之后他也就立刻进入状态。

这个小故事凸显的是两岸新闻媒体乃至观众不同的思维与要求，所以每当有大陆朋友问我，你们台湾感觉好乱喔，我都会想起这故事，台湾媒体可能更要求真实，而无论画面的美感，这在不同思维与训练的大陆观众眼里，就成为“混乱”“好像要出事”的观感了。 两岸迥异的新闻状态（2） 虽然大陆的许多官员都让人感到难以亲近，但也有许多例外。

时任国台办新闻局局长、现任海协会副会长的张铭清先生就是一个例外。在私底下，是一个慈祥、乐观、爽朗的老人，他会关心台湾记者的生活。台湾的女记者一般都很晚结婚，他会非常关心我们的婚姻问题。

有一次，我们跟着国台办在外地采访，张铭清先生碰到了一个三四岁大小的四川小孩，他走上去摸了摸小孩的头，没想到那个小孩立刻把他的手打开。他哈哈大笑跟我们解释，四川小孩的头是不让摸的。

而国台办前发言人李维一先生看上去比张铭清先生要更加严肃，在私下里，也是很和蔼可亲的。

有一次跟李先生一起出去采访，来到一个小村庄，当地为我们准备了十几个文艺节目。由于文化隔阂，对于那样的表演节目，我们实在看不明白，于是开始哈欠连连，但我无意间看到李先生不仅从头到尾一直在认真地看节目，还显得很热情和尽兴，没有任何不耐。

在少数民族地区作访问的时候，有一个民族的习俗是进屋要一起跳舞，当地热情的居民把李先生拉进去要求与他一起跳舞。很明显，李先生肢体僵硬，一看就是不会跳舞的人，但是他还是真诚地答应了当地的居民，进去与他们一起跳舞。

还有一天，大家到了中缅边境。对于台湾人而言，由于四面环海，没见过陆地上的“边界”，大家都很兴奋，我则在界碑旁边拍了多张照片，也帮李先生拍了照。当时我忽然想要调皮一下，一直要求他“退后”，他就按照我的指示不断退后，等他稍稍地超过了那界碑我立刻按下快门，拿给他看照片的时候我开玩笑说，这张照片的标题是：“中国官员未经许可擅自跨越中缅边界。”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说“千万不可以、千万不可以”。这令我很惊讶，而我也才真正感受到，在大陆官员还是很谨慎小心的，不能跟他们开这样的玩笑。

我的感受是，在台湾，记者与官员之间比较像是兄长与弟妹，而在大陆彼此的职务关系较为明显；另外，台湾媒体更着重真实性格的展现，因此我们做新闻喜欢拍摄一个官员他平常的行为表现，这不是狗仔，只是希望展现人性的一面，而大陆媒体则更重视官员应有的形象，也就在这样的思考差别下，官员与记者的互动就会大不相同了。

我曾与国台办的朋友们开玩笑，如果想要改变台湾人民的观感，发言人一定要换个女性，声音甜美且面带笑容。我特别列举了前台北101董事长陈敏熏，我说她人漂亮、打扮精致、声音甜美，屏幕形象极佳，所以国台办一定要换个女发言人。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们真的引用了一位女发言人。我常常开玩笑，是我的建议被采纳。

而我认为，对官员形象期待的不同也式造成彼此认知有落差的重要理由之一。

而根据我的经验，在台湾，媒体几乎都是私营，目前唯一全公营的电视台就是公共电视，也因为是商业经营，所以竞争压力大，人力紧缩，而人性当中都有窥奇、对负面消息印象深刻的特性，因此在收视率的考虑下，台湾新闻的形态就是快速、耸动、画面感强。在短短的时间内要集中表现夸张的内容，强调动作的夸张，强调冲突的实录。这一点与大陆媒体在新闻上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我常跟大陆朋友说，台湾观众是受“负面新闻”教育长大的，所以画面不刺激、内容不惊奇者，难以吸引台湾观众的注意；而大陆关注是受“正面新闻”教育长大的，除非天大的事否则难以登上新闻版面，所以当大陆观众看到台湾新闻，那肯定会以为台湾天天*，天天多事。

另外，由于必须要挖掘新闻，这个要求也让记者与受访者自然形成对立的状态，因此咄咄逼人成为许多台湾记者的共性，我也不例外，我的咄咄逼人也使得一些大陆官员感到措手不及。压力还使得台湾记者往往会想到什么就问出口，不会去计较太多的后果，因为最大的后果就是写不出新闻而被炒鱿鱼。而这也绝对不是生活中的状态，所以当我经常被问及：“你们台湾记者都好凶喔”，我都会哈哈大笑反问对方：“那你觉得我有这么凶吗？”其实人在面对画面时都会与平常有些不同，也因此我常常跟大陆朋友说：“你们常说有图有真相，其实真相不见得在图里，图只能说明这个情况发生过，但真正的真实都在图或镜头以外。” 《从台北到北京》——作为两岸交流的“中间人” 有朋自大陆来，不亦说乎（1）
【我在大陆脚踏实地过着大陆的生活，试图从各个层面了解这个社会的思想与心情。我认为，虽然至今我也不敢说自己很了解。无论彼此双方在脑海里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坚持，至少了解对方，才能知道如何与对方相处。如果以为“同文同种” 就可以涵盖一切，那么这恐怕对中华民族在不同生活环境背景中创造不同文化与生活状态能力的一种轻忽。谦卑，是彼此交流必需的心态，而更有意思的是，对于台湾，我却是从大陆朋友的眼中才算是真正彻底地了解。】

在两岸交流的浪潮中，我也小有贡献。2009年3月，凤凰网带着广告客户去台湾，这项任务当然就是由唯一的台湾员工——小女子在下我来负责。

这是我头一次从事类似的工作，因为我出国一直都是采取自助旅行，从没有参加过旅行团，而这个旅游团的规模对我来说也是空前绝后的，全部成员一共有六十多人，散落在全国各地。

从办理证件开始，我就尝到了其中的艰辛滋味。很多人都对出国的流程烂熟于胸，却对入台的流程知之甚少，这些广告客户也一样，加上两岸交流才刚刚开始，旅游赴台有各种困难，因此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把这条赴台之路打通。

别以为我说得夸张，当时赴台有三种办法：旅游、商务参访以及交流。交流可以一团跨省户口人士参加，不过要挂靠单位，且要经过两次政审；商务参访得同一家公司，且回户籍地办理赴台许可。旅游则是需要一整团都是同一地户口。

我们这个团，不同公司、不同地户口，也没有挂靠单位，看起来是无路可走了。最后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调，确定可采商务参访的方式前往。

过程就是先申请台湾方面签发的“入台证”，然后拿着入台证由国台办签批核可，然后再由个人拿着签批核可回到户籍地公安单位与地方台办办理赴台许可。

这段证件的申请之路光是用文字描述就是一大段，更别说实际操作了。

因此，我从2008年的年底就开始办理手续，就这样马不停蹄地一直忙到2009年的3月，在3月份我们出发的前一天，还在为办手续而奔波。当然我也算是不辱使命，最后所有团员大约七十多个，手续全部办齐，最惊险的是有三位上海团员，直到出发前两天才全部搞定。

不过这些辛苦换来了大家的认可和满意，我也觉得很值得，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的行程一共安排了五天，包括台北市的101、故宫、圆山大饭店、立法院，以及大陆朋友都知道的日月潭、阿里山。

而这些行程里有两个点是很值得一提的。一是“立法院”、一是圆山大饭店的秘密地道。

安排去“立法院”是因为我对那里熟，而且考虑到大陆朋友经常问我你们“立法院”怎么老打架，有了这个机会带大陆团到台湾玩，当然得“正视听”，于是把一大群大陆朋友给带了进去。而其后我才知道，我们是第一个进入“立法院”的大陆团。

当时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见了“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权（当时院长王金平大寿，人不在台北）；另一路人马则是进了议场，还在立委质询台上拍照留念。特别说明的一点，在“立法院”采访新闻七年，我都没进过大议场，因为审查法案是极其严肃的，不准立委、官员与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入，当天大议场没议程，于是“立法院” 方面就开放了我们一行人进去，这一点连我都颇感意外。 有朋自大陆来，不亦说乎（2） 另外特别有趣的是，由于当时有个直销公司组织的台湾旅游，因团员在台购物出手大方，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因此我们这一团有被大陆相关部门特别交代一定要低调，不要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我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让媒体接触到我们的团员。可是，“立法院”是全台媒体的大本营，关注之焦点，所以，保护团员不受记者打扰只能尽量无法完全避免，所以在进入“立法院”之前，我对所有团员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如何面对媒体与镜头”的教学。

我告诉他们，见到媒体的镜头不要躲避，然后微笑地不断重复“我很喜欢台湾”就可以了。最后我说，希望让台湾的观众知道，大陆朋友们也是非常温和有礼貌且面带笑容的，团员们好可爱，给我鼓掌，也充满信心与期待地进入了“立法院”。

在教授团员们如何应付记者的过程中，我自己心里也在反思，如果我仍是记者，看到一大群大陆朋友进入“立法院”，为了新闻好看，我也会想尽办法刺激他们以能抓取到一些能够吸引关注的画面。就事实而言，这些画面的确是发生过，但这些画面却不是真实，这也使我同时想到，许多网友会说，“有图有真相”，但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一张图、一个画面所呈现出的真相到底有多真？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而另外一行人见到曾永权先生，过程也是非常融洽与顺利。曾永权先生是从地方上一步一步选上来的政治人物。这种政治人物在台湾都有个特性，亲切、海派。当然那天曾先生也是笑容可掬，有问必答。因此团员们普遍的反应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很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这个行程里我还安排了“立法委员”们与团员们的交流互动，当然知名度又高，又是老朋友的邱毅先生必不可少，然而也就在这个环节，我们被台湾的媒体记者发现了。

当所有团员把邱毅当做明星般的包围、合影时，台湾电视台、报纸的记者也开始悄悄潜入。原本我挡在门口希望媒体不要摄像，结果对方也是认识的同业，跟我说了句：“不要这样啊，你也记者出身的耶！”

这句话让我溃守了，他们也很善解人意地跟我说：“放心，不会乱做新闻的”，也就这样大家就各让一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团员跟邱毅的合照被大篇幅的登上了联合报，许多团员欢欢喜喜的买了报纸带回去作纪念。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圆山大饭店了。圆山大饭店是由宋美龄女士所督建经营，也曾经是台湾宴请国际重要宾客、庆典的重要场所，虽然已经陈旧，不过仍是大陆观光客们的最爱。因此我安排了一晚的住宿以及一个外人都无法窥探的秘密景点——蒋介石时代的地下秘密通道。

就着工作之便，其实我去过很多蒋先生的散布在全台的行馆，它们共同的特色就是，环境清幽、隐蔽，而且几乎都有秘密通道。不过圆山饭店的通道外界知道的不多，主要是这里仍是商业经营用途，而且通道口在厨房，如果开放参观肯定会造成饭店在经营上的困扰。

由于圆山饭店在小山顶，因此这个秘密通道有着像是溜滑梯的建设，据说是为了运送物资方便，听工作人员介绍，通道的出口在淡水河边，可以直接利用水路到松山机场，就可以直接起飞离开。

看过这么多的秘密通道，我不禁想，即便蒋先生到了台湾，把台湾建设成一个坚固的堡垒，他也曾亲手在金门的石壁上留下“毋忘在莒”以表心志。不过也许是痛失大陆江山的错愕与惊恐，其实他在台期间恐怕过得并不安稳，一个无所惧的人又何苦处处建秘密通道？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我也没有渠道可以证实我的想法是否正确，我仅仅只是觉得战争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而一场巨大的溃败给予人的创伤，恐怕也不是外界能够窥探与感同身受的。 有朋自大陆来，不亦说乎（3） 此外，除了参观台北故宫，我也特地让团员们感受了一下台湾的文创产业。在故宫的大门有间五星级饭店——故宫晶华，除了外在造型与故宫之间相互辉映之外，业者也特地创新出“故宫宴”，也就是将故宫著名的展品，例如翠玉白菜、肉形石等，做成真正的菜肴。而根据团员们的普遍感受是，这吃的并不是菜，而是欣赏一场色香味俱全的艺术飨宴，吃的本身已经不是目的。

我不禁想起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北京故宫拉面，以及星巴克事件。其实当然一个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地点，基于整体性的规划与考虑，当然是以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餐饮为优先考虑。不过，当星巴克离开了故宫，是否有哪个中国茶馆可以接替？否则即便赶走了别人，留下的空洞可能更为刺眼，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一代在老祖先的文化遗产上，毫无创新？我们能否给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让这些智慧与艺术结晶一代一代传承，是每一代中华子孙们不可回避的责任，赶走了西方文化，但我们是否能以富有时代新意的内涵递补上去？这么多年我并未看见。

再说文化拉面，价格与奢华绝非文化创新的唯一考虑，一碗30多块的拉面虽不便宜，但也属于市场行情范围内，但我想问的是，这碗拉面是因为什么样的文化创新与内涵得以进驻北京故宫？市面上有没有其他业者可以做得更好却无缘进入故宫呢？这些我想都值得我们在赶走了一、又赶走了二之后，深刻省思的。

搜狐文化独家专访宫铃：“故宫文化拉面”实属贻笑大方

搜狐文化：您如何看待故宫的“文化拉面”事件？

宫铃：不是所有事情硬扣上“文化”二字，就可以文化得起来。拉面是否因为文化二字而变得比较高尚，其实更是显而易见。

我认为，“认真”才是关键。许多事情要认真地思考自我的优势，在这个优势上加以发挥，那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将产品价格提高，冠上“文化” 二字，在一个所谓有文化感的地点贩卖，那么只是贻笑大方，也就是有多少人看到，那就是丢多大的脸。我相信，能在故宫里卖拉面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如果只是汲汲营营在地点的争取、好项目的争取，却忘了回头要求自己的“产品基本面”，那么在现今社会如此开放，谁也不是傻子会被骗。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在故宫卖拉面是垄断，其实，这个地点贩卖饮食，原本就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也不可能开放所有人进去经营，必须要有一定的要求，有了要求符合条件的人必然不多。我认为，重点不在于故宫里是否只有一家拉面店，重点应该是，这家拉面店为什么可以取得经营权？整个招商的过程是否透明并接受公评与审视？在台湾，任何项目只要超过台币一百万，大概也就是人民币二十万左右吧，都需要“公开招标”，加上有很好的审查机制，那个唯一雀屏中选的，大家也就心服口服了。文化二字有很深刻的内涵，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加上故宫是中国文化代表的标的物，在这里面进行的每个动作，洞见观瞻，不但是很多国人会前往，更有许多外国朋友会参观。如果只是随意加上文化二字说自己有文化，那么，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更是国家的脸，也对不起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化历史。   有朋自大陆来，不亦说乎（4） 搜狐文化：台北故宫是怎样经营餐饮等配套设施的？

宫铃：在台北故宫的大门口处，新开了一间由五星级饭店业者经营的高档饭店，里面提供的餐点单价非常高。我曾带许多大陆朋友进去用餐，几乎所有大陆朋友都认为，在那里吃饭不是吃饭，而是一场艺术的飨宴。饭店整体采用琉璃元素，整栋建筑物看起来就已经是个艺术品，里面的餐点更是采用翠玉白菜跟肉形石等著名文物的造型，变成真正的菜，精致可口。就算如此，也有人会质疑这是否就是文化？其实，如果在文化的基底上，让每个消费的人不但花费了，奢侈了，还在文化的基础上、在心灵上有所收获。只有精神与心灵层面上的收获，才会让人永恒难忘。

这不只是赚钱，更可以获得国际友人的赞赏，在无形之中展现国家实力。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然而古语说，“滴水穿石”，水之所以能无所不在，就因为它柔软的性质。中国理论上应该是最具软实力的，但今天我们却把软实力丢在一旁，不断在硬件上下功夫，硬件又不是特别强悍，导致世界对中国的印象是模糊的，不理解的。这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与检视的。

搜狐文化：故宫的星巴克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文化入侵”而抗拒和抵触，请问您怎样看待？

宫铃：我认为星巴克该不该进故宫这件事见仁见智，重点是自己是否够强悍，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心与文化实力，如果有，那么别人入侵得了吗？难道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抵不过一个不到百年的咖啡连锁店？很多事情如果单从某个角度想，以受害者之姿思考，那就是入侵。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想，因为中国故宫够强悍，连星巴克这种跨国连锁都必须向故宫臣服，这样想可不可以呢？也可以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宽广的心胸，所以可以“包容”星巴克乃至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样想又可不可以呢？其实当初是谁让星巴克进到故宫？这个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才是真正应该审视的，进到故宫了，难道游人会因为一杯咖啡，而忘了他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观赏的是中国的文化古物？再者，我要不客气地说一句，美国人把意大利的咖啡透过他们自己的经营与思考，变成一种文化，取代了正统的咖啡文化，那是人家的本事。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打开故宫大门收门票，我们又何曾在这老祖宗留下的基业上，发挥我们自己的能力与创意呢？我们不断靠着老祖宗吃饭，我们自己又曾做过什么？故宫里除了那建筑物，请问这一代中国人是否曾在这个基础上发挥我们自己的创造力与思考，赋予新一代的价值？先人们的努力留下故宫建筑，我们得享其成，我们又留了什么可以保存与赞扬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孙可以骄傲呢？

看问题必须深刻，重点不在于星巴克进入故宫的这个动作，如果故宫不让星巴克进，星巴克进得了吗？而进去了，难道中国的自尊心就这么脆弱？因为触犯民族的情绪，中国人集体把星巴克给赶了出来，难道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国力与强悍？中国人天性喜欢聚众，好像人多了，就不怕了，然而真正的实力为何？我也认为，星巴克能不能进故宫的确有其争议性，但透过这件事，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是否曾经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否被发扬？借由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与壮大，中国文化是否能够受到世界尊重与景仰，这才是我们这代人该真正去努力的。否则一味吃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其实也跟败家子差不多了。

而在日月潭时，在台湾康福旅行社秦文沂先生的细心安排下，我们一行人颇有机缘地见到了华人佛教圈著名中台禅寺的老住持 “惟觉老和尚”。他也是一个外省人，年纪已经很大，基本上已经谢绝见客，不过我们能够获得首肯与之一见，许多年纪较长的团员都感到非常兴奋。对于有这么多大陆朋友知悉“惟觉老和尚”的名号，我颇感意外，因为台湾的几大山头，中台禅寺似乎在大陆的活动较少，比起慈济、佛光山以及法鼓山等，明显是声势较弱，也因此可以窥知，台湾在宗教上的发展影响了许多大陆朋友，而我相信在宗教的世界里，是肯定可以跨越人为的政治或地域藩篱。

当然，与台湾人在大陆进行交流，跟大陆朋友亲身前往的交流，两者在感受与影响程度上是大有不同的。因为亲身前往台湾所感受的不只是整个氛围，更可以耳闻眼见一般人的生活状态。这其中就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